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jenkins 部署windows:毛泽东破敌36计之21-25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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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计 金蝉脱壳
[原文]存其形，完其势；友不疑，敌不动。巽而止蛊。
[译文]保存原来的外表形式，并故意使其应有的气势得以完善；这样，友方不会怀疑，敌方更不敢贸然有所行动。在敌方被蒙在鼓里的时候，隐蔽地转移。
[毛泽东论述]
如果可以打时，就在当地打仗；如果不能打时，就应不失时机，迅速地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有时为着各个击破敌人，有刚才在这里消灭了敌人的，又立即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消灭敌人的；也有在这里不利于战斗，要立即脱离此敌转移到另一方向去进行战斗的。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象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5
[范例]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中国、印度，两个伟大的国度，均属被联合国指定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两国又都有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惨痛历史；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两国却兵戎相见
柯棣华的名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受印度国大党的派遣来中国帮助抗日，他随斯诺进入陕北苏区，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成为朋友，在抗日战争中他不幸殉职。柯棣华的名字就和白求恩的名字勾通了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的情感一样，成为勾通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感情的桥梁。尼赫鲁作为印度国大党的主席，解放前就与毛泽东有电信往来。互相支持对方的正义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最早与我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尼赫鲁把与我友好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针。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在对付印度国内右翼反华势力一次次猖狂攻势中，他是很顽强的，排除了很多次艰难局面，也承担过不少的政治风险。最后终于实现中印两国共同向世界高举和平共处旗帜的美好日子。一九五四年四月，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甘地访华，在中印谈判公报中正式向世界宣告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访华归国后，尼赫鲁更是对新中国的成就由衷敬佩，大力宣扬。他说他在中国每一块土地上，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看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到了这个国家万众一心的团结，看到了她光辉无限的前景。有的印度朋友说：尼赫鲁访问中国后有如朝圣归来的圣徒，三句话不离“伟大的中国”。（配图：毛泽东会见尼赫鲁照片）
然而，尼赫鲁和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也有他的局限性。当时的印度上层普遍受英国绅士的影响，自视甚高，对别人再羡慕也觉得总比不上自己。当时印度军方有一份文件，上面以武器装备的精良程度来判断对比各国的军力，这方面它认为中国是最不行的，宣称印度士兵对中国士兵可以一当十，甚至更多。后来他们的军事代表参加了朝鲜停战监督，对这种估计作了修订，认为中国士兵能吃苦耐劳，但即使加上这个因素，印中两军的单兵战斗力仍是一个能抵六个。军方的这种乐观估计，在尼赫鲁本人一次讲话中也居然认可。基于这个估计，更由于中苏分歧，苏联霸权主义从其称霸世界的野心出发，在中印边境磨擦过程中，居心叵测虚伪地站在印度一边，对社会主义中国横加指责，并派国防部长朱可夫访印，把许多拒绝出售给中国的最先进武器装备提供给印度，给印度撑腰打气。逐渐地，印度上层原来激烈反华的某些势力占了上风，在原来就存在的中印两国间的争端尤其是西藏主权与边境线等问题上大肆兴风作浪，促使了尼赫鲁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才有印度向我国发起一连串的政治攻击和武装挑衅。
说起中印边境争端，早在一八九二年，国力衰弱的清朝政府，为了阻遏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推进战略，在南部边疆的喀喇山口树立了一块界石，界石上铭文宣告：“中国领土自此开始”。
然而，已将印度沦为其殖民地的英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就此止步。当时的英国陆军少将约翰·阿尔达向英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呈发了一份文件和地图，公然将中印边界擅自划到了昆仑山一线。按照阿尔达划定的版图，阿克赛地区、叶尔羌和喀拉喀什河系的上游地区，都将并入印度的领土。阿尔达这一非法的边界划定，不仅清政府断然拒绝，就连印度总督埃尔金勋爵也给予否定。埃尔金警告伦敦，如果试图推行阿尔达提出的边界，必然会导致英、中关系的紧张甚至战争，而让俄国人坐收渔翁之利。他进一步说明，喀喇昆仑山脉大概是世界上最难进入的地区，山的另一边人烟稀少，道路崎岖，如果向中国方面推进，就会使自己同前沿哨所之间出现一条交通最困难的地带，这不但会消弱军事阵地的防御能力，在经济上也无法捞到任何好处。这就是百余年来中、印西部边界争端的起因。
关于东北部边界，其实早已在一个世纪前的历史活动中就形成了，察隅和达旺都是中国西藏的领地。香火鼎盛的达旺寺是方圆千里内最著名的佛教中心，商业也十分繁荣。一九○四年，印度总督冠松勋爵授命上尉军官赫鹏出使拉萨，签定了《拉萨条约》，表示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一九○七年，英俄两国签定的协议中，亦表示双方愿共同承担义务，不插手西藏。
但是，一九一一年，英国官员诺埃尔·威廉逊越过中印边界探查西藏，被一个部落的藏民杀害。为了报复，英军进行了四次讨划，用洋枪洋炮屠杀了数千藏民。一九一四年四月，英中召开了西姆拉会议，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爵士，狂傲地用手杖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将西藏的门隅、济瑜和下察隅地区圈了过去（该地区总面积约9万平方千米）。然后逼迫中方代表签字，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中国代表陈贻范、陆兴祺在英国的军事、外交的双重高压下，被迫在英方拟定的条约草案和附图上做了草签。但草签和正式签字在法律上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而且，中国政府获悉后，马上予以否认。双方僵持不下，西拉姆会议只好草草收场。事后麦克马洪也承认：“谈判未能使中国政府在协定上正式签字，西拉姆会议垮了。”这是东北部边界争端的起因。
十分遗憾的是，印度从英国的殖民主义魔爪下独立以后，却全盘继承了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对周边国家的政策。它先后迫使锡金、不丹成为印度的保护国，控制尼伯尔的内政，并对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虎视眈眈。最令人痛心的而又最危险的是印度继承了英国对西藏的政策，甚至英国最后任驻拉萨代表理查逊居然被挽留下来代表印度，继续怂恿西藏脱离中国。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极为关切西藏事务，促成班禅和达赖的和解，宣布即将进军西藏。印度却莫名其妙以外交照会警告说，以印度为首的一些国家正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国民党残余分子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势必损害这种努力。之后不久，印度又提出一项措辞激励的抗议，对西藏遭到“入侵”以及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它和西藏的关系问题表示不满和遗憾。
一九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关于印度对西藏问题的态度问题报告上批示：
“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二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
可是，一部分印度上层分子就是痴迷不悟。当时，印度受英国影响很深，这也有其必然性，英国在印度毕竟实行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殖民统治嘛，怎么能够要求某些印度人不“遗传”点“人模狗样”呢！当时的印度，外国资本家控制着许多经济部门，人民贫富悬殊，政治和宗教的种姓之间的斗争很激励。上层人物普遍对于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对尼赫鲁总理采取的对华亲善政策不是一概支持的，有的还寻机挑起争端。这里，我国驻印度大使馆首任武官朱开印的一段回忆很说明问题——
“我到印不久，遇到的第一个笑话和麻烦是我的‘朱开印’三个字。印陆军部一个官员问我：‘你怎么叫这样一个名字？’我说：‘我从小就叫这个名字。’我没在意。后来一位记者又提出同样的问题，我开始警觉了，反问道：‘是不是你觉得我这名字有什么问题？’这记者还算友好，他说：‘朱，在中国就是红的意思，对吗？‘朱开印’，就是你要来开创一个红色的印度，对吗？’我大笑，‘哪有这个意思？’接着我很认真向他作了解释：‘这名字是我初小读书时，老师给我起的，希望我将来当官掌印。’他又问：‘真的不是你来当武官前才用这个名？’我说：‘朋友，假若我真想来开创一个红色的印度，岂不是一个名字就把‘秘密’全泄露了？’”“这位记者才又告诉我，为我的这名字一些人在来之前就讨论了好一阵。不久，他把我的解释公布在他们的报纸上。”
正由于印度政界、军界乃至整个上层社会对华的这种思想基础，加上英国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也已从潜移默化中将其殖民主义思想杂交遗传给了自命不凡的某些印度上层人物。于是，中印边境极富爆炸性的现实就不足为奇了。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印边境的宁静终于被枪声划破。几天后，苏联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境冲突的公报，公开站到了印度一边。九月十二日，苏联和印度签订了一个协定，给印度15亿卢布贷款，帮助它实现第五个五年计划。至此，苏联已由中立、偏袒印度转变为完全支持印度反华，并构成对中国的敌对行为。在中印边境剑拔弩张的一九六二年，赫鲁晓夫竟主动向印度提出供应米格-21战斗机，同时他却拒绝了中国对此新型飞机的要求。赫鲁晓夫想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中印边境反击战结束后，他曾叹息：“我们卖给印度的米格-21飞机在中印冲突中并没有起重大作用。”
而这个时候，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印度，对这个号称不结盟的大国与共产党中国的冲突，他真是喜上眉梢。于是，企图用大把的美元亢奋起印度对中国的挺而走险。此后，美国对印度的援助总额达数十亿美元。并且，当印度上层资产阶级磨刀霍霍，准备向中国边境进攻的时候，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十分上劲的叫嚷要以武力援助印度，大肆污蔑中国政府，恶意攻击中国入侵印度。在美英资产阶级政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叫嚣中，西方舆论纷纷倒向印度，首先向中国人民及其正义与和平原则发动了一场肆无忌惮的挑战和攻击。
一时间，以印度领唱，苏美英等国伴唱的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
印度虽然独立了，但对英联邦这个“温暖的家”非常流连忘返。不知是为了便于重温一下昔日沦为殖民地的“骄傲”，还是为了便于需要时可以从大不列颠帝国那里依仗点“蛮横”。印度至今仍以其“英联邦”成员国而沾沾自喜。一九六二年十月，尼赫鲁前往伦敦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临行前他授权国防部长梅农制定一份“将中国军队清除出去的作战计划”——印度好像是被压了赌注的角斗士，赤膊上阵了。中国政府苦口婆心进行的一切和平努力化为泡影。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印军总参谋部命令实行“里窝那”作战计划。十八日、十九日，印军400门火炮持续向我边防哨所倾泻了14800余发炮弹。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7时20分，中国一方的上空升起两颗红色信号弹，忍无可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分别从中印边境线东段和西段，对侵入我国领土的印度军队举行了正义的反击。
在此，我们不必描写奉命执行“用武力把中国人清除出去”计划、至少一个顶六个的印度军队是如何被我人民解放军打得丢盔卸甲、魂不附体的狼狈不堪。总之，正义之师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胜利。这次自卫反击作战，在西段边境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边境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的地区；全部歼灭和基本歼灭了印军各三个旅，另有五个旅的印军部分被歼。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官兵4800余人；俘虏印军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官兵3900余人（以上人数均由印度政府公布）；缴获了飞机、坦克和大量的汽车、枪炮、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其中包括一架苏联制造的直升飞机和一些没有来得及开箱的美国军火）。
当年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说：据新疆军区报告，印度国防部从克什米尔把杰特联队调到了中印边界前线。毛泽东随口问道：什么是杰特联队？周恩来说：情报上说，是印军一支老牌部队，组建于英属印度时期的常胜军，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参加过两次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镇压过太平天国；一八六○曾跟随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参与火烧圆明园。毛泽东听罢，从座位上蓦地站起来，大吼一声：百年国耻！第二天，新疆中印西线前线接到总参电令：杰特联队务必全歼！
但在毛泽东眼里，印度毕竟不是也不应该是中国的敌人。所以，当他从十一月十九日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十八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的论调。”他果断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世界战争史上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于十
英国《泰晤士报》的评论几乎代表了全球的反应，它说：“中国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与其说使人们松了一口气，不如说人们大吃一惊。”（配图：中印边界我军撤军照片）
在决策对印度自卫反击作战时，毛泽东曾以他那战略家兼哲学家的雄伟气魄讲道：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又是统一的；这一仗不打则已，打就打出威风，保证30年的和平。现在，40多年过去了，中印边境和平无战事。
中印两个伟大的国家，一九六二年大动干戈，对于两国人民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场悲剧。尼赫鲁于战后两年即去世，享年76岁。战前，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晨起锻炼也很有规律，70多岁的人还能倒立行走，自己将他的那位7、8岁的外孙（即后来的拉吉夫·甘地总理）一手高高举起。有人推测，他后来健康状况恶化可能与他发动中印战争有关，他过高估计了力量，结果一败涂地。他很可能是气死的、悔恨死的。作为当时印度一言九鼎的领导人，尼赫鲁无疑对中印战争的爆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争中他眼看印军的土崩瓦解，顾及不了印度的不结盟国家的地位，惊慌失措地给美国总统写信请求美国给予直接支援，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笑柄和丑闻。但是，尼赫鲁毕竟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在一些国际事务中作过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和善意，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都不会因为他的对华错误政策而忘记的。在此，祝愿中印两国人民不断增进理解、加强团结、共创美好明天！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关汉卿《谢天香》第二折：“便使尽些伎俩，干愁断我肚肠，觅不的个脱壳金蝉这个慌。”本计是一个摆脱敌人，转移或撤退的分身之法。《西游记》第二十回：“这个叫做‘金蝉脱壳计’：他将虎皮盖在此，他却走了。”金蝉：昆虫名。蝉变为虫时，要脱去幼虫时的壳，比喻用计脱逃而使对方不能及时发觉。这里的“脱”字，不是惊慌失措，消极逃跑，而是存其形式，抽去内容；走而示之不走，稳住对方，脱离险境。
二、历史上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宋朝的“悬羊击鼓”的故事：当时，宋将毕再遇统兵与金兵对垒。在难以取胜的情况下，决定撤出阵地。宋军走时，阵地上留下旗帜，并将羊倒挂起来，使其前蹄位于鼓上，羊急前蹄翻动正敲打于鼓，连续不断地发出击鼓声，致使金兵误以为宋军仍在此地驻守，数日不敢向前。待发觉实际情况时，宋军已经走远了。
三、巽而止蛊：《易经·蛊》卦：“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巽：伏；蛊：毒害。可解释作暗中转移兵力，以防敌人的阻扰。
第二十二计 关门捉贼
[原文]小敌困之。剥，不利有攸往。
[译文]对弱小的敌人，要包围起来歼灭。像这样的零散小股敌人，虽然势单力孤，但行动自由，诡诈难防，因而不利于急追猛赶。
[毛泽东论述]
为准备打第一仗，又打第二仗，又打第三仗，必须以全力一部抄敌后路，把敌包围消灭，免去追击。必须免去追击，才能当日集合队伍于一处，才便于打第二仗，才便于应付意外变化。
——《以主力一部抄敌后路包围消灭之》
[范例]上海战役
毛泽东以其伟大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家的雄伟气魄，统揽全局、运筹帷幄，在辽沈决战中力主首取锦州，断敌退路。毛泽东这一“关门捉贼”的谋略的运用，可谓高超绝伦、前无古人。人们对此几乎家喻户晓。然而，作为谋略大师的毛泽东，在上海战役中对此计谋略的更加娴熟的艺术驾驭，却鲜为人知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当日晚，由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7、第9兵团组成的中央突击集团，首先在安徽枞阳至裕溪口段突破敌人长江防线。二十一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西起九江市东北的湖口县，东至江苏江阴县，长达一千余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二十三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派22年的反动统治宣告灭亡。
正当解放军铁流向南方各省滚滚向前之时，毛泽东的头脑中已在谋划解放上海的问题。
解放前的上海，是一座有500万人口，1.2万多家工厂，6万多家商店，工业总产值和贸易额均占全国50%的世界闻名的大城市。怎样才能使这座城市不因军事行动而遭战火毁坏，怎样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搞“焦土政策”；解放以后，又怎样使其很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毛泽东为此呕心沥血，以他超乎寻常的谋略艺术，精心运筹、英明决策，在上海战役战场上，导演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配图：解放前夕的上海外滩照片）
在上海战役中，毛泽东对“关门捉贼”计谋的运用，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果断决策，其过程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缓施“关门捉贼”阶段
对于谁去主持解放后的上海的工作，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夕召见刘伯承、陈毅时，就说，党中央的意见由陈毅担任未来的上海市长。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召集华东局的领导同志讨论进占上海的问题时，又提出了“慎重、缓进”的方针，他甚至把进入上海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为过此关，毛泽东做好了争取和平解放与武力夺取上海的两手准备。为此，毛泽东确立要稳住汤恩伯。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致电总前委、粟裕、张震等，指出：“为着多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卒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二十八日，毛泽东又致电进一步明确指出：“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个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我们认为，你们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二十九日，根据战局的变化，毛泽东又致电粟裕、张震：“我军既已占领苏州，似宜在苏州停止，让昆山、太仓、吴江、嘉兴暂时留在敌手；我军应于常熟集中重兵，密切监视上海情况，防敌经海路逃跑，一经发现敌有海上逃跑象征，立即攻占吴淞，控制浦江出口。”
此阶段实现稳住汤恩伯的目的，没有迫使汤恩伯集团过早出逃。
第二阶段：初步实施“关门捉贼”阶段
四月三十日，毛泽东致电粟裕、张震，指出：“据外国通讯社反映，二十七日上海敌军从海上运走一万人，二十八日已停运。如果你们能以一个军从常熟进占浏河，威胁吴淞，则敌人不敢再从海上逃走。”
这一阶段，初步形成了关门捉贼的态势，有力地迫使敌人放弃从海上抽逃有生力量的计划；更为重要的是，迫使敌人停止了从上海偷运物资的秘密行动。据后来蒋经国披露，国民党反动派从上海劫往台湾的物资，仅黄金一项就达十亿美元。正是这些本来属于全中国人民的几十亿美元的财富加上后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台湾提供的总额达200多亿美元援助的“大输血”，才支撑起如今台湾经济的所谓“繁荣”。
第三阶段：以“关门捉贼”为饵，诱敌出城至郊区歼灭
如何作到“既歼灭敌人又保全城市”，毛泽东集中各方面智慧，拟定解放上海的最佳方案。
粟裕、张震等三野领导人，根据毛泽东要完整保全城市的指示精神，先后拟定了夺取上海的三种作战方案：一是长久围困迫使敌投降或使敌逃走。但经过仔细分析，认为这一方案不行。因为上海500多万人民所需的粮、煤、油等生活资料和工厂企业开工的生产资料，全靠外地运入，如长久围困，势必使上海人民陷入困境。第二方案，是避强攻弱，选择国民党守军防守较弱的苏州河南实施突击。这一方案，虽然可以使我攻城部队减少伤亡，但在上海市区作战，城市势必遭战火毁坏。这一方案也不行。第三种方案：是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口周围地区，以两路大军钳击吴淞口，把敌人引向郊区歼灭。这个方案，因直接威胁到敌人唯一的海上退路，必将迫使敌人不断地把主力部队调至吴淞口地区与我拼命。这样，可以保全上海城市的完整。但是，我军要付出较大伤亡的代价。粟裕、张震等领导人经过认真分析，一致认为人民的军队要将人民的利益放到首位。为了保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大城市，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必要的、值得的。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时批准了攻击上海的第三种方案，并且随着敌情的变化，及时果断地调整作战部署。
五月十二日，上海战役正式发动。战至十四日，第9兵团先后攻占平湖、奉贤、南汇和松江、青浦等地，进逼川沙，威胁上海守敌侧背，敌被迫由市区增调第51军至白龙港、林家码头加强防御。十九日，我军第30军攻占川沙，并在白龙港地区全歼敌第51军，进而将敌12军压缩于高桥地区，与第10兵团形成了夹击吴淞之势。二十二日，敌被迫将第75军由浦西东调增强高桥防御，以保障吴淞口出海通道。至此，敌主要兵力已被我调动压缩于吴淞口两侧地区，正拼命顽抗，以保住吴淞地区和海上退路。（配图：战役战斗照片）
粟裕、张震根据战场变化的情况，及时报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并提出了从四面八方同时攻击上海的作战设想。五月二十日，毛泽东致电粟裕、张震，明确提出：由于敌之主力已被陆续引至吴淞周围地区，“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宜。”在此，毛泽东因势利导及时改变了原来“先占吴淞，后占市区；先断敌海上退路，歼敌于吴淞地区，然后解放全市”的战役部署，为了保全上海，减少战火对城市的毁坏，毛泽东在这份电文中更为具体地交代：“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击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不攻，让其从海上逃走。”毛泽东这种恫敌逃走的战法，让汤恩伯率5万余人从海上逃窜，对于尽量避免上海在战火中的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二十三日夜，我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城区发起总攻。二十日，第9兵团攻占浦东市区和虹桥、徐家汇车站，第10兵团直插吴淞口、宝山，市区守敌纷纷撤向苏州河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多路攻入市区，追歼逃敌。至二十五日拂晓，全部控制苏州河北南市区。当晚，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部4万余人到我第27军缴械投降。二十七日15时，第27军又在杨浦接受最后一批敌军投降。至此，中国最大城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宣告解放。
在指挥上海战役过程中，毛泽东对“关门捉贼”谋略的运用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明暗相间、变化多端，争取了比预料大的多的辉煌战果。
如果把毛泽东指挥辽沈战役时力主首战锦州而施以“关门捉贼”的谋略看成是一幅神工鬼斧气势磅礴的天地之作；那么，上海战役中，毛泽东对这一计谋的娴熟驾驭，则如一件精雕细刻含英咀华的奇思佳构。
[注释]
一、本计意为对小股敌人要采取包围后歼灭的战术。也指诱敌就范，把敌收进“口袋”后进行歼灭的战法。谚语有：“一贼亡命，足惧千夫”之说。原因就在于贼有逃脱之机，势必死斗，长驱直追，容易中敌诱兵之计，故宜事先断其退路，聚而歼之。当然，在具体运用时，不应局限于“小敌困之”，即本计不但战术上而且战略上都可妙用。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秦赵长平之战：公元前二六○年初，秦王派兵一部进攻韩国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直趋荥阳，以威慑韩；又命王龁率军径取上党郡，上党郡守为了将秦国进攻矛头转向赵国，便已将上党郡献给了赵国。此时，上党郡赵国守军抵挡不住退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四月，赵国派大将廉颇率兵增援长平。廉颇坚持防御战略，凭险固守，秦军屡攻不克。秦应侯范睢施以离间计，赵王中计不顾宰相蔺相如谏阻，以赵括代替廉颇为将。赵括纸上谈兵，一改防御战为进攻战，率军盲目出击。秦将白起从正面诈败退却，诱赵兵追击，秦军两翼奇兵2万5千人抄袭赵军后路，赵军被围。九月，赵军被围断粮46天，几经突围不成，赵括被秦军射死。赵军失主将后全部败降，被白起坑杀40万。
三、剥，不利有攸往：《易经·剥》卦：“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六十四卦经解·剥》：“剥，裂也，从刀从录。录，刻割也。又，落也。万物零落之象。”这里是指：小股骚扰之敌，看来弱小，但它出没无常，诡诈难防，不利于直追猛赶。
第二十三计 远交近攻
[原文]形禁势格，利从近取，害以远隔。上火下泽。
[译文]当为着实现自己的目标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而被制约时，应首先攻取就近的目标可获利益，越过近敌去打远隔的敌国则受伤害。远隔的敌国，虽然和我们有着对立的政治主张是我们潜在的对手，但也需要同它取得暂时的联合，以利于各个击破。
[毛泽东论述]
党的路线是联合广大的人民及资产阶级的中派和左派，打倒法西斯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势力。这是党历来的路线。对资产阶级中最顽固的、不能妥协的势力要反对；凡是能妥协的就联合。
——《关于时局的四条分析》
[范例一]《西行漫记》的诞生
作为长征到达陕北立足未稳的红军统帅，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打破敌人的“围剿”和巩固陕甘根据地，这便有了直罗镇战役、东征、西征等历次大战；但是，正在筹谋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毛泽东，深知仅靠“攻”还不够，还需要“交”，于是，一九三六年春，中共中央从陕北密电上海地下党组织，嘱咐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到苏区访问
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共同举行的直罗镇战役（参见第二十八计上屋抽梯“范例”），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此后，毛泽东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运筹帷幄的同时，也为扩大和巩固西北根据地处心积虑。若没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哪里有资格去和别人搞统一战线？为此，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指出：当前的军事行动方针是要在40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发布《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二十日，红军主力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向黄河东岸阎锡山所部防线发起攻击。东征战役发动。在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中，共消灭敌人约7个团，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大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人，筹款30余万元。这次战役不仅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而且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五月十四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大柏寺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的经验，同时确定了举行西征战役。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西征的出发点是把包围陕甘的国民党军队，从内线引向外线，打击马鸿逵、马鸿宾封建势力，扩大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东北军、第17路军及一切抗日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接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北上；开展宁夏局面，打通国际路线，接受援助，以实现对日作战。据此，会议部署了红军西征甘肃、宁夏的行动方案。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发布《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由红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和第81师、骑兵团共1.3万余人组成的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下于次日开始西征。到七月底，西征部队沿陕甘宁边界开辟了纵横200余千米的新苏区，扩大了红军，征集了大量资财，为随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展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致电西方野战军，明确其八月份任务是巩固西线，努力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国民党军队，以迎接新局面的到来。至此，毛泽东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而进行的“近攻”策略以完全胜利告一段落。
至于“远交”，就是使共产党的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广为宣传，得到国际友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人士的了解、拥护和支持。然而，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进步的书籍都被视为禁书，共产党人的著述不可能公开发表。但是，倘若有外国记者来根据地访问，由于他们可以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控制，就有可能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活动等，如实地在外国发表出来，然后还可以转译成中文，这样一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切造谣污蔑就可露出其丑恶马脚，使党的事业得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于是，一九三六年春，中共中央从陕北密电上海地下党组织嘱咐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到苏区访问。这样，急于探索中国苏区奥秘，刻意追寻东方魅力的斯诺，便成为这一历史使命的承担者。
埃德加·斯诺，一九○五年出生于美国中部密苏里河畔的堪萨斯城，中学毕业后曾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斯诺自一九二八年来到中国，直到一九三六年，先后担任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代理主编，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及美国《纽约太阳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斯诺听到许多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传闻，反对派和赞成者、同情者的说法南辕北辙，莫哀一是。他们究竟谁说得对呢？红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南京政府通缉名单上的第一人毛泽东、以及多次报道已经毙命，可在后来新闻中却又“死而复生”的红军其他将领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共产党和红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是什么意思？百闻不如一见，斯诺决心亲自深入红色中国的腹地弄个明白。
一九三六年春，斯诺专程到上海向宋庆龄表达了访问陕北苏区的愿望。宋庆龄立即转告我党地下组织并很快作出了妥善安排。
一路风尘的斯诺没有失望，他终于来到了目的地——保安。而且，他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外交部的第一位“外宾”受到了热烈欢迎。
斯诺到苏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会见毛泽东。他跨进红色区域的第一个村庄时，就向当地的贫农协会主席提出要见毛泽东。但他没有想到，同毛泽东的会面却是这样平静自然。
七月十三日，毛泽东步行到外交部，看望本日到达保安的斯诺和海德姆，对他们来苏区访问表示欢迎。斯诺在其《复始之旅》一书中是这样记录下他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的：直到吃晚饭时，毛泽东才来。他用劲和我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喧了几句，要我在同别人谈话以后，熟悉一下周围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他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霭中散步去了。
十四日，毛泽东亲自出席欢迎斯诺和海德姆的欢迎会，并即席讲话。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述他和毛泽东初次会面所留下的印象：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七月十五日，斯诺来到毛泽东的“四面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的窑洞，得到毛泽东的正式会见，并且开始了他们间划时代的谈话。（配图：毛泽东戴八角军帽照片）
在斯诺访问陕北根据地的四个月中，除了七月下旬和九月中旬去前线采访外，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和斯诺会面。毛泽东在地理偏僻、贫穷且被包围封锁的一小块根据地里，笑谈天下大事、展望未来的国际事务，用清水般清澈的语言，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从千里之外，冲破重重阻碍来到苏区的斯诺，对此深为惊叹和折服。他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事业的记述，不仅有益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也使他本人成为世界上能够留下历史性文献资料的杰出记者之一。
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总结或提出了许多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比如他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概况，全面阐述了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各项政策；第一次对中共与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价；第一次公开他个人的生平历史；第一次公开中国共产党对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的预见等等。诸如此类的“第一次”在他的谈话中还可以找到许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内容是对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政策的集中阐述。也正因为这些谈话所包含的这种价值，才使斯诺写的以毛泽东谈话为主干的《西行漫记》成为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当时国际上发行最大最多的著述之一。
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极为重视，因为他绝不是以个人名义与斯诺进行朋友式的交谈。正如斯诺后来所写的那样：“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全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意见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十月十二日，斯诺带着毛泽东的信任，惜别保安，踏上了去西安的公路。不久，《西行漫记》就像一团红彤彤的焰火，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红色中国的真相公布于世了！人们惊奇的发现“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西行漫记》被誉为二十世纪的不朽历史巨著。这部书以确凿的事实，朴实的笔墨，精彩的故事吸引了西方世界，它改变了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动员了白求恩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卷入了中国革命，带动了贝特兰、爱泼斯坦等许多西方记者进入了红色区域探险，掀起了全球性的支援中国抗战的“工合”运动，在某些方面，甚至关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力量变化的格局，至于它吸引无数中国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盛况更是空前绝后的。因此，这部经典报告文学确实是一部深刻影响二十世纪的杰出著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一直是被国民党包围封锁的“禁区”，自斯诺访问陕北，把根据地的新鲜气息传播出去后，外国友人纷纷前往根据地参观访问，红色中国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继与斯诺以及同斯诺一起来到陕北的海德姆谈话之后，毛泽东又先后接见了来陕北的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厄尔·H·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新闻人士，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阐述中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预见抗日战争的规律。通过这种与友好人士的交往，实现其“远交”战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的影响。
自一九三六年会见斯诺后，毛泽东又于一九三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四年、一九七○年四次会见斯诺。一九四一年，斯诺回到美国时，曾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罗斯福总统夫妇在华盛顿热情款待斯诺夫妇。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一直坚持反华政策，斯诺也受到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迫携全家移居瑞士日内瓦，但他仍以不懈的努力为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一九七○年十月一日，斯诺，一个美国人，在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并肩而立，即向美国政府发出了微妙的而强烈的信号。一九七一年四月，斯诺以《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为题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要谈话，向全世界传递了中美关系将要发生重要变化的爆炸性信息。以这个信息为前导，中美双方采取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行动，令各国政治家、外交家叹为观止。同时，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斯诺患的是胰腺癌。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他的老朋友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国政府派出了以马海德为首的医护小组赶到日内瓦，不惜一切代价为斯诺进行精心治疗和特别护理。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专程到达日内瓦，给斯诺带去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的亲切问候。当黄华、马海德一起站在斯诺病榻旁时，斯诺的思绪又回到了36年前的保安。他欣慰而幽默地说：“咱们三个‘赤匪’又见面了。”（当年是黄华把斯诺和马海德迎接到苏区的）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凌晨2时20分，距离尼克松总统访华只有三天，埃德加·斯诺在日内瓦埃辛斯村的家中于睡梦中安静地离开人世。
噩耗传来，毛泽东悲痛非常，立即发去了唁电。此时，在他的脑海又重新浮现起那个英俊的美国小伙子，在延安，斯诺骑马，毛泽东骑驴，俩个人比赛；结果斯诺输了。毛泽东说：你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你以为赛马场上的冠军就可以永远得胜？这里的条件已经变了嘛！还有那本斯诺签名送给毛泽东的《西行漫记》，毛泽东在其扉页上写道：三块马肉喂你马吃。当时斯诺似乎不理解，在下方打了个“？”号，过后又醒悟过来，又打了个“！”号（英文Thankyouverymuch——“非常感谢”的音译）。细微之处，亦显毛泽东与斯诺的友谊之笃，毛泽东的诙谐和幽默在此一览无余。可是，如今斯诺别吾去矣，毛泽东说出了所有中国朋友痛失良友后的心里话：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配图：北京大学斯诺墓照片）
是的，安眠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埃德加·斯诺，并没有离开我们远去……
[范例二]越南奠边府战役
毛泽东致电胡志明，叮嘱：“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遵此，一九五四年五月六日，奠边府战役发动总攻，全歼法国精锐部队16200余人。一个多月后，正在日内瓦参加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的周恩来秘密前往瑞士伯尔尼，与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会晤
毛泽东指导陈赓大将帮助指挥越南人民军，进行了边界、西北、上寮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法国远征军遭受重创，进一步扭转了印度支那抗法战争的战略局势。这迫使法国政府第六次更换主帅，派遣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名将领、曾任北约中欧陆军参谋长的亨利·欧仁·纳瓦尔出任远征军总指挥。纳瓦尔是个足智多谋的指挥官。他一上任即飞往华盛顿，在美国五角大楼会同美军高参制订了一个甚得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美国军方赏识和支持的“纳瓦尔作战计划”，力图重新争取到战场主动权，将岌岌可危的印度支那战争转败为胜。
为了实施纳瓦尔计划，巴黎当局孤注一掷，不惜血本，从其本土、北非和南朝鲜抽调了12个营的精锐兵力增援印度支那远征军。一九五三年八月，法军主动撤出越南西北重镇那产，将兵力空运至北部平原，加强了机动兵力的优势。至此，纳瓦尔在印度支那战场共集结了84个营的机动兵力。这是法国企图用军事手段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毕其功于一役的最后努力。
与此同时，法国向美国提出，要在预定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举行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并且表示法国政府将有可能因为印支战争失败而垮台，进而走上中立主义的道路。美国被迫勉强同意。
这时候，我方战场指挥员也有变动，陈赓被紧急调往朝鲜前线。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电告越南劳动党中央：任命韦国清为军事总顾问。
据韦国清上将回忆：“我在那以前就到过越西北前线。虽然法军从西北部靠南的那产据点主动撤退，纳瓦尔的目的却是想吸引越军主力到越北平原决战。但是，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先攻莱州、解放西北的方针，两军将在莱州和那产之间的丛林地区激战。奠边府在这一地区靠西边邻近老挝的要冲地带。法军的主力选择了奠边府空降并据守，我们就让越军将他们包围，这就发生了奠边府战役。”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山谷间弥漫的雾霭渐渐散去，突然间，一阵阵巨大的轰鸣打破了宁静。法军65架C-47运输机飞临奠边府上空，由德·卡斯特里上校率领的6个营15000名法军伞兵从天而降；并立即遵照纳瓦尔之命抢修飞机场、构筑据点、炮兵阵地及环形地下掩蔽工事；在四周架起铁丝网。同时，增兵上寮，占据孟溪、孟夸等地，构筑起坚固的防线。纳瓦尔认为，要击溃越南人民军，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诱使武元甲和他的游击队从丛林里走出来，和法军打阵地战。这样，法军的精良装备、空中优势乃至圣西尔军校的操典就可以大行其道，如虎添翼，胜券捏在谁手里是不言而喻的。他也知道越军主力装备来自毛泽东的共产党中国，但他觉得参谋部门夸大了毛泽东的军援；至于情报提供的越军中的中国军事顾问，纳瓦尔更是以其法国绅士潇洒倜傥的傲慢神情，嗤之以鼻，不屑地微微撇了撇嘴角，暗自思忖：那不过是一群“东亚病夫”，当年在上海的法租界里，法国人随手可以写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即使朝鲜战争的硝烟刚刚消散，对中华民族欺侮了百年的殖民主义后裔，纳瓦尔似乎对毛泽东及其麾下的将领的超拔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华没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嬴弱无力、任人宰割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首先必须打出威风、打出尊严，才能够改变昔日殖民者对我之鄙视轻蔑的态度，也才能够谈出平等、谈出安宁、谈出合作——这就是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所证明了的亘古不易的真理！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明确指出：
“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谈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一九五三年十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星期天，奠边府战役打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极为关注奠边府战役的进展，韦国清几乎每天都给北京电告战况。
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刚刚因朝鲜战争胜利，迫使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让身边工作人员脱去了军服，此刻却又在为越南抗法战争运筹帷幄，缠身牵神，哪里还有闲暇去如啖甘蔗般读《楚辞》哟。帝国主义逼迫着他这位东方战神再次挥动起巨手在亚热带丛林泼洒一幅血与火的历史画卷。还是在一九五○年一月十七日、十八日，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给北京的刘少奇连发三封急电，令其立即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当年已六十岁的胡志明徒步十七天，穿越深山密林和法军的封锁线，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继而赶赴莫斯科，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中国援助越南抗法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即从胡志明的一份武器援助清单上体会到越南军民处境的极度艰难，那时候越共连一支主力部队也没有组建起来呢。而此时此刻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的奠边府战役可是攻坚战呐！战报上说越军在攻击芒清中心区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日内瓦会议开幕在即，奠边府战役必须提前实施总攻，以配合会议的谈判。为此，必须加强越军炮兵火力。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夜，毛泽东挥笔给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指示信，信中指出：
“越南必须增建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限期六个月内组成装备并训练完成，请计算是否可能。炮如不足，应从中国现有炮兵中抽调……炮兵师所需的充足的炮弹和工兵器材的供应，亦需立即筹备。高射炮应相应增加。
奠边府必须坚持攻克，如机动顺利，确有把握，应提早总攻。……”
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战场态势，紧急从中国人民志愿军选调工兵骨干赶赴奠边府前线，指导越军挖暗壕进行坑道作业，以利攻坚。
至
“（一）要很好组织炮火，不要吝惜炮弹，我们及时补充；
（二）对敌南北两集团，从中间斩断分割之；
（三）对敌盖沟可集中炮火分段分点逐渐摧毁；
（四）打下一个点后，迅即改造工事，巩固一点，尔后逐段发展，紧缩包围；
（五）广泛组织狙击兵，限制敌人活动；
（六）乘敌已动摇，展开政治攻势。”
奠边府上空战争阴云密布，决战在即。武元甲调动越南人民军五万人的优势兵力围歼奠边府法国守军。越军炮兵冒着敌机轰炸、扫射和凝固汽油弹的危险，将一门门重炮强拉硬拽隐蔽进入奠边府周围丛林密布的山顶阵地，数百门火炮瞄准了预定目标。我方提供了足够的炮弹，阵地上流传着一句话：毛主席对胡主席说了，炮弹充足，不要吝惜，只管狠狠打！
四月三十日，中央军委致电韦国清，令其关注并防范法军可能对奠边府的解围问题，电文指出：
“敌今后行动最大可能是以伞兵两个营空降人民军后方交通要点，切断人民军补给，捣乱后方，并协同奠边府、芒夸之敌解围奠边府，使人民军作战功亏一篑。”
奠边府战役胜利的伟大意义，不仅仅彰显于军事上。几十年导演和出演震古烁今的战争活剧，使得毛泽东总结出一整套系统而独特的战略战术理论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同时造就了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洞察的熟稔和对战役关键点把握的戬谷。相对于毛泽东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上军事指挥的巨轮，奠边府战役不过是一条小舢舨。然而，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此次战役，则更在于在朝鲜战争结束，西方国家矛盾加剧的背景下，要以宛如中国画的泼墨大写意笔法绘制一幅“远交近攻”战略的绚丽图卷——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与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孟戴斯·弗朗斯在瑞士伯尔尼秘密会晤；六月二十四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范文同亦与孟戴斯·弗朗斯会见；七月二十二日，《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签署。（配图：周恩来在日内瓦照片）
一九六二年，中印边界冲突时期，法国未与美英苏一丘之貉，拒绝向印度无偿提供军事援助。
一九六三年十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一九六六年，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体系。
——奠边府战役的深远影响远未结束。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足也。”这是战国时，范睢为灭六国，统一天下向秦昭王献的计。意思是如果采取结交远邦攻取邻国的策略，无门前之祸，无借道之难，且利于巩固夺得的地盘，到头来就可以远近皆得。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公元前二七○年，秦在阏与之战中被赵军击败，后秦丞相范睢提出“远交近攻”的战略。他向秦王提出：远交近战，首先灭韩魏，贬逐四贵，攻地攻人的战略，对秦统一六国起了重要作用。公元前二三八年，秦王政（即秦始皇）亲政，在长史李斯、国尉尉缭等人协助下，制定了统一六国的战略和策略，并进行周密的谋划和部署。一方面派谋士姚贾、顿弱等人“赍持金玉”，“游说诸侯”，贿赂大臣，施以“离其君臣之计”，为采取军事行动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采取先弱后强，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方针，向六国展开军事进攻。公元前二三○年灭韩、公元前二二三年灭赵、公元前二二六年灭燕、公元前二二五年灭魏、公元前二二三年灭楚、公元前二二一年灭齐，秦以十年统一六国战争达到“并吞战国，海内为一”的目的，终于结束了自东周以来长达五百余年的诸侯割据、各国纷争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
三、上火下泽：见《易经·睽》卦：“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意思是：火焰往上窜，池水往下淌；志趣不同的，也可以达到暂时的联合，就像两人同床异梦一样，取得一时的共同相处。
铁第二十四计 假道伐虢
[原文]两大之间，敌胁以从，我假以势。困，有言不信。
[译文]处在敌我两大国中间的小国，当敌方胁迫它屈服时，我方要立即出兵援救，借机把军事力量扩展进去。对于身处绝境，国破家亡的人们，若只空谈道义上的支持而无实际行动，那就不会取得他的信任。
[毛泽东论述]
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
——《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
[范例一]共同舰队风波
大国沙文主义的细胞自沙皇俄国时代就已深深地克隆进了某些俄国人的骨头里。不过，在毛泽东这里却如克隆羊多利一样，无法寿终正寝。毛泽东曾诙谐地说：我跟斯大林只打个平手，我跟赫鲁晓夫较量还是略占上风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当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信中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说，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
这种军事通讯设施虽然也为中国所需要，但是因在中国领土上由中苏合资共建，而资金的大部分又来自苏联，这就涉及到长波电台的归谁所有、由谁控制的问题。中国不能不慎重考虑、严肃对待。
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他专门为此又写了批语：“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并把这个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彭真、陈毅传阅。
针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立场，毛泽东还表示：“如苏方以高压加入，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中国国防部长复信苏联国防部长，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援助，但一切费用应由中国承担，建成后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并建议两国政府签订协定。可是苏方对中国要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立场不予重视。它于七月十一日向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设管理，实际上还是要求把长波电台作为中苏所共有。苏方协议草案是中国不能接受的。中方按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在彭德怀同苏联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的谈话记录中的意见和
在中苏关于建设“长波电台”问题发生争执的过程中，苏联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问题的由来是，在这之前，苏方曾不断向中方谈到现代海军舰艇的发展趋势和苏联新试制新型潜艇的情况，建议中方向苏联订购新的海军装备。考虑了苏方的这些意见，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中国海军建设方面给予新的技术援助。七月二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中国提出的问题时，又提出了要搞中苏共同舰队的意见。他同刘少奇谈了又同毛泽东谈，他说：他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由于苏联的自然条件不能发挥舰队的作用，黑海会被敌人封锁，波罗的海更不用提了，北面也不宽阔，东面的海面不能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想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泽东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与中国其他领导人继续同尤金谈话并明确告诉苏方，中国决定撤销关于苏联为中国新型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毛泽东说：
“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七月三十一日，一架图-104客机飞抵北京。舱门打开，赫鲁晓夫走了出来。
在中南海颐年堂，宾主双方未及休息，正式会谈就开始了。在谈到“共同舰队”时，赫鲁晓夫显然心虚，有意回避。但在毛泽东追问下，他不得不结结巴巴地说：“啊，尤金告诉我了，您很火。尤金不行，他没讲清楚。台湾海峡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猖狂。我们愿意和你们搞个共同舰队，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配图：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一起照片）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问得一针见血。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是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地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主要基地远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赫鲁晓夫驴唇不对马嘴，闪烁其辞把事情扯到其他方面去，这说明什么？说明了他心里有鬼！什么符拉迪沃斯托克，那是海参崴！沙皇俄国时代从中国清政府手中野蛮夺走的！斯大林不还，赫鲁晓夫不肯退还中国，现在他们的舰队从海参崴出大彼得湾，经日本海南下，可以直达南中国海，他们还想搞第二个海参崴吗？
毛泽东心里有数，苏联有多少力量，中国有多少力量？中国海军创建不到十年，还只是沿海防御，怎么可能与苏联平等地搞什么联合舰队，还不是在中国海港搞个出入证！何况，苏联想在中国搞海军基地，这可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
听着赫鲁晓夫七拐八弯梦呓般的答话，毛泽东的胸脯开始微微起伏，什么对付第七舰队？明明是一箭双雕，与美国争夺太平洋，同时也包围了中国，至少也是可以牵制中国。还有那个长波电台，论技术，中国不行，还不是你们我行我素，到那时，你们整天只向你们的潜艇收拍几封电报吗？这个长波电台会变成大海里的鲸鱼，一张嘴，中国上空无数的电讯情报都会像一条条小鱼一样吞到它的肚子里去——苏联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微波窃听技术的国家。
会谈到了最后，赫鲁晓夫微露愤懑，毛泽东反而坦然了，甚至轻悠的吸起了香烟。他的目的达到了——迫使苏方暴露真实动机，然后将自己早已担心而无理由和机会发出的警告及时发出。毛泽东似乎要加强赫鲁晓夫的记忆，永远不要忘记，他把大手像刀一样劈下去，斩钉截铁地迸出两个字：不能！
[范例二]缅甸境内剿残敌
一九六一年，美国缉毒署署长哈里·安斯格林在其所著《纽约》一书中信口雌黄说：“中共将大陆生产的鸦片制成海洛因输往香港，最终以美国为靶国，以美国青年为靶子，企图将美国从根烂掉。”他当然无从知悉我人民解放军突击队在缅甸金三角刚刚奔袭了国民党残军，而指挥打仗一向不循规蹈矩，拘泥一法的毛泽东，此次却一反常态，把我军突击队的脚绑在了一条红线上
一九五四年十
到了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截获的一份关于蒋介石在台湾接见缅甸国民党残军总指挥，令其准备窜扰云南的情报后，作出指示：“引起警惕，准备应付可能的变乱”，“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中央和军委即对盘踞在缅甸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给予更加密切的关注。
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处处闪烁着天才的灵光。这在于他有着哲学的意识、辩证的思维、历史的深邃、现实的敏锐、勇气的浩荡乃至诗韵的玄妙。他舒卷战争画幅，把握战场主动，顺应战争发展规律，洞察事物本质，闪电般将战机置于股掌，准确惊人地为战争勾划出一个里程和时间表。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他电令林彪等：“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这里，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调整我军“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战术，提出了“大迂回大包围”的新战法，他那犹如神助的创造性使毛泽东军事艺术精湛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当年毛泽东果断部署我第四、第二野战军以“大迂回”的战术动作逼迫白崇禧决战，其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缘由，即防止国民党残军大规模撤逃邻近各国，使我军无法追歼，势必后患无穷。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黄杰第一兵团一部约两万残军溃败退逃越南，被法国远征军缴械。而缅甸境内的这股国民党残军，原属国民党军第8军93师278团、237师209团，在人民解放军打击下，于一九五○年三月沿着北纬22°，东经100°，朝着罂粟所喜爱的地理方向遁逃，进入缅甸金三角地区。这一地区重峦叠嶂，居民寥寥无几，大部处于原始森林的覆盖，缅甸军队几乎没有设防。这千余残兵败将便在此落脚扎根。（配图：毛泽东会见缅甸外宾照片）
后来，缅方发现了这支国民党残军，勒令其撤出缅甸领土。但这支穷途末路的溃败之师，除了这金三角，哪里有其立锥之地？于是，缅甸政府决定以武力驱赶残军。可是，已是破釜沉舟的残军，竟以其异乎寻常的蛮勇顶住了缅军万人正规部队的攻击。
情报报到蒋介石那里，令他欣喜非常。不料在中缅边界地区居然还有如此强悍的国军。他立即召见原国民党军第8军军长李弥，命他速去金三角统领旧部。李弥奉命前往并带去一些部属，使该地区残军渐丰羽翼，达近两万人，占据了比台湾还大得多的地盘。
领土被异国军队长期盘踞，主权国家缅甸，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九五三年春，缅军调集8000剽悍骁勇的克钦族将士，近4000名用重金招募的国际兵团印度兵，对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发动新一轮清剿，却再遭重创。缅甸政府恼羞成怒，把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物证摆到联合国的讲坛上，一时间世界为之哗然，纷纷指责台湾当局和美国粗暴侵犯缅甸主权的恶劣行径。迫于世界舆论压力，美蒋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开始用飞机撤走缅甸境内残军。但是，仍有一部分残军被潜伏了下来。两年后，蒋介石从其“反攻大陆”的狂妄野心出发，再次想起利用中缅边界一带的残军，企图从云南窜犯大陆，以策应东南沿海的大规模进攻。他派遣曾担任过自己卫队副队长的原第8军副军长柳元麟潜入缅甸，搜罗旧部。经两年苦心经营，残军发展到了3000余人。
一九五九年，蒋介石召柳元麟到台湾，面授机宜，命他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乱。柳返缅后气焰嚣张，扬言：“不仅缅敌找上门来要打，而且要打进云南，以击引暴，以暴致乱。”他还拟定了袭扰云南的“突击计划”。这个计划被我情报机关侦悉，急报中央。毛泽东立即批示给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命其关注中缅边界动态，警惕国民党残军之妄动。
一九六○年春，台湾向缅甸残军驻地空投了400名“特种部队”，柳元麟加紧了窜扰云南的准备，培训了2000多名窜扰骨干。显然，国民党残军的存在，不仅对缅甸如芒刺在背，中国亦感是个必须割除的毒瘤。
经缅甸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最终决策：中缅携手打击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
毛泽东、周恩来在我军进入缅甸境内歼灭国民党残军问题上一再踌躇，关注的重点并非在军事上，而是政治上、外交上的。即出境作战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会不会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引起恐慌和不安？会不会认为中国借口打击国民党残军，炫耀武力，伺机“借道伐虢”？会不会给予国际上反华势力诋毁中国的口实？这些担忧绝非空穴来风、杞人忧天。这在当年毛泽东的与缅甸等外宾的谈话中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如：
“菲律宾说怕我们侵略，但是我们要同它搞好关系，它又不干。”（《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8页）
“澳大利亚说怕我们，说共产党要去侵略它。可是我们连船都没有，怎么去法呢？澳大利亚参加了马尼拉条约，说是为了防御。但是我们向它提出五项原则，同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它又不干。”（同上书第166页）
“泰国有些人怕我们去侵略他们，因此有人造谣说，中国要给在中国避难的前总理乃比里十万大军打回泰国去；又造谣说，中国在搞自由泰国活动。”（同上书第304页）
——这些不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小国对庞大邻国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更由于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拨离间。因此，我国力求将进入缅甸的作战冲击强度尽可能减弱，把商定的缅甸境内20千米出击范围用红线标画出来，发给突击队。毛泽东说了一句重若千钧的话：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
谙熟战争规律的毛泽东，心里明白，这话既是讲给人民解放军突击队听的，更是让缅甸和东南亚邻国听的。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会重演曾经有过的“借道伐虢”的历史。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缅甸国防军发布《联合作战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踏板龙作战的部队务必迅速从二十公里协议线内完沙所寨起，顺8号直线向南垒河，再从南垒河与8号直线会合起，又沿南垒河北岸向东，按二十公里协议线接合处之以北区域内，勇猛彻底的歼灭该范围内的蒋残匪。在南垒河以南地区之缅甸国防军，务须在南垒河南岸配合，坚决堵截向南逃窜之蒋军……”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凌晨，由我军第13军、第14军精兵猛士组成的22支突击队，装备有我军当时最精良的步兵武器，脸上涂着迷彩，在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指挥下，拉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山地丛林战的帷幕。预定扑击的残军的16个据点，只有两个扑空。最早打响的踏板卖据点，战绩最佳，全歼守敌，所谓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一军2师师长蒙宝业被击毙；曼俄乃据点，虽然扑空，但在追击中，击毙敌四军5师师长李泰。
然而，就在突击战斗打响的前两天，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向荣中将电话通知秦基伟：毛主席今晨看了昆明军区报送的材料，发现红线南侧的缅军兵力过于单薄，难于履行配合作战的任务。
果然不出所料，残军不敢与解放军恋战，径向密林深处溃退，很快就逃到红线以外。缅军未能将残军堵击拦截。秦基伟得到战报后，一面命令部队在红线内清剿残匪，一面向总参请求与缅方协商，同意我军越过红线追击。但中央的决定斩钉截铁，攻击在红线终止。
直到一九六一年春，缅甸军方才调集9个营约一万人的部队，向国民党残军发动“湄公河战役”，却被柳元麟诱至王南昆狭窄洼地伏击，处境危急。
缅军向我军再三请求救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缅军方代表飞抵设在孟育的我军突击队指挥部，请中国人民解放军火速越过红线，攻击国民党残军的孟百了、江拉重要据点，歼灭残军第三、第五军，以解救王南昆、芒林被困缅军。二十二日下午，周恩来亲自批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红线，救援缅军的作战计划。国民党残军畏惧歼灭，主动放弃了对缅军的围困，渡过湄公河，向老挝境内逃窜，柳元麟此后被迫窜回台湾。
一九六一年二月，美国《纽约时报》披露——
“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部分部队于一九六O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根据中缅双方协议，奉命执行出国作战任务，捣毁了逃缅国民党军经营十多年的老巢，协助缅甸方面解放了拥有三十多万人口，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自然，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邻国对我国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借道伐虢”的忧虑，不假敌对势力对我无端抨击“穷兵黩武”的诽谤口实。我军在这次为“红线”掣肘的军事行动中是很难达到除恶务尽的效果的。不过，侥幸残余下来的败兵似乎“改邪归正”了，不再以“袭扰云南”的叫嚣为其果腹的食粮，而是以肆无忌惮的贩毒支撑起他们扭曲的脊梁。金三角地区鸦片非法生产总量一度占世界的半壁江山。后来，举世闻名的大毒枭昆沙汉族名字为张启富，自称是国民党残军的后裔，扬言要报一百多年前洋人用鸦片毒害中国人的仇。诚如曾经亲自审讯过毒贩的美国人罗伯特·戴利在其小说《龙年》中描写的那样：
“他们对自己参与偷运毒品并不内疚，相反地还有股近乎爱国主义的激怀。海洛因运往西欧和美国，只会毒害洋鬼子而不会毒害中国人。正是洋鬼子将鸦片引进中国的。一百多年，大半个中国遭受鸦片的毒害，受尽洋鬼子的欺凌。那好，现在轮到他们头上了。”（配图：鸦片战争照片）
[注释]
一、本计语源于《左传·僖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亡。晋不可启，寇不可翫。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假道，即借路。本意不是为了“敌方威胁，我方援助”，取信于别人，而是为了顺势将兵力渗透进去，控制对方，进行突然袭击。
二、历史上使用此计的典型战例如晋灭虢之战：公元前六五八年，晋国大夫荀息建议晋献公，以本国出产的良驹和垂棘的美玉赠与虞国（今山西平陆），以借其路攻虢（今河南陕县）。献公派荀息赴虞献宝借路，虞公喜得厚赂应允晋军过虞，且愿发兵为晋攻虢之先锋。虞臣宫之奇劝阻，虞公不理。献公令里克、荀息率军并虞军配合攻虢，占领虢国下阳。公元前六五五年晋又向虞借路攻虢，宫之奇又加劝阻，虞公仍不理。宫之奇见虞公执迷不悟，恐遭亡国之祸，乃携家眷外逃，预言半年内虢虞皆亡。晋军占领虢国都城，虢即灭，虢公思逃奔洛阳。晋军会师于虞，乘其不备突然袭击，轻举灭虞。
三、困，有言不信：见《易经·困》卦。《周易姚氏学·困》：“按，处困之时，不见信于人，故有言不信。”这里的意思是：处于困难的境地，是不肯轻易听信别人的空话的。
第二十五计 偷梁换柱
[原文]频更其阵，抽其劲旅，待其自败，而后乘之。曳其轮也。
[译文]频繁的变动它的阵容，暗中抽换它的主力，耐心的等待它内部分化混乱，自趋崩溃，然后乘机控制或吞并它，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就像拖住了大车的轮子，也就轻易地控制了大车的运行一样。
[毛泽东论述]
必须灵活使用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之策略，必须善于欺骗敌人，诱其分散，各个击破。
——《在鄂西鄂北豫南灵活作战建立根据地》
[范例]胡乔木驳斥艾奇逊
斯大林问毛泽东：胡乔木是谁？毛泽东答：新闻署长。斯大林不悦地说：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毛泽东精骛八极、视通千古岂能不识苏联方面的叆叇奇峰？可是，现在面前的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能够戳穿吗？不能。于是，沉默
据跟随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的翻译师哲回忆——
“一次，毛主席、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在交谈了若干问题后，周总理提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斯大林一听立刻紧张起来，愣了一下，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吗？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论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谈论人家的命运。’”
斯大林为什么对蒙古问题如此敏感？他果真一贯坚持当“人家”“不在”时，别人没有权利“谈论人家的命运”吗？
事实胜于雄辩。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在中国人和蒙古人都不在的情况下，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在苏联的雅尔塔签订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史称《雅尔塔协定》。其中第一条就是苏联硬塞进去的，即：“外蒙古的现状须维持”（另外还有大连商港，旅顺军港，中东、南满铁路诸多干涉中国主权的内容）。而此时距离中国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外蒙古独立还有近一年时间呢！
沙俄早在十八世纪，就对蒙古怀有领土野心，觊觎着这块人烟稀少、天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的15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其官方刊物曾公开扬言，俄罗斯在外蒙古有特殊使命，戈壁沙漠是俄帝国远东和东南部的天然边界。一九一一年，沙俄趁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际，怂恿外蒙古喇嘛黄教大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自称“大蒙古皇帝”，驱逐清朝政府驻库伦（今乌兰巴托）办事大臣，私自签订了非法的《俄蒙协约》。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统治后，当时的中国政府于一九一五年与沙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则承认外蒙古自治。一九一九年夏，外蒙古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与中国北洋政府开始关于取消“自治”的谈判。十一月，外蒙古“自治”政府撤销并呈请恢复旧制，中国政府同意这一请求，宣布中俄之间关于外蒙古自治的文件无效，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博格多汗，并派西北守边使徐树铮率军进入外蒙古，恢复了领土主权。而就在这一年，外蒙古的政治力量发生了重大转折。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九一九年初，蒙古人民革命领袖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组织了蒙古人民党，领导蒙古人民起来闹革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苏共的帮助下，在俄罗斯境内的恰克图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解放民族，把政权移交给人民大众，进而改造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奋斗纲领。三月十三日，成立了临时人民政府，并于
对于外蒙古的独立，当时的中国政府未予承认。一九二四年，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仍明确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享有领土主权。
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得到国际承认的罪魁祸首就是《雅尔塔协定》。当时苏联压迫美国在协定中写进了外蒙古独立的条款以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本关东军，而美国又压迫国民党政府接受《雅尔塔协定》的相关规定。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至十四日，派宋子文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宋子文怕落个丧权辱国的千古罪名，自己不签字，而让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了字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十月，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到外蒙古“观察”蒙古人民公决独立的投票，结果99%的选民赞成所谓的独立。最后，国民党政府与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发布正式公告，宣布外蒙古独立。
从以上对历史的简单回顾，不难认识到，外蒙古的所谓独立，主要是由于苏联只顾自身利益，从大国沙文主义出发，而置包括外蒙古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感情和领土主权于不顾，活生生地从中国版图上撕裂出去的。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本人，对这一中国领土主权所遭受的肆意践踏和严重破坏，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所以，当新中国的领导人提到蒙古时，斯大林是那么敏感而紧张，因为他理屈、因为他心虚；所以，当毛泽东第一次与他会谈提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他那么慌张而无措，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既然能够不听从他“中国发生内战将使中华民族灭亡”的威胁，而“将革命进行到底”，“百万雄师过大江”，首先崩溃了《雅尔塔协定》所搭建的世界格局之一角；那么，毛泽东同样可以不受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将外蒙古重新揽回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怀抱。所以，他屡次婉拒毛泽东签订新条约的要求，又屡次派人员探听毛泽东的签约意图。但是，这个时候，双方似乎约定俗成，都闭口不提“蒙古”二字。倒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先声夺人，企图用“蒙古问题”挑拨中苏关系。这样一来，才逼迫中苏双方不得不打破在“蒙古问题”上心照不宣的沉寂。（配图：雅尔塔会议照片）
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讲话，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边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古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州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古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从列宁格勒参观后返回莫斯科，莫洛托夫即来看望，双方就若干国际外交问题交换意见后，莫洛托夫迫不及待地交给毛泽东一份艾奇逊的讲话稿，建议中、蒙、苏三国各发表声明，揭露艾奇逊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对此无异议。
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毛泽东亲手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可耻造谣；文章笔锋犀利、尖锐泼辣，但对外蒙古的独立地位未置一词。毛泽东写到：
“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艾奇逊的通篇讲演都是以谣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实际……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污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同时，苏联和蒙古均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苏联外交部长的声明特别强调了《雅尔塔协定》关于外蒙古地位的规定。
苏方对中国采取的方式极为关注。据师哲回忆，一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寒喧之后，便是莫洛托夫秉承斯大林意旨对中国以新闻署长发表谈话而不是以外交部长发表声明，发泄极度的不满。斯大林接下来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
师哲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些话相当程度上激怒了毛主席。他始终一言不发。”
毛泽东是何等人物！他精骛八极，视通千古，岂能不识苏联人的个中奥妙？当时，关于签订中苏新的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还未正式开始，蒙古独立既然是在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被确定的，那么，在新的条约的谈判中则必然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议题。倘若中方此时即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则无异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作茧自缚，主动就范于《雅尔塔协定》粗暴干涉中国领土主权的无理规定，谈判时将没有回旋的余地。即苏方表面上示以驳斥艾奇逊这根“梁”，暗中却偷换成了让新中国不经谈判主动承认旧约中规定的“外蒙古独立”的“柱”。所以，毛泽东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但是，他面对着的又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伟大的革命导师斯大林，他只能用沉默来表示抗议。
诚然，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讲信用、重承诺的国家。经双方友好协商，在发表的中苏两国关于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的公告中，郑重宣布：“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此外，中国还准备专门发表一项声明，才有了本文开始斯大林的一场虚惊。（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日，蒙古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当时窃踞中国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合法席位的蒋介石集团亦未行使一票否决权，投了弃权票——作者注）
综观历史的长河，外蒙古在外来干涉下与祖国分离，承认这一事实，对于终生致力于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极其珍惜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毛泽东来说，在感情上必定是极痛苦，思想上也势必有所保留。这不仅见之于诸如在其军事名著《论持久战》中把蒙古与青海、新疆等视同中华大家庭的一个成员，还在于其建国以来一系列的言行。如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在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德·达姆巴的信中，对达姆巴来信提出“由中国供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力的问题”，答复：“大量迁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居，是有困难的……我们设想，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农业方面需要劳动力的部门的工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00页）另外，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毛泽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如乔巴山、泽登巴尔等有任何亲密的接触的文字记载。但同时我国对蒙古的援助却从来不讲任何条件……
毕竟历史不会停滞，历史，正在不断前进——
[注释]
一、《红楼梦》第九十七回：“偏偏凤姐想出一条偷梁换柱之计。”指以宝钗冒充黛玉与宝玉成婚事。本计比喻运用手段，用假的代替真的。古代多阵战，列阵都要按东、南、西、北的方向摆布。阵中有“天衡”首尾相对，堪称阵中的大梁；又有“地轴”贯在中央，恰似阵中的支柱。而摆在“梁”，“柱”方位上的部队，一般都是主力。因此，察看对方的阵容，就可以发现它的主力之所在。
二、历史上运用此计的典型事例如秦朝赵高误国：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第五次南巡，到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附近），突然病疾。他自己明白，此次病体凶多吉少，故急召宰相李斯，命其即秘诏立长子扶苏为太子。时掌玺并起草诏书的赵高已有野心，竟扣压秘诏未发。待几日后秦始皇于沙丘平召（今河北广宗县境）驾崩，李斯怕太子未回之前，政局动荡，亦秘不发丧。赵高趁此游说李斯，言若扶苏即位，必重用大将蒙恬，因李斯不是秦国人，则其宰相之位难保。李竟心动，与赵高偷梁换柱，将秦始皇立扶苏为太子的诏书改为胡亥，并假传圣旨，赐死扶苏，翦杀蒙恬。如此，赵高将只知花天酒地、昏庸无能的胡亥即位秦二世，为其专权打下基础，同时也为秦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三、曳其轮：见《易经·既济》卦。曳：拖住。《六十四卦经解·既济》：“前有险，众竟济，初能曳而止之。”这里的意思是：拖住了轮子，车子就不能运行，抽去了“梁”和“柱”，房子自然就会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