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立冬阳台种什么菜好:作者：[日]井上路望

精致、独特、空洞——日本文化大观

周作人曾惊叹：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再想想日本的茶道、禅宗和歌舞伎，恰恰是这种兼收并蓄构成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　　


在新一代普遍“哈日”的今天，你是如何认识日本文化的？你对日本了解多少？

[暴力]


我们开场观点就是:暴力话题之所以永恒，就因为它的数理结构是锥型的！

　　首先请过目下面的这张立论图——


武士道·古惑仔



那可以设想，假如世间没有战争，没有黑社会，也许人类的平均寿命会提高很多，所以经常是施暴者举起刀子作为逞欲手段，受害者站成一队形成社会问题，远距离我们闻得到血腥气，吸引我们去张望，到底这三者间是怎样的关系，为什么一场大的动乱中有的人先是张望，然后逞欲，最后被害，能分饰正派、反派加群众演员？

　　图最顶端写着“暴力话题”而不是“暴力”，说明我们最需关心的不是暴力怎样发生，而是暴力怎样成为经久不衰的话题。北野武的片子到现在还在热卖，虽然已经走下坡路;麦当娜最后嫁给了影导盖·里奇，这一位也是暴力美学院的高才生，好像把暴力话题做大的人都很有成就感。

　　历史上很多人都有暴力行径，并因此臭名昭著。臭气熏天榜第一名是希特勒，他失掉头脑地伤害到整个人类的感情，先杀外国人，再杀德国人，任何人都无法原谅他，而且只杀某几个种族，一副天理不容智力失踪的样子;事情做得比他小的还有很多，活着的都关到监狱里，死了的就是死了，无碑也无坟。

　　最主要的是你会看到一张详尽的日本暴力地图，上面标明了重量事件和出场人物，选择日本，是因为在国人眼里，日本是国际上人缘最差的国家之一，它的赖账，它的固执，它的狭隘，以及它的种种远离亲善大旗的行径，都叫人不得不切齿。

第一幕

　　古惑仔系列之刀在日本

　　——日本黑道档案

“杀手阿一”：用变态的手法犯罪

压酷砸黑社会在日本叫“暴力团”，团组织成员叫“压酷砸”，本义“流氓”。


目前全日本约有3380个“暴力团”，一共86700多名“压酷砸”，其中65％属于山口组、住吉会、稻川会这三个大团体。在东京都，“暴力团”有720个，15800多名“压酷砸”，分别占总数的21.3％和18.22％，是日本治安最乌烟瘴气的地方。

　　山口组日本流氓界的明星企业，盘踞在关西——东京的西边(也是村上春树的家乡)，拥有员工17000多人，钢铁战士特别多。但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它只能在亚洲排第二，当时全亚洲最大的黑帮是香港的“三合会”，号称“14K”，虽然香港弹丸之地比日本还小，但地下组织相当地繁荣，高峰期有20000多人。还有台湾的竹联帮，与同时期的山口组是不分伯仲。

　　稻川会排名仅在山口组之后，它以关东为中心，规模万余人，但内部成员最复杂了。为了做事，方便出入黑白两道的场合，中层以上的干部都印3张名片，一是帮派身份;二是右翼团体身份;三是公司行号身份。第一和第二种名片要最留心，假如跟一般的客户在谈生意时不小心露出来，只好自己臭着脸，摆明逼人家装看不见，事后想办法干掉上次识破自己的大眼贼。

　　住吉会名次又在稻川会后面，五六千人那么多，嫡系要比别的社团多些，需要有更多时候为狂躁的下级去办挽回面子的事，这个集团因为总派嫡系出来做事情，总部做幕后老板越做越习惯，越做越舒坦，所以养了最多的阴谋思想家和组织部长。警察署总想要笼络到住吉会的人，像《无间道》工作组一样去公关个缺口出来，还要小心不要请到刘建明之类的大麻烦。但从去年一年“压酷砸”整个的发展势头上看，警方好像是不太顺利的。

　　关东二日会为拉散各种势力之间的打打杀杀，防止事情闹得无休无止，最后闹到警视厅里那里去，总让大佬们和警察开会，也提防有人利用这种争斗，几个大帮派，像住吉会、极东会、松叶会、稻川会、二率会等，共同组建了这个同盟。大家的内心其实希望能有个强大的上级，好保护自己免受平级戕害。一开始上级威信也很高，遇到双方讲不和，就让先动手的帮派递个人出来剖腹，结果陈尸当场;又让还手的帮派也递个人出来，切断小拇指，痛苦给剖腹派看，甲方90个大板，乙方10个大板，一死一伤就能结案了。可是整个国家经济不景气之后，黑道的日子也不好过，上级的威信受到影响，很多下级暴力团遭遇生存胁迫又要互相干。所以警察们要等到扣住黑道的赃款或赃货时，憋段时间去群殴现场抓人，这是比各个击破更有效的办法。

幕间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一位中国商人眼中的日本社会暴力犯罪

菊花·剑


日本是中国的主要国际贸易伙伴之一，正因为如此，35年来我一直从事远洋运输经营管理业务的客户大多来自日本，再加上又多次去日本商务旅行，日本商人也经常到中国回访，结交的日本朋友确实不少，除了公务，双方总要谈谈彼此国家文化、传统和历史。其实我非常了解日本，但是一些富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日本朋友还是在茶余饭后对我讲，不少人以为日本是世界上最安全、最清洁、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日本的警察体制曾经被公认为全球佼佼者，日本警察给人的印象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彬彬有礼，现在看来似乎是一种错觉，如果确实曾经有过的话，也只能算是时过境迁。

　　我常常从日本国内媒体上和日本朋友那里听说，在过去的10年中，日本的犯罪率增加50％，日本警视厅的最新统计表明，日本的暴力犯罪发案率目前是日本过去23年的最高峰，其中不乏凶杀、强奸、纵火、偷盗、诈骗、绑架等，尤其近几年暴力犯罪的增长令日本朝野十分紧张。拥有23万名在编警员的日本警视厅最近几年因为贪污腐败，效率低下，执法不明而遭到日本社会的抨击。一度是日本公民心目中的国际模范群体和政府文明窗口的日本警署和派出所如今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专门研究日本社会治安问题的日本专栏作家久保宏志说，“日本执法体系中的残渣余孽正在浮出水面，如不及时改弦更张，日本社会的危机迫在眉睫”。日本警视厅于2002年8月2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同年上半年日本犯罪案件发生率与2001年同比上升15.9％，达到1,288,400余起，其中被捕的青少年犯人的数目是61,400人，是过去3年的最高峰。出自于日本人之口的这些数据确实令人深思，被日本人一向自誉为“日出”之国的阳光背后同样存在黑暗。

　　日本朋友不说我也知道，日本的邪教势力非常猖獗，而且为时已久。日本人至今难以忘怀1995年3月20日晚上东京地铁发生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的恐怖分子在东京地铁主要线路的列车内喷洒沙林毒气，攻击无辜乘客，导致12人死亡，5500人受伤的一场震惊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悲剧事件，时间转眼过去8年，日本的犯罪活动，尤其是暴力犯罪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息过，而且日趋猖獗。日本媒体常常把外来人口犯罪大肆宣传，好像日本社会中的刑事犯罪都是外来人口干的，由此引起一部分日本人的排外情绪，其实日本的犯罪活动中，尤其是重大的、大规模杀伤性犯罪活动中的犯罪嫌疑人不乏日本人。

　　似乎与众不同的日本犯罪嫌疑分子的最大特点是装得冠冕堂皇，目不斜视，完全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最有典型性的是一手策划、操纵和发动东京地铁列车内喷洒沙林毒气杀人悲剧的是一个名叫麻原彰晃的邪教组织的头目。此人被捕后在日本刑事法庭上显示的道貌岸然的模样，企图继续骗人，其实此人心狠手辣，冷酷残忍，早在1989年2月他就指使邪教分子冈崎一明杀害了脱离奥姆真理教的原成员田口修二，在1989年11月又指使冈崎一明杀害公开撰文批判奥姆真理教的日本律师坂本堤一家3口。

　　日本奥姆真理教犯罪集团还没有彻底解决，现在日本社会又接二连三地出现新的邪教，其中有总部设立在日本静冈县富士市的所谓“法之华三法行”，其追随者，据日本警视厅统计，将近100万人，其头目是一个名叫福永辉义的人，搞邪教后改名为福永法源，此人装扮成超能力的高人，利用日本经济10多年不景气，受失业、病痛折磨的日本穷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假借修炼、治病等勾当，大肆骗取钱财。据日本警视厅公布的材料，“法之华三法行”邪教组织迄今为止骗取的钱财已经超过1000亿日元(约合9.6亿美元)。

　　还有就是日本犯罪分子的“礼貌”犯罪也是令人印象深刻，日本人的礼貌据说是举世闻名的，日本人自己也认为他们拥有待人接物毕恭毕敬的优良传统，于是日本犯罪嫌疑人中竟然有人在作案以后还念念不忘发扬日本人优良的“礼貌”传统。例如2003年1月4日在日本媒体上出现以“日本最有礼貌的盗贼”(Japan‘s Dumbest Thief)为标题的这么一段真人真事新闻，日本名古屋闹市区一家便利店晚上被人盗窃，早上8时店员上班打开店门一看吓了一跳，便利店货架上的商品被偷了不少，店员们立即报警，同时保持现场，等候警察前来调查和取证，正当店员们为失窃事件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位大约30来岁的日本男人走上前来向店员们来一个超过90°的鞠躬，然后说盗窃便利店的那个人就是他，现在他特地前来表示道歉，因为礼貌是日本人的传统，虽然盗窃便利店的财物，犯了法，但是他认为作为一个堂堂的日本人的礼貌传统不能因为做了盗贼而随便放弃，因为他首先是日本人，其次才是盗窃犯。正当他大谈做贼不忘礼貌的道理后准备扬长而去的时候，警察赶到，问明情况后，立即将他拘押，事后查明，人赃俱获，这个家住名古屋的日本人确实是一名盗窃犯。

　　日本盗窃犯的愚蠢程度也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例如在kagoshima有一个人在超市其他不偷，专爱偷大米的盗贼，三天两头到超市偷米，胆子越来越大，最后一次他从超市偷了一袋大米，得手后背着这包大米径直往家走，不料米袋底部有一个小洞，米不断撒在路上，警察就顺着路上的米粒一路寻到盗贼的家，从他家发现一大堆从超市偷来的大米。

　　但是日本罪犯的最大特点，除了欺骗性大之外，还是冷酷和残忍。1988年一位名叫宫崎的印刷厂工人，当时年龄27岁，双手残疾，却在一年内连续作案，诱拐、奸骗、残杀和肢解4名日本少女。日本舆论指出，并非是因为贫穷而犯罪的宫崎是日本当代社会腐朽的产物，是新一代的犯罪分子的代表，在现代日本社会中，追求吃喝玩乐，贪图享受的日本年轻人热衷于电脑交流信息，上网观看色情和凶杀内容的电脑游戏。美国“华盛顿邮报”在2000年2月10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日本凶杀、暴力伤害、抢劫和强奸等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连续不断的激增，已经严重损害日本的声誉，究其原因，多半是日本过去10年经济停滞和低迷局面所造成的，由于日本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广大青年找不到工作，对社会和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日本青少年犯罪性质日趋严重。例如1997年6月份，日本神户的一名14岁少年模仿电视剧中犯罪情节，在学校大门口，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用榔头活活敲死一名11岁的男孩。1998年11月，一名15岁的日本少女在同学的饭盒中下毒，毒死5个人。同年同月，一名13岁的日本初中男生仅仅因为老师批评他老是迟到，竟然掏出匕首把女老师当场刺死。1999年9月一个名叫高桥真身的29岁的日本姑娘在日本东京最繁华的，人潮涌动的商业街道行走的时候被混在人群中的一个日本青年流氓一刀捅死。日本东京驹泽大学的刑事诉讼法讲师小木曾(Ryo Ogiso, a lecturer on criminal procedure at Komazawa University)在日本媒体上发表论文指出，现在日本人一向拥有的社会安全感正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困惑、恐惧和无奈。日本中央大学(Chuo University)的一位犯罪学家Toyo Attsumi指出，日本社会当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青少年的团伙犯罪和暴力伤害事件发生率在不断增长。

　　日本的暴力文艺泛滥程度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去日本东京、大阪、神户和佐世保商谈买船事宜的一个多月中就发现日本的限制级读物已经无处不在。

　　前不久到日本再度商务旅行，日本朋友告诉我，日本警视厅的调查统计数据表明，日本的暴力组织是世界上最具规模、最具自律能力、生命力最强盛的黑色犯罪团体，其触角已经从赌博、色情、盗窃、凶杀和毒品走私等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和贸易等各个领域。例如2003年日本热炒的《大逃杀之二》的电影描述一个虚构的故事情节，让一群孩子，按照日本国政府考察日本国民求生能力和对于杀人放火的追求的指导规划，在求得生存本能的驱使下，互相残杀，适者生存，最终获胜者为王。电影中不乏赤裸裸、血淋淋的镜头。日本影片《一个凶暴的男人》讲述一个日本警察用暴力解决一切问题的经历;《小奏鸣曲》描绘一个黑道大亨迷恋暴力和死亡，对血腥暴力场面的追求。还有《杀手阿一》描述黑道内部互相残杀的故事。如今日本暴力文艺通过媒体、卡通片、电脑游戏软件等渠道不断地灌输到日本青少年的脑海中。

　　与日本航运界和贸易界的日本朋友打交道30多年使我进一步了解到，日本是一个武士道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这是我们必须要警觉的！

　　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经过多年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写了一本名为《菊与刀》的人类学专著。书中她说:“他们好斗而又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而又有礼;冥顽而又善变;驯服而又叛逆;忠贞而又背弃;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求新。”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的象征，两者矛盾得如此不可开交，又孪生般地长在一起，真是日本国的人情照相。
北野武的暴力与深情



    说到北野武，第一反应，两个字：暴力；五个字：百分百暴力。他的暴力不止是毫无征兆突然迸发的血腥，而是这一切都有一个温柔底衬，一双天使之眼的守护。暴力因此而动人，或者，我该说美好。

　　北野武，1947年生于东京，向前推两年，日本广岛长崎在核爆中沦为废墟，作为战后出生，在美国文化影响下长大这一代导演，他们对日本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抗拒都是惨烈有
声，一如德国新电影运动中的文德斯等。如果说拍摄《四月物语》、《情书》的岩井俊二沿袭的是川端康成的端娴优美，却加入了村上春树般的孤漠隔绝，比如《梦旅人》的结尾，北野武则更像是承接了三岛由纪夫的蹈烈赴死，并祛除日本文化中偏阴柔的“私小说”的传统，他的标志性突发暴力和真挚情感将日本暴力之美推到一个新的极端。

　　北野武，前相声演员，既写随笔也写小说，画一手好画，演过电视、电影、1995年驾驶摩托车发生意外，造成半边面部神经不时痉挛，左腿微跛。素以一副粗鲁相出现于电影，在揍与被揍中跌撞，不经意流露细微感触却令人如受重击。

　　西谚有语：“在我心里，有猛虎轻嗅着蔷薇”，看北野武的电影便常做如是想。你是否注意到《菊次郎的夏天》和《花火》都有过的一个画面：总是那些天使，曼妙的张开无辜翅膀，不可置信地注视人间。

　　你喜欢《花火》中那些画吧，老警察半身不遂后被妻儿抛弃，自己整日推了轮椅到海边看落日，四海无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见他笔下，璀璨如星的樱花、温驯如鹿眼的郁金香、大朵，大朵，开在人脸上、开在动物身上，像整个世界的花都开在他笔下，像整个人世的温暖色彩都藏在那里。而在同时，北野武沉默地打劫银行，带上绝症的妻子旅行，遇到暴徒、遇到警察、一步步走过去，杀掉暴徒，深入雪境，在山冈夜空燃亮烟花、在空旷海边看女孩和风筝——哪儿来的女孩，人迹荒凉左右无家，那么又是天使了，那女孩张开双臂，在末路北野武和将死妻子前带风筝奔跑，在他们身后，有警察静静等待。

　　空景。宽敞大海起伏着灰蓝，“邦”、“邦”，两声枪响。。。女孩停下，面无表情的注视——以怒放代替绝望、以鲜艳书写死亡，在他的影像，天使与死亡，美好到暴力绝无过渡。

　　北野武，那样一颗在极端之间摆渡的心灵，那样一条粗汉，面对暴力如同便饭，可是他注意到一朵花被枪声震落，他看到生病小孩掷球给他时的羞涩，他听到拳击场上，被视为兄长之人被自己击倒时，所有人心里的惊呼，他看着我们此刻的震惊、难堪、呼吸缓慢回响不已，他看这成长中至关紧要一幕，偶像塌陷，他陪我们在一瞬成长——在他心里，外界暴力与细微之美总在短兵相接，摩擦出观者彻骨之痛与我们的泪，逼我们分担他急聚的天真与残暴，既喜且惧。

　　在一本《菊与剑》的书里有对日本人如此的描述：“他们好斗而又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而又有礼；冥顽而又善变；驯服而又叛逆；忠贞而又背弃；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求新。这是一个对其评论时将不得不频频使用“但是，又……”句式的民族：他们的军队受到刻板训练，但是又具有反抗性。他们写一本书介绍菊花园艺，又写另一本武士道的崇高荣誉作为补充。。。。。。

　　《东京圣战》的结尾、杀戮即将过去寂静里，猛然掀开的画布上，碧绿草坪，和熙日光，一群死去的学生陪着他这孤寂老师，正中的，也还是那温柔如天使的女生典子——即使，即使这样一部有脸谱化嫌疑的电影里，北野武的出现，仍给影片增绘景深，使少年世界遇见成年孤寂，使疯狂互屠显得真实，在殷红血腥之后，涂抹上鲜艳色彩，无边孤寂。

　　是，我不停用孤寂这个词，因为无法另做形容，孤寂该是一种阴天的灰色，而在北野武心里，它、鲜艳无比。

　　所以我不奇怪，《花火》里那些艳丽妖娆的画面都由北野武亲手绘成。

　　也许心里有那样绚烂画面的人，行使暴力，才会这样干净卒烈。

　　当暴力怒放成鲜花，前者显得温暖优美；当屠杀之血使人温暖，这力量，令人战栗。

　　影片1：《菊次郎夏天》。这部北野武版“三千里寻母记”、北野武独有的无赖及温情，以一个无赖骗钱开始，以敲开人们脆弱心灵结束。无赖菊次郎有和正男相同的孤儿身世，所以，当他们走一路找到正男母亲、门开处，正男母亲和别的男人及孩子一起出来，不仅观众的期待在一瞬间怔仲，不仅正男在那一瞬感到人世间孤寂漫卷而来——而是他、菊次郎，与过去自己猛然相遇，看到母亲已另结家庭，那一刻，他紧缩为孩子，在生命安排下孤立无援。

　　而那一刻前，他本是多么粗糙一个无赖——当粗糙，遇见细微，抨击之力，更为凶猛。

　　影片2：北野武对青春的焦灼令他拍出《坏孩子的天空》这部青春片，整个观看都很郁闷，直到最后，两个孩子兜一圈又回到平凡，拳王失去成功，黑社会副手丢掉手指，他们到过顶峰，又猛然跌落，跌落的眩晕却表现的平淡冗长——回到最后，也是电影开始，他们又像旧日那样在操场兜圈，不同的是两人有了内容的眼睛，那一刻，想起的却是那首熟悉的歌：“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青春输了、青春赢了，仿佛都是，仿佛都不重要，像田径跑道，回到起点，只为再一场出发——而片中少年与成人世界那赤裸碰撞，又不止一次，不止一次的令人心生震荡。

　　影片3：《花火》，北野武是一个沉默的警察，女儿早夭，妻子患有绝症，在一次任务中替他值班的同事殉职，另一名在行动中半身瘫痪的老组长被妻儿抛下，寂寞同事在轮椅上希望得到一套画画工具，可是太贵；即将死去的妻子神往地说，真想到下雪的地方去看看。失业的北野武一言不发地打劫银行，带妻子旅行，而同事收到一套绘画工具，在白纸上画出惊心动魄艳丽的鲜花，鲜花越怒放，北野武的生命越接近尾声，作为前警察，他知道打劫的后果并无意反抗，不归路，他踏着一条不归路杀掉暴徒杀掉阻挡，在身后拖一条血迹斑斑的生命花火灿若烟花。直到遇到昔日同事静候着他，他说，等我一会。

　　妻子安静的坐在海边，他陪她坐着，面前一个女孩张臂放着风筝，风筝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生命。。。。。却再不回来。两声枪响，老警察的白纸上洒满奋不顾身自杀的血红樱花，电影结束，只要，你能停止自问：假如生命如他充满失望，你会不会奋力书写即使以他人鲜血以摧毁秩序以自己不值得节省的生命，燃烧和腐烂，你选哪一个。影片4：《东京圣战》，严格说这是日本导演深作欣二的影片，我喜欢它超过北野武的《大佬》，北野武以其漠然突发的杀戮为本片印下鲜明印戳。一开始，他拖出学生们的老师尸体，告诫他们：这就是失败中年的榜样，大家不要学他！——对中年对青春，对死亡与美的极端焦灼是他拔剑之后的茫然。

　　他出演一个老师，现实中的懦弱中年、屠杀的组织者与旁观者、参与者及受制者。互动，我想到这个网络时代的时髦词，《东京圣战》更像一个完整逼真的互动游戏，每个人的目的就是杀掉对方保全自己。当人类失去最基本的信任——当结尾幸存少年少女带一把小刀奔向茫茫人海，我想那只是一场杀戮的开始，从身边开始，从亲人开始，从爱情开始。这样的怀疑是致命的，它留在那里，留在看过这些影像人们的心里，像煤气灶上微蓝的火焰，阴阴地静静地燃烧。
[相扑]


大块头有大智慧--日本独特的相扑文化(组图)




       “嗨！哈！”一群体重三四百斤的庞然大物缠抱推搡着，两人猛烈相撞产生的合力达到800多公斤。这些壮硕的小伙子浑身赤裸，只用丝带缠住腰部和下身，但头发却梳理得十分整齐。不同发式的发髻高高地盘在头上，显示着各人不同的性格，这是他们作为相扑力士的象征。此刻每个人心里都在默念着：“我要成为新的日本籍横
纲！”


　　他们都是著名相扑学校“高砂部屋”的学徒。最近NHK电视台突然插播的一条新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日本相扑多年来的头号看点、第65代横纲贵乃花宣布引退。随后日本相扑协会一致通过，授予贵乃花“一代年寄”的最高荣誉称号，并给予1亿3000万日元的有史以来最高的贡献奖。日本政府也授予其国民荣誉奖。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等各大报纸都用头版半版的篇幅进行了报道，电视台也连续重放。一个运动员引退引起这样大的轰动，在日本历史上实属空前，日本国民复杂的心理感叹和忧虑尽显无遗。贵乃花宣布引退的第二天，“两国国技馆”的上座率就不满50％，相扑界简直成了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社会的缩影。


　　“现在横纲只剩下美国的武藏丸、蒙古的朝青龙，日本人在哪里？”“简直太丢人了！”部屋的小伙子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只有一个年届50的中年汉子在一旁冷眼旁观，以往的成败荣辱早已让他看淡世情：“如果说相扑的世界是胜负的世界，人生也就是胜负的世界。”这是他的哲学，他就是部屋的掌门师傅高砂浦五郎。 　



生命中的感动


　　高砂浦五郎出生于高知县，毕业于近畿大学，在他那个时代的运动员里算是难得的高学历人才。在近畿大学他开始了相扑训练，1978年拜入高砂部屋门下。“我对胜负的认识，都是来自于近畿大学相扑部的祷监督和上一代的高砂部屋亲方(日语词，指掌门师傅)。”高砂浦五郎说，“从他们那里我了解了什么是相扑。”


　　根据考古资料，最早的赤身相扑格斗术，可能来自鄂尔多斯草原的胡人。到西晋时代，五胡大量南迁，汉人中开始有了相扑的名称。但今日已不再有这种称呼了，现在山西定襄、原平一带的原胡人牧马之地，仍有赤身的“摸泥鳅摔跤”和“挠羊赛”的传统，这或许就是当年游牧民族赤身相扑的遗风吧。


　　公元695年，日本开始有了相扑比赛。公元728年，相扑进入日本贵族的生活圈子，宫廷中每年定期举行“相扑节会”。过了四百多年，随着皇室衰微，相扑从宫廷走入民间，并与民间祭神、驱魔、庆祝丰收和占卜生产凶吉拉上关系。从17世纪开始，兴起了职业相扑，1909年东京建起一座专供相扑比赛使用的国技馆，1941年相扑更被列为学校体育正式科目。职业大相扑被视为一种高尚的职业，这与日本人传统的君主观念有很大关系。古代相扑只能在御前为天皇表演，当时的“相扑节会”是宫中重要仪式之一，相扑手将有幸上场视为毕生荣誉，人们亦把相扑手奉若英雄。积习下来，到了武士当权的幕府时代以至今日，在人们心中，仍然十分尊重他们。当代职业相扑手必须参加日本相扑协会举办的训练班，训练内容包括思想修养、饮食、相扑技术、运动医学、生理学及汉诗的学习。


　　当代大相扑比赛在称为“土”的场地上进行。它是由粘土构成的正方形土台，高约60厘米，边长6.7米，土台中央有一个直径为4.55米的圆圈，圆圈以嵌入土台内的稻草绳为界，在坚实平整的比赛区表面铺上一薄层细砂。传统的比赛像18世纪的“江都劝进大相扑浮绘之图”描绘的那样，土四角有柱，上托日式屋顶，观众在台下围观，同中国古代的打擂台很相似。从1951年起，因柱子有碍观众视线，将其取消，改用悬挂式屋顶。按规则，力士们必须在圈内较力，如一方被逐出圈外，或是在圈内以脚掌以外的任何部位着地，都算输。


　　相扑手按比赛成绩，分为十个等级：序之口、序二段、三段、幕下、十两、前头、小结、关胁、大关、横纲。正式的相扑比赛每年6场，按季节举办，即“初场”、“春场”、“夏场”、“秋场”、“名古屋场”、“九州场”，分别在东京、名古屋、大阪、福冈举行。其中东京三场，其他三个城市各一场。每场比赛为期15天。高砂浦五郎在1983年夏天升到了仅次于横纲的“大关”级别，1985年春场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获得冠军。退役时，高砂浦五郎总计564胜382负。退役后高砂浦五郎先是在若松部屋担任教练，后来回到高砂部屋继承了师门衣钵，成为掌门亲方。


　　高砂掌门常常给他的徒弟放这样一段录像：相扑大关小锦与横纲曙的比赛。小锦是相扑史上最重的选手，体重263公斤。过于庞大的体型使他转动不便，经常被高手摔得狼狈不堪。但是当他迎战相扑界至尊横纲曙时，一向作风凶悍的曙总是在将他扑出圈外后，跨前一步扶住他——曙和小锦同是自夏威夷赴日谋生的相扑手。浦五郎问他年轻的弟子们：“看到了什么？”“对付大块头时，身高2米的曙竟然也能灵活地借力打力，把对手闪出圈外，技术太棒啦！”“难怪这个美国佬能当上横纲！”徒弟们纷纷答道。“混蛋！”师傅发怒了，“你们只注意这些。没看到小锦摔出去后，曙的那一扶吗？”是的，那一瞬间包含了人生百味。“看看你们身边的师兄弟！记住，竞技体育的斗士只有拥有了一颗伟大的心灵，才能到达巅峰。” 　




力士火锅


　　在伦敦、巴黎和纽约的街头，你有时会看到一座座身着和服的移动肉山迎面走过来。日本为了扩大国际知名度，过去十多年来不遣余力地将相扑运动推向世界，每年都要在欧洲、北美、亚洲各城市的举行亲善巡回表演。这些日本超级大力士每到一地，都引起围观。相扑运动也同富士山一样，成为日本的代名词。


　　高砂浦五郎现在还担任日本相扑协会的宣传部长，他对相扑运动的国际化感触尤深。国际化给日本带来了知名度，同时也带来了外国选手的竞争。相扑是外国人进军日本获利最高，同时最受尊敬的行业。著名的相扑选手年收入都在1亿日元左右，当年的“番夷三结义”小锦、曙、武藏丸的收入都可以排进旅日外国人富豪榜的前列。浦五郎说：“开放门户，自由竞争，才可以加强自身产品的优良品质，对经济是这样，对体育同样如此。但是开放门户是一把双刃剑，自己同时也面临危险。”


　　相扑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也造就了一系列相关产业，如相扑料理、相扑茶点、相扑纪念品等。到竞技馆观看相扑比赛，宛如置身于江户幕府时代的市井之中，前厅和走廊里是一家家装点成江户风格的酒肆、茶坊、点心店和工艺品作坊，身着古装的伙计奔走其间，十分热闹。竞技馆内的观众席分为两大类，靠近赛台周围的是盘腿而坐的坐席，每4个人坐在一个方格内。后排和二层为普通坐椅。坐席票价最贵，约一万日元一张，且很难买到，这类票多为日本各大公司常年包租，用来招待公司职员或客人。坐在坐席内的观众享受特殊服务，可随意点吃点喝，最后吃不了可以兜着走；看完比赛，观众还可到指定地点领取纪念品，而这些费用全都包括在门票费内。相扑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仅一年举行的六场大赛，就可为日本相扑协会创下150亿日元的收益，相关的收入则难以估算。


　　职业相扑手必须体型魁梧，20岁之后要求身高1米75以上，体重超过120公斤。一流的相扑手最后都有一个巨大而呈梨状的躯体，他们能有如此身型，秘诀就在饮食。普通人看到力士们吃饭，只能瞠目结舌，他们惊人的食量大约是正常人的十倍。力士们日常吃的是一种叫作“力士火锅”的特殊饭食，这是典型的营养餐，将牛肉、鱼肉、豆制品、蔬菜、大米等放在一个大锅内炖煮，大家围锅而食。力士们一天只吃两顿饭，餐后倒头便睡，按这种规律起居生活，目的只有一个：催肥。浦五郎说：“小锦刚来日本时，还只喜欢汉堡包，等他习惯了力士火锅，身体就跟吹了气的皮球一样鼓了起来。日本人的体型跟这些来自夏威夷的家伙比起来，就逊色多了。”


　　要出人头地，必须吃尽千辛万苦。“我入门时就告诉自己，从此你小子就生活在沸腾的力士火锅里了。”浦五郎说，“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像贵乃花那样成为偶像，花边新闻越多越好。我年轻那时候，相扑力士的生活非常刻板。平日严禁喝酒，不许随便外出，每天早上5点起床训练，晚上八九点钟熄灯休息，年复一年，没有任何改变。”


　　相扑界等级森严，小相扑力士必须从擦地、打扫训练场地等杂活做起。在漫长的跋涉中，力士们的命运更多的是遭到无情淘汰。独特的饮食习惯常使他们罹患糖尿病和心脏病，中途夭折者亦不少。　
[所谓“道”]


日本的香道、花道和茶道


    日本作为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如果能抛开那些不愉快的回忆，那么在很多人的眼里，这东洋的岛国或许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一块“飞地”，至少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中国文化的狂热捍卫者辜鸿铭老先生，就曾表示过中国文化在日本延续之类的意思。这种对于中日文化关系的估计距离事实有多么远很难说清，但我们的确可以从日本文化中的很多地方看到
其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前有幸参与了日本古典文化艺术访华使节团进行的“三道”表演——“茶道”、“花道”和“香道”，近距离体验了日本意义上的高雅与古典。对于“茶道”和“花道”大概多数人都不太陌生，而“香道”听起来则更离奇一些。实际上，“香道”就是焚烧香料并感受其气味的一套仪式，发端于礼佛进香，兴盛于古代贵族的厅堂之上，而今已成为日本人生活中艺术化的精致部分。日本这“三道”，无不发源于中国，但现在它们发展的面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具有一种完全陌生的感觉，使我们从中看到一些在中国不可能看到的神圣而庄严的东西。

　　喝茶、插花与闻香，中国人也在做。但面对东洋“三道”时的那种陌生感，恐怕完全因为在我们这里，这些活动都没有被刻意仪式化。这些仪式在观者心中产生了距离，而距离诱发了对于神圣与庄严的想象，于是，香、茶、花都上升为“道”了。

　　仪式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礼”，本来是生活中很重要的环节，一个“礼”字，把很多做人的规矩都规定了下来，比如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见面怎样打招呼、怎样吃肉、怎样饮酒、在特定的场合应该说什么话等等。中国古人对此也很重视，错乱了就是“非礼”，而“非礼”的人无父无君，只怕就离禽兽不远了。但中国古代的“礼”范围太广，笼罩了生活的一切角落，直把社会政治制度也一起规定了下来，于是时代一改变，制度出问题了，引起“礼崩乐坏”，连带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也受到了冲击，一起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春秋时代的社会剧变距今太远不必提了，单就辛亥革命来说，生活中日用的一切礼仪都作为“封建糟粕”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礼”所可能带来的神圣与庄严的感觉也被消除了，只剩下一些什么都不敬畏、什么都不相信、惟实利是从的作派。在这个现象后面，还贯穿着一条要命的思路，那就是我们总认为自己一旦掌握了某种实质性的内容，其外部形式就是可有可无的了；只要是真理，如何表述它完全无所谓。这种思路实在不能算错，如果我们能保证某种特定的内容永恒不变的价值，承载这种内容或意义的外在形式确实并不重要。从前孔圣人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意思就是说礼乐的外在形式敌不过其包含的内在价值；后来六朝的名士大骂礼法之士的虚伪，将所有的纲常名教都斥为虚文，自称“越名教而任自然”，追寻内心真实的感受也是本着重内容而不重形式的思路。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回头看圣人这句断言，有了玉帛钟鼓，的确不意味着就满足了礼乐存在的一切条件，但若是没有了玉帛钟鼓，礼乐就完全无地容身了；而纲常名教固然是虚文，但六朝名士们追求的“自然”也未必更真实。在古代，无论我们如何命名它，总有被人们视为在文化传统当中支持形式的某种内容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到了今天我们如梦初醒，发现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一度最真实的内容都遁逝无踪了。如果没有抓住残存形式的方法，那么一切传统都会像竹篮里的水一样流失掉，而文化的线索也就随之中断了。

　　在日本，人们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的理由，始终没有放弃作为自身文化传统的外在形式，没有放弃对于“道”的仪式操演。东洋的“礼”不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中的价值观念，同样也是可被表演出来的一整套礼仪形式。可能，正是这些仪式在无意识当中抵挡了西方文化的侵蚀，并且在一定时机下回过头来重新显示了一种东方文化传统的神圣与庄严。用强化仪式的方法来挽救传统的内容，这是中国没有想到过的。
[歌舞伎]


      在日本传统的文化艺术中，从一度是妓女的演艺成为大雅之堂的高尚艺术，非歌舞伎莫数了。今天，它已经走过了整整400年的历史。
　　现在在日本，AV小电影肯定比歌舞伎要出名无数倍；而且，坐落在东京的歌舞伎町是闻名全球的红灯区，是旅游旺地。那么真正的歌舞伎是什么呢？




看，那张白脸！日本歌舞伎华丽妖艳四百年

作者：杜笑岩

　　在日本传统的文化艺术中，从一度是妓女的演艺成为大雅之堂的高尚艺术，非歌舞伎莫数了。今天，它已经走过了整整400年的历史。

　　周作人曾惊叹：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
八股、清朝不取鸦片。再想想日本的茶道、禅宗和歌舞伎，恰恰是这种兼收并蓄构成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

　　不知道走过了400年漫长历史之后，歌舞伎这种凄凉的歌舞还能向前走多久？

　　今年，是日本歌舞伎诞生400周年。

　　在日本传统的文化艺术中，从一度是妓女的演艺成为大雅之堂的高尚艺术，非歌舞伎莫数了。它以其独特的集歌、舞、演剧为一身的豪华妖艳的风格，至今已走过了整整400年。为此，日本各地举办多种庆祝活动，再现这个代表了日本国粹的古老传统艺术。

　　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松竹和共同社在东京举办了“歌舞伎四百年展”，展出内容不仅有歌舞伎诞生以来到近代、现代的文史资料，还邀请了歌舞伎的名角中村富士郎到场演出、歌舞伎演员的现场化装表演、专家解说服装道具等，不但年长者观众甚多，很多年轻观众也都感叹不已。

　　在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举办了展期10个月的江户·明治歌舞伎展览会，展示了歌舞伎的形成、完成、成熟和古典化的全过程，歌舞伎名演员和评论家的讲座几乎座无虚席。

　　日本邮政公社还专门发行了面值80日元的歌舞伎诞生400周年纪念邮票，其中一枚是创始人阿国的形象，取于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阿国歌舞伎图屏风”。另外一枚取自著名歌舞伎剧目中的两个演出形象，前方是歌舞伎名家九代市川团十郎演出的《暂》中的镰仓权五郎景政，后方是五代尾上菊演出的《土蜘》中的土蜘精，这两名著名演员对歌舞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年也恰好是他们逝世100周年。这两张邮票成为集邮爱好者的抢手货。

　　在歌舞伎的诞生地、创始人阿国的故乡岛根县，举办了复原阿国歌舞伎的活动，根据当时的史料和绘画记载，由著名狂言大师野村万之丞登台演出，40名演员紧跟“阿国”载歌载舞，再现了当时的风俗。

　　日本各有名的歌舞伎世家也都举办各类演出和讲座并行的纪念活动，让日本更多的民众体会和了解歌舞伎的精髓。日本各地的纪念活动仍在持续。


看！那张白脸

　　说起歌舞伎，对于不了解日本文化的异邦人的联想总会有如下两种：首先是鬼！看不出性别的白脸人浮现在幽暗的背景前，拖着比京剧还长的唱腔，舞台上似乎还飘着浮世绘的落叶；其二是“伎”字引发的歧义，还有艺妓在日本电影里的频繁现身。这些都使我们无法忽略歌舞伎这个行业的江湖身份，即使是“国粹”也是来源于民间，有它自己辛酸的成长历程。

　　现在在日本，AV小电影肯定比歌舞伎要出名无数倍；而且，坐落在东京的歌舞伎町是闻名全球的红灯区，是旅游旺地。那么真正的歌舞伎是什么呢？

　　歌舞伎诞生于400年前的1603年，当时的歌舞伎(kabuki)并不是现在这样的歌、舞、演剧浑然一体的艺术，也不是男扮女装，而是一种加有简单故事情节、具有宗教色彩的舞蹈，而且是女扮男装。

　　歌舞伎的创始人是日本关西岛根县出云大社的女祭司阿国，为了募集木殿的修缮费，她来到京都，改革了“念佛踊”(念佛踊经时的动作舞蹈)，加入简单的故事情节作为一种演艺公开表演，在京都、大阪等地引起强烈反响，甚得民众欢迎，是当今歌舞伎的原型。阿国也因此成为歌舞伎的创始人。

　　歌舞伎从民俗发展成日本的国粹文化，经历了波折的成长过程，由“游女(妓女)歌舞伎”到“若众歌舞伎”，最终发展到现在的歌舞伎的原型“野郎歌舞伎”，逐渐成为现在这样专门由男演员演出的纯粹的歌舞演剧艺术。

　　阿国创建了歌舞伎后，在京都、大阪一带的“游女”受其影响组织了许多“游女歌舞伎”，她们除了演剧之外还从事卖淫活动。当时的日本德川幕府对“游女歌舞伎”的淫乱行为采取了取缔措施，于1629年公布禁止女人演戏的法律，结束了“游女歌舞伎”的时代。女人演戏被禁止，并没有中断歌舞伎的发展，剧团变更办法，以年轻貌美的男子扮演女人的角色，产生了歌舞伎中的“女形”，这种歌舞伎被称为“若众歌舞伎”。

　　“若众歌舞伎”中的青年男子演员因为年轻貌美，深受女性观众的喜爱，演员生活作风糜烂，经常和观众发生恋情，时有殉情、私奔等引起社会轰动的事件发生。幕府虽然采取多种措施加以改善，但难见效果，于是在1652年明令禁止“若众歌舞伎”演出活动。

　　然而，歌舞伎毕竟成为当时日本民众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幕府禁止无法断绝民众的喜好，剧团方面便想出了对付禁令的方法，把青年男子演出的歌舞伎改为成年男性演出，于是出现了“野郎歌舞伎”，也就是现在日本歌舞伎的原型。歌舞伎从此改变了侧重以美媚之貌蛊惑观众的做法，转而追求演技，逐渐发展成专门由男演员演出的纯粹演艺。

　　另一方面，从西洋归国的知识分子和执政者们看到西洋社会里把艺术视为国家文化的象征。于是就把歌舞伎当作了日本文化的代表。歌舞伎从此被视为现代人所为的艺术。


最是那男人的“妖艳绚丽”

　　以前演出过的歌舞伎剧目之中，女形的印象最鲜明的是《鸣神》。《鸣神》的情节是描写一个居于北山岩穴的出家僧侣“鸣神上人”被天上宫廷派遣的美女“云中绝间姬”诱惑，堕落失身而消减身体的功力，饮酒大醉。云中绝间姬便乘机割断了鸣神上人把龙神封闭的绳索，为了万民百姓使甘露从天而降。　

　　云中绝间姬用女色媚态勾引鸣神上人的时侯，鸣神上人情奈不住地开始触摸她的身体。这个场面的云中绝间姬充满“女人”的性感，妖艳绚丽，是一种在现实的女人之中找不到的。完全是虚幻的女人魅力。

　　最后，她从愤怒的鸣神上人那里逃跑的时侯也一直保持着纤弱的样子。她逃得很慢，好像小脚的女人一样用不稳的步子逃走。

　　听说，歌舞伎的女形本来有重视“美”的思想。比如说，歌舞伎中有“加役”这个行当是一种证明。而“立役”的意思相当于反串，指某个行当的演员饰另外一个行当的角色。特别是，一般女形演员不演心术不正的女人、没有良心的女人的角色，这种角色由“立役(相当于生)”的演员担任。从这个例子看来，女形一定需要兼而有之外貌和内心的“美”，而且女形的“美”里包括比现实的女人还有女人性的纤弱、可爱的样子。

　　日本遇到现代(日语叫“近代”)的明治时代，虽然歌舞伎也有过好像时装戏一样的现代化的尝试，可是至今它一直保留着“男扮女装”的女形。到现在，反而当代的观众对歌舞伎保留的女人形象感觉很新鲜，好像观众们陶醉在虚幻的女人魅力中。保留“男扮女装”的女形包含虚幻的艳丽，适应时代的旦角随着女演员的增加开始追求自然的女人健康美。

　　歌舞伎的演出内容，分为历史上武士故事为主的“荒事”和民间社会男女爱情故事为主的“和事”。歌舞伎的舞台布景非常讲究，既体现日本的花道艺术，又有旋转舞台和升降舞台，千变万化，再配以华丽的舞蹈演出，可谓豪华绚丽。男演员演出的“女形”，虚幻妖艳，给人以超脱现实的美感。

　　现在看来，日本歌舞伎演员的化妆非常浓，但是在江户时代(1604-1868)的人们看来歌舞伎的演员不化妆，他们会感到很惊奇。因为在室内剧场演出的歌舞伎因与观众的距离相当近，所以相貌非常重要。而且最初歌舞伎的Okuni歌舞伎(17世纪初)，在表演结束后，就卖身，所以最初的歌舞伎非常重视演员的相貌。但是自歌舞的中心搬迁到江户后，观众的喜好渐渐由美貌转为演技。

　　19世纪以后歌舞伎的观众扩大到一般老百姓。以前歌舞伎规定英雄必须具有高贵的身份，但是随着观众的变化，身份低下的人开始成为歌舞伎的主人公。因主人公是较贴近周围的人，所以演员的化装也渐渐变淡。


400年的凄凉歌舞还能走多久？

　　经过400年的历史演变，古典化的歌舞伎已经成为日本传统国粹文化的代表。在历史上以写歌舞伎剧本闻名的日本作家近松门左卫门，被称为日本的莎士比亚，其数十本歌舞伎剧作，成为日本文学史的宝贵遗产。一些歌舞伎演员不断磨练演技，成为名门，至今在日本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现在日本著名的歌舞世家有市川团十郎家、松本幸四郎家、中村歌六家、中村歌右卫门家、尾上菊五郎家、市川猿之助家、市川段四郎家、坂东三津五郎家、片冈仁左卫门家、泽村宗十郎家等，这些歌舞伎演出世家对歌舞伎的发扬光大起到了巨大作用。

　　歌舞伎注重和观众的交流，延伸到观众席的“花道”是演员的登台的必经之路，产生了演员和观众合为一体的效果。

　　在明治维新以后，西洋剧的大量引入，使得歌舞伎的表演艺术开始走下坡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麦克阿瑟占领日本期间，因为歌舞伎中的剖腹自杀等封建忠君内容，一度禁止歌舞伎上演。后来因为占领军副官巴瓦斯是歌舞伎的爱好者，他认为应该把艺术和现实政治分离开来考虑，在巴瓦斯担任演剧审查官之后，才逐渐解除了歌舞伎上演禁令。此后，各歌舞伎世家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普及歌舞伎艺术，电视台也现场转播，并且开办欣赏讲座，一些文化人经常撰文介绍，使得歌舞伎得以复兴，欧美等西方国家也纷纷邀请歌舞伎前往演出。

　　但是在现在的日本社会，像中国的京剧一样，歌舞伎也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共通的课题是：理解和观赏歌舞伎的年轻观众越来越少。因此，日本文化艺术界也提出了歌舞伎改革的问题。歌舞伎的名角市川猿之助就成立了“21世纪歌舞伎组”，在表演上改革传统的方式，在雨伞和树木等道具的掩护下不断变身，引起观众喝采。这样的改革或许是受到了中国川剧中的变脸的启发。在演出内容上，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动向，引入《三国志》就是一个例子，这在传统的歌舞伎中是不可想像的。

　　评论家指出，歌舞伎的改革，一方面要保存古典中的精髓部分，否则就不能称为歌舞伎，而是新演剧。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要求，各种新流派的歌舞伎的出现将成为必然。

　　周作人曾惊叹：日本摹仿中国文化，却能唐朝不取太监、宋朝不取缠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鸦片。而日本的茶道、禅宗和歌舞伎，恰恰是这种兼收并蓄构成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在日本，文化保护方面有其独到之处，然而走过了400年的漫长历史，不知道歌舞伎这种凄凉的歌舞形式还能向前走多久？
[女性]


古代日本饮食文化受中国的影响很大，“女体盛”在日本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如果说刺身(生鱼片)、寿司(紫菜米饭团)是从中国传入日本，那么，“女体盛”则是日本人自己创造的。


解读日本：“少女援交”--社会肌体上的溃疡


作者：郭峰

　　我相信，国人对“交往”很熟悉，但是对“援助交往”或许是初识乍听。

　　何谓“援助交往”?到日本不久我就似有所闻。2月份的一天，在一份《读卖新闻》晚报上读到了篇有关“援助交际”的文章，才让我真正领悟到了“援助交际”的真正含义。
既然是“交际”，那就一定是双向互动的：日本少女(特别是尚未走向社会的女子高中生)接受日本成年男子的“援助”——日元、服装、饰品、食品等物质享受；成年男子接受日本少女的“援助”——女性的奉献，这就是“援助交际”。这个在我们看似毒瘤的东西，在日本至多算是一块难以治愈的“溃疡”。

　　“援助交际”已成为日本社会一个越来越头痛的问题，但日本社会特有的土壤却是有助于“援助交际”生存的。

　　对于存在于日本社会年轻一代中的“性”的自由，女子中的“性”的商品化，日本社会对此似乎持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据报道，“援助交际”在女子高中生中的比例高得令人吃惊，高二女学生中有32.3％有援助交际行为，高三女学生更高达44.7％。像朝日电视台等颇有影响的媒体还将此制作成娱乐节目公开播放，甚至广告播放“援助交际女”的联系电话、价格、玉照等。事实上，“援助交际”并不仅仅存在于女子高中生中，这种“援助交际”还存在于女子大学生、女护士、女教师、家庭主妇等等日本女人之中。如此广泛的“援助交际”恐怕就是日本女性对日本社会的普遍援助了。作家梁晓声在《感觉日本》一文中称日本的女人为日本社会的“乳胶”。我想，“援助交际女”莫非就是这“乳胶”中的一种?

　　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朦胧的感觉：日本的男人和日本的女人对性的交往都有着“正人君子”后的偏爱。有许多十分显性的社会现象可以佐证。

　　在日本的许多书店和超市的书架上，都可以轻易找到以年轻貌美的女性为主角的裸体写真集。即使是日本成年人也喜欢的连环画书中，也少不了穿着暴露性感的少女演绎的爱情故事。连环画书本来的受众是青少年，但在日本可以看到许多的成年男子即使在乘坐地铁、新干线时也翻阅连环画。有人将这一现象解释为日本人工作压力大，闲暇时翻看不用费神的连环画书是一种休闲和调剂。然而，一个无须辩解的事实是，看什么是形式，内容一定要吸引人，如此才会有众多的人追捧。而“图画”的性感刺激不能不说是一种吸引。

　　日本的女性似乎给人以这样的感觉：温顺但不漂亮。其实有着1亿多人口的日本也不乏像中野良子、山口百惠这样的电影明星般的美女。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美少女不乏其人，但的确不是能够随处可见的。在日本的职业女性中，年轻貌美者更是寥若星辰。那么年轻貌症状的女性到哪里去了呢?

　　“援助交际”使得有着漂亮脸蛋和窈窕身段的年轻女性渐渐远离了学业和职业，她们可以通过“援助交际”而获得女人想要的东西，大可不必像丑而“笨”的女子那般的辛苦。在日本的城市里都有被中国人称为“红灯区”的地方，比如东京都的新宿、六本木等，从街区走过，总有人往你手中塞一些微型小册子。翻开一看，均是些年轻漂亮的“美眉”的裸照，上面居然有姓名、年龄、身份、联系电话，甚至说明是否可以在都(东京都)内上门服务或陪伴外出。有一点更是“服务周到”，竟然告知“顾客”该女子已经过“体检”，可以放心“享用”。无独有偶，在日本周末午夜12时后的节目中有一档名为“女子学园”的色情节目，节目的大体内容是介绍美少女的种种“私生活”，节目的尾声还要推出“每周一星”，这“每周一星”的美少女一般都是初涉此道的女学生，她要在电视摄像镜头前经受“脱光”的考验。主持这档节目的金牌主持，算是此道中的大姐大了。就是这样一位大姐大竟然在日本社会有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她应邀为著名的丰田汽车作广告，成为丰田汽车公司“美女与车”的形象代言人。从“色情宣传小册”到“色情电视节目”便不难发现在职业场和大街上见不到的美女都去了何处。

　　令人费解的这些社会现象却合理地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

　　如果剖析一下日本社会历史和现状的深层，这种“援助”又十分地适合日本社会的国情。日本社会一向是公认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人是男人的附属——为男人而生存——潜伏于日本女性头脑中的意识。她们认为为自己创造了幸福生活的男人献出一切是她们应该做的。或许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的男人对女人的爱好便是理所当然的了。谈女人也成了日本男人交际中不可缺少的话题，朋友之间、公司上下级之间、甚至与初次见面的外国人，也从不避讳。

　　即使如此，日本社会的表层的总体仍然让人感到十分地健康、有序。日本女性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盛开着的樱花，既温暖于心又外表胆怯、羞涩，有礼有加，绝难想像得出她们会与“援助交际”有什么必然联系。而日本的男人往往让人想到日本人引以自豪的富士山，自傲自大而又寒冷于心，也让人难以理解他们便是“援助交际”的男主角。正是日本这样的女人和日本这样的男人构成了日本社会。要破译日本社会的密码不能不了解日本的女人和日本的男人，就如到过日本的外国人不能不留意日本的樱花和富士山。

　　呜呼，日本的“援助交际”。
[传统文化]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樱花的国家，至今已有1000多年。每到樱花盛开时节，来此赏花人摩肩接踵。赏樱作为日本民族的盛大节日活动已有悠久的历史。8世纪时平安朝廷专设园地种植樱树。嵯峨天皇于9世纪举办赏花大会，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赏樱盛会。最初只有贵族才能举办和参加赏花会，到了德川幕府时代，赏花活动才扩展到一般民众之中，至今成为日本民间传统的游兴活动。
[社会群体]


日本人之间的“不言自明”和与外国人之间的“不善交往”，在外国人眼中似乎挡在面前有一堵“同一性的墙”，让人觉得日本是一个不可理解、难以进入的社会。


日本，一个众说不一的群体：“同一性”的墙

“同一性”使日本社会在世界上得到了一个“特殊社会”的称谓。

　　日本社会的“特殊”具有何等的意义呢?

　　如果我们乘上飞机俯视一下日本的版图，便会发现，原来日本的国土好似一弧状分布的孤岛，被太平洋和日本海所环绕，也有人恶意地戏称：“日本就像一片破碎的布片散落
飘摇于海平面上”，当然我们并不赞同这样的比说。但有一点使日本的确显得与众不同：日本没有与其他国家接壤的国境线。这一点与台湾有相似之处，不过根本不同的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不像日本那样具有独立的国格。

　　日本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受到过不同文化的异族的统治。在历史上为数有限的一、两次外族入侵，据记载是中国的元朝，曾派兵到过日本，与日本人有过短暂的交火。而日本的近代以前惟一一次大规模的侵略行动是丰臣秀吉带兵入侵朝鲜。日本一直奉行着锁国政策，直到1853年，以美国舰队司令培理来日为契机，日本才打开了国门，开始了通商贸易。

　　19世纪下半叶以前，日本过着农耕、捕鱼、狩猎的保守安定的生活，与异族可谓“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闭关锁国的政策既使其“同一性”在内部得到了充分的培育生长，又渐渐形成了在国际关系中的“排他性的岛国根性”，决定了“日本人天生的不善于与外国人交往”。这也许是世界上诸多国家和民族并不喜欢日本人，正是日本人需要自省的方面。

　　不过这种“同一性”的社会也有其优良的方面。正是由于日本社会有着高度的“同一性”，使得其社会乃至社会团体的矛盾和摩擦大为减少，在一个集体中个人的力量极易整合。在集体目标明确时，日本人之间能够非常有效地协作，从而能够释放出巨大的集体能量。在日本人之间的协作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即使没有得到详细明确的指令，团体的成员也会自觉地根据各自的特技、能力、情况互相做出判断，主动找出自己负责的领域，承担一份任务，从而使整体目标顺利实现。这样的默契和自觉源自日本人相近的思考方式、相互勾通不存在什么障碍以及作为社会成员血统一致的天然亲和力。这样的默契和自觉被认为是在产业、经济领域提升了日本企业集团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在因素。如果从社会因素解释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成因的话，日本社会的高度的“同一性”应当是首屈一指的“功臣”。

　　中国人在谈到日本人时有这样一种比较说法：中国人与日本人一对一，中国人综合能力强过日本人；如果一群人对一群人，那肯定是一群日本人胜过一群中国人。好像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也有此方面的论述，指出的是中国人之间喜闹矛盾，“窝里斗”的民族劣根性。仅就集体而言，不能不说日本民族有其优良的一面。

　　不过，倒是日本的学者、自由新闻记者、评论家大野力先生也无情地指出了日本民族在个体表现上的劣根性，并解说了日本社会“同一性”存在的弊端。

　　他认为，日本社会这样的特性培养出来的日本人常常被外界评价为“强大的集体、软弱的个人”。同一性社会的弱点就是使得多数的日本人“缺乏与异质(外国人)交往的经验”。一直生活在同一性质人群中的人们很少与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交往，长期在同质人群中的生活使他们已形成了不善与异质交往的习惯，缺乏交往的经验的智慧。比如，在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之间，相互介绍情况、发表各自见解是必不可少的，可这样的交往和交流在日本人之间反而认为“相互间不言自明”才是取理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日本人之间的“不言自明”和与外国人之间的“不善交往”，在外国人眼中似乎挡在面前有一堵“同一性的墙”，让人觉得日本社会是一个不可理解、难以进入的社会。

　　外国人，包括中国人的不快，许多情况下来自“同一性”造成的困惑。

　　“同一性的墙”在确保了日本人之间交往的默契和纯粹的同时，也丧失了与外国人之间沟通的许多好的机会。作为生活在日本社会的外国人，细心地体会一下，便不难发现，行人是匆匆的过客；日本邻居一般也并不主动与外国居住者交往，并且往往怀揣着戒备心理；企业里的日本同事似乎是出于试探而小心翼翼地与外国人接触。不过，一些短期到日本的客人和旅人往往有这样一种美妙的印象：似乎日本的先生都温良儒雅，日本的小姐女士个个彬彬有礼、春风拂面。我想，这一定是一种错觉，一种被日本人表面化了的第一印象。

　　旅居日本并加入日本国籍的英国文学家拉夫卡迪奥·赫恩在随笔《日本人的微笑》一文中，将这种错觉归于日本人的微笑：“日本人的微笑给人的第一印象，一般都是非常令人愉悦的。日本人的微笑起初特别富有魅力，而让人觉察不自然，则是在很长时间以后。”

　　令人费解的是，日本社会这堵“同一性的墙”在阻挡了外国人的视线和日本人与外国人交往的同时，并没有阻碍日本对世界各国先进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剽窃。这恐怕正是日本人自省的结果。日本人在抵御外族侵入的时候可以树起这堵“墙”，在对外进行政治、经济扩张的时候又可以推倒这堵“墙”。

　　我恍然觉悟：这或许是一堵具有弹性的“墙”?一堵无形的，具有特殊功能的“墙”。


日本，一个众说不一的群体：“间人主义”


“间人主义”这一概念是由日本的滨口教授提出的。所谓间人主义即行动时要充分考虑他人或所属部门的立场、心情及相互关系，强调相互间的依存和尊重。“间人”来自英语referentialsubject。

　　应当说日本社会的“同一性”是“间人主义”的人际关系和行为的基础。


　　如果说美国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主义，那么日本社会则是“间人主义”。美国的个人主义往往排斥大规模或忘我的合作，美国人首先讲求的是个人的地位和自身的价值。而日本文化中的“间人主义”则更适合于协作，日本人往往被引导思考集体的成功。

　　一千多年以来，日本社会一直是以血缘集体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其结果导致了在这一社会群体时，形成了许多不用言传，只用某一动作即能互相理解，或者在沉默中互相心领神会的表达方法。能做到相互间心领神会的是自己人，反之视为外人，并以客相待。

　　日本人都有“内部人”这种意识，因此，不轻易地把外国人当作自己的伙伴。

　　“间人主义”所说的是，日本社会不是由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所构成的，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不是单独的，而是在于人与人之间，并以此作为言行的基础。当征求某人的意见时，往往会反问对方：“大家是怎么说的?”日本人有着一种怕被大家排除在外的先天忧虑，因此并不过分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尽可能地和周围的人步调一致，即使有意见分歧也愿意圆满解决。日本人不愿意固持己见，突出自己，而更喜欢赞同大家的意见从而达到统一的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日本人十分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被人瞧不起，或遭到拒绝，特别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时，会感到一种耻辱。著名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日本人以耻辱感为原动力”。脱离了集体的日本人一定是痛苦万分，极端的情况是选择自尽而结束被集体的遗弃和个人的蒙羞。

　　日本人之间经常使用“真话”和“原则”这两个词。“真话”就是“本意”，即心声；“原则”即前提，指表面的方针。而且还可以理解为“真话”是个人的逻辑，“原则”是集体的逻辑。日本人一般把表面的方针和集体的逻辑放在优先的地位，而其中往往潜藏着心声和个人逻辑的“真话”。

　　因此，经常考虑他人和社会而生存的日本人，很少用“是”或“不”表明态度，而介于中间的暖昧的语言特别多。例如“过几天再说”、“考虑一下”、“以后再谈”、“研究一下”等都不属于肯定或否定。而是一种“托词”。诸如此类的回答在我国的官场上也常常能够听到。这往往是为了取得领导或有关人员的同意而暂时同意，或担心断然拒绝会伤害对方而婉转的否定，日本人活得很累，不仅是被称为“经济动物”拼命工作的劳力之苦，也包含着“间人主义”带来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劳心之累。

　　当然，并不能简单地认为“间人主义”使日本人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日本人时刻都有，而且老谋深算，只不过在日本人“彼此之间”被暂时地隐藏了。

　　但是，在对外国人的交往中，日本人的“间人主义”并不存在。例如，在国际事物中日本人自然有自己的观点和逻辑。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依靠在美国的身上，在经济上却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可见，即便是“战略伙伴”，“间人主义”在其中并不适用。在近期美国对伊拉克实施的紧锣密鼓的“倒萨行动”中，日本就明确地站在了美国的一边，并没有“间人主义”中的那般暧昧和羞羞答答。

　　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往往具有外在和内隐的双重性。把握了这一点，对理解日本人的言行并与之相处就容易得多了。
[结语：中国人，娶个日本女人做老婆？]


      有人说，这世上最享受的事是吃中国菜，住英国房子、娶日本女人。
　　如果简单一点将日本女人与中国女人比较，最大的区别处就是：其一、日本女人认为做女人很好；其二，日本女人有忍耐力；其三，日本女人对于性爱持开放态度；其四，她们婚前婚后反差巨大。


有人说，这世上最享受的事是吃中国菜，住英国房子、娶日本女人。有位国内作家在一篇义愤填膺地控诉日本的文章里，竟在结尾笔锋一转：‘他们可庆幸的是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这些温柔的女人守护了这个民族。”原来他骂日本只骂男人，日本女人还是大大的好的，一低头的温柔，让这个民族好好地存活了下来。
　　 日本女人是男人们的梦想，温柔可人，是做好妻子的人选。而有趣的是，色情影片中，据说日本AV女演员形象也是男人们喜爱的，但当然不是选来做妻子。
　　 无论如何，让男人感兴趣的女人，也是要让女人暗中琢磨一番的。看到过议论日本女人的文章，不论褒贬，讲到位的少。我自己在几年前写过几十篇“中国女人看日本女人”的文章，现在回想也是琐碎肤浅的居多。前日又见一篇以偏概全的谈日本女人的文章，感觉若让不明就里的人读了，非以为多数日本女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可。于是不禁要跳将出来，聒噪几句。
　　 如果简单一点将日本女人与中国女人比较，最大的区别处就是：其一、日本女人认为做女人很好，可以充分感受身为女人的喜悦；而我们经常听到中国女人说，来世再不做女人。这念头在日本女人中极少。比如，一个日本少女迎来初潮时是充满喜悦的，不少家庭会蒸红豆饭庆祝少女的成长，这与中国少女所受的“做女人很麻烦”的熏陶实在有天壤之别。还有，我去看望过一位刚生产的日本女友，她的母亲也正好来了，女友说，昨天看到婴儿出来，我差点激动得哭了；母亲也说，是呀，这是只有做女人才能体验的喜悦和幸福啊。，她们对身为女人的喜悦不言自明。
　　 其二，日本女人有忍耐力。我见过不少看似柔弱，而实际耐力极强的女人。她们掌握着外柔内刚的技巧，那甚至不用学习，是印在了遗传基因里的。举个例子，在产房里，日本女人是不叫痛的。
　　 其三，日本女人对于性爱持开放态度。她们没有受礼教管束的后遗症，虽以议论性爱为羞，但不为耻，是比较原始的、人性的。正经与风流的界限模糊，可以戏称为披着纯情的女郎。这风流是自然地享受，没心没肺的。所以， 100名女大学生在看到“贞操”一词时，只有2名答出了词意。
　　 其四，她们婚前婚后反差巨大。从初长成到结婚，是骄矜的阶段，多数经济宽裕，任性游玩，包括体验男人。婚后基本都具贤慧品质，甘于琐碎，是过日子的好手。书店里女性杂志、时装类杂志多为青年女子而设，已婚女性的杂志封面上多有如何节约伙食费或者电费的字眼。这种反差比中国女人的婚姻前后来得猛烈。中国女人喜做男人的娇妻；日本女人兼任男人的母亲。
　　 一日，我听见几位日本太太谈论丈夫。其中一位说，他能够早上自己吃了早饭再走，余者便赞叹：好能干懂事的丈夫哦。双方语气都如说孩童。所以日本男人中，恋母情结者众，皆因为自小被贤慧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婚后的妻子应是以能充任妻子兼母亲为己任，若能再兼情人，自是个中高手。不过这种情形不多。
　　 又有人说，女人最好在家是主妇，在外是贵妇，在睡房是荡妇。就这三妇而言，日本女人达标者定高于其他国家。如果我是男人，我就会希望娶日本女人。日本女人的种种好处是针对男权社会的。可喜的是，日本女人暂时还不会变化，一个成熟社会的变迁是缓慢的。在女权意识觉醒以前，男人们还有大把时光可以憧憬她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前阵子一个日本女孩来信，说我以前“日本女人缺少贞操观，’的说法让她不快，要与我讨论。她说：‘你知道现在的日本女孩为何这样任性、贪图享乐，像你说的不知羞耻吗?因为日本女人被男人欺负惯了，我们的所谓堕落是一种反抗。”这代表了部分年轻女性看着祖母、母亲隐忍的一生而要创新。但我知道她结婚后也会是贤慧女人。这，看看她的母亲便知道。罗马不是一天修成的，日本女人的贤良也不是隔一代就突然失传的。并且，环境也不允许她们思变。虽然很有可能，如果有人游行示威，要男女平等，将有许多日本女性、包括家庭主妇会以“闹女权革命了，同去同去”的心情结伴出门，不过基本上要赶着在丈夫回家以前告别游行队伍，买菜烧饭。忘了说，这也是日本女人的特点，追随大流，人云亦云，喜欢与周围人一样，平和地、安全地，在小范围里安祥地操持人生，有一点四两拨千斤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