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劵资本:[转贴]新华社老记者回忆录:三年饥荒岁月的记忆

作者简介

　　　　李锦，男，1952年7月出生，江苏省射阳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任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山东大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就读于中央党校与中国新闻学院。

　　成就
　　　　从1978年来，从事农村调查30年，被誉为“庄户人家的好记者”。来自基层的调查曾得到36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或赞扬。邓小平对其有“你有发言权”的评价。依靠自己发现和推出的“万元户现象”、“九间棚精神”、“双星道路”、“兴福现象”、“大明资本经营理论”、与西藏“甲曰经验”等，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理论上涉足经济、科社、党建与民俗等领域，曾获得1998年□□部“五个一”工程奖。新闻作品获得国家、新华社100多个奖项。
　　著作
　　　　出版的著作有《大转折的瞬间》、《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与《盐阜家谱》等11部。

三年饥荒岁月的记忆
　　
　　 李 锦
　　
　　写在前面的话
　　
　　在我的经历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我出身在江苏省射阳县兴桥镇，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饥饿，拾麦子、挖野菜，吃榆树皮，挣扎在死亡线上。
　　　　我从事新闻工作38年，大半辈子就做这一件事。自己亦怀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写出。这样的事情已经过去快50年了，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这件事了。我当了大半辈子新闻记者，报纸上登的总是按上头需要或允许您写的。如果不把三年饥荒这段真实情况写出来，我心里感到对不起那段历史，对不起老百姓。现在适逢自己出版散文集《盐阜家谱》，得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也是了却一段文债。籍以奠祭在那场大灾荒中死亡的家乡亲人，怀念带领我们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母亲。

　　
　　吃 食 堂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一
　　 李 锦
　　人最难忘的是受苦受难和大起大落的日子。在我生活中，对农村印象最深的是两段历史，一段是1960年前后的自然灾害，一段是1980年的农村包产到户。
　　对三年自然灾害的记忆是从人民公社成立开始的。1958年9月，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大队召开万人大会，人们举着三角小旗，拼命地喊着“人民公社万岁”，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声势浩大的场面，灾难便是从这时候开始一页一页翻开的。
　　办食堂是与人民公社是同时进行的。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党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散会后，群众便上街“共产”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确实，在1958年，继大跃进而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铺开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吃食堂紧跟着泛滥起来。一级级命令，排山倒海般的传下来。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开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两三天。兴桥大队分成南、中、北三个街，办了三所食堂。我们中街的在黄奎德家开始的第一顿。他家是开旅社的，地方比较大，能盛十多张桌子。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我只记得文化大革命到合德参加会议时与三弟一起吃过一次红烧肉，是放了糖的，很粘乎，5角钱一碗，再就是人民公社吃食堂这一次。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笑开颜；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为什么越想心里越是甜 ? 共产主义快实现 ! 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明年定有更多的不要钱”。这是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首诗打油诗，这是五十年代的 " 特产 " 。这样的句子，不讲究什么文辞，读的时候特别流畅，使每个人读起来心里都有一种燃烧得要起火的激情 。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一个食堂，在街南头。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记得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邻居高大喜子、孙五锁子便叫着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锅底捞，能捞到小半碗米，我们那时刚上小学，做饭的人同情我们小孩子。过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汤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点米，添在舌头上，舍不得咽下。后来，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们每个小学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猪尿泡似的被吹大起来，亮亮的，手一戳就能点破的样子。
　　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40斤左右的粮食，最多的人家也不过一二百斤，所以收到的粮食也吃不了多久。我们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后已转成定量户口了，大队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把粮油一起买回来。家家不许存粮，不许有锅，也没办法做饭。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到了1959年1、2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了出现了。
　　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我们家开始买了1000多斤胡萝卜叶，吃完了便挑野菜吃。开始有马荠菜、盐蒿子，后来便挑一种带刺的徐徐菜。苦苦的，连猪也不肯吃。有人家开始吃树叶，剥树皮。合德镇有个姓戴的富农，家中藏有两罐银洋钱，饿得什么也没有吃的时，从地下挖出来与人家换了两小罐咸菜，用咸菜和着水，喝了十多天。
　　和多数人家比，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更为艰难。县里在大跃进抽干部带队到安徽马鞍山炼钢铁，到福建南平去砍伐毛竹，父亲被抽去当射阳县伐竹连连长，一去就是大半年。农村的人靠着土地，而小街上一点点土地也没有，只有下乡去挑野菜。母亲领着我们弟妹四个艰难度日，我是老大，8岁，妹妹6岁，三弟3岁，四弟1岁。200斤胡萝卜，60斤米就是我们的全月的粮食，平均每人每天4两米，经常拿着瓢到邻居家借粮是我最感害羞而无法逃避的事。
　　粮食没有了，我们亲戚中好几个都是在这时候饿死的。我们弟妹几个吃野菜多了，都饿得脸呈菜色，嘴唇发紫，患了青紫病。没有一点油水，肛门脱落，临到解大便时弟妹们便哭得死去活来。我有一次因吃野菜中毒，急性肠胃炎发作，被送到医院。有人说病床上刚死了一个小孩，用席子卷走了，你这个孩子命不强。母亲吓得把我从病床上抱起来，一直坐到天亮，泪也流了一夜。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母亲总吃着野菜，仅有的米都让我们吃，遇到野菜饭不够了，她一口也不吃，常一、两顿饿着。我们终于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我们深情地热爱亲爱的母亲，是她带着我们渡过最艰难的岁月。
　　父亲回来了，我们的生活才日见好转。我们那里地处黄海边，荒滩多，野菜也多，死亡现象要好些。西边的建湖、兴化、高邮、宝应和安徽东部一带，灾民像流水一样涌来挑野菜，躲饥荒。听说，江苏在全国灾情当时还不算最重的。
　　这些经历，写在2000年出版的《大转折的瞬间》一书中。现在回想起来，我心里总是酸酸的，感念母亲，在那苦难的日子中，弟妹四个竟都活下来，没有母亲的坚强庇护，不可能有后来的我们。
　　现在兴桥的老人都还在，见到他们常说起当年那饥饿的岁月。老人作古的越来越多，历史渐渐被人们遗忘。走在兴桥街上，路过那一扇扇门，想起当年走出一个个饥饿的人，记得还有小时候一起吃食堂、挑过野菜的小伙伴们，心里很难平静下来。

　　拾 麦 穗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二
　　
　　 李 锦
　　
　　车从射阳县城合德朝南到黄沙河时，每到桥头我总要西望，那是诚民村，是我小时候拾麦子去得最多的地方。在大饥荒到来时，我随母亲一次次从大桥上过，到诚民大队的地里拾麦穗。
　　饥荒的突然到来，兴桥街上的人苦极了。解放前本来就不多的土地早已被公社、医院、中学、供销社、食品站占满了，只剩下小河西边一个蔬菜队，也不再种麦子了，吃粮到粮公所买，。灾害到来时，粮公所在供应最后一批从山东运来的地瓜干后，就再也没有粮食供应了。我们只好到乡下拾麦子吃。乡下人不容易饿死，街上反而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黄沙河北的诚民、西兴一带，沟渠多，土地肥，麦子也长得好。当一阵阵热风把麦海推出道道金波，我们的眼看得都花了。我们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一捋，很快地捋，等着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进篮子里了。人家割麦的人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麦不回头，回头无后程”，后面是本村的妇女、小孩，专门拾镰刀口掉下来的麦穗。等当村人拾完麦穗我们便一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拾一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后来，不等人家拾完，我们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于是，乡下的人便换一种方法，只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数劳力在四周维持秩序，这些护麦的人都是五大三粗的庄稼汉，狠起来像凶神一般，手里挥舞着镰刀，谁敢抢先下地，便把你的篮子剐了。后来他们就挥舞着镰刀没头没脑地砍下来。旧社会，地主的家丁就是这么干的，现在是乡下干部们护麦。
　　然而，饥饿的人群也不在乎乡下人骂了，也顾不得脸皮了。只要麦田一开割，便冲到地里，在割麦人屁股后面拾麦穗，有胆大的竟和割麦人抢起来。甚至这边一开割，那边人便从麦田对面拔起麦子来了。连麦秸也一起拽进篮子里。四面八方的人像蝗虫般涌过来，一会儿，一块地便抢光了。气得乡下的干部带领壮工用铁锨、扁担挥舞着，少数抢麦子的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在地上哭喊着，于是出现街上人与乡下人对骂的场面。抢麦大战变成对骂战争，有的人哭诉着一家快要饿死的状况，大家泪都流下来了，乡下的老人叹着气，说世道变了。
　　乡下人接受街上人抢麦的教训，于是白天派重点把守，在早晨天刚亮时割麦子，等街上人赶来时，一片又一片麦田早已割完了。这时乡下人笑话街上人懒。于是街上人在第二天天还黑黑的便赶来了，在地边埋伏着，只要哪里一开镰，四面八方便涌现出无数街上人，像是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霎时便把麦田“吃”完了。乡下人恼火了，他们不再割麦了，见到街上人下来便先割篮子，像赶杀似的赶得街上人在田野里奔跑。母亲和姨母们带着我出来，让我带着篮子在远处的河边等着，她们用衣服兜子盛麦穗，跑起来也快。把麦子送到我这里，她们再回去拾。
　　那年我只有7岁多一点，已经能干活了，弟妺们都小。每天半夜里，便被母亲或姨母叫醒。太困了，有时被叫起来，我边钮衣扣边困得又躺下来，母亲便一哄再哄，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捂在我脑门上，让我快点清醒过来。天黑黑的，我被母亲拖着，跟着走，只听见街上“咚咚咚”的脚步声，没有一个人说话的，走在大桥的木板上，像是千军万马过桥似的。100多户人到大桥头便分开了，西边到诚民、西兴，东边到友好、丰登、日新，北边到兴北、新东、新庄。我们家一般往诚民、西兴，因为我们家的干外婆家在这边。我被母亲拖着走，走过一片又一片麦地，我也跟着大人到麦田里抢麦穗，小小的手拔着麦杆，手划破了，流血了，也不敢喊。天黑黑的，根本看不清麦，只是用手拔麦秸。
　　 乡下人来了! 他们像凶神一般挥舞着镰刀、扁担，喊杀过来了，我们小孩便扔下蓝子拼命跑着。有的鞋都跑掉了。光着脚在麦田里跑，留下一路血迹。我跑得慢，那扁担和镰刀带着“呼哧”的风在耳边掠过，乡下人心并不坏，见到我是小孩只是吓唬吓唬，真的把镰刀砍下来，我也早没命了。那一年，我家被乡下人的镰刀砍坏五六个篮子，不过没有被砍到人，算是万幸。
　　有一天，过了兴北、诚民、西兴、青春等一个大队又一个大队，又饿又累，走得脚发酸头发晕，晕倒在地上。凉风吹醒后，想到弟妹们还等着下锅，我又随着人流往西走。饥肚辘辘了，走不动了，揉一把麦粒在口中嚼着，然后到河边咕嘟咕嘟喝几口清水。天黑了，等到地里已看不清时，我才发现一起出来的大人一个也看不到了，赶快往回赶。一个人摸着路，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扑通扑通的。路过乱坟场，萤火在坟间一闪一闪的，觅食的狐狸与黄鼠狼窜来窜去，我被吓得头发竖起来，黑天旷野里了不敢哭，哭了也没听人听见。当时，路上常遇到大跃进新挖的农庄河和一条条深沟，沟沟坎坎，总转不过去。路上遇到同学王声洪的妈妈，与我是一个大组的，我一下子哭了起来，领着我回来。到家时已是深夜了，母亲瘫坐在门坎上，弟妹们已睡着了。我见到母亲，眼泪像家泉水一样流下来，母亲含着泪把拾的麦子摊在地上，等天亮再晒。
　　想起那些拾麦的岁月，哪里是拾麦，简直是抢麦，是街上人在死亡的虎口抢回自己的生命，不是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到那一步的。
　　多年后，我看到米勒的名画“拾穗”，便想起拾麦的日子，引发我对故乡的思索。我觉得米勒画得不象，因为他画得太美了，他那融浑的色彩，显得太深沉了，太冷静了，特别是妇女很悠闲地弯腰拾穗，太富于诗意。米勒不了解灾荒与混乱那种拾麦穗，是一种抢夺与战争。当然，中国的画家也没有见人画过那场面。
　　这些场面，只有我家的邻居们还都记得，后来人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当时有过拾麦的经历。偶而闲谈起来，诚民的陈二舅叹一口气说，那年头不能提了，人都没有命了，不抢几把麦穗，能活下去吗？许多人便是在那年头饿死的。麦收时节，拾麦穗的日子仅仅是十天八天的，以后更长的是挖野菜的日子，我实在无法忘记。

　　晕 倒 在 野 地 里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三
　　
　　
　　 李 锦
　　
　　 “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是我在一本书开头写的第一句话。这是我从三年自然灾害中得出来的亲身体会，也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最原始的认识。
　　一个人对饥饿的态度与理解，关乎他对政治与社会的理解，甚至整个的人生哲学。在70年代末，我发自内心地拥护和报道包产到户；后来又不同意把产权改革搞到土地上去，这种态度和宣传报道立场，来自人生体验。
　　 1960年春天，是我们对饥饿体会最深的时候。1959年9月，吃食堂过后接着是秋收减产，勉强把春节熬过去，到了三月里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上学刚刚两年的我，中午放学回来，太阳在上头一照，头晕眼花，走路摇摇晃晃的。角头街木桥是用两块板铺起来的，很窄。我走到中间腿肚子打颤，看到河里的水,心发慌，头皮发麻，吓得蹲了下来。与同学们相互搀扶着才敢过桥。过了桥,脚步便拖不动了。过了五、六年，我看到浩然的小说《艳阳天》中有一句：“饿得连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动了”，我很佩服浩然的这句话，觉得他了解农村。那时候，我们便是看着自己在太阳下的影子，走不动了，看着，看着，眼就花了。
　　从建湖过来有个乡亲叫和尚头的，有一天在街南头路边倒下了。他是走路咚咚响的人，回老家数月不见，这个高大的男人挂着一脸的皮，吓得别人不敢靠近他。他瘫坐在地上哀求说：“大爸大妈啊，有一口米汤喝，我就能回家了…… ”有人问，“你不是刚从家里来吗？回去干什么呀，”他回答说，没想到天下都是没饭吃的地方。在死就死在家里呀。”大家默默地看着他走了，不久听说和尚头死在街南的草垛堆了，死得无声无息，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
　　我家粮食没有了，吃了几个月的胡萝卜缨子。到了三月，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顿饭的主食。荠菜、徐徐菜、马荠菜……每天是一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有一天，几种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蛮好的。趁着高兴，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风一吹，肚里很难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声吐了，全是绿绿的野菜水。
　　当时我只有8岁，老姨比我大6岁，堂姐桂英比我大两岁，她们领着我到河西边挑野菜。看我吐了，老姨便帮我擦嘴，用水湿了湿毛巾，放在我的脑门上，说歇一会就好了。老姨又挑野菜去了，让我在地上躺一会儿。可家里下顿还等着野菜，也不能回去。挖野菜时要不断的寻找，为了节省力气，便跪在地上用膝盖往前挪。头上的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实在因为虚弱，加太阳在顶上晒着，挑了一会野菜，眼睛发花了，直冒金星，一闪一闪的，腿发软，连沟也迈不过去了。我扶着南边的堤，站不住，竟倒下了，这是饿昏了。等我醒来时，已是太阳落山了。起风了，天凉凉的，只听见肚里叽叽的响。老姨还在近处挑野菜哩，我们把野菜合到一起，桂英背着篮子，老姨搀着我，回家了。老姨说我晕过去了，在地上睡了一觉。母亲听了，赶快把给四弟的粥舀一口，我喝下米汤，甜津津的，马上便有了精神，我又出去玩了。
　　三弟那时候三岁,咽不下野菜,整天歪着头，无精打采。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见了野菜不敢吃。四弟才一岁，没有奶水，每天给他一点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粮余下的。喂完四弟，母亲用指头刮刮罐底，让三弟舔舔指头上那点米浆。
　　太阳一出来，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盐蒿子。盐蒿子耐盐耐碱，碱很重，可它还是碧绿的。只有碱太重的地方，盐蒿子长成紫色的，那种盐蒿子太老，不能吃。在那些日子，便在跑很远的地方去采。盐蒿头采光了，便采盐精子，也就是盐蒿子种子，晒干扬净后磨成面，掺在野菜里吃。后来野菜越来越多，荠菜、曲曲菜、马齿苋都长起来了。
　　那时候，我深深体会饥饿的感觉。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并没有锐利的痛感，那是种慢性的虚脱。胃里没有食物，大脑被停止了供给，麻木了。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灾荒那年的麦收时节，遍野是拾穗的老人和孩子。那么多人拾麦穗,麦草尖上只有一粒麦,我们也舍不得丢掉。这时候闻到新麦的气息，大脑中便有种大难获救的感觉。
　　在饥饿中生活过来的人，观察与理解人生的角度起了特殊的变化。饿怕了的人，是太懂得道理了，能吃饱饭，能活下去便是最大的道理了。后来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改革，就是一家一块田这一点不能改，有一块田就饿不死人，没有田地靠什么养活人呢？国家这么大,聪明人很多，点子很多，也有不少馊主意，当家的人首先要考虑一条，人人有饭吃，然后再想其它事。这“主义”，那“主义”，吃饱饭是最好的“主义”。这一条如果站不住脚，很多人就可能造反，这种造反肯定是有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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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熬 的 夜晚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四
　　 李 锦
　　回到老家狭长的院子，见到晾晒的衣服，又猛然间想起母亲。我们小的时候，母亲每天劳动量最大的便是拆洗被子，晒被子，缝被子。这些辛苦，都是弟妹们溺床为母亲带来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很害怕夜晚的到来。因为没有粮食吃，我们喝的稀汤水，尿显得特别多，喝的水在夜里都尿完了，常常一尿半床被子都湿了。睡觉前，母亲总要提醒我们解手。可是睡到半夜，梦里总想到解手的事，有人追我，打仗时自己便使劲地解手，解了一半才发现尿在床上，身子下面湿湿的，赶快起来。人越长越大，尿也多，一尿就湿半床被子。我与三弟在两头睡，常两边发水，那就不能提了。我知道弟妹都溺床，没有被子换了，自己便忍受着，用自己身子把潮湿的垫被暖干，常常睡不着，到天快亮时才睡着。等母亲喊醒我时，都该上学了。一起床，我赶紧把这满是骚味的被子、褥子挂到洋条（铁丝）上晒。
　　天气渐渐冷了，母亲便忙着为我们做棉衣。晚上躺在床上，把弟弟们哄睡以后，母亲再起来做活，每个人棉衣的里子、面子要缀缀补补，再套棉花引线。孩子小的时候，自己不能系皮带，都是缝的布带子，挂在肩上，大的该钉扣子的钉扣子，都要做好，等天亮起来能穿上。忙活了这些，母亲再做衣裳，既是裁缝，又是针线工，一家七八口，过年都要有一件新衣裳，等母亲把这些活干完了，便是深夜一两点了。我们睡一觉也醒了。母亲再把小二子、小三子、小四子一个挨一个叫醒，嘴里“徐徐”地吹着哨子，哄着孩子解手。孩子们都是半夜里被叫醒，心愿意不愿的，迷迷糊糊的解完手躺下去，母亲再帮助一个个掖好被子。有的睡得很香被叫醒了，不愿意，还哭呀，闹呀。可是不叫醒也不行，否则这一夜又“水漫泗洲”了。就是这样，差不多每夜总有一个或两个尿床的。母亲预先把干被子准备好，等孩子们尿床了再换。
　　天亮了，母亲把尿湿的被子拆洗了，晾在外面晒。每天离开家，总见到堂屋里一大桶衣裳，一个搓板。为赶太阳，母亲一早便起来搓衣服，为了节省肥皂，总是使劲地搓，常搓得满头是汗。有时冬天要脱掉一个膀子的棉袄，才能使上力气。洗不完的一件又一件，母亲的手成在在水里泡着。我们看到母亲双手每个关节都裂开血口子，目的地到一线线血丝，甚至连指尖上也裂开口子。母亲手上常贴着一块块胶布，有时血能渗出来。等到我们放晚学的时候，母亲总是在缝被子，三弟、四弟总喜欢在被子下面钻来钻去的，像小狗似的捉迷藏。这时候，母亲总催着我们去抬水、看粥锅。有时候，阴天没有太阳，母亲便在锅房里烘，一边烧火，一边烘被子，锅灶边总是放着鞋垫、袜子。每天晚上，把我们的鞋垫子放在锅灶旁，排成一队，第二天一早崩干，再替人们换上。冬天更麻烦了，潮湿的被子、褥子容易上冻，有时等我们晚上快要上床了，母亲还在锅屋里烤被子哩。
　　母亲总是这样，起早摸黑地忙着。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间睡的，有时都听见鸡叫了，或者黄沙河里轮船汽笛响了，她才打个瞌睡，母亲这时也不敢睡，一睡着了便醒不来，第二天一大家子的早饭，一大堆被子还都等着她呢。母亲常常是不脱衣服，就倚在床头上迷糊一会就起床了。
　　有时候，我也想插手做点家务，母亲总是不让，说男子汉念书就行了，不要婆婆妈妈的，那样没有出息。虽然母亲有时也与邻居说我“油瓶倒了也不扶”，但总是人家夸奖我学习用功的时候，母亲才这么说，母亲是在夸奖我哩。因为她总认为男的就应该读书求功名，不在乎做多少生活。后来，两具妹妹都很能干活，是受母亲的影响。
　　看到母亲这么累，我们有时说等大了就好了，这时母亲脸上很难得的露出点笑容，说“早点带个女人回来，就像秀风大姐那样的，你妈妈一辈子便是福份了”。秀风大姐是对门高大哥的女人，很勤快，也很孝顺，每天早上看到她为病重的婆婆梳头，洗衣服做菜很麻利，而且嘴也甜，从来都是笑眯眯的，没见到她发过一次火。我想，要找女人就要找秀风大姐这样的，将来能帮妈妈干活。我是老大，这是我的责任。嘴里没有这么说，可心里这么想，我长大了，一定要报答母亲。
　　在那些含辛茹苦的夜晚，看着妈妈和衣坐在床头在如豆的灯光下缝补衣裳，这是我永远记着的一幅画。我是看着妈妈怎么服伺我们，是怎样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的。

　　年夜饭是一锅胡萝卜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五
　　
　　 李 锦
　　
　　
　　
　　 1959年的春节是在饥饿中到来的。
　　吃食堂后两个月便没有粮食吃了，拾完麦子拾花生，拾完花生拾山竽，找完山竽拾胡萝卜，找完胡萝卜便拾胡萝卜缨子。从夏天拾到冬天，一直拾到大年三十晚上。为了过年不再下乡，我们拾胡萝卜一直拾到三十晚上。
　　天黑好长时间了，母亲还没回来。三十晚上没有月亮，星星也躲起来了，黑黑的天像锅盖一样盖下来，地上没有一点亮光。路上融化的雪已结成冰，走在路上的人，不时与冰雪磨擦，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在夜晚显得特清晰。我们弟妹四个便在大门口等着，等久了，我便让6岁的大妹带着三弟、四弟，我自己跑到黄沙河大桥上等。只要黄沙河大桥北头有人走路，从桥南头便能听见，两眼盯站北头看，远远看到不是母亲的身影，我便又折回身子再回头等着。我们等久了，大妹妹抱着小弟，领着三弟到桥上来，我一看不得了，都冻坏了怎么办。病了没有钱看，麻烦可就大了。我赶着他们一起回家，重新回到大门口等着。
　　我抱着小弟，大妹和三弟开始都坐在门槛上，坐久了，就互相倚靠着，弟妹四个紧挨着。我们又冷又饿，等啊，等啊，母亲还是不回来，有人家已经吃过年夜饭，都熄灯睡觉了。忽然听到大桥上有人说话，咚咚咚的脚步声传来了。三弟突然惊醒说“妈妈家来了”，老远就喊“妈妈”。“你妈妈和姨娘朝西兴那边去了，现在该到诚民六队了”。说话的是王三妈，同学王声洪的妈妈，她常和妈妈往西北方向。“哎呀，天黑这么久了才到诚民六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弟妹们失望了，三弟哭了起来“妈妈，妈妈”，大妹见三弟哭了，她也哭起来了，四弟本来躺在我怀里睡着了，被哭声惊醒了，又是“妈呀，妈呀”地哭。我又急又气，不断训斥大妹妹，大妹被训怕了，不敢吭声。过一会，三弟、四弟边哭边睡着了。街南头路过的妇女们，见我家弟妹四个在门口等着，总是说“你妈妈她们拾胡萝卜到街北头了”。
　　又等了不知多久，听见大桥上木板响了，脚步匆匆的，大概到十一点了，多数人家灯已熄了。才见到母亲与姨母匆匆从大桥上下来。母亲像跑一样来到家门口，三姨背着一篮子胡萝卜跟在后面。
　　坐在门口四、五个小时的我，一直安慰着弟弟、妹妹，这时见到母亲，泪水哗啦一下象线一样窜了下来。母亲赶紧接过四弟，弟弟妹妹一下子都醒了，见到母亲都哭开了，嚎哭一般，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妈妈边哄着边涮锅做饭，做的是胡萝卜饭。母亲与姨母赶快把刚刚从乡下拾的胡萝卜洗一洗，剁碎倒在锅里。
　　人家吃完年夜饭早就进入梦乡了，人家剁肉坨子的，嗵嗵嗵的响声早已停了，油锅里炸坨子的嗤嗤响声也都息了，门外空气里还弥漫着油香味。整个兴桥就我们一家在剁胡萝卜，刀砍在砧板上很清脆的声音，嗵嗵嗵嗵的响。过年吃不上用肉做的炨子，便意味着这个年没有过得去，要遭人家耻笑的。母亲是要面子的人，自已受穷可以忍受，可不能让人家看不起。我家没有钱买肉，只有靠自己拾的胡萝卜过年充饥，可是母亲一边剁胡萝卜，一边掉眼泪。泪流下来，也不擦一下。我懂了母亲的心思，也抱起菜刀使劲地剁，嗵嗵嗵嗵，嗵嗵嗵嗵，像是二重响，此起彼伏。看我发狠地剁砧板，母亲的泪流成了行。把弟弟惊醒了，才止住剁葫萝卜。一歇下来，就困了，我很快就便睡着了。也不知饭是什么时间煮好的，当我们吃上饭时，弟妹几个都困得睡着了，饿过劲了，也不想吃了，只想睡觉。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吃的是胡萝卜饭，很少很少的米，也没有菜，是切碎的胡萝卜里撒上一把盐。
　　过年了，人家把我们家深夜剁胡萝卜的声音错当成了做坨子了。邻居说，“李二妈，你家做多少炨子，半夜里还听见剁坨子的声音？”母亲苦笑说“多哩，多哩”，人家哪里知道我们家过年连肉味也没闻到。
　　一锅胡萝卜，这就是我们家1959年除夕的年夜饭。

　　
　　张着嘴饿死的舅爹爹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六
　　
　　
　　 李 锦
　　
　　
　　 在三年大饥荒中，到底饿死多少人，说不清。
　　
　　
　　我是在1980年农村家庭承包调查时才了解一些全局情况的，知道当时是全国性大饥荒。1959年的中国人口总数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1961年则为6.58亿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1400万人。根据当时的人口净增长率计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比1959年应该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到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口的人口数，当在4000万左右。当时户户闻哭声，村村建新坟，正是“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在我们兴桥街北边有兴北、诚民两个坟场，小河西边是龙湾坟场，南边幸福坟场，这些坟场差不多都是1959年秋后开始建起来的，因为当时死人特别多，特别集中，坟场也发展得特别快。坟场多，狐狸多，黄鼠狼也多，常常跑到街上老百姓家里来。我在家的锅屋里便见过狐狸，狐狸盯着你看，站着笑眯眯的，使人看了头皮发惨。
　　
　　父亲的舅父王广如就是这时候饿死的。老人家也只是50多岁的人，按说还是个壮劳力，但是没吃的，一个活脱脱的人便倒下来。年轻人都出去逃荒了，把他放在家里。他没有吃的，便病了，躺在床上等死。可是过一两天就是不肯走，嘴唇一直在嚅动着。儿女们回来看他，他早不能说话了就是张开嘴。年纪长的人说，赶快弄点吃的来，当时也没有吃的，儿女们赶快把要来的饭在锅里用水和一和，烧开了，舀一勺子米汤进来，用调羹倒在他嘴里，他才嚥气。后来人们解释，人如果是饿死鬼投胎，来生还是饿死鬼，所以舅爹爹不喝一点东西是不会嚥气的，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我们亲戚小三奶奶是饿死的，几个儿子出去逃荒了，也没有人养他。老头子连气带饿，最后是上吊死的。
　　
　　我有一个表舅叫吴宗岳，是建湖蒋营人。他听说我了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事情，连声说，很多，很多。他寄来几张纸，都是他们村的事，谨此实录：
　　
　　蒋营镇收成村夏万章，60年代饿死的，当时36岁。他一家三口人，只有一个小孩，而当时的口粮标准是大人小孩一样多，小孩多的人家能讨便宜，夏万章正是壮年，没粮食吃，便饿死了。
　　吴国才也是收成村人，死于60年春，当时39岁。临死前对家里人说：“你们给我一个饭团子咽一下，我死也闭眼了”。可是，家里没有一粒粮食。每天的所谓“五两六钱”（16两制）控制在大食堂里，谁也无权动支。
　　夏朝昆，死于61年前，死时50岁。此人身材高大，是农村的头等劳力，但食量特别大，口粮远远不够需要，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标准。妻子看自己也吃不饱，跟他受罪，就分了家，各吃各的口粮。分家不久，夏朝昆就饿死了。
　　这都是发生在一个村的事，而且首先饿死的都是村里身体最壮的的劳力。后来村里人写信给地委书记陈宗烈，陈书记亲自到村里调查，只得想法调粮，保证这个村每人有半斤荒粮。
　　
　　
　　死人的情况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听嫁到兴桥的陈韶讲，她父亲是青春六队的生产队长，奶奶便是吃食堂饿死的。1959年春天，她弟弟只有七、八岁，从队里食堂打一罐稀粥，走在路上碗罐打碎了。小孩子不敢回家。而81岁的老太太已瘫痪在床上，起不来，听到孙子的哭声，知道没有吃的，一头倒下，闭上眼睛。“千村霹雳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实是三年自然灾害时的现状。二十年后我到安徽凤阳小岗村了解的情况也与这差不多。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村会计严立华是大饥荒时幸存者，1978年12月发生的小岗包产到户会议就是在他家召开的。他向我介绍，他们家6口人。饿死了5口，父母兄弟都饿死了，他成了孤儿。是早已出嫁的大姐把他接走，才活下来的。他们公社从1958年6月开始办食堂，食堂没粮食了，就吃小“小秋收”和上面供应的豆饼，1960年春天，小岗食堂三个月没有开过饭。老百姓食尽糠、麸、树皮、草根、棉籽，最后是什么吃的也没有了。从1959年到1962年春天的三年，小岗村175条人命有60人饿死，死绝了6户，有71人逃荒要饭，逃离家乡。当时村里人活下来的，没有力气，连死人也埋不了，只好把死人扔到枯井里和小塘里。到1962年夏天，小岗村只剩下10户、39口人，1头牛和100多亩可耕地。他说小岗人到了极处才起来造反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人的日子是他们搞“包产到户”的直接动力。
　　
　　凤阳县小岗村不少人越过省界，到江苏来讨饭。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的媳妇知道我老家是射阳的，她说去过，你们家的人在自然灾害时救活了我们，她显得特别热情。她说，他们一路要饭到杨州，又到盐城，扬州还不如盐城哩。我有点不信，提醒她是射箭的射阳，她说，“是射阳，在东海边上有个大闸，再朝东便是大海了，没处走了”。这位小岗村妇女又捧花生又削苹果，连声说:“你们射阳人救过我们，救过我们”。
　　过去很多年了，人们说起这场灾害，仍然心有余悸。很多人说这不是天灾，是人祸。不是刮五风，不是吃食堂，也不会那样折腾的。问题出在领导人身上，当然应该怨主要领导，还有他身边那些了解情况却不肯说实话的人。彭德怀说了实话挨了整，而老百姓是把彭德怀当忠臣看的。在兴桥高洪玉门口小店里玩，讲起这件事，高洪玉讲这是苏修当时卡脖了，当时确实也干旱，然而在旁边闲听的兴北村的一个老人说，家里饿死人，不怪你当家的吗？国家饿死这么多人，不怪毛爹爹，怪谁？就是他说的，粮食多的吃不了。
　　也不知道老百姓是怎么知道那么多事的，看来纸是包不住火的，慢慢的，上面的东西会传到民间来的。时长久了，老百姓会了解一切的，民心如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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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 灾 热粥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七
　　
　　 李 锦
　　
　　
　　 1959年11月，我吃过一次饱饭，偷过一钢精锅的粥，是这政府赈救灾民的粥。
　　吃食堂后仅仅两个月，粮食就吃光了。我们只能挖胡萝卜吃。吃完胡萝卜便吃胡萝卜缨子，接着便吃野菜。射阳是滩涂地带，庄稼没了，草还是长，从新洋农场到大海边，是一眼望不尽的盐碱地，很多野草生长得很旺，马荠菜、盐蒿菜，盐蒿种，都能吃。在射阳，吃不饱肚子是常有的，而饿死人还是很少的事。
　　到了秋天，建湖死人的消息不断传来。我们老家所在的严桥村饿死了好几个亲戚。处在死亡边缘的人只得逃到海里来，海里有野菜，野菜吃了有毒，可毒不死人。我们家在建湖的亲戚多不少人家都来了，一住就是三、五个月，他们住在我们家，一边要饭，一边拾草。祖父母接待的是李家的老亲，而我们家接待的多是母亲这头的亲戚。
　　不久，灾民越来越来多。这些灾民都是从江苏中西部过来的，是高宝兴泰一带的穷人。高邮、宝应、兴化、泰州，是江苏中部的湖泊地带，土地肥沃，水源丰沛，饿死的不该是这里的人。然而在三年灾害时期，这里显得格外的穷，因为人口稠密，这些人吃不饱饭，像蝗虫一般顺射阳河、黄沙河、新洋河流到海边。
　　这些人到来，为射阳带来了混乱。要饭的挨家走，这一个刚走，那一个又过来，街面上要饭的人比兴桥街的人还多。他们破衣烂衫的，拖一片，挂一片，总是贴着房檐走，饿急了便到人家屋里偷，偷饭、偷米、偷钱。大队派民兵在街上巡逻，见到有打架就抓起来，押送到轮船码头上。第二天一早用船运到上冈、建湖去。
　　我的大舅在被上面派到南京挖煤，大炼钢铁去了，大舅母领着孩子要饭，早上出去，天晚才回来。要的饭，第二天在太阳下晒干，再带回去，有的饭都馊了，她们也舍不得扔掉，用水洗一洗，再晒干。他们要来的饭，常常比我们家的饭还要好。我说要跟大舅母一起下乡要饭，母亲听了，非常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祖父是特别要面子的人，从来不许说没有饭吃，如果孙子出去要饭，不把祖父的面子丢尽了？大舅母连声说，孩子，你不能这么做。我们是没法子才要饭吃的，只要有一点点办法，哪个好意思仰脸求人呀？
　　饥荒开始也就是半年时间，上面了解情况陆续开始拨粮食下来了。听说，下面不断向上面反映，死的人太多了。兴桥是逃荒人集中的地方，政府在兴桥开始煮粥给这些逃荒的人吃，吃过一顿饱粥以后便把这些人赶走了。兴桥油米加工厂的院子就在我家隔壁。在一个阴气较重的黄昏，公社、大队的干部把这些灾民集中起来训话。要求他们回家好好劳动，不要好吃懒做。有的人叫喊，不是懒做，是饿死人才出来的，这时，大家都等着吃热粥，一个个眼睛像饿狼似的盯着粥桶。有人拉着叫喊人的衣服，不让他再磨蹭下去，省得干部又说半天话。粥桶很大，要等这些灾民排成整齐的队伍才开始舀粥。粥煮得厚厚的，我们隔着玻璃看得口里发酸。
　　望久了，眼睛也酸酸的。眼前突然模糊起来了，有人挡住了眼睛一看，是大舅母过来了，她端着满满的一碗粥过来了。看没人注意，她把这碗粥递过玻璃窗户，我楞了一下。大舅母说“快，拿个钢精锅”。我愰然大悟，知道大舅母是给我们家偷粥哩。我省悟过来了，马上回身把钢精锅拿过来。把这碗厚厚的粥倒在钢精锅里，接着大舅母又去盛一碗，跑了好几个来回，钢精锅里也有大半锅了。大舅母一趟趟的跑，因为盛粥的有两三个桶，这边吃完可以到那边去打，民兵们没有发现这个秘密。大舅母很高兴，每盛一碗粥来，便咧开大嘴笑一回，我们弟妹几个便很紧张地把粥传递着倒在自己家的锅里。母亲舍不得吃这么厚的粥，舀点水和上，吃了好几天。
　　这些灾民被关在油米厂的院子里，晚上也不让他们出来。都登记造册，按上手印，要求每个人回去保证不再出来逃荒。第二天天不亮，便由民兵押着到黄沙河北边的轮船码头上去，这些船是到上冈、建湖去的。最远的是高邮、宝应，一直地把他们押送回家。有的不肯走，瘫在地上叫喊着说：回家就饿死了。民兵就用绳子把他绑起来，硬拉上船。也有的上了船又跳别到河里。再游上岸的，岸上人民兵就用竹杆打。后来有老人劝的，不能打，这些要饭人身子弱，会死淹在河里的。想起来，那时候的农民们也是太老实了。政府要办公共食堂，大家也就办了，农民乖乖地交出了粮食。政府停办食堂了，老百姓就回家吃饭去了。政府押送他们回家，也就走了，老百姓也沒有上访的。
　　在那阶段，我们偷吃了赈灾热粥两三次。每次都保密得很好，怕传出去干部对我们家印象不好，祖父也不知道这件事。

　　花 子 铺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八
　　
　　 李 锦
　　
　　
　　在三年饥饿的岁月，灾民象流水般涌向沿海滩涂一带。我家收留逃荒的达上百人次，人最多的时候，我们家从前街到后屋同时住达20多人，也难怪兴桥人说我们家成了李家花子铺。
　　 “花子”，是要饭花子的简称。祖父是清代光绪年间生的人，经历了满清、年国和共和国三朝。祖父讲，在他这辈子里，见到花子最多的时候便是1959年至1961年，睁开眼看满世界里都是花子。每天早上都有花子敲门，有时我们还都在梦中，要饭花子便嗵嗵地砸门了。这些花子多是从苏北西南部过来的，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说是“高宝兴泰”就是高邮、宝应、兴化、泰州四县。最多的是兴化人。后来有从安徽东部来的，有凤阳的人敲着花鼓来要饭的，有泰州人耍着猴来要饭的。他们衣衫褴褛，穿得拖一片挂一片的，篷头垢面，头发多象堆草，也不梳理。大冬天，多光着脚，没有袜子穿。多数露宿街头，也有圈在人家拖车下面、草堆里的，有的就围着一棵树，扯块破芦蓆挡风，一家人搂在一起的。有一个早晨，在黄沙河北边传来一片哭声，这个人家露宿在野地里，老太太在夜里活活被冻死了，老老少少都啼哭着，也没有棺材，便用夜里睡觉的芦席把老太太圈起来埋了。母亲听说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久久得沉默着。
　　祖父就是在这时候收留逃荒要饭人的。最早到我们家的是建湖李家庄的亲戚。我们祖上是1463年洪武赶散时从苏州被赶到苏北来的，我们家祖宗移到盐城的湖垛镇南，经过历代繁衍，成了李家庄。村子太小，土地太少，经不住人口泛滥，在曾祖父一代便由李家庄迁往严家庄，在人家村头搭一个草篷子住着。后来，祖父便迁往“海里”来了。当大饥饿猝然到来时，李家庄的人无法互相帮助，出现饿死人的状况，他们便纷纷投奔祖父。当时住在祖父后面的，不仅有李家庄的人，还有商家庄、严家庄的，多是湖垛镇南三庄的人。
　　有个商奶奶，七十多岁了，她的丈夫叫商茂，是湖垛街南有名的地生，也是才高八斗的人，与外祖父和另一严家秀才被称为商苏严“三俊”。解放后，商茂死了，孤老婆子一个人到海边要饭。商奶奶每天拄着拐棍挨家挨户乞讨，被狗咬了，下不了地。可她象个话匣子，肚子里装满李家庄的陈年旧事。她一遍遍讲起曾祖父赈灾救民的事，说李家行善帮助穷人是祖风。原来在上个世纪初，我的曾祖父是乡董，当时乡董靠挨家逐户收时俦，每年有五十担谷的收入。当北方大饥荒到来，很多山东灾民南逃至建湖一带。曾祖父帮助很多贫穷户，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一下子拿出家可仅有的20担稻谷，在建阳的庙前煮了好几天粥，使一些濒临死亡的灾民苟延残喘，活下来了。有的灾民是喝了粥，才能站起来走路的。这些老百姓走时跪成一片，连声喊“李大菩萨”。商奶奶说起这件事来象讲故事，说得很生动。祖母开始听了还是有点高兴，后来觉得商奶奶是想堵我们家的嘴，收留他们，便说你不要再把我们朝高处“驾”了，我们家也揭不开锅了。商奶奶补上一句说，这件事在建湖南边十多个村庄，都晓得的。也许因为李家有行善的名声，到了1960年春节前后，商、李、严三庄的人陆续奔祖父这边逃荒来了。过了40年，李家庄修家谱，介绍祖父时有一段，说收留非亲非故的70岁乞讨老妪，达数年之久。这是商奶奶回去与老家人说的，我们家早把这件事忘记了。
　　住在父亲后面要饭的人由熟悉的到不熟悉的，越来越多。他们开始住在祖父的石磨房地上，石磨房里铺几张芦席，他们自己带着铺盖。小三爹爹也是从李家庄迁到严家庄的，与祖父是同门弟兄。小三奶奶饿死后，他便带着家松、三洋、四洋一起过来了，爷儿四个挤在石磨房里，祖母便把家里多余的被子拿出来给他们盖。后来的人自已多带着薄薄的被子，没被子的便抱一堆柴草压在身上，他们都没有枕头，就用砖头垫在头下面。开始，来的多是姓李的，祖父让我喊他们爹爹、大爷、三爷的，也有人喊我大哥大爷的。不久，苏、商、严三姓来得多一些，再后来，张、王、陈、赵、刘，都有了。
　　石磨房里住不下，祖父便把自己住的西房腾出来。人太多了，祖父便在堂屋心里，铺开了地铺，能睡七、八个人。到了晚上，满地的人，头挨着头，有谁起来解手踩了头或脚的，便叫骂起来“长长眼”。祖父这边人多，一个锅灶忙不过来，常常使得祖父也不能按时吃饭。于是在河边糊起了锅腔。锅腔里是泥糊起的锅灶，是用老沤田里的泥用穰草在一起糊的，从下到上是一块泥巴，上面放一个大大的锅，再用芦苇蔑子编起锅盖，很简陋。可能是里下河的特产，我后来在北方从来没有见过。
　　这时候，母亲这头亲戚也多起来了，大舅母带着表弟、表妹常住在家里，表大姨娘，还有几个表舅，基本上是母亲的伯伯、姑姑家里的人。母亲这一门多出教师、医生，十分在乎面子，衣服穿得很周正，没有花子样。苏家亲戚过来都是带着手艺过来混饭吃的，奎生二舅是挑着担子来敲白铁生意的，他还带着好几本小说，有李英儒写的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还有一本《水浒传》。奎生二舅早上挑着担子下乡为人家补锅补桶，晚上回来。天冷了，便在门口敲打，临到吃中饭时他便走了。我们满街喊“二舅，家来吃饭”，他躲在厕所里或小河边，不应声，看我们喊的太久了，他只好应声出来。
　　家里人多了，他们或者在堂屋里搭一张竹床子，晚上架起来，白天再拆掉，或者住在我家锅屋里。在祖父后面住的人，拾草是最多的，还有替人家打短工的，没有本事也不肯吃苦的便只好沿门乞讨了。祖母看重勤俭的人，看不起要饭的人，有时烦了，当面便说人家“好吃懒做”。这些人多不吭声，有点脸皮薄点的便叹口气说“大奶奶，不是您大侄子懒，是老天爷不让我们活了，”祖母便也不再说什么了。他们出去要饭回来，便说是人家给的，祖母才不责怪他们。其实，他们要的饭有时比我们家里要吃得好。要到的米饭饼在碗里一泡，叫人看了要掉口水。他们要我尝尝，因为祖父母坚持饿死不要饭的原则，更不能随便吃人家的东西。
　　祖母是不识一个字的家庭妇女，可也会用抓典型的方法，整顿逃荒人的秩序，她总是表扬四叔。堂叔四洋每天天不亮便起来，跑到十多里外东广滩上割草，到天黑了才挑着两个大草堆，象小山似的，走在路上看不到人，光看见草堆在动。到了家里有时是深夜十二点了，还要自己涮锅做饭，第二天天不亮便又走了。只有阴天出不了门，他才在家里歇着，拿出针线来缝补自己的衣裳。他们都穿着一个补丁叠补丁的黑棉袄，也没有衬衣，用麻绳在腰里一扎。祖母边夸奖四洋，边贬低大堂叔，说他快三十岁的人了也不说个媳妇，他不肯拾草，除了替人家打点短工，便不肯干活了。白天常把棉袄翻开来抓蚤子，他长得瘦，蚤子长得肥，那蚤子是圆鼓鼓的肚子，看得见黑红的血。大堂叔开始用手指甲在砖头上把蚤子压死，后来便放在牙齿上咬，一咬“扑嗤”一声响，咬完了，嚼吧一下，下了肚，他说：“他喝我的血，我吃他的肉。”咬得嘴上血迹斑斑，说话时，牙齿上也沾着红。祖母总是指责他懒惰，他有点寡嘴，可见到祖母便不敢吭声了。
　　李家花子铺在兴桥是出了名了。其实，兴桥从建湖来逃荒的人很多，谁家没有三亲六故的，然而多数人家是不肯收留穷人的。人一穷，志就短，有打架斗殴的，有偷鸡摸狗的，也有讨饭的妇女与人家睡觉换口饭吃的，败坏了乡风，也惹出许多麻烦。何况那时候家家都吃不饱，日子过得窘迫，谁还有心思收留穷人哩，赶还赶不走呢。祖父母、父母亲都是心肠软的人，见不得人家可怜，何况这多是沾亲带故的，只要找上门便没有推走的。我们家成了兴桥最大的花子集中营，也成了干部们查夜的重点。幸亏这些逃荒过来的人多是贫下中农成份，只有商奶奶是地主婆子，可兴桥人不晓得。凡是来逃荒的，人都本份，很少有惹事的。
　　父亲后来回到村里当大队长，在街面子上也说得上话。祖父母怕惹罗嗦，使儿子面子上不好看，总是对这些逃荒来的人进行约束，要他们凭劳动吃饭，但不许讨饭，不许骂人，说话态度要和气，不许打架，惹事生非，不许带女人回来，到祖父家逃荒的人，除了一个商奶奶，是清一色的光棍汉。祖母还不许他们说脏话，不许说辣蠢话，要讲卫生，衣服破一点不要紧，脏了一定要洗。还有，不要说自已是建湖人，弄得一家人面子上难看。这些，很有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味道。祖母每天总是唠唠叨叨，不断地检查督促他们。祖母指责时，他们总点头“是是是，”他们知道不是祖母嫌弃他们，而是村里干部嫌弃他们。
　　
　　祖母这一辈子，都是默不吭声，很少见到她讲话，唯有那两年象街道居委会干部似的，非常认真的履行一阶段“领导”的责任。按说，这些讨饭的人多是很自觉的，是一群可怜人，都是三五大粗的男子汉，少言寡语，被压抑得变形了，除了骂老天瞎了眼便什么也不敢说了。不过，老百姓受苦有多重，社会的黑暗有多深，他们了解得最清楚，他们中也有咬文嚼字的，肚里故事也不少，黑灯瞎火的讲些故事，打发晚上无聊的时光。他们说得最多的是讨饭花子朱元璋的故事，皇帝也曾讨过饭，说出来是对自己的极大安慰，使逃荒要饭行为羞耻感得到精神解脱。不过他们都没有女人，常说些晕段子，那些段子也多直白、简单，自我安慰罢了。
　　其实亲戚来逃荒要饭，我们家在面子上也不好看，家里人了也受了少委屈。小时候与堂姐搅唠，我揭她家外公是地主，她揭我家有个穷舅舅。小孩子说过也就忘记了。而母亲听了，关起门来在屋里哭了半天。祖父母也没少被兴桥人家说闲话，可是没有办法。尽管这样，祖父母与母亲仍然对这些穷人尽心照料着。他们遇到难事，总是与父亲讲，比如四洋的草与扁担、镰刀被人家没收了等等。他们从外面回来晚了，祖母还、替他们把凉饭在锅里炒炒，有时还从河边摘一个丝瓜给他们做汤。祖父吃的菜也常给他们留一口。祖父总是讲，穷人不容易，不是走到这一步，哪个肯出来求人啊。
　　 1962年以后，日子稍微好过些了，这些逃荒的人便一个接一个回去了。走的时候，千恩万谢，还有跪在地上给祖父母磕头的，他们说锅灰也有发热的时候，日子过好了一定报答，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祖母说：“哪个要你们报答呀，你们回去勤劳动，说个女人，成个家，把日子过好了。”他们走时总说一句“儿孙发达”一类祝愿的话，祖父母听了便露出笑容，脸上使人看得出高兴。祖母看他们一个个走了，也有点伤感，有时还擦把眼泪，把家里的米或糁子，给他们抓一把再上路。后来，有个逃荒来剃头的小高，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父母双亡，也是跟着一个穷亲戚来的，我们的头都是他剃，理一次发五分钱，可他总不肯收我们的钱。母亲也不白人家的，总要给他一点菜。他住了一年多，最后参军走了，参军前他哭得一把鼻子一把泪的，要拜祖父母做干儿子，说这辈子忘不了祖父祖母的救命之恩，到部队后他写过好几封信来，每次都说祖父母是他的再生父母，祖父把他的信藏着，等我们放学回来念。过了几年，他找了女人生了儿子，一家三口来兴桥看望祖父母，到门口一家三口就跪下来，跪在地上说话。临走时，把祖父家里里外外洗得干干净净，又把水缸挑满了，他们走时三步一回头，祖母看了眼里泪水汪汪的。
　　就在三年饥荒岁月，祖父“李大菩萨“名声在兴桥传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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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黑鸡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九
李 锦

我们家地方小，不能养鸡，但是养过大黑鸡、小黑鸡与芦花鸡，这几只鸡与我们一起渡过三年饥饿的岁月。
大黑鸡是只公鸡，个头高，头能伸到小桌子上抢饭吃。满身黑色的盔甲，鸡冠红红的，开始是淡淡的，后来变深了。生活还没有困难的时候到了我们家，我们吃剩下的饭菜，都被它吃了，它的身体也发育得好，羽毛发亮，常亮出翅膀来眩耀，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
小黑鸡是只母鸡，个头小小的，像女人似的，尾巴短短的，平时常萎缩在墙角，在河边菜地里吃虫子，有时叼过一只蚯蚓来，大黑鸡抢着吃，我们总同情小黑鸡，常把大黑鸡赶走，有时生起气来，用竹竿打大黑鸡，打得它满院子跳，飞到屋顶上。它上到屋顶也不下来，在屋顶上漫步，使人看得见它每一只脚起身与落下，佯装成大队干部似的，不慌不忙，慢悠悠的，走过一家又一家，方圆数百米都知道李家的大黑鸡。
芦花鸡是只母鸡，一身羽毛黄白交杂，像芦苇项上花穗的颜色。个头小小的，很能生蛋，有时一天一个，每天放学时便听到喔喔喔的叫声，引着我们到鸡窝里摸鸡蛋，把暖乎乎的鸡蛋送到母亲的灶前。母亲常常说，这个鸡蛋要待客，过几天要请干部，把鸡蛋放在瓢里，我们依依不舍，母亲便说，大黑鸡又欺负小黑鸡了，赶快去看看，我便被烘着出门找大黑鸡祘帐去了。
大黑鸡为我们带来不少快乐。我们放学时，大黑鸡便很远的跑过来，一直迊到南边巷子口。接我回家，出来三四十米。遇到狗来抢食吃，大黑鸡一点也不害怕，伸出尖尖的嘴啄狗，吓得狗后退好几步。狗上来了，大黑鸡的翅膀就象大鹏鸟张开，脖子上的羽毛都竖起来，头低低的贴着地面迎战，吓得狗倒退几步，不敢过来了。
我们都喜欢小黑鸡和芦花鸡，平时吃的饭米总等着小黑鸡和芦花鸡过来才倒在地上，可是大黑鸡很赖皮，总是守在桌子边上，有时从小弟手里的碗中抢饭，吓得小弟把碗扔了。大黑鸡知道犯错误了，啄了两口米便出去玩了。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一年没有吃过肉了，也没钱买肉。那时候每斤猪肉涨到三元一斤，而母亲一个月工资才六元钱，哪有钱买肉呀。看到人家吃肉，嘴里酸酸的。看着大黑鸡长的高高大大的，母亲总是说，“等你爷回来，先把这个死鸡杀了，鸡肉比猪肉好吃”。两只母鸡在生蛋，公鸡肯定是肠中物。我们心里说，“大黑鸡，你快长，爷呀回来先杀你。”我们总是盼着父亲早一天回来，能吃上鸡肉。
后来，日子过得更窘迫了。我们吃不上米，只能吃豆腐渣、野菜，可是大黑鸡的日子比我们过得好。它能捉虫子，从地上刨个洞，把蚯蚓拖出来吃，见到蜢蚱，它能追着飞，跳起来把蜢蚱叼住，再咽下喉咙。见到死了的蛇和蛤蟆，大黑鸡也敢啄着吃。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父亲回来了。白天不敢做饭，杀大黑鸡是个夜里。白天我们便准备好了碗，里面盛上水，滴上油，要准备好麻绳，因为大黑鸡太凶了。半夜里，我被妈妈叫醒了，闻到一股浓浓的香味，我把鼻子吸了吸，香得头有点发晕，嘴上口水都出来了。我知道是大黑鸡被杀了，心中有点难受，我们家以后没有大黑鸡了。然而这鸡肉味实在是太香了，我也忘记对大黑鸡的情谊了。

母亲对父亲说， “你儿子念叨着一年多了，就等着你回来吃这大黑鸡”。我说“都一年没有吃肉了”。父亲听了不吭声，不禁把脸转过去了。他在外面虽然也吃辛受苦，饿了也捉过老鼠吃，实在是不容易了，父亲的泪流出来了，我看见灯光下父亲的眼中泛着泪光。父亲面前两三块鸡肉，我面前一只鸡大腿，母亲怕弟妹醒了，鸡肉不够吃，一个也没叫他们。这只鸡还有一只鸡大腿，要留给祖父，家里吃好东西，都要先给祖父留一碗，这已形成习惯了。几块胸脯肉被母亲已经拆下来，盛了一碗留着请客用的的。锅里已没有什么了，只有个鸡翅膀，母亲剁了三块，我知道这是给大妹和三弟、四弟的。母亲说，她见到鸡肉就过敏不想吃。父亲看着母亲的安排，心里很难受，自己也不肯动筷子，光催着我乘热吃。父亲母亲都看我，他们不吃，我心里很难受，想着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呀，父亲也不容易，是很瘦很瘦回来了，脸长长的。母亲饿的晕过去好几次，都是为的我们弟妹几个。不知不觉间，一个鸡大腿吃完了，但是不知道这大黑鸡的肉是什么味道，光觉得鼻子发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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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块糖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十
李 锦

1960年春天我吃过一块红糖，具体点说是半块糖，还有一半给三个弟弟妹妹分开了，那是塞进母亲嘴里的半块糖，被母亲吐出来留给弟弟妹妹了。
这块糖是对门王大妈给的。那时候，国家食品奇缺，什么都凭票供应。王大妈家是自己加工糖块的，按规矩是属于投机倒把，该在打击之列。她们做一阵便不做了。
从1958 年春节开始，国家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科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每月每人供应猪肉 6 两，牛羊肉 5 两 。另外“ 五一 ”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棕子，供应日期在 3 天至 7 天以内售完为止。到了1959 年, 市场副品供应全面紧张，对大白菜、萝卜、葱、蒜、糕点、糖块也按人口分配，限量供应或凭票证供应的办法。
这一时期，人们每天一睁开眼，就与票证打起了交道。煤、木柴、烟、酒、砂糖、茶、水果糖、奶粉、肉、鱼、鸡蛋、粉条、豆腐、腐竹、木耳、蘑菇、芝麻、花生、花椒、大料、肥皂、洗衣粉、煤油、蜡烛、火柴、苏打、精盐、面碱、明矾、毛线、毛巾、汗衫、尼龙丝袜、灯泡、灯管、暖水瓶……一切你能够想象到的，都脱不了与票证的干系。到后来，什么也买不到了，物价飞涨，一包香烟三块钱，一斤猪肉三块钱。而母亲一个月只有16块钱工资，这16块钱连油也买不起，只能买火柴、盐、针线。我记得，一分能买两块橡皮，三分钱能买到两支铅笔，五分钱能买到一本连环画书，还能买到一块洋糖棒冰。我们弟妹身边没有放过一分钱，一分钱也舍不得花。
在这三年里，我只吃过一次糖，这不是花钱买的，是对门王恒祥的妈妈送给我的，为的是哄我等王恒祥一起上学。
王恒祥比我大一岁，住对门，一起上的学。他有点懒散，总是我吃完饭背起书包上学了，到对门喊他，他才起来吃饭。天天这样，王大妈感到过意不去，为了报答，哄哄我，让我继续等他儿子一起上学。王大妈给我一块糖，一块褐红色的用糖料子做的糖，有烧焦了锅巴的那种带苦味的糖。
王恒祥的妈妈会做红糖，她家把一锅糖倒在水里熬，熬成浆水状，然后捞到木板上切开，一大块糖，变成一条条的，再抽出一条，用刀飞快切成一块块。等凉透了就变成了硬硬的像铁一样硬的糖了。他们家做的多数有烟糊味，有时都冒烟了，还从锅上铲下来，也舍不得扔掉。王大妈给我的那块糖就是烧焦了的有苦味的糖。
一块糖，一分钱，可是我们家没有钱买。人家有钱的小孩买鸡蛋糕，还有买二分钱的薄荷糖，可是我们家穷，已经一年多不知道糖的味了。王恒祥家是做糖的，我常扶着门框看，看得口水要掉下来，使劲咽下肚。到切出糖的时候我就不看了，赶快走开，怕人家给我糖。这块糖开始我也不肯要，使劲推辞，王大妈硬是塞到我手里。
我把王大妈给我的这块糖捏在手心里，舍不得吃。王大妈连声催着“吃吧，吃吧”。我不好意思了，只好剥开糖纸，小心翼翼地把糖放在嘴里。糖进了嘴，一股甜味从嘴唇到舌头，甜到喉咙，甜到心里，我不敢舔，舔一会儿便化掉了，把糖块含在舌头下面，让它慢慢地化。
这时候，我一抬头看到对门，妈妈在洗衣服，一大桶衣服。妈妈好象从来没有吃过糖，好东西她总是留给我们吃，这一年我们没吃过糖，妈妈肯定也没有吃过。我几步跑过街，告诉说王大妈给我一块糖。我把糖吐出来，塞到妈妈嘴里，：“我已尝到甜味了，妈妈你吃吧”。妈妈舍不得，用牙齿咬了咬，碎了，吐出来，一块糖变成四块。妈妈把大块的又塞到我嘴里。妈妈站起来，把剩下的三个碎糖块放在桌子上，我知道这是留给三弟、四弟和大妹的。我把糖块吐出来，让妈妈放在嘴里，多尝一会儿甜味，妈妈吐出来，说：“吃东西尝尝味道就行了，食饱无滋味”。妈妈又把这半块糖塞到我嘴里。
回到恒祥家，王大妈看到刚才发生的那一幕，又拿一块糖给我，我看到这块糖是没有糊味的，好糖。我不要，王大妈硬要塞到我书包里。王大妈还狠狠瞪了恒祥一眼，意思是说恒祥吃糖吃多了，已不知甜味了。后来这块糖，我没有舍得吃，放了很长时间，一直在书包里，后来可能掉了，因为我再也没有尝过糖的味道，一点印象也没有。
多少年过去了，我吃过很多糖，印象都不深。只记得八岁那年吃的那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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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先生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十一
李 锦

姚先生，叫姚普洲，是我们街上的医生，父亲的好友。每次回家走在兴桥街上，父亲总提醒说，看看姚爹爹，我未进门便喊“姚先生”，从小到大，我们街上人一直都是这么喊他。
姚先生82岁了，清瘦的面宠，脸长长的，嘴稍向外噘，不多说话，精神很好。姚师娘也78岁了，皱纹密布，但脸色很好。就像兴桥街上所有的老年妇女梳着二道毛子发型。见到我们进屋，他们都感到很亲切，说起“大学生”从小的事。姚先生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从不与人争执，但是是非分明，谁好谁孬，肚子有数。姚师娘也是很有修养的人，从来不与人吵架，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很好。
感谢姚先生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送医送药，使得我们多病的弟妹六个，都活过来了。不管是大人小孩，每遇到头疼脑热的，都是他来看，不管刮风下雨，一叫他就来。
要说有病，都是饥馑带来的。弟妹们最多的病是青紫病和肛门脱落。在吃食堂以后，老百姓没有粮食吃了，便吃野菜和胡萝卜缨子，上顿吃，下顿吃，营养不良，人的脸上就慢慢肿起来了，腿上也慢慢肿起来了，老百姓叫浮肿病。手一摁，腿一个深深的印子，半天不起来。人的脸像野菜一样的颜色，青青的，一点红色也没有。平时四肢无力，走路摇晃着身子，自己走着便能倒下来。我们弟妹几个都是肛门脱落，因为没有油水，吃的是野菜，拉大便时肛门也掉出来了。每次都是母亲用手为弟妹们使劲的揉，慢慢地把肛门揉回去，有时妹妹与三弟同时掉下来，急得母亲满头是汗，忙完这个，忙那个，一边哄着两个孩子自己用手托着肛门，一边使劲的揉。揉的时候很疼，弟妹们哭得死去活来，哭着喊起来。最令人焦愁的是三弟，既掉肛门又大憋气，一阵哭喊后气憋过去了，满脸发黑，嘴吐白沫，有时甚至像停止呼吸似的，一点声息也没有。母亲常常拼命抓住三弟的头发不松手，吆喝我还不赶快去喊姚先生。

姚先生家不远，一会儿他就来了，他知道三弟“掉腚头”和“大憋气”两个毛病，总是脚步匆匆的赶来，手到病除。姚先生看完病，连口茶水也不喝，便走了。三弟发起病来真是可怕，有时无声无息，像死人一般，照相馆的姚桂英常常说扔了吧，不要了，没法救了，而母亲急得一头是汗，死命抓住三弟的头发，不肯松手。等到三弟脸色不紫了，喘气平和了，母亲也疲惫得瘫了下来，浑身的汗水变得冰凉，自己倒在床上久久醒不过来。
在旧社会农村人说病就病，动辄就死一大批，大多死于肺结核。兴桥街上很多的都是咳咳哄哄的，常见到咳得弯了腰的，后来都渐渐瘦下来了。我的伯父、姑母都是因为肺上有毛病，受了很多年的罪。当时街上过不了十天半月，便有出殡埋人的。街上老是哭声一片。1939年霍乱流行一下子死了几十个人，我的大姑、三姑都是活活病死的。那时兴桥也没有医生，江湖郎中背着药箱，也没多少药。
我的姐姐桂萍只活了四岁便病死了，听说是得的脑膜炎死的。建国初期很多病都是不治之症，感冒、痢疾都能死人，一死一大片。听说替姐姐看病的医生叫郑幼之，这个人是美蒋特务，潜伏在兴桥，他打过一针，姐姐便死了。那时候姚先生还没有行医。后来，四清运动来了，地富反坏右的日子不好过了，批斗郑幼之，可这个人早已坐牢去了。我便在作文里写狗特务害死贫下中农后代。母亲知道了，说不能这么写，人家医生是治病的，再说害你小伢子干什么，顶多是个误诊。只怜农村医疗落后，什么病也看不了，不能全怨医生呀。母亲尽管这么说，但一想起女儿来，就暗自落泪。有时候，家里活多忙不过来，我还在埋头看书，母亲太累的时候便说：桂萍活在世上多好呀!我知道这是母亲批评人最重的话了，她从不说人不好，总是怨自己命苦，说着便把别人启发起来了。这时候，我想办法干一点家务，让母亲从想念女儿的痛苦里解脱出来。到时候我便又恨起那狗特务郑幼之来了，心里想，“楼下楼下，电灯电话”有什么用，老百姓有病能看上，乡里医院有好医生、有好药才是真共产主义哩。就在这时候，姚先生出现了。
姚先生行医也是解放后的事情了。因为孩子多，太容易得病，父亲与姚医生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弟妹有个头疼脑热的，姚先生一喊就来，他成了我们家的常客。过去三国时华佗因为在我们盐阜地行过一阵医，名声很大。在父亲眼中，姚先生就是华佗。因为儿女多，生病多，父亲与医生、教师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在我们那一片，父亲是文化水平高的人，又当过干部，群众很尊重父亲，像姚先生这样儒雅的人也愿意与父亲交谈。在经济似乎从来没有一分钱的交往，是君子之交淡于水的那种友谊。
看到姚先生，我心中充满崇敬与感激，小的时候，得过人家多少帮助，不懂事的时候，人家来打针，也不知骂过人家多少次。惭愧的是，这次见姚先生，一点东西也没有带，给钱人家又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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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大穿到老六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十二
李 锦

我参军走了，给三弟留下一堆衣服，三弟穿过四弟穿，四弟穿过小弟弟穿。一件衣服，从老大穿到老六，这都是发布票的苦日子逼的。
从我记事起，中国便进入票证经济时代了。从1954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一纸公文，规定从10月起棉布实现凭票供应。同时还发放线票、棉絮票，开始每人每1.6丈，到后来只有1.6尺，一年比一年少，小孩只有四寸。兴桥大队的大组长们主要任务便是发票证，到了家门口便嚷开了，把票夹在粮本子里。母亲总是像接财神似的，说好听的话，好像票证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给的。收起票证，母亲便小心翼翼的抹平放好，用棉衣包好，放在箱子底层。这一点点布票，不够用，母亲便精打细算，今年给他添一件衣服，明年给他添一件衣服。父亲在外面工作脸面上不能差下来，最先给父亲做，小孩子们没有衣服，大的剩下的给小的穿，“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纳纳是老三”，这在我们那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这种景象。谁到10岁生日才能穿上一身新衣袜。到时时候爹爹买一顶帽子，姨娘、舅舅买一件鞋子、袜子。所以，小时候孩子们最盼望过10岁生日，到10岁才能穿到上下全新的衣裳。我是老大，常穿新衣服，像三弟、四弟，只有到十岁生日才能穿上新衣裳。而姑娘就更不容易了，似乎从来就不想穿新衣裳。
那时候穿的衣裳，也不分男女，几乎是蓝色、黑色、灰色三种，卡叽布，斜纹的，很粗，走在街上满是人民装，偶而有黑色、灰色的。因此男女可以混穿，我穿过的衣服大妹穿，大妹叫小二子，三弟叫小三子，依次喊小四子、小五子、小六子。直到上学时孩子才称呼名字。一件新衣服常常从老大穿到老六，做小弟的总是吃亏。
小弟穿上新衣服不容易，因为老大穿旧了，还要染几次继续穿。蓝色穿旧了，要到染坊去染一遍蓝色，再穿旧了，再染一遍酱色的，以后再染一遍黑色的，一件衣服在大染缸里染上三遍，五六年便下来了。我们家北边巷口有个褚家染坊，是专门染衣裳的。褚家的老爹爹是长长的辫子，满清年间留下的，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个挂着长辫子的老人。他总是默不作声，小孩子见他很害怕。他们家染坊在兴桥很有名，老百姓叫“煮黑锅子的”。他们家染坊就在大街上，有两口大锅，成天沸腾着，多是染黑、灰两种，晾晒时，长长的布一直拉到我们这一带。我们家弟妹多，衣服新的变旧了，便在褚家大锅里滚一圈，出来就变成新衣裳了。
褚大妈常常满街说，这个李二妈太会过日子了，一件衣服能染五六次，儿女五六个穿一件衣裳，从大穿到小。母亲总是说，没有布票哇，孩子也长得快，没法子呀。
母亲更会过的是，自己也染起了衣服。看到褚家染衣服并不复杂，母亲便在自己家染起了衣服。有的衣服染过五六次了，不能再煮了，一煮就撕烂了，也不好意思拿出手了，母亲便开始在自己家中烧一锅水，染开衣服。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都兴穿绿色的服装，学生们特别喜爱。母亲到店里扯上几尺白布头，很粗糙的白色。夏天槐树开的花，还没有开时便摘下来晒干，先用槐树花放点白矾，放锅里煮煮，出来是黄色，再用棉花棵加黑矾再煮煮出来就是草绿色。这种草绿色难看，不过当时能穿上草绿色就是很好的了。不久，三姨夫送我一件旧军衣，改了改。把我的旧草绿装给大妹妹穿，大妹妹又给三弟、四弟。第一遍、第二遍都染的草绿色，到小五子穿时只能染成酱色的了，再到小六子穿时便只能染成灰黑色的了。很难看的，叫同学们点点戳戳的，索性多煮一个时辰变成黑色的。所以小时候弟妹多穿黑色的衣裳，黑色成了我们家的常色。
要说衣服颜色还好说，而弟妹们都是发育长身体的时候，一件新褂子穿一年就不能穿了。我们的手臂总是露在外面，裤腿高高的，脚脖子露着，母亲便在袖口接一块。母亲补衣服补的很有艺术，在棉衣棉袄接上一块，一层一层向外延伸，接上三四层，不象是补丁，象是专门这么做的。季江家的小华子衣服四下把身子一围，中间扎个围巾或系着一根草绳，只要不露肉就行。母亲说季二妈腊踏，给儿女穿的象要饭的一样。而母亲总是把我们搭掇得清清爽爽，整整齐齐，就是补丁也显得整齐。有暗补丁、挖补丁、接补丁、织补丁……在衣服上一簇簇地开出花来。到过年了，翻开衣服箱子，找不出没有补丁的。在那时候，过年只要有一件没有补丁的衣裳，我们便是很高兴了。新年谁能穿上新衣服，一般是这一年上小学、升初中，或者十周岁的生日，否则穿新衣裳，就只能是梦中的事了。
有时候冬天与夏天穿一样的衣服，到夏天把棉花掏出来，一条裤子变成两条。到冬天再把棉花塞进去。冬天时，我们哪有棉鞋？常穿一种叫毛窝子的草鞋。用芦苇编起来，里面是芦花，下面钉上两小块木板，刚开始暖和两天，以后变湿便不再暖和了，于是再垫新芦花。当时最穷的人家是买不起棉花的，也有用芦花做被子、棉袄的。我们想，二千多年前闵子骞穿芦花做的棉袄，而我们今天还穿这个？
在那个年代，棉布商品太少了，票证却很多，什么东西都有人抢购。松紧带、汗衫、搪瓷缸、热水瓶，都是一上柜便被一抢而光。1959年，各种票证只有几种，1960年就增加到了50种，1961年增加到102种票证、56种工业卷。买饼干用饼票，买布袜、线袜用布票，买尼龙袜子用工业卷，背心、裤钗、床单……都要用工业卷。
最困难的时候，每年每人才发两尺半布票，小孩子只发四寸布，一家人的布票加起来才能给一个人做件衣服，不缝缝补补，不到黑锅里染一染，又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