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玫瑰：戴安娜王妃盛年凋零的哀荣(图)

　　文章摘自：《布莱尔回忆录》
　　作者：布莱尔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版次：2011年9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托尼·布莱尔等的《旅程(布莱尔回忆录)》是布莱尔对其任职期间及任职之外经历的第一手叙述，披露了他在担任工党领袖期间及为相十年内所作的种种重大决定，包括发动伊拉克战争；披露了他与同僚，尤其是与继任首相布朗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世界政坛领袖的交往。书中也呈现了布莱尔身为领袖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解释了他为何宁愿对抗舆论也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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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王菲

暑假过后，我精神抖擞、思维敏锐地回来了。搬进唐宁街10号的开始几个月非常顺利，这是意料中的事。接下来就困难些了，这也是意料中的事。其间有很多不成功的起步、被错过的机会、有缺陷的决策，不过，民心依然仁慈，让人以为政府像是受到了神佑。民心是一种奇特的东西。当它拥抱你时，你感觉它深沉、根基牢固。你会疑惑，它怎么可能会变。当然，你知道它肯定会变的，不过，身在其中时，明确表达的民意可以毫不费力地载着你一路前行，或者冷酷无情地把你拉回原地，那种感觉——不论好坏——仿佛将永远持续。

媒体对民心具有十分关键的影响。当民心仁慈时，它会非常宽容：错误是可爱的怪癖，过失逗人发笑，痛苦的决策过程只不过是把事情做好的强烈责任感的体现。当民心苛刻时，你的感觉就像是顶着无情的强风逆行：每一句失言都被夸大，之前的错误会被翻出来以全新的气势反复重提，痛苦的决策过程就是无能的表现。你做的是同样的事情，用的是同样的方法，然而，你被评价的方式却完全不同了。

“新工党，新英国”这句口号并不显得骄傲自大。相反，它与国内某种真实存在的感受相应和。当然，实际上，我们对公共服务、福利和退休政策的改革只触及冰山一角，但在最初的几个月看来，情形不是这样。

出于各种政策方面的原因，保守党政府一直备受争议，不过，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正常的政治活动。他们对产业采取的新放任政策、跟工会的斗争、对国际危机的处理——每一件事都有代价，但从很多方面来看，保守党人的执政方式正在世界范围内成为通识。然而，他们也有一些十分保守的做法，那些做法都过时了。例如，他们抨击伦敦的工党左派支持同性恋权益。20世纪80年代，这种抨击有效；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样做就只能起反作用。他们的闭塞、浮夸、对传统的膜拜，如同一块打上了旧时代烙印的铁块。约翰？梅杰在很多方面与这些左派人士不同，他也完全有能力带领保守党摆脱这些缺点，但问题是，他一直没有实权。

从工党甩掉过去的锁链，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待经济，以常识来判断国防和犯罪之类议题的那一刻开始，继续追随保守党的理由便消失了。在社会问题上，时代精神可以自由地转向更少恭顺、更多自由、更少阶级束缚、更多精英领袖的一方。至于说我是私立学校学生、约翰？梅杰是公立学校学生，这些都不重要。我以一种观念率领一个政党，他以另一种观念被政党束缚。

这种情绪的改变广泛深入地散播到了公众生活的每个角落。自然也涉及君主体制，黛安娜王妃就是这一改变的化身。她是一个标志，她也许是世界上最著名、最常上镜头的人。她捕获了一个时代的精粹，把它握在手心。她定义了它。

对于君主体制——如果愿意，你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制度或者一种行业——来说，这种情况令人十分惶恐。她的号召力、亲民度、接受新事物的勇气都远远超过其他人，以至于她更像是一种非难，而不是支撑。并不是说她没有充分支持君主体制及其代代流传的传统——她支持了，可是，她把这些传统转化为现代做法的方式太过大胆，因而处处格格不入，从而导致了危险。她大步跨入至今仍然禁入的领域，小心翼翼地跃过笔直的礼节篱笆，以一种从一个角度来看完全是愚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绝对是天才的狂热，打碎王室行为规范的巨大包袱。我肯定，当她做着这一切时，王室必定是带着既无助又恐惧的复杂心情看着她。当然，她太聪明，不会支持任何政党，不过，在气质和时间上，在她所创造、我们所代表的氛围中，存在着一种完美的契合。不论那是什么，新工党拥有一部分，她拥有全部。

1997年大选之前，我和她已经相当熟悉。工党贵族米什肯爵士请我吃饭，跟她见面。我的朋友玛吉？雷认识她的朋友，所以也会请她来吃晚餐。我们保持着联系，时不时见上一面。

她异常迷人。她原本就有的气质因完美地混合了王族和她所代表的平民气息而得到放大。她是一个轻松随和、富有人情味的王室成员，最重要的是，她愿意平等待人。她并非刻意纡尊降贵，她像普通人一样大笑、一样聊天、一样调情。那就是她的非凡魅力所在：在任何地方，跟任何人在一起，她都能跟对方融洽相处。

她的情商无疑很高，不过她也非常善于分析理解。曾经有一次，我跟她讨论照片的效用和力量，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她表达的看法不但源自直觉，也经过非常符合逻辑的推理。她把问题想透彻了。她偶尔会打电话来说，某某照片为什么是垃圾，或者说，有什么可以改进之处。她虽然——正如我所说——完全与政党政治无关，却对我们追求的目标和我们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完全理解。以前我总是跟阿拉斯泰尔说：如果黛安娜从政，就连克林顿都得十二分小心。

她的意志也十分坚强，让我们这样说吧，她总是率性而为。我感觉，她很容易就能跟你闹翻，同样也很容易就能同你和好。她知道自己的气场有多强大，了解这种气场的吸引力，通常情况下，她会运用那种力量来做好事，可是，在她的情感之中也有一种野性，也就是说，当愤怒或怨恨跟那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时，将会招致危险。我真心喜欢她，而且，我当然也跟其他人一样对这位美丽的王妃着迷；但是，我也很谨慎。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正当我们改变着英国的形象时，她也在改变着君主体制的面貌；或者，可能这样说更准确：她跟其他王族的对比衬托出了他们的变化是多么少。这种对比，对于某个跟女王一样、对君主体制及其未来有着深刻理解以及长期切身体会的人来说，肯定令人困扰。重要的是，女王了解君主体制在代表历史、传统和责任方面的重要性。她还知道，虽然君主体制需要跟人民一起演进，它跟人民之间的盟约——没有文字记录、也非口头承诺——建立在一种容许演进的关系之上，但是，演进应该是一种稳步前进、经过小心校准和控制的过程。然而忽然之间，一颗难以预测的流星闯入了这个可以预料、受到严格控制的生态系统之中，带来了同样无法确定的后果。她完全有理由感到不安。

度假之后，我将首次以首相的身份前往巴尔莫勒尔堡①跟王室成员共度周末——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女王跟格拉德斯通时代的传统。在那之前，我去了一趟塞奇菲尔德。以首相身份回去的感觉真棒。我为那里的人们骄傲，他们也为我骄傲。大体上，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了最后。尽管事实上，自从成为在野党领袖之后，我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定期回去了，但他们每次还是那么欢迎我。我会出席本地工党的总务委员会会议，作报告，然后花一两个小时聊天、交换意见、回答问题——他们很多都是从1983年起就认识我、看着我成长起来的人；在那个房间里，我会非常坦诚。能够在约翰？伯顿的注视之下，跟自己真心信任的人谈话，是一种恩赐；反过来，他们则觉得，能够接触、参与正在形成的历史是一种恩赐。

我还会到塞奇菲尔德村的邓卡酒馆或者工人俱乐部去。人们十分友善，也尊重我出去喝上一两杯放松放松的愿望。话题很少涉及政治，除非是跟约翰？伯顿和莉莉？伯顿夫妇二人、菲尔？威尔逊(后来接替我成了塞奇菲尔德的下院议员)、彼得和克里斯廷？布鲁克斯(十分善良正派的人)、保罗？特里佩特(工人俱乐部的工会代表，是个粗犷、坚韧而又可爱、聪明的人，后来成了我的好友)一起吃晚餐的时候。我们会闲聊，讨论选区的问题，我会询问他们对当今热门话题的态度。不论是作为全体，还是作为个人，他们对于民意所向有一种出色的直觉，而且，他们总能——也许从未失败过——帮助我看清前路。他们还代表着英国民众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势力。他们也许会阅读《卫报》，却并不属于《卫报》；他们根本就没有“伦敦气”，也不是典型的《每日邮报》读者。他们非常政治化，却认识很多不搞政治的人。

他们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证明过去那种对人们进行分类的做法不再合适。我的政治活动完全代表了这种理念，然而，要想令评论员们看清这一点，则非常困难。塞奇菲尔德是一个“北部工人阶级”选区，然而，只要你刮开表面，即使只是往下挖那么一点点，你就能明白，这种定义不太恰当。是的，你当然可以在任何一个古老的煤矿村庄——特里姆登、费什波恩、费里希尔、契尔顿等等——找到那种典型人物，可是，情况已经越来越不同了。新建的房子都是那种有三四间睡房的私有房产，虽然住在里面的人不能算是“中产阶级”，却也不能算是安迪？卡普①式的“工人阶级”。他们喝啤酒，也喝葡萄酒；他们去快餐店，也光顾餐厅。他们每年都会到国外去度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而且去的地方不一定都是贝尼多姆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