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电明科技王云峰:深度：美国“慰安妇”决议案背后的角逐和启示(南方都市报 2007-8-5)

　　图：江苏如皋91岁的周粉英通过家人得知南京惟一公开身份的“慰安妇”雷桂英去世的消息后，才愿意公开自己曾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事实。

　　图：6月30日，同样有过“慰安妇”经历的韩国女士李容洙在美国国会前演讲

　　在美国获得的胜利，对中国的民间对日索赔，也有着重要的启发价值

　　●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在日本二战期间遗留的战争问题上如此鲜明地表态。但是，这样的结果里不能说不包含着妥协，而之所以通过这个决议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只是“当你的朋友出现错误时，应该提醒他”。

　　●韩国对于无家可归的年老的“慰安妇”，建立了“慰安妇之家”，老人每人每月能有5000元的生活费。中国从2000年开始援助这些老人，但账目常常是赤字。而且他们中的大多靠收养的子女养活，有的人生活非常窘困，而且，许多人就在贫困中死去。

　　6月3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谴责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的决议案。

　　从今年年初在美国就涌起一波又一波的“慰安妇”问题，终于在经过7个多月的角逐后有了一个不错的结局。其间，“慰安妇”的悲苦求告，政客的出尔反尔，利益驱动下的交换与妥协，揭露与掩盖，正义与罪恶，人性与兽性，一一展现。

　　这仅仅是一个序幕。美国众议院的决议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而且“慰安妇”们逐渐衰老，一个一个地死去，但这黑暗的历史一页并不能轻易翻过。

 　　13年努力提案终获通过

　　这是一场按美国民主游戏规则进行的角斗

　　6月26日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对美国众议院议员麦克·本田的关于“慰安妇”问题议案的投票表决。外交委员会主席兰托斯的两侧分别坐着27名民主党议员和23名共和党议员。

　　本田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慰安妇”问题议案的人，从1994年开始，一届又一届的国会议员，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通过美国国会达到谴责日本战争犯罪。一直在后面推动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以下简称“史维会”)常务副会长丁元说，尽管付出了众多努力，但从1994到1998年期间，决议案几乎过不了小组审核这一关。

　　去年10月由民主党众议员莱恩·埃文斯和共和党众议员克利斯多弗·史密斯向国会提交的议案，是在本田议案之前走得最远的一次，议案得到了38名众议员的联署，但议案最终搁浅。日本利用已退休的共和党议长成功游说。对议案里对日本二战期间“反人类罪”的指控，众议院给说，美国国会立法不应该涉及外国战争赔偿问题。

　　记者了解到：如果议案获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必须要经过以下程序：首先决议案要在亚洲太平洋委员会表决通过，然后到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表决通过，然后再到全院进行表决，这是至少要经过的三关，地方——专门委员会——全院会议通过。

　　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任期是两年，在这个期间，将有无数的议案会提出来讨论，但到了任期结束时，就要由新的议员重新提起议案。2007年，本田议员新出任美国众议院议员。

　　本田的出现，给事情带来了转机。

　　对于为什么是本田众议员，史维会常务副会长丁元说：“刚巧本田是史维会众多成员的选区的众议员，我们相识近二十年之久，找他提出议案，是他本分工作。”

　　具有戏剧性的是，麦克·本田是一位日裔众议员，长着一张日本人的脸。5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版面的对本田的访问，提出了一个普遍引起关注的问题：“一个长着日本人脸孔的人，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议案”？本田的回答是：我可以是一个黑人的脸，白人的脸，棕色人的人，我可以是印度人，墨西哥人，我做这件事和我是什么人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全球的人权问题。

　　“亚裔美国选民”看中本田的是，他曾经在美国成功地为二战期间被美国隔离关押在集中营中的日裔争取到了道歉和赔偿，战争期间，因为美国和日本是交战国，在美国的日裔都被隔离关押，在集中营里他的父母干着很繁重的劳动。他让美国政府在几十年后对他的父母说：我们错了，对不起。

　　本田对记者说，他对于“慰安妇”的关注正是来自于二战期间他和他的父母被关在美国集中营里的经历：“那里的经历告诉我，如果一个政府犯了错误的话，那么他们必须要道歉”。

　　而做教师的经历，让本田觉得面对学生不能将正确的历史告诉他们的时候，有一种“有罪感”，因此，当本田接触到亚裔美国人的诉求时，双方一拍即合。

　　“我是在帮助日本”，对于指责，他回答说，“如果日本想成为这个世界的领袖，那么首先应该先获得自己邻居的信任和肯定。”

　　或许可以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来概括持续了7年的努力。“我们开始并不十分了解美国的立法制度，走了很多弯路，犯了一些错误。”丁元说。

　　“1994年第一次美国国会议案形成，它包括了要求日本对于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生化战，“慰安妇”，强迫奴工)及虐待盟军战俘等罪行提出国家级道歉(即非个人口头道歉)。目地是想借东风，用二战盟国美国和盟国战俘来争取美国国会的支持，对日本施压力。但错误正在于过于贪大”。

　　而之所以选择“慰安妇”问题作为突破口，是因为针对女性的犯罪更容易引起世人的注目和同情。“‘慰安妇’只是对她们一个委婉的叫法，而有人叫她们为‘性奴隶’，美国CBS的报道这样向美国人讲‘半个世纪后还在继续的事实’。”
　　
　　激烈的角力

　　“接受道歉？布什又不是‘慰安妇’！”

　　当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39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本田的决议案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本田流下了眼泪。

　　2007年1月31日，本田提出“慰安妇”决议案，但当时只有6个议员的联署。2月中旬，韩国的李永洙和金郡子、荷兰的沃海伦3位“慰安妇”到美国众议院举行““慰安妇””听证会声泪俱下地讲述她们的经历，在场的议员却在一一离席，最后只剩下本田等几个议员。

　　议案如上几次的一样被搁置起来。但令人想不到的是3月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讲话，将本已搁置的议案和“慰安妇”问题拉回到舆论的中心。

　　安倍晋三3月1日称，“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最初定义的强迫行为”。5日，安倍又强调：即使美国众议院通过关于要求日本就““慰安妇””道歉的决议案，日本政府也不会就这一问题再次道歉。

　　安倍话音刚落，立即有20名菲律宾““慰安妇””站出来指认安倍是“说谎者”，她们在日本驻菲首都马尼拉大使馆门前抗议示威，打出的标语上写着“我遭到强奸”。

　　“安倍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丁元说，“安倍讲话一出，3月2日我们就争取到了40名议员的联署。”

　　3月18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星期天的晨间新闻节目制作了“慰安妇”问题专题，采访了日本国会议员、文部大臣中山、议案的提出者麦克·本田和丁元。面对主持人的提问，中山说：“‘慰安妇’制度是一种合同的雇佣关系，那些妇女完全是自愿的，她们的收入很好，甚至超过了日本在战场上的军官的收入100倍。”中山还向主持人举例说，她们和美国大学学生伙食团里的伙夫没有什么区别。

　　“假如是中山的女儿，他愿意让她接受这种‘雇佣’吗？”丁元在电视节目中反问。

　　中山一言既出，引起一片哗然。

　　首先被激怒的是韩裔美国人社团。韩裔针对本田的HR121号议案，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121的民间国际联盟(121　Coalition)。这个联盟迅即开通了一个全球通用电子邮箱，号召世界各种组织、团体和个人支持并加入他们。随着事情的推进，包括菲律宾ACE国际组织、国际特赦组织、印尼妇女联合会等200个组织联合了起来。美国各地的个人和团体向国会议员发了数以千计的信件和情愿书。

　　“这些女人，值得获得一声道歉”。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上，以这样的标题登出了“‘慰安妇’真相”广告。四名““慰安妇””脸上满是苦难褶皱的照片登上旁边。这是史维会花7.8万美元登的广告。同样，121联盟也在美国“国会山庄周报”刊登同样内容的广告。加拿大史维会也在加拿大最大的英文报纸《环球邮报》上登英文广告响应。

　　就在此时，安倍访问美国，安倍与布什在戴维营会谈时，安倍以含糊的语气说：“在那段时间，世界上许多地方发生迫害人权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让21世纪成为一个不迫害人权的世纪”。布什说：“‘慰安妇’事件是世界历史令人遗憾的一章，我接受首相的道歉。”两个政治军事盟友就这样心照不宣地让事情在几句话之间成为过去。

　　“这真是个黑色幽默，(布什)总统又不是‘慰安妇’。”美国媒体立即指出了其中怪异之处。

　　丁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很荒唐的道歉和很荒唐的接受，安倍没有理由向布什道歉，因为没有美国的妇女受到亚洲妇女的同样的损害；布什不应该接受道歉，因为布什不能代表谁来接受道歉。

　　但是，丁元还是接到了通知，原本放在5月23日表决的议案，遭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兰托斯撤下，理由是众议员联署人数不够。而此时日本的媒体全力攻击史维会，日本《产经新闻》指史维会用金钱收买麦克·本田，“竞选美国众议员，每次需要经费逾美金五六十万，我们区区几千元捐款，连邮票钱都不够。”

　　尽管如此，史维会还是调整了行动策略：由冲锋陷阵，改为幕后争取众议院关键性的人物，“哪怕他们不联署，只要不反对就是胜利”史维会华盛顿代表张昭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承认：一直同众议院议长、主席等保持密切的联络，在这种私下的接触中，首先被说服的是众议院亚太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而121联盟成员成了在前方活跃的力量。121联盟洛杉矶代表郑妍珍女士告诉记者，联盟成员深入到了435个众议员的选区，敲开了每一个议员的办公室的门，不仅如此，他们还发动了美国全国9000个基督教会和全国的佛教协会。

　　日本也在行动。日本共同社的一条消息透露日驻美大使加藤良三曾在决议案表决之前致信美众议院议长，暗示若决议案获得通过可能会对日本援助美国伊拉克计划造成阻碍。消息还透露日本驻美大使馆自去年一直高薪聘用游说人员阻止议案的通过。

　　6月14日，一位名叫樱井良子的人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整版广告，与她一起署名的还有40多名日本国会议员、知识分子。广告说，“慰安妇”是在一个合法的娼妓制度下工作，当时在世界上是十分普遍的。这些妇人比战场上作战的军官甚至比军方将领收入更高。

　　为证明“慰安妇”稀松平常，广告的最后还说，1945年美国占领日本后，美军也曾设立“慰安所”。

　　“从此事情有了重大转折，”丁元说，“美国副总统切尼看到该广告后非常气愤，下令查明美国‘慰安所’的说法。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甚至公开说，‘如果日本连这样的事实也不承认，那么他们就不能理解强奸这个词的含义’”。

　　两天之后，汤姆·兰托斯便做出，“上个月未能提交的‘慰安妇决议案’，将于26日提交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决定，并表示他本人支持这个决议案。而此时在决议案上连署的众议员已经达到了168名。

　　如丁元所料的那样：向来自大的日本唯独对美国的态度有所顾忌。

　　美国众议院通过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的决议后，日官房长官盐崎恭久表示：本政府不打算就此向美国提出抗议，安倍晋三只是对决议案通过表示“遗憾”。

　　但是，这样的结果里不能说不包含着妥协，比如只涉及“道歉”而回避了战争责任的追究和赔偿问题；比如，认同日本战后对世界的贡献；比如，外交委员会的表决要放在安倍访问美国之后；比如决议案的通过不能干预日本的大选等等，而之所以通过这个决议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你的朋友出现错误时，应该提醒他”。
　　
　　民间团体的力量

　　中国国内还没有一个民间组织获得批准

　　借着本田议案的通过，“慰安妇”问题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从事了15年中国“慰安妇”、劳工对日诉讼的康健律师说，这是一个序幕，它在日本对中国受害者关闭了法律之门后，又开启了另一扇大门。

　　今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借西松建设强制劳工案讨论中国是否放弃了民间对日索赔权问题，最终以中国已无权向日本法院请求赔偿为由，连连“砍杀”7起上诉到高等法院的诉讼，中国对日诉讼碰到了最坚硬的壁垒，法律专家认为，在已有7个败诉或驳回判例的前提下，剩下的中国在日诉讼，很可能全军覆没。

　　这是日本最高法院首次以最高司法的形式解释中日两国的政治和外交问题，也等于是对十多年来中国持续不断前仆后继对日民间诉讼的最后的了断式的判定。并且这个判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不会更改。

　　中国的民间对日战争索赔正可谓是万马齐喑。

　　多年从事中国“慰安妇”问题调查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告诉记者，现在世界上公认的20万妇女沦为“慰安妇”这个数据是2002年联合国发布的，但这中间并没有加入中国。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中最大的受害国，据他15年的调查，仅中国的“慰安妇”就有20万之多。

　　除了“慰安妇”问题，中国还有细菌战遗留问题，中国有二十多个省市的土地受到细菌污染，死于细菌战传染病的不少于100万人，还有劳工问题、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等等，但现实的情况是，到目前为止，还有许多受害事实尚没有被搞清楚，历时数十年的对日民间诉讼没有一个胜诉的案例，从事索赔的“王选”们，仍然孤军奋战。

　　苏智良向记者介绍了世界各国“慰安妇”的情况：40万“慰安妇”中目前还活在世上的只有200多位，中国目前调查到的有47位在世，韩国有100多位在世，朝鲜有几十位，另外在台湾地区、日本、菲律宾、印尼、荷兰等还有少量人。

　　在15年间，苏智良对上海的“慰安所”进行了全面调查，上海竟然有158个之多。但是，在城市发展中它们在一个一个地消失。“据我所知，中国的抗战纪念地没有一个申请成为警示性文化遗产的，只要有一个‘慰安所’留下来，成为像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原爆原址纪念那样的永久纪念就行了”。苏智良所说的那唯一需要保留的“慰安所”战时叫“大一沙龙”，它是日军在世界上建的第一个“慰安所”，从1931年底到战争结束，一直使用了14个年头，无数亚洲女性，包括中国女性在这里被蹂躏。

　　韩国对于无家可归的年老的“慰安妇”，建立了“慰安妇之家”，由教会、民间组织、企业、个人、政府共同支持，其中政府支出了很大一部分，这里的老人每人每月能有5000元的生活费。

　　中国从2000年开始援助这些老人，以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的名誉接受部份海外捐款，“以前每个老人每月100元，现在每月能发200元”，但中心的账目常常是赤字。“中国的‘慰安妇’大多靠收养的子女养活，有的人生活非常窘困，而且，许多人就在贫困中死去。”

　　韩国“慰安妇”民间支持者郑妍珍告诉记者，在韩国正因为调动了民间力量，才使“慰安妇”问题进入政府和全体国民的视野。

　　韩国有30多个专门关注历史遗留问题的民间机构，比如二战赔偿、“慰安妇”、以及其它人权问题，他们称之为“市民组织”。日军性奴的韩国理事会是韩国著名的“慰安妇”支持组织，1990年由33名韩国妇女组织成立，17年来他们每周三都和“慰安妇”们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示威，到现在为止已经进行了770多次，这个示威集会已经成为进行历史教育的场所，也是一个跨越各种主义、跨种族、跨性别联合的平台。

　　通过这个组织的努力，韩国政府于1991年7月专门成立了一个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委员会。1993年国会制定一条了关于帮助“慰安妇”的专门的法律。对幸存者登记造册，为他们提供援助，包括500万韩币的资金援助。

　　在这个组织的督促下，1992年韩国政府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慰安妇”状况的报告，“慰安妇”问题从此得到联合国的关注。

　　中国的对日民间诉讼一向以来是依靠日本的和平运动的支持，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诉讼都是靠日本和平运动团体提供的律师、资金支持才得以到日本进行诉讼。“日本人帮助搞受害调查，再拿着日本人的钱，到日本去告日本政府(企业)”，这就是中国对日诉讼的真实状况。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强盛，和平运动一直处于衰落之中。

　　在中国国内，靠的是王选、康健这样的正义之士的苦苦支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民间组织获得批准。

　　“官司打完了就没有出路了”。进行了十几年的细菌战诉讼的王选目前正陷于郁闷之中。原来她的活动身份是细菌战原告团团长，但官司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后，原告团实际上也不存在了，她便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细菌战诉讼是中国对日诉讼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最有影响的诉讼，但就算这样的黑暗的事实，也处于没有途径寻求正义的困境。

　　“原告们强烈要求联合国去申诉，我们以什么身份去？我们总得有个组织吧。”王选说。

　　市民社会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必须经过的过程，或许对日民间索赔，正是可以借以推开这道门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