偶看新闻元宝物流电话:中国酒历史二十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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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5月23日15：24 来源：360doc 雨中笠翁
谈女酒史源
世界公认的三大古酒中，唯黄酒发源于中国。花雕酒则是中国黄酒的典型代表。
花雕，因其酒坛外面绘有五彩雕塑装饰而得名。坛内是贮藏多年的绍兴黄酒，俗称“远年花雕”或“花雕老酒”。在旧时绍兴人心目中，花雕是绍兴酒中最上等的珍贵佳酿藏品。从史料考证，花雕并非是酒的品种，而是从我国古代女酒、女儿酒的习俗演变过来的。
在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神农氏时期，不但有“耕而作陶”的说法，而且有酿酒“清之美，始于禾”的传说。由农业的人工栽培和酿酒起源传为“神农造酒”的典故，已沿传千年。如果是这样的历史，那么在母系氏族原始部落中有酒更应该是毫无疑意了。而女性由于在家为主的分工关系，酿酒成为其生产劳作的份内事。因此，与农业种植、畜牧养殖一样，也是女性发明了酿酒业。其实上古时代的酒，是人类有了粮食的丰余之后才发明的。起初并非为了人类食用，而是用在祭神敬祖，祭祀天地等迷信巫卜中，特别是人类原始时代的生老病死的用酒，作为神奇药物的医疗品，用量更大。所以，从《说文解字》的“奠”和“医”的切音解释，从酉入声，就可窥见上古时代酒的应用范围的特点。在《辞海》中还说“酒是百药之长”。所以，当初母系氏族原始部落中的酋长，很有可能是既为酿酒又为从医巫卜的“大能人”。从商、周时期的“大酋者，酒官之长也”，可看出到那时酋长已成了酿酒专业的技术长官了。
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文字与传说中仓颉造字的黄帝时代，是距今四、五千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如果说史记中的“黄帝造酒”之说，出自”尧酒千盅”之句。只说明当时已有酒，而《黄帝内经》中载有黄帝与医家岐伯讨论“汤液酒醪”之事，也并不说明是黄帝亲自作酒醪，而是作为部落首领与他手下医家的一次对制酒的对话。
历史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部族的粮食丰余，酒也作为部落私有财产日益增加。从黄帝到夏禹的这段没有明确文字记述下来的历史中，虽说部落首领实行禅让制，但各氏族部落间经常发生掠夺战争。战败部落的财产、土地归胜利者所有，战俘成了胜利者的奴隶，其中大批女性被迫从事最繁重的苦役，如舂谷米、造酒、制陶等。这种被劳役的奴隶，古时也称为“酋”。《辞海》解释：酋，古代对一种女奴的称谓。《墨子·天志下》有载：“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晚清著名文学家孙诒让间诂：“酒官谓之酋者，以其掌酒也。然则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谓之酋矣。”《周礼·秋官·司历》指出：“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藁”。舂，即舂米。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舂者，妇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这是《辞海》根据《说文解字》所作的注释。“古代对一种女奴的称谓，因被强迫从事舂米，故名。”可见，舂女在古代是被强制劳役苦作的奴隶。特别是在古代原始酿酒过程中，大量的“舂谷物，变米粟”的这种苦力劳役，都沉重地压在女奴的身上，其情可悲、可惨。即使到了汉代，国家对女奴的惩罚役刑也是“舂米作酒”。
传说中的夏禹时代，氏族酿酒已盛行。所以仪狄受帝女之令“始作酒醪，以变三味”按《名义考》谓“帝女”：帝即禹。因此从禹之“女令仪荻作酒而美”这个传说，很有可能是大禹治水已告大功并建立第一王朝的时期。仪荻何许人，文字无从查考。从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有“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的记载。据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说到“大禹时代的酿酒已比原始部落时代的酒更甘美的一种烈性酒，可见当时奴隶主已经有酗酒的恶习”。传说中还记载禹会诸候于会稽山，防风氏酒后至，被大禹斩杀于越地型塘。防风氏原系叟族人，《说文解字》载：北方长狄国也，在夏为防风氏，在殷为汪茫氏。《辞海》中：“春秋时长狄一支，屡侵齐、宋等国（公元前616年）为齐所灭。在今山东中部济南北，一说在高苑县。”因此，仪狄这个只知“始作酒醪”的上古时代的酿酒专家，却不知其是何方人氏，给后世留下的只能是猜测和推断。从文字意义上来说“酒醪”证明是一种稻米煮熟后，经过发酵而成的“醪糟”，俗称为“老白酒”。如果仪狄是大禹时代的人，应当说不仅是中国黄酒的创始人，也是江浙一带酿制“醪酒”的祖先。所以仪狄极有可能是大禹治水后被禹征服的北方部族中的一位大酋，迁徙到于越之地沦落为大禹新朝时期的女性奴隶，由于会酿酒，才受帝女之令而作美酒。但仪狄的美酒贡献，却受到禹的主观反对。
《淮南子·泰族训》：“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可见，大禹时代的酿酒已成风气，以致禹有感慨：“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原始部落母系氏族社会中的女性作酒是当时部落社会的自然现象。到了原始社会的晚期，由于男性在氏族部落中的地位变化，女性在作酒业中往往是从属性的被支配的角色。女性作酒往往是被强迫的，甚至是作为对女性的一种制裁和惩罚，特别是在古代皇宫、豪门士族内的女奴尤为悲惨。随着社会变迁，人们对酒的认识和应用习惯，都有了新的变革。因此，从有酒到滥酒、从酗酒到禁酒、从民间到宫廷，直至周代倡导了“酒礼、酒德”和制定法令“酒诰”，中国古代女性为酒的创造发明，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康熙字典》中“酒”字的注解：《江纯酒诰》“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成之帝女，一曰村康”，可见上古时代的女酒的起源，后世人却归功于帝女一人身上，是不公正的，这是因为大禹之女是一位胜利者的大酋，是一个发号施令的“酒官之长”的原故。尽管在史记传说上再没有其他可以佐证帝女是会作酒的专家,但她“令仪狄作酒”已可发现其是大禹新朝执掌酒的最高长官。因此，上古时代的女酒起源不能停留在帝女或仪狄几个传说人物上。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从“始于耒耜”到氏族部落联盟，特别是在母系部族的繁衍时期，舂米、作酒为女性在家族内部的首要工作。所以，女酒的发明是中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女性大酋的创举，而这一创举的起因却是原始社会早期所沿袭而来的习俗。历史到了西周时期，周代奴隶主总结了前朝夏、商两代末主因酗酒而亡国的教训，以及贫困的经济状况而制订了严格的全面禁酒的法律和执行机构。用制度和禁令的形式，实行了对酒业生产的全面管理。这在《史记》的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
自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对民间是实行禁酿的。而皇宫内部的用酒，特别是当时祭祀祖庙，敬天地祭神灵及礼仪盛典需用的酒，则专门设立了管理执行机构，而作酒人员多是当时的战俘和罪人。《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记载：“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俯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辞海》注：正，长也。酒正是当时皇宫设立的“酒官之长”（执掌造酒、用酒的专业技术最高长官，是既能“辨三酒之物”又管“酒人”的发号施令者）。胥是有一定才智或技术的长官。“徒给使役”，“徒者，奴也”这个“徒”往往就是指战俘或罪人被迫充当繁重的苦力，故有“一胥十徒”之说。但上述这批仅仅是属于祭酒，用酒的专业人员。真正造酒的是《周礼·天官·序官》中所说的“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据《中记》介绍：“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供）俸之。”但当时的酒人实属于奴役性的技术头领，是直接管理酿酒制造的奴隶，所以她（他）手下有“奄人”。《说文解字》解释：“宫中奄阍闭门者”，《礼祭义》“阍者守门之贱者也”，《周礼·天官》“阍者掌守王宫中门之禁”。可见，“奄人”是当时皇宫内部酿酒处的守门者，是协助“酒人”看守女性酿酒奴隶的罪人，只因为这样，才成了受到惨无人性的“腐刑”后的男性奴隶。《周礼·天官》论述的“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说明真正制酒造酒的是大批的女性奴隶。所以，在《史记》注释中都明确阐明“女酒、女奴晓酒者”、“奚犹令官婢通作女隶也”。《淮海子·本经训》“奚人之子女”。毫无疑问，她（他）们既是奴隶，又是酿酒专家。所以古代的女酒之说，真正有文字记载的是在周代时期。这是由于酒作为礼仪以国有的法令形式给予了肯定。而女酒的历史传说源远流长，特别是在古代有许多女性奴隶苦役于长年累月的造酒过程中，演绎了许许多多的神奇而悲壮的故事，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使其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博大精深。这恐怕是世界三大古酒中唯有黄酒所独具的历史现象。因此，女酒既是绍兴黄酒的古酒，也是中国黄酒的始祖酒。
酒的简史
酒来自自然界的微生物变化。在自然界中，果子成熟后从树上掉下来，果皮表面的酶菌在适当的温度下会活跃起来，使果子中的葡萄转化为乙醇和二氧化碳，而酒的主要成分就是乙醇。
人类在远古时代已经懂得酿造多种不同的酒类来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饮料。根据历史考证，大约在公元前20-15世纪。古埃及，古希腊以及中国古人类已经掌握了简单的酿造技术，并可用五谷，各种果子及不同的原料来酿制不同味道的酒类。在考古中发现当时已有许多精致美观的酒具。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酿酒有了充足的原材料，如广为种植的谷物，水果和牲畜的奶汁，蜂蜜等。而经济的发展，使酿酒技术得以大规模化和不断提高。随着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人类的酿酒技术也越来越完善。在中国古代的许多书中都有“琼浆玉液”和“陈年佳酿”。“琼浆玉液”表明人类已经懂得酿制许多种类的酒，从中鉴别挑出质量最佳的酒，称之为“琼浆玉液”。“陈年佳酿”则说明了人类已经掌握把酒陈化这种优良技术，懂得了酒经过陈化会使其味道越发香醇。
陶瓷制造业的发展也推动了酿造业的进步。人们制作了精细的陶瓷器具，用以盛载各种酒类并使好的酒能够长期保存。
经过长期实践，人类逐渐完善了酿酒技术，特别是在17世纪，蒸馏技术应用在酿酒业上，使大批多种类，高质量的酒品得以成功地酿制并长期保存。世界著名的法国白兰地和苏格兰的威士忌以及伏特加都是从那时就开始酿造出来的。
迄今为止，人们已掌握了非常完整的酿酒技术，不仅能控制酒的度数，而且可随心所欲地制出各种味道的佳酿
杏花村酿酒史
杏花村的酿酒史最少可以追溯到1500年以前。《北齐书》卷十一就有：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的记载；北周诗人庚信曾写过：“三春竹叶酒，一曲鵾鸡弦”的诗句，记载最早的竹叶青酒；唐诗人杜牧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宋朱翼中《北山酒经》云：“唐时汾州有乾酿酒”；宋窦革《酒谱》、宋张能臣《酒名记》、元宋伯仁《酒小史》等均有关于汾酒的记述。唐时，杏花村有72家酒作坊，清代中叶增至二百二十余家。
1875年汾阳王姓乡绅，在杏花村创立了“宝泉益”酒作坊，以产“老白汾”酒而闻名于世。1915年其兼并“德厚成”和“崇盛永”而易名为“义泉泳”。是年，“老白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甲等金质大奖章。《并州新报》以“佳酿之誉，宇内交驰，为国货吐一口不平之气”醒题，向国人欢呼曰：“老白汾大放异彩于南北美洲，巴拿马赛一鸣惊人”。自此，老白汾酒誉驰中外，名震四海。1919年，“晋裕汾酒公司”草创且兼并“义泉泳”，年产量40余吨，至1936年汾洒在国际两度折桂，解放前在国内六次夺魁。但由于战乱不断，终于在1947年全部停止生产。1948年汾阳解放后，重新组织恢复了生产。人民政府于1949年6月1日以8000元的价格，购买原“晋裕汾酒公司”全部产业，成立了“国营杏花村汾酒厂”。9月，第一批汾酒送至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餐桌上。1949年汾酒厂产量完成131.5吨，创利润4000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4.5万元。至1993年，国营杏花村汾酒厂发展为以酒类生产经营为主，集科、工、贸、商、服务五位一体，进出口、内外销同时并，多元化综合经营的国营大型一档企业，成为国内最大的名白酒生产基地之一。
1993年，成立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公司，将原汾酒厂全部资产划归其所有。(集团)公司又拿出其中的高效益主体部分组建了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上市经营，走上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道路。
2002年4月2日，汾酒(集团)公司由山西省政府授权经营，正式注册改制为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黄酒的历史
黄酒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源于中国，且唯中国有之，可称独树一帜。黄酒产地较广，品种很多，著名的有绍兴加饭酒、福建老酒、江西九江封缸酒、江苏丹阳封缸酒、无锡惠泉酒、广东珍珠红酒、山东即墨老酒、兰陵美酒、秦洋黑米酒、上海老酒、大连黄酒等等。但是被中国酿酒界公认的，在国际国内市场最受欢迎的，能够代表中国黄酒总的特色的，首推绍兴酒。
绍兴酒有悠久的历史，从春秋时的《吕氏春秋》记载起，历史文献中绍兴酒的芳名屡有出现。尤其是清代饮食名著《调鼎集》对绍兴酒的历史演变，品种和优良品质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在当时绍兴酒已风靡全国，在酒类中独树一帜。绍兴酒之所以闻名于海内外，主要在于其优良的品质。清代袁枚《随园食单》中赞美：“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调鼎集》中把绍兴酒与其他地方酒相比认为：“像天下酒，有灰者甚多，饮之令人发渴，而绍酒独无；天下酒甜者居多，饮之令人体中满闷，而绍酒之性芳香醇烈，走而不守，故嗜之者为上品，非私评也”。并对绍兴酒的品质作了“味甘、色清、气香、力醇之上品唯陈绍兴酒为第一”的概括。这说明绍兴酒的色香味格四个方面已在酒类中独领风骚。
绍兴酒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在越王句践之时。公元前492年，越王句践为吴国所败，带着妻子到吴国去当奴仆，《吴越春秋》记，当群臣们送句践到浙江边上时临水祖道，大夫种前为祝，在送别中有：“臣请荐脯，行酒二觞。”当句践仰天太息，举杯垂涕，默无所言时，文种再次敬酒“觞酒暨升，请称万岁”。这似乎是第一次在古籍中正式提到绍兴酒。
在吴三年，句践受尽屈辱，最后终于取悦于夫差，于是吴王大纵酒于文台，句践上酒辞“奉觞上千岁之寿”，“觞酒暨升，永受万福。”这一番卑辞以酒为礼，而取得了胜利。句践回到越国，决心奋发图强，报仇雪耻。为了增加兵力和劳动力，句践曾经采取奖励生育的措施。据《国语.越语》载：“生丈夫(男孩)，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把酒作为生育子女的奖品。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的《吕氏春秋·顺民篇》记载，越王句践出师伐吴时，父老向他献酒，他把酒倒在河的上流，与将士们一起迎流共饮，于是士卒感奋，战气百倍，历史上称为“箪醪劳师”。宋代嘉泰年间修撰的《会稽志》说，这条河就是现在绍兴市南的投醪河。醪是一种带糟的浊酒，也就是当时普遍饮用的米酒。这种酒与今天的绍兴酒不同，但它无疑是今天绍兴酒的滥觞。以上关于句践的这些记载说明，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越国时代，酒在绍兴已经十分流行。
西汉承秦末大乱之后，减轻劳役赋税，与民休息，促进了农业生产，也活跃了工商业。天下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酒的消费量相当可观。为了防止私人垄断，也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和盐铁一样，实行专卖。这是后来历代酒类专卖和征收酒税的起源。绍兴地处东南，不产稷粟，向以稻米为酿酒的原料．所以当时绍兴地方所产之酒，虽不如今天的绍兴酒那样驰誉遐迩，但无疑是属于上乘的。
东汉时期，会稽郡在越国时期开发富中大塘，兴建山阴故水道、故陆道基础上，进一步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公元102—115年在今禹陵乡一带建造了大型滞洪水库洄勇潮，从此使绍兴水利从小型水库跨入大型水库，至永和五年(140年)会稽太守马臻发动民众围堤筑成鉴湖，把会稽山的山泉汇集于湖内，为绍兴地方的酿酒业提供了优质、丰沛的水源，对于提高当地酒的质量，成为以后驰名中外的绍兴酒起了重要作用。
魏晋之际，司马氏和曹氏的夺权斗争十分激烈、残酷，氏族中很多人为了回避矛盾尖锐的现实，往往纵酒佯狂。会稽是当时大郡，名士云集，风气所及，酿酒、饮酒之风大盛。据《晋书》所载，有一位山阴人孔群，“性嗜酒，……尝与亲友书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曲蘖事。’”一年收了700石糯米，还不够他做酒之用。这自然是比较突出的例子，但情况可见一斑。这期间，在绍兴生发出不少千载传诵的佳话。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日，王羲之与名士谢安、孙绰等在会稽山阴兰亭举行“曲水流觞”的盛会，乘着酒兴写下了千古珍品《兰亭集序》，可以说是绍兴酒史中熠熠生辉的一页。他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故事，也可以说是绍兴酒史中的一段佳话。
从有文献记载的春秋时期开始，经过了一千多年，到南北朝时，绍兴地方所产的酒，已由越王句践时的浊醪演变成为“山阴甜酒”。清人梁章矩在《浪迹三谈》中认为后来的绍兴酒就是从这种“山阴甜酒”开始的，并说：“彼时即名为甜酒，其醇美可知。”今天的绍兴酒也是略带甜味的，尽管爱喝绍兴酒的人并不喜欢甜味太重，但就绍兴酒本身来说，确实是质愈厚则味愈甜，如加饭甜于元红，善酿又甜于加饭。如果我们把善酿叫作“绍兴甜酒”，也未始不可。而且这种甜酒冠以“山阴”二字，以产地命名，自必不同于一般地方所产。由此不难推想，绍兴酒的特色在南朝时已经形成。
唐宋时期绍兴酒进入到全面发展的阶段。唐时，绍兴称越州，又是浙东道道治所在。经济的发展，山水的清秀使这里成为人们向往之地。许多著名诗人如贺知章、宋之问、李白、杜甫、崔颖、孟浩然、刘长卿、秦系、严维、白居易、元稹、方干、张乔等等，或者是绍兴人，或者在绍兴作过官，或者慕名来游，他们和绍兴酒都有过不解之缘。“酒中八仙”之首的贺知章，晚年从长安回到故乡，寓居“鉴湖一曲”，饮酒作诗自娱。张乔《越中赠别》一首有句云：“东越相逢几醉眠，满楼明月镜湖边。”与知己畅饮绍兴美酒，饮赏鉴湖月色，又是多么令人惬意的赏心乐事。
自穆宗长庆年间(82l一824年)起共7年，元稹在越州任刺史兼浙东观察使，此时白居易已为杭州刺史。两人自青年订交，是诗坛知己。在仅隔一条钱塘江的邻郡为官，互相酬唱甚勤。绍兴的山水，绍兴的酒，成为他们这段时期创作中的重要内容。宋代把酒税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在政府的鼓励和提倡下，原来已有深厚基础的绍兴酿酒事业自然更为发展了。据《文献通考＞所载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
年)天下诸州酒课岁额，越州列在十万贯 以上的等次，较附近各州高出一倍。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达官贵人云集，西湖游宴，“直把杭州作汴州”，酒的消费量很大。卖酒是一个十分挣钱的行业，当时绍兴城内酒肆林立，正如陆游说的，“城中酒垆千百家”，“倾家酿酒三千石”。酒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大量酿酒，原料糯米价格上涨，据《宋会要辑稿》所载，南宋初绍兴的糯米价格比粳米高出一倍。糯米贵了，农民种糯米的自然多了。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年)所修的《会稽续志》引孙因《越问》说，当时绍兴农田种糯米的竟占3／5，到了连吃饭的粮食都置于不顾的地步。这种情况几乎一直沿续到明朝，以致连徐渭都发出了“酿日行而炊日阻”的感叹，但反过来却正反映了绍兴酿酒业之兴盛。
元明清时，绍兴酒业进一步发展。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准民自设酒肆，正统七年(1442年)改前代酒课为地方税，以后又采取方便酒商贸易，减轻酒税的措施，因此酒的交流加快，徐渭在《兰亭次韵》诗中无限感慨地说：“春来无处不酒家”，可见当时的酒店之多。这期间，绍兴酒的花色品种有新的增加。有用绿豆为曲酿制的豆酒，还有地黄酒、鲫鱼酒等。万历《绍兴府志》：“府城酿者甚多，而豆酒特佳。京师盛行，近省地每多用之。”
明中叶以后，我国开始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新的社会生产力使绍兴的酿酒业登上了新的高峰，它的标志就是大酿坊的陆续出现。绍兴县东浦镇的“孝贞”，湖塘乡的“叶万源”、“田德润”等酒坊，都创设于明代。“孝贞”所产的竹叶青酒，因着色较淡，色如竹叶而得名，其味甘鲜爽口。湖塘乡还有“章万润”酒坊很有名，坊主原是“叶万源”的开耙技工，以后设坊自酿，具有相当规模。入清以后，东浦的“王宝和”创设于清初，城内的“沈永和”创设于康熙年间。乾隆以后，东浦有“越明”、“贤良”、“诚实”、“汤元元”、“陈忠义”、“中山”、“云集”等，阮社乡有“章东明”、“高长兴”、“善元泰”、“茅万茂”等，双梅乡有“萧忠义”、“潘大兴”等，马山镇有“谦豫萃”，马安乡有“言茂元”等。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酒坊，资金雄厚，有宽大的作场，集中的技术力量，又有称为“水客”的推销人员，还通过水路向苏南丹阳、无锡等产粮区大批收购糯米作为原料，以扩大生产。因而无论从生产规模、生产能力以及经营方法等方面，都是过去一家一户的家酿和零星小作坊所望尘莫及的。
在清朝初期，绍兴酒的行销范围已遍及全国各地。康熙《会稽县志》有“越酒行天下”之说。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吴寿昌有《东浦酒》五律一首，盛赞东浦酒：“郡号黄封擅，流行遍域中，地迁方不验，市倍榷逾充。”东浦酒流行于全国而且深得各地信任，可以不作验方而充实于市场，这些都非夸张之语。绍兴酒名声大振，因而梁章矩在《浪迹续谈》中说：“今绍兴酒通行海内，可谓酒之正宗，……至酒之通行，则实无他酒足以相抗。”
由于大酿坊的陆续出现，产量逐年增加，销路不断扩大，于是在各酿坊的协商下，品种、规格和包装形式也就统一起来。这时候的品种基本上是“状元红”、“加饭”和“善酿”三种。此外还有福桔酒、鲫鱼酒、花红酒等等，品种繁多，但只作为花色，并不大量生产。在行销地区方面，各酿坊大体有一定的范围。如“孝贞”、“沈永和”通销北京、天津；“叶万源”所产18斤放样加饭专销福建以至南洋；“田德润”加饭运销天津、北京、烟台，也有远至俄国的；“汤元元”、“善元泰”、“茅万茂”、“萧忠义”、“潘大兴”等销售杭州、上海；“云集”销福建、香港；“谦豫萃”、“沈永和墨记”的善酿则畅销于沪、杭和广州，以至东南亚各国。包装的名称也因销售的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销北方的，一般称为京装；销南方的称为建装或广装。为了扩大和便利销售，有些酿坊还在外地开设酒店、酒馆或酒庄，经营零售批发业务。早在清乾隆年间，“王宝和”就在上海小东门开设酒店，以后“高长兴”在杭州、上海开设酒馆，“章东明”除在上海、杭州各处开设酒行外，又在天津侯家后开设“金城明记”酒庄，专营北方批发业务，并专门供应北京同仁堂药店制药用酒，年销近万坛以上。
自清末到民国初年时期，绍兴酒声誉远播中外，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谦豫萃、沈永和酿制的绍兴酒获金奖。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绍兴云集信记酒坊的绍兴酒获金奖。1929年在杭州举办的西湖博览会上沈永和酒坊的绍兴酒获金奖。1936年在浙赣特产展览会上绍兴酒又获金奖。多次获奖，使绍兴酒身价百倍，备受青睐，生产与销售不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和喜爱绍兴酒。195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拔款，修建绍兴酒中央仓库，并多次向外国友人介绍推荐绍兴酒；邓小平对绍兴酒情有独钟，晚年时每天要喝一杯绍兴酒；1995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亲临中国绍兴黄酒集团，品尝绍兴酒后对随行人员说：“记住，这种酒是最好的酒！”并嘱咐：“中国黄酒天下一绝，这种酿造技术是前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要好好保护，防止被窃取仿制”。
绍兴酒在国家历届评酒会上都有金奖获得，先后被列为国家“八大”、“十八大”名酒之一，著名品牌“古越龙山”为中国驰名商标。1988年，绍兴酒被列为钓鱼台国宾馆唯一国宴专用酒。鱼台国宾馆唯一国宴专用酒。绍兴酒还先后五次作为国礼馈赠过柬埔赛国王、日本天皇以及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克林顿。1997年绍兴酒成为香港回归庆典特需用酒。
绍兴酒现畅销江、浙、沪、闽等省市，远销日本、东南亚、欧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绍兴酒企业中影响和规模最大的是中国绍兴黄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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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女酒史源
世界公认的三大古酒中，唯黄酒发源于中国。花雕酒则是中国黄酒的典型代表。
花雕，因其酒坛外面绘有五彩雕塑装饰而得名。坛内是贮藏多年的绍兴黄酒，俗称“远年花雕”或“花雕老酒”。在旧时绍兴人心目中，花雕是绍兴酒中最上等的珍贵佳酿藏品。从史料考证，花雕并非是酒的品种，而是从我国古代女酒、女儿酒的习俗演变过来的。
在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神农氏时期，不但有“耕而作陶”的说法，而且有酿酒“清之美，始于禾”的传说。由农业的人工栽培和酿酒起源传为“神农造酒”的典故，已沿传千年。如果是这样的历史，那么在母系氏族原始部落中有酒更应该是毫无疑意了。而女性由于在家为主的分工关系，酿酒成为其生产劳作的份内事。因此，与农业种植、畜牧养殖一样，也是女性发明了酿酒业。其实上古时代的酒，是人类有了粮食的丰余之后才发明的。起初并非为了人类食用，而是用在祭神敬祖，祭祀天地等迷信巫卜中，特别是人类原始时代的生老病死的用酒，作为神奇药物的医疗品，用量更大。所以，从《说文解字》的“奠”和“医”的切音解释，从酉入声，就可窥见上古时代酒的应用范围的特点。在《辞海》中还说“酒是百药之长”。所以，当初母系氏族原始部落中的酋长，很有可能是既为酿酒又为从医巫卜的“大能人”。从商、周时期的“大酋者，酒官之长也”，可看出到那时酋长已成了酿酒专业的技术长官了。
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文字与传说中仓颉造字的黄帝时代，是距今四、五千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如果说史记中的“黄帝造酒”之说，出自”尧酒千盅”之句。只说明当时已有酒，而《黄帝内经》中载有黄帝与医家岐伯讨论“汤液酒醪”之事，也并不说明是黄帝亲自作酒醪，而是作为部落首领与他手下医家的一次对制酒的对话。
历史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部族的粮食丰余，酒也作为部落私有财产日益增加。从黄帝到夏禹的这段没有明确文字记述下来的历史中，虽说部落首领实行禅让制，但各氏族部落间经常发生掠夺战争。战败部落的财产、土地归胜利者所有，战俘成了胜利者的奴隶，其中大批女性被迫从事最繁重的苦役，如舂谷米、造酒、制陶等。这种被劳役的奴隶，古时也称为“酋”。《辞海》解释：酋，古代对一种女奴的称谓。《墨子·天志下》有载：“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晚清著名文学家孙诒让间诂：“酒官谓之酋者，以其掌酒也。然则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谓之酋矣。”《周礼·秋官·司历》指出：“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藁”。舂，即舂米。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舂者，妇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这是《辞海》根据《说文解字》所作的注释。“古代对一种女奴的称谓，因被强迫从事舂米，故名。”可见，舂女在古代是被强制劳役苦作的奴隶。特别是在古代原始酿酒过程中，大量的“舂谷物，变米粟”的这种苦力劳役，都沉重地压在女奴的身上，其情可悲、可惨。即使到了汉代，国家对女奴的惩罚役刑也是“舂米作酒”。
传说中的夏禹时代，氏族酿酒已盛行。所以仪狄受帝女之令“始作酒醪，以变三味”按《名义考》谓“帝女”：帝即禹。因此从禹之“女令仪荻作酒而美”这个传说，很有可能是大禹治水已告大功并建立第一王朝的时期。仪荻何许人，文字无从查考。从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有“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的记载。据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说到“大禹时代的酿酒已比原始部落时代的酒更甘美的一种烈性酒，可见当时奴隶主已经有酗酒的恶习”。传说中还记载禹会诸候于会稽山，防风氏酒后至，被大禹斩杀于越地型塘。防风氏原系叟族人，《说文解字》载：北方长狄国也，在夏为防风氏，在殷为汪茫氏。《辞海》中：“春秋时长狄一支，屡侵齐、宋等国（公元前616年）为齐所灭。在今山东中部济南北，一说在高苑县。”因此，仪狄这个只知“始作酒醪”的上古时代的酿酒专家，却不知其是何方人氏，给后世留下的只能是猜测和推断。从文字意义上来说“酒醪”证明是一种稻米煮熟后，经过发酵而成的“醪糟”，俗称为“老白酒”。如果仪狄是大禹时代的人，应当说不仅是中国黄酒的创始人，也是江浙一带酿制“醪酒”的祖先。所以仪狄极有可能是大禹治水后被禹征服的北方部族中的一位大酋，迁徙到于越之地沦落为大禹新朝时期的女性奴隶，由于会酿酒，才受帝女之令而作美酒。但仪狄的美酒贡献，却受到禹的主观反对。
《淮南子·泰族训》：“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可见，大禹时代的酿酒已成风气，以致禹有感慨：“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原始部落母系氏族社会中的女性作酒是当时部落社会的自然现象。到了原始社会的晚期，由于男性在氏族部落中的地位变化，女性在作酒业中往往是从属性的被支配的角色。女性作酒往往是被强迫的，甚至是作为对女性的一种制裁和惩罚，特别是在古代皇宫、豪门士族内的女奴尤为悲惨。随着社会变迁，人们对酒的认识和应用习惯，都有了新的变革。因此，从有酒到滥酒、从酗酒到禁酒、从民间到宫廷，直至周代倡导了“酒礼、酒德”和制定法令“酒诰”，中国古代女性为酒的创造发明，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康熙字典》中“酒”字的注解：《江纯酒诰》“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成之帝女，一曰村康”，可见上古时代的女酒的起源，后世人却归功于帝女一人身上，是不公正的，这是因为大禹之女是一位胜利者的大酋，是一个发号施令的“酒官之长”的原故。尽管在史记传说上再没有其他可以佐证帝女是会作酒的专家,但她“令仪狄作酒”已可发现其是大禹新朝执掌酒的最高长官。因此，上古时代的女酒起源不能停留在帝女或仪狄几个传说人物上。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从“始于耒耜”到氏族部落联盟，特别是在母系部族的繁衍时期，舂米、作酒为女性在家族内部的首要工作。所以，女酒的发明是中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女性大酋的创举，而这一创举的起因却是原始社会早期所沿袭而来的习俗。历史到了西周时期，周代奴隶主总结了前朝夏、商两代末主因酗酒而亡国的教训，以及贫困的经济状况而制订了严格的全面禁酒的法律和执行机构。用制度和禁令的形式，实行了对酒业生产的全面管理。这在《史记》的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出。
自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对民间是实行禁酿的。而皇宫内部的用酒，特别是当时祭祀祖庙，敬天地祭神灵及礼仪盛典需用的酒，则专门设立了管理执行机构，而作酒人员多是当时的战俘和罪人。《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记载：“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俯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辞海》注：正，长也。酒正是当时皇宫设立的“酒官之长”（执掌造酒、用酒的专业技术最高长官，是既能“辨三酒之物”又管“酒人”的发号施令者）。胥是有一定才智或技术的长官。“徒给使役”，“徒者，奴也”这个“徒”往往就是指战俘或罪人被迫充当繁重的苦力，故有“一胥十徒”之说。但上述这批仅仅是属于祭酒，用酒的专业人员。真正造酒的是《周礼·天官·序官》中所说的“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据《中记》介绍：“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供）俸之。”但当时的酒人实属于奴役性的技术头领，是直接管理酿酒制造的奴隶，所以她（他）手下有“奄人”。《说文解字》解释：“宫中奄阍闭门者”，《礼祭义》“阍者守门之贱者也”，《周礼·天官》“阍者掌守王宫中门之禁”。可见，“奄人”是当时皇宫内部酿酒处的守门者，是协助“酒人”看守女性酿酒奴隶的罪人，只因为这样，才成了受到惨无人性的“腐刑”后的男性奴隶。《周礼·天官》论述的“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说明真正制酒造酒的是大批的女性奴隶。所以，在《史记》注释中都明确阐明“女酒、女奴晓酒者”、“奚犹令官婢通作女隶也”。《淮海子·本经训》“奚人之子女”。毫无疑问，她（他）们既是奴隶，又是酿酒专家。所以古代的女酒之说，真正有文字记载的是在周代时期。这是由于酒作为礼仪以国有的法令形式给予了肯定。而女酒的历史传说源远流长，特别是在古代有许多女性奴隶苦役于长年累月的造酒过程中，演绎了许许多多的神奇而悲壮的故事，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使其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博大精深。这恐怕是世界三大古酒中唯有黄酒所独具的历史现象。因此，女酒既是绍兴黄酒的古酒，也是中国黄酒的始祖酒。
酒的简史
酒来自自然界的微生物变化。在自然界中，果子成熟后从树上掉下来，果皮表面的酶菌在适当的温度下会活跃起来，使果子中的葡萄转化为乙醇和二氧化碳，而酒的主要成分就是乙醇。
人类在远古时代已经懂得酿造多种不同的酒类来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饮料。根据历史考证，大约在公元前20-15世纪。古埃及，古希腊以及中国古人类已经掌握了简单的酿造技术，并可用五谷，各种果子及不同的原料来酿制不同味道的酒类。在考古中发现当时已有许多精致美观的酒具。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酿酒有了充足的原材料，如广为种植的谷物，水果和牲畜的奶汁，蜂蜜等。而经济的发展，使酿酒技术得以大规模化和不断提高。随着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人类的酿酒技术也越来越完善。在中国古代的许多书中都有“琼浆玉液”和“陈年佳酿”。“琼浆玉液”表明人类已经懂得酿制许多种类的酒，从中鉴别挑出质量最佳的酒，称之为“琼浆玉液”。“陈年佳酿”则说明了人类已经掌握把酒陈化这种优良技术，懂得了酒经过陈化会使其味道越发香醇。
陶瓷制造业的发展也推动了酿造业的进步。人们制作了精细的陶瓷器具，用以盛载各种酒类并使好的酒能够长期保存。
经过长期实践，人类逐渐完善了酿酒技术，特别是在17世纪，蒸馏技术应用在酿酒业上，使大批多种类，高质量的酒品得以成功地酿制并长期保存。世界著名的法国白兰地和苏格兰的威士忌以及伏特加都是从那时就开始酿造出来的。
迄今为止，人们已掌握了非常完整的酿酒技术，不仅能控制酒的度数，而且可随心所欲地制出各种味道的佳酿
杏花村酿酒史
杏花村的酿酒史最少可以追溯到1500年以前。《北齐书》卷十一就有：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的记载；北周诗人庚信曾写过：“三春竹叶酒，一曲鵾鸡弦”的诗句，记载最早的竹叶青酒；唐诗人杜牧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宋朱翼中《北山酒经》云：“唐时汾州有乾酿酒”；宋窦革《酒谱》、宋张能臣《酒名记》、元宋伯仁《酒小史》等均有关于汾酒的记述。唐时，杏花村有72家酒作坊，清代中叶增至二百二十余家。
1875年汾阳王姓乡绅，在杏花村创立了“宝泉益”酒作坊，以产“老白汾”酒而闻名于世。1915年其兼并“德厚成”和“崇盛永”而易名为“义泉泳”。是年，“老白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甲等金质大奖章。《并州新报》以“佳酿之誉，宇内交驰，为国货吐一口不平之气”醒题，向国人欢呼曰：“老白汾大放异彩于南北美洲，巴拿马赛一鸣惊人”。自此，老白汾酒誉驰中外，名震四海。1919年，“晋裕汾酒公司”草创且兼并“义泉泳”，年产量40余吨，至1936年汾洒在国际两度折桂，解放前在国内六次夺魁。但由于战乱不断，终于在1947年全部停止生产。1948年汾阳解放后，重新组织恢复了生产。人民政府于1949年6月1日以8000元的价格，购买原“晋裕汾酒公司”全部产业，成立了“国营杏花村汾酒厂”。9月，第一批汾酒送至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餐桌上。1949年汾酒厂产量完成131.5吨，创利润4000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4.5万元。至1993年，国营杏花村汾酒厂发展为以酒类生产经营为主，集科、工、贸、商、服务五位一体，进出口、内外销同时并，多元化综合经营的国营大型一档企业，成为国内最大的名白酒生产基地之一。
1993年，成立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公司，将原汾酒厂全部资产划归其所有。(集团)公司又拿出其中的高效益主体部分组建了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上市经营，走上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道路。
2002年4月2日，汾酒(集团)公司由山西省政府授权经营，正式注册改制为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黄酒的历史
黄酒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源于中国，且唯中国有之，可称独树一帜。黄酒产地较广，品种很多，著名的有绍兴加饭酒、福建老酒、江西九江封缸酒、江苏丹阳封缸酒、无锡惠泉酒、广东珍珠红酒、山东即墨老酒、兰陵美酒、秦洋黑米酒、上海老酒、大连黄酒等等。但是被中国酿酒界公认的，在国际国内市场最受欢迎的，能够代表中国黄酒总的特色的，首推绍兴酒。
绍兴酒有悠久的历史，从春秋时的《吕氏春秋》记载起，历史文献中绍兴酒的芳名屡有出现。尤其是清代饮食名著《调鼎集》对绍兴酒的历史演变，品种和优良品质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在当时绍兴酒已风靡全国，在酒类中独树一帜。绍兴酒之所以闻名于海内外，主要在于其优良的品质。清代袁枚《随园食单》中赞美：“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调鼎集》中把绍兴酒与其他地方酒相比认为：“像天下酒，有灰者甚多，饮之令人发渴，而绍酒独无；天下酒甜者居多，饮之令人体中满闷，而绍酒之性芳香醇烈，走而不守，故嗜之者为上品，非私评也”。并对绍兴酒的品质作了“味甘、色清、气香、力醇之上品唯陈绍兴酒为第一”的概括。这说明绍兴酒的色香味格四个方面已在酒类中独领风骚。
绍兴酒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在越王句践之时。公元前492年，越王句践为吴国所败，带着妻子到吴国去当奴仆，《吴越春秋》记，当群臣们送句践到浙江边上时临水祖道，大夫种前为祝，在送别中有：“臣请荐脯，行酒二觞。”当句践仰天太息，举杯垂涕，默无所言时，文种再次敬酒“觞酒暨升，请称万岁”。这似乎是第一次在古籍中正式提到绍兴酒。
在吴三年，句践受尽屈辱，最后终于取悦于夫差，于是吴王大纵酒于文台，句践上酒辞“奉觞上千岁之寿”，“觞酒暨升，永受万福。”这一番卑辞以酒为礼，而取得了胜利。句践回到越国，决心奋发图强，报仇雪耻。为了增加兵力和劳动力，句践曾经采取奖励生育的措施。据《国语.越语》载：“生丈夫(男孩)，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把酒作为生育子女的奖品。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的《吕氏春秋·顺民篇》记载，越王句践出师伐吴时，父老向他献酒，他把酒倒在河的上流，与将士们一起迎流共饮，于是士卒感奋，战气百倍，历史上称为“箪醪劳师”。宋代嘉泰年间修撰的《会稽志》说，这条河就是现在绍兴市南的投醪河。醪是一种带糟的浊酒，也就是当时普遍饮用的米酒。这种酒与今天的绍兴酒不同，但它无疑是今天绍兴酒的滥觞。以上关于句践的这些记载说明，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越国时代，酒在绍兴已经十分流行。
西汉承秦末大乱之后，减轻劳役赋税，与民休息，促进了农业生产，也活跃了工商业。天下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酒的消费量相当可观。为了防止私人垄断，也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和盐铁一样，实行专卖。这是后来历代酒类专卖和征收酒税的起源。绍兴地处东南，不产稷粟，向以稻米为酿酒的原料．所以当时绍兴地方所产之酒，虽不如今天的绍兴酒那样驰誉遐迩，但无疑是属于上乘的。
东汉时期，会稽郡在越国时期开发富中大塘，兴建山阴故水道、故陆道基础上，进一步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公元102—115年在今禹陵乡一带建造了大型滞洪水库洄勇潮，从此使绍兴水利从小型水库跨入大型水库，至永和五年(140年)会稽太守马臻发动民众围堤筑成鉴湖，把会稽山的山泉汇集于湖内，为绍兴地方的酿酒业提供了优质、丰沛的水源，对于提高当地酒的质量，成为以后驰名中外的绍兴酒起了重要作用。
魏晋之际，司马氏和曹氏的夺权斗争十分激烈、残酷，氏族中很多人为了回避矛盾尖锐的现实，往往纵酒佯狂。会稽是当时大郡，名士云集，风气所及，酿酒、饮酒之风大盛。据《晋书》所载，有一位山阴人孔群，“性嗜酒，……尝与亲友书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曲蘖事。’”一年收了700石糯米，还不够他做酒之用。这自然是比较突出的例子，但情况可见一斑。这期间，在绍兴生发出不少千载传诵的佳话。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日，王羲之与名士谢安、孙绰等在会稽山阴兰亭举行“曲水流觞”的盛会，乘着酒兴写下了千古珍品《兰亭集序》，可以说是绍兴酒史中熠熠生辉的一页。他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故事，也可以说是绍兴酒史中的一段佳话。
从有文献记载的春秋时期开始，经过了一千多年，到南北朝时，绍兴地方所产的酒，已由越王句践时的浊醪演变成为“山阴甜酒”。清人梁章矩在《浪迹三谈》中认为后来的绍兴酒就是从这种“山阴甜酒”开始的，并说：“彼时即名为甜酒，其醇美可知。”今天的绍兴酒也是略带甜味的，尽管爱喝绍兴酒的人并不喜欢甜味太重，但就绍兴酒本身来说，确实是质愈厚则味愈甜，如加饭甜于元红，善酿又甜于加饭。如果我们把善酿叫作“绍兴甜酒”，也未始不可。而且这种甜酒冠以“山阴”二字，以产地命名，自必不同于一般地方所产。由此不难推想，绍兴酒的特色在南朝时已经形成。
唐宋时期绍兴酒进入到全面发展的阶段。唐时，绍兴称越州，又是浙东道道治所在。经济的发展，山水的清秀使这里成为人们向往之地。许多著名诗人如贺知章、宋之问、李白、杜甫、崔颖、孟浩然、刘长卿、秦系、严维、白居易、元稹、方干、张乔等等，或者是绍兴人，或者在绍兴作过官，或者慕名来游，他们和绍兴酒都有过不解之缘。“酒中八仙”之首的贺知章，晚年从长安回到故乡，寓居“鉴湖一曲”，饮酒作诗自娱。张乔《越中赠别》一首有句云：“东越相逢几醉眠，满楼明月镜湖边。”与知己畅饮绍兴美酒，饮赏鉴湖月色，又是多么令人惬意的赏心乐事。
自穆宗长庆年间(82l一824年)起共7年，元稹在越州任刺史兼浙东观察使，此时白居易已为杭州刺史。两人自青年订交，是诗坛知己。在仅隔一条钱塘江的邻郡为官，互相酬唱甚勤。绍兴的山水，绍兴的酒，成为他们这段时期创作中的重要内容。宋代把酒税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在政府的鼓励和提倡下，原来已有深厚基础的绍兴酿酒事业自然更为发展了。据《文献通考＞所载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
年)天下诸州酒课岁额，越州列在十万贯 以上的等次，较附近各州高出一倍。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达官贵人云集，西湖游宴，“直把杭州作汴州”，酒的消费量很大。卖酒是一个十分挣钱的行业，当时绍兴城内酒肆林立，正如陆游说的，“城中酒垆千百家”，“倾家酿酒三千石”。酒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大量酿酒，原料糯米价格上涨，据《宋会要辑稿》所载，南宋初绍兴的糯米价格比粳米高出一倍。糯米贵了，农民种糯米的自然多了。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年)所修的《会稽续志》引孙因《越问》说，当时绍兴农田种糯米的竟占3／5，到了连吃饭的粮食都置于不顾的地步。这种情况几乎一直沿续到明朝，以致连徐渭都发出了“酿日行而炊日阻”的感叹，但反过来却正反映了绍兴酿酒业之兴盛。
元明清时，绍兴酒业进一步发展。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准民自设酒肆，正统七年(1442年)改前代酒课为地方税，以后又采取方便酒商贸易，减轻酒税的措施，因此酒的交流加快，徐渭在《兰亭次韵》诗中无限感慨地说：“春来无处不酒家”，可见当时的酒店之多。这期间，绍兴酒的花色品种有新的增加。有用绿豆为曲酿制的豆酒，还有地黄酒、鲫鱼酒等。万历《绍兴府志》：“府城酿者甚多，而豆酒特佳。京师盛行，近省地每多用之。”
明中叶以后，我国开始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新的社会生产力使绍兴的酿酒业登上了新的高峰，它的标志就是大酿坊的陆续出现。绍兴县东浦镇的“孝贞”，湖塘乡的“叶万源”、“田德润”等酒坊，都创设于明代。“孝贞”所产的竹叶青酒，因着色较淡，色如竹叶而得名，其味甘鲜爽口。湖塘乡还有“章万润”酒坊很有名，坊主原是“叶万源”的开耙技工，以后设坊自酿，具有相当规模。入清以后，东浦的“王宝和”创设于清初，城内的“沈永和”创设于康熙年间。乾隆以后，东浦有“越明”、“贤良”、“诚实”、“汤元元”、“陈忠义”、“中山”、“云集”等，阮社乡有“章东明”、“高长兴”、“善元泰”、“茅万茂”等，双梅乡有“萧忠义”、“潘大兴”等，马山镇有“谦豫萃”，马安乡有“言茂元”等。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酒坊，资金雄厚，有宽大的作场，集中的技术力量，又有称为“水客”的推销人员，还通过水路向苏南丹阳、无锡等产粮区大批收购糯米作为原料，以扩大生产。因而无论从生产规模、生产能力以及经营方法等方面，都是过去一家一户的家酿和零星小作坊所望尘莫及的。
在清朝初期，绍兴酒的行销范围已遍及全国各地。康熙《会稽县志》有“越酒行天下”之说。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吴寿昌有《东浦酒》五律一首，盛赞东浦酒：“郡号黄封擅，流行遍域中，地迁方不验，市倍榷逾充。”东浦酒流行于全国而且深得各地信任，可以不作验方而充实于市场，这些都非夸张之语。绍兴酒名声大振，因而梁章矩在《浪迹续谈》中说：“今绍兴酒通行海内，可谓酒之正宗，……至酒之通行，则实无他酒足以相抗。”
由于大酿坊的陆续出现，产量逐年增加，销路不断扩大，于是在各酿坊的协商下，品种、规格和包装形式也就统一起来。这时候的品种基本上是“状元红”、“加饭”和“善酿”三种。此外还有福桔酒、鲫鱼酒、花红酒等等，品种繁多，但只作为花色，并不大量生产。在行销地区方面，各酿坊大体有一定的范围。如“孝贞”、“沈永和”通销北京、天津；“叶万源”所产18斤放样加饭专销福建以至南洋；“田德润”加饭运销天津、北京、烟台，也有远至俄国的；“汤元元”、“善元泰”、“茅万茂”、“萧忠义”、“潘大兴”等销售杭州、上海；“云集”销福建、香港；“谦豫萃”、“沈永和墨记”的善酿则畅销于沪、杭和广州，以至东南亚各国。包装的名称也因销售的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销北方的，一般称为京装；销南方的称为建装或广装。为了扩大和便利销售，有些酿坊还在外地开设酒店、酒馆或酒庄，经营零售批发业务。早在清乾隆年间，“王宝和”就在上海小东门开设酒店，以后“高长兴”在杭州、上海开设酒馆，“章东明”除在上海、杭州各处开设酒行外，又在天津侯家后开设“金城明记”酒庄，专营北方批发业务，并专门供应北京同仁堂药店制药用酒，年销近万坛以上。
自清末到民国初年时期，绍兴酒声誉远播中外，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谦豫萃、沈永和酿制的绍兴酒获金奖。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绍兴云集信记酒坊的绍兴酒获金奖。1929年在杭州举办的西湖博览会上沈永和酒坊的绍兴酒获金奖。1936年在浙赣特产展览会上绍兴酒又获金奖。多次获奖，使绍兴酒身价百倍，备受青睐，生产与销售不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和喜爱绍兴酒。195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拔款，修建绍兴酒中央仓库，并多次向外国友人介绍推荐绍兴酒；邓小平对绍兴酒情有独钟，晚年时每天要喝一杯绍兴酒；1995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亲临中国绍兴黄酒集团，品尝绍兴酒后对随行人员说：“记住，这种酒是最好的酒！”并嘱咐：“中国黄酒天下一绝，这种酿造技术是前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要好好保护，防止被窃取仿制”。
绍兴酒在国家历届评酒会上都有金奖获得，先后被列为国家“八大”、“十八大”名酒之一，著名品牌“古越龙山”为中国驰名商标。1988年，绍兴酒被列为钓鱼台国宾馆唯一国宴专用酒。鱼台国宾馆唯一国宴专用酒。绍兴酒还先后五次作为国礼馈赠过柬埔赛国王、日本天皇以及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克林顿。1997年绍兴酒成为香港回归庆典特需用酒。
绍兴酒现畅销江、浙、沪、闽等省市，远销日本、东南亚、欧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绍兴酒企业中影响和规模最大的是中国绍兴黄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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