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热水器的烟道:明清社会状况和哲学思想概述

　　明清社会状况和哲学思想概述
　　
　　明清实学产生于中国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发展的最高阶段。由于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大动荡，农民革命不仅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而且动摇了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理学。随着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总危机的暴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反映社会前进要求，反省过去，面向现实的新的社会思潮，即明清实学思潮。这一思潮以“崇实黜虚”，反对空谈心性、性理为特征，而在一切社会文化领域提倡“实学”，出现了方以智、顾炎武、颜元、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唯物论的实学家。他们围绕着“理”、“气”、“道”、“器”的自然观，元气自我运动发展的辩证观，知行关系的认识论，以及“理欲之辩”等问题，对唯心论的理学作了总结性的批判，力倡唯物论的实学，为中国哲学史的各个领域的发展都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宋明理学经明末农民全国性大起义(尤其是李自成在北方和张献忠在南方的节节胜利)，随着明朝的灭亡，动摇了其社会基础。但清朝贵族联合汉族地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并钳制各种进步思想。因此，这时期的哲学家大多进行过武装抗清斗争，有过切身的实践体验，兵败后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反专制、反空谈，兴民主、倡实学，把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推到了高峰。
　　
　　一、明清之际与清代的社会状况
　　
　　这时期的社会状况，就阶级斗争而言，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于1633年推翻了腐败的朱明王朝，但清王朝的建立，不仅残酷镇压农民起义，而且官场腐败，赋役繁苛，各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尤其是清廷入关后，施行了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如“圈田”(把汉人土地圈给八旗将士)、“剃发令”(要剃成满清人的发型的命令，不遵者斩。)、“逃人法”和“投充法”(逼汉人投充满旗下为奴)等，引起全国汉人的不满与反抗，隐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就社会生产而言，明朝中后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已有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达了。如苏州的丝织业，有了很多机户雇佣机工；松江棉布袜制造业中有着包买商形式的资本主义经营；浙江嘉兴县石门镇的榨油业中，20家油坊共有雇工800余人，平均每家40余人，对雇工按日计工资；广东韶、惠等处的冶铁业和云南的铜矿业中，也都有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生产情形。在清军人关后，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一度受到破坏，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又逐渐恢复和发展，并超过明代，出现了“太平盛世”。如江宁(今南京)、苏州、镇江等地出现一些很富有的丝织业的机户，除雇工匠、长工、临时工外，还有包买商，开设“账房”或“行号”，以从事资本主义式的经营；苏州有了棉布加工业，共有包工头340余人，开设踹坊450余处，每坊容纳踹匠数十人；矿冶业、制瓷业、制盐业、木材业、造纸业等也都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存在。这说明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已有增长，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将会慢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
　　
　　就自然科学而言，有了超过前代的发展。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代表了明末自然科学的水平；又如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焦循的《里堂学算记》，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颇具重要地位；清代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发掘工作，取得了超过前人的成就，产生了一批著名学者，如《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是清康熙时陈梦雷编，雍正时蒋廷锡又重编，是中国现存的一部最大的类书，又如《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委派纪昀等许多名学者编辑的，共有3万6千余册，9亿9千7百万字，是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可是，清王朝害怕社会进步会动摇其统治根基，就加强了专制统治，大兴文字狱，围剿进步思想，实行闭关锁国，压制工商业发展，在列强侵略面前，卖国投降，镇压革命，使中国很快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总之，这时期的阶级斗争、社会生产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推动了哲学思想的发展，尤其是推动了实学的发展。
　　
　　二、明清之际与清代哲学思想概述
　　
　　明朝的灭亡，抗清斗争的失败和清廷的高压政策，使这时期的哲学家们带着切肤之痛，反专制、反空谈，兴民主、倡实学，推动了唯物论的发展，出现了杰出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如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还有方以智、顾炎武、颜元等，也力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颇有影响。
　　
　　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清代思想家、哲学家。字密之，桐城(今安徽)人。学识渊博，于天文、地理、历史、医学、哲学、文学等无不涉猎。著述宏丰，主要哲学著作有《物理小识》、《东西均》等。早年提出“火——气”论，指出：“火与气一也”，“凡运动皆火之为也”(《物理小识》卷一)。晚年学佛后，又宣扬“离物无心，离心无物”(《东西均•三征》)的二元论，并最终转向“所以为气，呼之日心”(《东西均•尽心》)的主观唯心论。其突出贡献是强调哲学应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存在于具体科学之中。他不仅研究国故历史、词章考据，还广泛涉猎天文地理、鸟兽草木、医药饮食等，主张以大自然为老师，哲学要由自然科学来证明，他说：“质测即藏通几者也。”(《物理小识•总论》)“质测”相当于具体科学，“通几”相当于哲学，意思是说，哲学从具体科学中概括出来，又可以运用于具体科学，这是难能可贵之见。
　　
　　方以智在《易余》、《东西均》等书中还表达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提出了“相反相因”的命题。他说：“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东西均•三征》)“皆二”即任何事物皆有对立面。“两问无不交”是说对立面是统一的。又说：“二而一，一而二。分合，合分，可交，可轮。”(同上)这就是既对立又统一，既统一又对立的观点。
　　
　　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清代哲学家、思想家。初名绛(Jiang)，字宁人，号亭林。早年加入“复社”，反对宦官权贵。清兵入关后，曾参加武装抗清；失败后，奔走于大江南北，联络同道，以图复明，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有《日知录》等。哲学上赞同张载“太虚即气”的观点，提出“盈天地之间者皆气也”的命题(《日知录》卷一，以下只注卷数)，肯定“气”是物质性的实体，世界万物的存亡皆由气之聚散而成。在认识论上主张“下学而上达，”即考察实际的有形的具体事物，，以贯通具体事物中的道理和原则。他批判陆王心学已流为禅学，与程朱理学没有本质区别，提出“当务之为急”(卷六)，力倡“修己治人之实学”，应把“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结合，认为学问应成为“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与黄宗羲书》)，指责空谈良知心性的学风，并主张“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卷七)，要求君主分权而治，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具有民主主义的启蒙精神。并一再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教世也。”(《亭林之集》卷四《与人书二五》)的经世实学的学风。
　　
　　颜元(公元1634～1704年)清代思想家、哲学家。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一生甘贫乐学，不交权贵，曾主讲潭南书院。其思想几经变化：早年好道家，学神仙引道术；继为陆九渊与王守仁思想的信奉者；不久转向二程与朱熹理学。34岁后，由怀疑、探索，走向坚决批判程朱理学的道路。认为理学之害超过佛、道二教甚远，指出“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贤知。”(《颜习斋先生年谱》)著作由后人编为《颜李丛书》，主要哲学著作有《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在自然观上，坚持理气统一论，反对程朱的“理在气先”说，指出：“为寒热风雨生成万物者，气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存性编》卷一)。在认识论上，注重“习行”，主张改造自然、经世致用，提倡“实学、实习、实用”，提出“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清儒学案》卷一)。反对理学的空疏，反对脱离实际单纯静坐读书，指出“读书无他道，只要在行字上著力。”(《颜习斋先生言行录》)提倡“经济实用”的“实学”，指出：“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存学编》卷一)主张“身实学之，身实习之。”(同上)颇有实践高于理论的思想萌芽。他还提出新的功利原则：“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指出“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他是个利义统一论者。他改变了汉儒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而且还批判了“佛之空，老之无”(同上)的观念，提出了“以实药其空，以动济其静”(《存人篇》卷一)的实学思想。
　　
　　清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还有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在中国哲学史上更有其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