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蜂酒的功效:什么是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政治上合格，军事上优秀，经济上零分”——一些狂妄无知的人，对毛泽东作如是评判，并且狐媚偏能惑主、妖言竟能欺众；相沿成习、积非成是，毛泽东竟被描摹成既不抓经济又不懂经济并且不准其他人抓经济的领袖。　　

这是真实的毛泽东吗？拨开历史的迷雾，抹去历史的尘埃，毛泽东不仅创造了中国经济的辉煌，更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的经济学成就不仅高居于他的同时代人之上，更高居于每下愈况的现代经济学之上。他的经济学既是中国当代的“战争经济论”，又是中国当代的《资本论》。就像《资本论》被人屡次宣布为“过时”、“死了”而总是“马克思又回来了”一样，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也必将重新回归，并继续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毛泽东的经济学理论是“读”出来的、批出来的、写出来的，更主要的是根据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概括和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的经济学理论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理论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等著作为代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理论则体现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斗争》、《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国营企业工作条例》、《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等著作和他起草的一系列文件中，但主要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之中。该书由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整理、编辑，但没有公开出版，网上曾经流传过，惜乎已难查阅。毛泽东的批注和谈话是以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分析、学习和批评的对象，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尤其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后很多人“思想混乱”的状况有感而发形成的。由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术化、系统化，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随之成为学术化、系统化的理论。因此，可以以《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为基础来“抄袭”毛泽东的“学术化、系统化”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建树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那些信条：它像长空中的孤雁骤然降临于《新民主主义论》之中，只是勾画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蓝图。但这既不符合于中国革命运动的事实——共产党自从被迫与国民党蒋介石分裂那天起就是有地盘、有枪杆、有人马、有钱袋、有产业的“武化”团体和“国中之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湘鄂川黔工农民主政府等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等政权；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各解放区人民政府。这些政权虽然不是全国性的政权，但无论是从地域面积看，还是从人口规模看，既是“国中之国”、“大国众民”。在一个处于被围剿地位，既没有现代工业、又没有金山银海，既没有什么资本、又没有什么外援，却要既满足人民基本的需要，又要满足庞大的战争开支，没有强大的经济创造能力和财政供给能力是不可能的。可是，共产党这个“穷人党”却做到了。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到抗日战争后期，我们是兵强马又壮——中国解放区拥有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的军队、二百万的民兵。另一方面，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是写出了一批经济学著作的，譬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关于工商业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本质上是中国革命战争经济论，是为战争的胜利服务的，是为取得政权服务的，因此，他不可能也无法达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高度和深度，但他也不屑于更无必要去构造什么福利经济学、竞争经济学；它只能是立足于解决战争经济的实践的具体的经济理论。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经济理论就是科学的经济统计理论、商品货币本位理论、民生民权经济理论、赢得战争的胜利理论、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理论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以农民经济为基础”的理论。　　

1、毛泽东的战争经济理论是科学的经济统计论　　

调查研究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主张开展社会经济调查，虽然直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3页）但他无意之间开了现代经济统计的先河。因为毛泽东经济调查统计的内容是很科学和现代的，他说：“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份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同上，113页）。这里虽说的是调查社会各阶级，但决定各阶级的不正是其经济地位吗？不正是各阶级拥有的生产、生活资料构成了现代经济统计学的基本内容吗？　　

毛泽东经济调查统计的技术更是有开创之功的。请看，他说：　　

（甲）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乙）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也要。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士兵也要，流氓也要。　　

（丙）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人或者二十几人。　　

（丁）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纲目。　　

（戊）要亲自出马。　　

（己）要深入。　　

（庚）要自己做记录。（同上，第117-118页）。　　

真是淳淳教诲，诲人不倦。真的照此办理，任何人不可能不掌握被调查的地方和单位的社会经济情况。　　

2、毛泽东的战争经济理论是实践的货币商品本位理论。　　

毛泽东没有这样说，但分明那样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是地地道道的穷人党。这不是讲它的阶级属性，而是指他的经济现实：既没有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没有什么稳定的外援，更没有多少储备货币。可就是这样一个穷人党，却创造了“不论在什么地方，苏维埃通货似乎在市场上确有真正的购买价值。在这件事上，（苏维埃货币）取得了它的地位和奇迹。”（斯诺《西行漫记》）。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领导的苏区政府为货币商品本位制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宋鸿兵先生在他的《货币战争（3）》中，对当时中央苏区的货币商品本位制有过生动的描绘：　　

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国家银行——这个世界上最小，但效率最高的银行行长是毛泽民。他碰上了市民挤兑风。当时苏区银行既乏银元储备，又无物资准备。毛泽民为维护苏区纸币信誉，决定敞开兑换现洋。但在现洋即将告罄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唱了一曲储备货币“空城计”。第二天早上，市民醒来，看到街上大筐小筐装的都是金银珠宝，于是挤兑之风渐息。　　

过了两天，国家外贸局长钱之光押运的现洋和物资到位。紧接着敞开平价供应物资。结果不仅维护了苏区纸币的信誉，而且收回的银元比挤兑前还要多。毛泽民用商品物资打赢了一场货币战争——而之前招摇过市的大筐小筐上面装的虽然是金银珠宝，但在一层薄薄的金银珠宝下面不过是石头瓦砾而已。　　

这个故事的真假姑且不论。但不论是苏币、边币，还是人民币，都是依靠政府的信誉，以商品作为法定货币的价值尺度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完全脱离了金银货币本位的纸币居然保持了币值的基本稳定也是不争的事实，稳定的纸币币值为稳定根据地的政权，发展根据地的经济、保障民主政府财政、保障战争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货币商品本质制不仅打破了千年的货币理论神话，而且超越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用实践开创了现代货币理论：苏区货币商品本位制比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早近四十年呢！　　

3、毛泽东的战争经济理论是民生民权经济理论　　

中国共产党虽然是穷人党，但绝不是当时它的敌人宣传的那样是“烧杀抢掠”、“共产共妻”无恶不作的党，也不是后来那些右派精英们诬蔑的“普遍贫穷论”党。“穷人党”的真正含义，就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人民在政治上上升为有权阶级，在经济上上升为有产阶级，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对此给予了雄辩的说明。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理论的实际执行人。这就是毛泽东在“三民主义”基础上阐发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实际执行人。它在它的“国家”里真正地“平均地权”，普遍地将无权无产的广大贫农、下中农上升为有权有产的阶级。这一土地政策除抗战特殊时期，乃是共产党立国之本、建国之基。第三，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合作经济，开创了中国合作经济理论。早在井岗山时期，毛泽东就草创了耕牛合作社、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是创立了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耕牛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多种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县的统计，共产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抗战时期，“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合作社为什么有这样的能量？因为合作社经济实质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农民群众前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同上第三卷第931-932页）。第四，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是地道的民生经济。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民生的经济理论。毛泽东虽然确立了以战争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但这个体制是建立在改善人民生活之上的。毛泽东几乎每时每刻告诫全党“关注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同上，第137页）。抗战时期，毛泽东还曾生动地说过：“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国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未，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3页）。正因为共产党时刻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不仅将群众锻炼成为真心拥护革命的钢墙铁壁，而且在残酷的战争中居然改善和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这堪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4、毛泽东的战争经济理论是赢得战争的胜利理论　　

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主题是开展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同样毫无疑问，经济工作的一个原则是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指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同上，第130页）。显然，毛泽东的经济观点不是简单的服从和为了战争。他的战争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发展经济基础之上的。“我们的经济战线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同上，第130-131页）。是建立在改善民生的基础之上的。“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的全力放到前线去吗？那未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同上，第138-139页）。是建立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基础上的。针对日军对解放区和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对边区和解放区实行封锁政策，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力半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同上，第三卷第928页）。实行的结果是“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解放战争时期又及时提出把军队变为生产队、工作队的口号。”（同上，第929页）。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这个创造，对于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同上，第929页）。是建立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同上，第894页）。　　

5、毛泽东的战争经济理论是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理论　　

毛泽东后来写有《论十大关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实，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毛泽东也写了一部“论五大关系”，这就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个报告也是典范之作，它提出必须处理好一系列经济关系的理论。首先，必须处理好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经济工作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但为了革命战争必须搞好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9页）。“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同上，第120页）。在经济产业上必须处理好农业、工业和贸易的关系。“突出发展农业，这是搞好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工作。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其次，必须处理好经济与财政的关系。这是针对当时有人片面看重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重要性而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壮大财政。”“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2页）。第三，必须处理好公营经济和“人民”经济的问题。要两手抓，两手都要抓紧抓好。一方面，自己动手，建立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同上，第892页），另一方面，又要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处理好人民的生产和负担的关系，“为了抗日和战争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又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得大于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同上，第893-894页）第四，在发展经济的路线上要处理好“土”与“洋”、“小”与“大”的关系。要立足实际，脚踏实地，“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喊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田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同上，893页）。第五，在人民负担问题上必须处理好能否承受的关系。既使是困难时期，仍要做到“负担虽重而民不伤。”既要反对“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又要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同上，第894页）在财政内部关系上，要处理好“开源”与“节流”。既要开好源，又要节好流。开好源，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同上，第894-895页）。所谓“节好流”，就是减少消费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投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精兵简政”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的原则简直是解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的滥觞。（同上，第895页）。　　

6、毛泽东的战争经济理论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导，以农民经济为基础”的理论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平均地权，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个体所有，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增加物质财富和财政收入，这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主张。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个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抗日战争时期，在经济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队也兴办了大量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解决了党政军的给养和财政问题。全国临近解放之时，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问题，突出起来，毛泽东又及时地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主要地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的生产。“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同上，第四卷，第1428页）这实际是提出了“以国有工业为主导，以个体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方针。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理论的雏形和滥觞。　　

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①毛泽东对“二书”的评价，反映了他的经济学理念　　

A、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评价。斯大林已被某些人描绘成青面獠牙、心毒手狠的吃人恶魔，但正像他的自信：历史的风，必定吹去堆在他身上的垃圾，还他以清白。岂此是清白，必还他的伟大。他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将一个木梨和牛的国家建成了钢铁和原子弹的国家。斯大林总结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写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告诉人们，怎样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而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怎样认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这是因为，苏联理论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否定商品生产的。因此，商品生产、商品经济是斯大林这本书的核心。他的根源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存在。集体农庄与国有农庄之间、国家与农民之间，必须通过交换，否则，就是剥夺农民。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篇。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本书中讲的许多观点对我们极为有用，但是，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其实每小时都没有忘我，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的。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不见群众之人。他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富反坏右、一部分干部、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想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多数人想干共产主义。因此，必不可避免地要有斗争，要有长期斗争。（《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B、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评价。毛泽东谈的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这部分主要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它的理论观点主要是斯大林的，但还有很多苏联学者的观点。它比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更学术化、系统化，两本书共同反映了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水平。但是，“这是一本具有严重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科书。”毛泽东这样评伦道。“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说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讲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但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动力是矛盾，害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只批评人家，对苏联发生了什么错误和缺点却一句不讲。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但是出了一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同上）。　　

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A、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a、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纲。政治经济学“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与不平衡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b、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毛泽东赞同教科书的观点，实质是斯大林的观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关系。它由三个方面构成，所有制的性质、劳动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方式，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居支配地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没收官僚资本、和平赎买民族资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收地主土地，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先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接着就是探讨和发展所有制的形式，例如，在我国工业企业中，试办“托拉斯”；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以队为生产和核算单位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等。劳动生产中的人在生产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毛泽东不仅“人民万岁”，而且“以人为本”，但他心目中的人不是马克思笔下英国市侩的面孔，而是无产阶级的面孔，说到底就是主席那张“大中华”的面孔。因此，他自信人皆尧舜，他要消灭剥削阶级，却只要剥削阶级的人不反动，就要改造剥削阶级的人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他热忱讴歌中国的农民，却又清醒地看到中国农民的两面性，从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使之成为无产阶级化的新人；他作为知识分子深知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从而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阶级知识化”，通过不断的改造，使中国社会成为公平平等的社会；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阶级基础，虽然处于领导地位，毛泽东却对其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不仅要使之成为自为的阶级，而且要使之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必须是无产阶级化的人，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是依靠什么“和谐”、“稳定”、“物质刺激”，而是依靠“斗争”、“改造”、“共同目标”。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一定要有管理上层建筑、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因此，毛泽东对教科书空洞地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极不满意，认为“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际问题。”产品分配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提倡“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更是维护“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五风”劲吹之时，毛泽东提倡读书的直接原因就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像修武县委书记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当然，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大国、穷国、农业国的现实出发，认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而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简直不像样子”。　　

所有制关系具有相当稳定性，而分配关系却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c、政治经济学研究涉及的对象之一——上层建筑　　

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涉及上层建筑，因为，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因此，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不但要“开展经济革命”，而且要开展“政治革命、思想革命”。解放和促进生产关系发展，说到底是为了解放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对上层建筑的研究，涉及，仅仅是涉及而已，因为“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国家论了。”　　

d、政治经济学研究涉及的对象之二——生产力　　

政治经济学研究涉及的另一个对象就是生产力。生产力人人晓得，个个明白，就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劳动的人、劳动的工具、劳动的对象等。但是，在批“唯生产力论”和大力发展生产力期间，生产力却带上了柏杜莎的头巾，似乎毛泽东都不知什么是生产力了。其实，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生产力解放和发展派，甚至到了唯心和痴迷的地步，因为，他讲过唯物者最唯心。他提出的国民经济中工农并举以工为主、工业经济中轻重并举以重为主的思想，他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列为社会三大实践活动的思想，开展技术革命的思想，培养、教育、改造劳动者的思想，搞好国民经济大局的思想，以及发展战略产业的思想，乃至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的思想，无一不是为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但是，涉及，仅仅是涉及而已，因为“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　　

B、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　　

在毛泽东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分析矛盾出发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因为，社会主义仍然是充满矛盾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根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相对于恩格斯得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促进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规范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以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由于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可以从所有制出发，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而“研究经济问题也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从历史的分析开始，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同上）。　　

③毛泽东心目中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曾经设想写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说：“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他没有也没有看到别人写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但是，他说出和批出了“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风格。　　

它是一本以马克思的“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为蓝本的书。马克思的方法是莫.布洛克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是“历史分析的方法”，他说：“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如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他一发现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肌体的产生、生产、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马克思称赞这位对他持批评态度的先生，他说：“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绘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资本论》第二版第19-23页）。将莫·布洛克先生对《资本论》的评价放在毛泽东设想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不也恰如其分吗？因为，它的方法正是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它的内容正是与《资本论》相对应的对象：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它的目的就是揭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毛泽东是极力推崇用马克思的辩证的历史分析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毛泽东指出：“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挚领。”“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现象是商品，马克思资本主义的研究从此出发，分析出商品的两重性，由此揭露出在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同上）。　　

它是一本积极扬弃斯大林经济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书。尽管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有许多错误，尽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毕竟是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毕竟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部分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仍然在一定范围内起着调节作用，等等。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也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结合自身的实践来使之成为全面系统、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它是一本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理论书。毛泽东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参考古代人怎样搞学问”，严谨而又广泛地占有材料。“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要学习鲁讯的战斗精神和方法。“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写经济学著作也应如此，要以一人为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当然，最好是具有毛氏风格、毛式气派的著作。因为，毛泽东的风格、气派就是中国当代乃至未来的文风和气派；因为，毛泽东的著作不仅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而且有严密的逻辑性，有很高的艺术性，既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又有行云流水、谈笑风生的韵致，还有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功力，真是余音绕梁、馨香满室。　　

2、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巩固和发展　　

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巩固和发。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决定了必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其制度基础，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但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可能从私有制的胚胎中发育出来，他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力量“转变”过来，并且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巩固和发展起来。中国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再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土地地主所有制转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把个体手工业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过程是一幕精彩的喜剧，它不仅改变了整个生产资料的性质，而且几乎改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这是古今中外、旷古未有的奇事。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佐证着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精彩：传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一起议论怎样改造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毛泽东出题：如何让猫吃辣椒？刘说：喂它；周说：饿他；毛说：将辣椒擦在猫屁股上，猫会自然吃！毛泽东也自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神来之笔，有很丰富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则是一部成功的悲剧。他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却未抵住自由主义“国有企业低效”理论；他创立的“人民公社”农村集体组织，不待自由主义的“佃农”理论、“绩效”理论的进攻，就被他的继承人自毁。但是，唯物辩证法必定让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刮去历史的污垢，抹去历史的尘埃，事实已经证明，不论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理论，都是摄人心魄的瑰丽乐章。　　

A、“一化三改”化改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右”倾的错误。”“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毛泽东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不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特殊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言简意赅的根本任务，还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高屋建瓴、纲举目张的总的改造理论。这个改造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化三改”理论。　　

“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形成的前提和基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问“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顺利提出和形成，就在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经济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规定了方向，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不但保证了过渡时期根本任务的快速推进，更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迅速提出和形成。　　

a、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经济基础。毛泽东早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在经济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则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现代性工业虽然只占国民经济总生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量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极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内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占国民经济总量面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然的观点是错误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保障下，立足于中国共产党进行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取得的成果，立即着手了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　　

第一，立即没收官僚资本，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即转移到中国劳动人民的国家手中。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财产，其中属于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接收过来，全国解放后，这部分已被我们没收。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我们用征用的办法，实际上已把它变成全民所有了，只不过在法律的形式上还没有解决。”（同上）。这样，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国营经济不仅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经济，而且成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基础，进而发展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二，通过“猫吃辣椒式”的自觉，逼迫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只不过它是资本的人格化，赵公元帅是它的上帝，发家致富是它的信条，它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更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财产，但是，只要政策对头，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性的矛盾会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了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作用。通过又打又拉的方针、政策和斗争方式，迫使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上)。　　

第三，通过土地改革，引导农民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开展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贫农、贫下中农获得了他们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土地，不但经济上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而且在政治上加强了工农联盟，将民族资产阶级逼入了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犄角。接着就在一些老解放区大力推广农业互助组，并着手组织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征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通过宣传鼓动典型引路，全国农村形成了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态势。因此，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形成国营经济，通过限制利用使民族工商业成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个体经济，通过对农民手工业地得的引导，形成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b、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到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仅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产值810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年增长率为21.1%，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年递增率为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总数由800万增加到1600万，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据调查，解放前职工生活水平最高的1936年，全国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为140元，1952年达到189.5元，增长35%，农民收入1952年同1949年相比，一般增长30%以上，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c、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相替相继。毛泽东认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义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这是两个性质的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要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还指出：历史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经过人民共和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更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发展中国经济，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它不能充当革命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政权保证，也为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作了初步的总结。　　

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规定了新民主义必然要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力，磅薄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青春。”(《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就一直在为逐步实现工业化而奋斗。毛泽东认为，我国虽有一定数量的现代工业的发展，但我国旧有工业的基础十分落后和薄弱。因此，革命胜利后，党和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据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的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新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　　

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大大加强工农联盟，并且大大提高国家的经济财政力量和人民收入，使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有把握地不断地提高。　　

毛泽东认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发展和改造所必须的装备，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都来欺负我们，因为我国过去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业也不发展，因为我国重工业极为薄弱，发展重工业也会困难，因为没有重工业，过去我国农业中几乎完全不使用机器，也很少使用化学肥料，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就是发展重工业。　　

毛泽东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首先应发展国营工业，并发展国营交通运输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逐步实行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长。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一方面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业（新工厂、新矿业等），另一方面要改进和办好现有社会主义工业，并依据可能和需要扩建和改建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业，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业，改进现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生产状况，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　　

毛泽东认为，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B、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立国，到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虽然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已由封建地主所有制转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并且已经出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组织，但我国农村经济仍然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如何将数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改造成集体所有制，是一个历史性的艰难任务。毛泽东以他的独特理论，开辟了中国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第一，组织起来，积极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最了解中国农民。他认为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之所以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是因为农民有两个积极性，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不仅抑制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毛泽东依照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国农村的形势和农民的思想状况，及时提出了党在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变农民个体经济为农民合作经济，并发展为农民集体经济，使农民逐步摆脱贫困状况而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　　

第二，遵循原则，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吸引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毛泽东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作为私有者的农民，具有  天然自发的资本产义倾向——正像列宁指出的那样：“小生产是经常地、大批地、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又具有天 然的合作倾向。因此，对于“两重性”的农民不能采取剥夺的办法，而只能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通过引导、说服和教育，促使农民自愿地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第三，依靠联合，让贫下中农带头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土地改革后，贫雇农由于分得了土地等生活资料，有半数窜升为中农，毛泽东把中农分为上中农和中农，认为贫农和下中农加在一起约占农村人口的60-70%，他们是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必须依靠贫农（包括土地改革后变为新中农的老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的农村阶级政策。（《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夯实了农村合作化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四，积极稳步，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不能“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体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阶段，最后发展到“人民公社”。第一阶段，主要是试办互助组，同时试办初级社。互助组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自愿组成，土地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仍属农民个体所有，但在生产方面组织起来互帮互助，是“社会主义的萌芽”；第二阶段，主要是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初级社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实行集体劳动，产品分配采取按劳分配和土地入股分红相结合，耕畜和大农具也付给一定的报酬，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第三阶段，是发展高级社。高级社实行生产资料农民集体所有，具有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56年底，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已达1.17亿户，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87.8%，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国家也对个体手工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的改造，毛泽东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推进的方针。在方法步骤上，从展销合作入手，逐步发展创立生产合作的道路。大致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兴办手工业小组。加入这个组织的成员，由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供给原料，包销产品；第二步是兴办手工业合作社。它由供销小组合并而来，开始是统一供销业务，分别核算，生产活动仍由各户分散完成，而后逐步实行部分生产资料公有，合作社对各户的生产也有一定干预；第三步是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全部收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入社人员参加集体劳动，实行按劳分配。到1956年底，全国共组织起10万个手工业合作社，入社社员占全部从业人中贩92%以上，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C、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期时期内对于国计民生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因而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因为“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及谈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这种猫吃辣椒式的改造，实现了对整个民族资本家的和平赎买。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的壮举。这个壮举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就在于“我们采取了对待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和多种斗争方法。”（同上）。　　

a、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经过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监督和管理，经过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的联系和合作，把私人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在人民民主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用各种方式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联系和合作的，受工人阶级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已经不是解救前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而主要的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我们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中，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权力完全掌握在工人的手中，资本家简直没有发言权，厂方办事要看支部书记的脸色，后来又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由国家工作人员、职工群众、资本家三方面的代表参加，这实际上企业的管理权是掌握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的手里，我们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实行了强有力的工人监督。”（同上）。　　

b、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在过渡时期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一种形式。“在实现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的过程中，加强了对进步资产阶级的团结，保持了对一切爱国守法分子的联合，克服了资本家所必然采取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同时，为资本家生产一定的利润，总之，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从而“收买整个阶级。”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中国民族资本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帮、广东帮、天津帮之类行会性的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一亿二千万定息，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同上）。　　

c、为了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国营经济通过各种形式要加强领导，政府要加强管理。为了实现国家对资本家工商业的改造，在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工人方面要按照国家政策，协助资本家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扩大生产，另一方面，要监督资本家必须遵守国爱法令，遵守公私合同和劳资合同，遵守国家财政纪律，防止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总之，由于“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同上）并且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B、毛泽东明确指出，所有制变革后，所有制性质要有相对稳定的时期，“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同上）。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所有制的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苏联宣布了土地国有，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斯大林不卖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给集体农庄，我们卖给人民公社。所以在我们这里，劳动、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都是集体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集体所有的。我们国家能够调拨的产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的集体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商品。所有权还在他们那里，你不给他东西，不给他货款，不用买卖的形式同他们进行交换，他们就不愿意把东西让给你。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民特别进步，有些地方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痛心得很。现在有人说，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很旺盛。他们下一次乡，认为农民了不起，农民快上天了，农民比工人强了。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还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都还是集体所有。修武县委书记的考虑是正确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他担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实行供给制以后，灾荒发生时，国家是否发工资；丰收时，国家把粮食调走，也发不起工资。灾荒、丰收都有苦闷。他是代表农民考虑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是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像修武县委书记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同上）。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还是集体所有制都要相对稳定，不能随便改变所有制的性质。集体所有制内部关系的调整，既是一个过程，同时也要有一个稳定的边。一九五九年三月，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既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一九六一年九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基本核算单位和生产单位是生产队，不是大队。　　

从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一直实行了二十多年，直至人民公社解体才寿终正寝。　　

②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确立和发展。毛泽东不仅高度重视生产关系中所有制的变革，而且高度重视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不断改进。他认为，生产关系中所有制方面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有底，而生产关系中其他方面的改进则不好说有底。他提出，在生产关系中，变革后的所有制要有相对稳定时期，与此同时，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要不断改进。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平等关系的建立创造了前提。但是，在基本解决所有制问题以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并不会自然出现，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毛泽东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毛泽东说：“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同上）。他特别提请注意的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由此，毛泽东提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同上）。毛泽东还说：“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同上）。　　

毛泽东特别重视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时期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的不断变革。他认为，在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时期，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否不断变革，对推进生产力发展有直接影响。他说：“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同上）。　　

毛泽东不仅高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高度重视劳动的主体——劳动者的权利。毛泽东认为，劳动者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他说：“苏联教科书，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同上）。　　

③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　　

毛泽东对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和苏联教科书的分配理论作了比较，指出苏联教科书的错误观点是对马克思的正确论点的修正，因而毛泽东对教科书的分配理论极不满意。认为“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的错误观点是对马克思的正确观点的修正，因而‘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同上）。他说：“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根本。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思想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很大错误”。（同上）。苏联教科书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地方，就在工资不断提高。毛泽东批评这一观点时说：“很不对。工资属于消费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的根本，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消费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同上）。　　

苏联宣传个人物质刺激，这主要起因于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说：苏联比资本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说：“这种说法简直不像样子”。又说：“赫鲁晓夫一直到现在强调物质刺激，可以预计，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同上）。毛泽东指出，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苏联教科书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尚未彻底克服。绝大多数工作者忠实地履行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义务，但同时也有一些工作者不老老实实地对待自己的义务。毛泽东针对这一段话说：要使一部分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也不能光造物质刺激，还必须经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同上）。　　

利益问题和利益关系是经济学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问题在于如何研究。毛泽东阐述了利益问题上公与私的辩证关系。他说：“公是对私来说，私是对公来说。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同上）.　　

毛泽东认为物质鼓励原则和精神鼓励原则都重要，不能偏废。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既要有物质鼓励，又要有精神鼓励。他全面地分析利益问题和利益关系，认为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惟一原则，还必须有精神鼓励原则。　　

毛泽东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贫富过分悬殊。他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以过分悬殊。”　　

与分配问题相关，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和归劳动者享受的产品作了区分和分析。他说：“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身体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国防这类公共消费的，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是为了保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教科书没有作这样的分析”。（同上）。毛泽东批评苏联教科书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主义的消费，不讲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等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愈来愈多。当然，这一部分也归劳动者享受，但它不是个人财产。如果把这两部分统统说成是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是不对的。”（同上）。　　

3、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毛泽东承认并重视客观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必须认真研究和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有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劳动生产不断提高的规律。　　

①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A、必须研究和掌握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毛泽东认为，计划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经济工具，“斯大林提出计划经济是与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他又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是有区别的，这很好。”（同上）毛泽东又认为，“斯大林说有人说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和计划。斯大林这段话说得很好。他说，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又说：不能把可能可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　　

B、必须使主观计划力求合符客观“计划”。毛泽东认为，斯大林说，“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要求的计划，就是说，主观计划要力求适合客观原则。”（同上）“但他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同上）因此，我们的计划工作必须熟练地运用客观规律的要求。　　

我们的计划工作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运用了客观规定的要求呢？我们搞过计划，也有经验教训。当然，成绩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发明权在毛主席。但是据点也确实不少。大家还记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一个风潮煤多了，一个风潮糖多了，又一个风潮铁多了，过不了多久都说少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看来，还不能说我们过是完全正确地计划生产的，不能说我们过去的计划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不能我说我们的计划工作过去已经认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练运用了客观规律。计划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说的，定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经济规律的计划。（同上）　　

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　　

A、社会主义的生产仍然是以商品生产力为主的生产。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主所以是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生产，是因为还存在商品生产的前提和条件。一方面，毛泽东同意斯大林关于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这一提法，说：“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只说到商品生产的主要条件，没有说到最终条件。他说：斯大要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　　

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的。（同上）。　　

B、必须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毛泽东认为，“斯大林说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这句话正确。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则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本质不同。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同上）。因此，必须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同上）。他批评一些左倾机会主义者，“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同上）。他认为，商品生产是团结全体农民的有力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等等，都要发展。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同上）。　　

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的生产。“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交换，那么工人能有饭吃，农民怎么能够有衣穿，怎么能够得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卖给其他公社，怎么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哪里有钱分给社员？京、津、沪郊区农村之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有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当然，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逐步推广合同制度”。（同上）。　　

C、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二重性。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也有二重性，因而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作用，我们必须既充分地利用其积极性的一面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又必须积极地规避其消极的一面。“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讲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干什么？不要怕。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同上）。　　

D、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一定范围的限制。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是交换决定一切，而是受到一定范围的限制的。但他与斯大林的看法又有相当区别。斯大林说：苏联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毛泽东评论说：“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同上）。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只要是转让的生产资料，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仍然是商品。（同上）。　　

E、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利用价值规律。毛泽东认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斯大林说价值规律在苏联，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所有的（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同上）。　　

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　　

A、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毛泽东认为，不平衡的绝对性和平衡的相对性是事物的客观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可能自觉地认识、运用和驾驭这一客观经济规律。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平衡和不平衡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同上）。　　

B、正确认识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对经济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说：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毛泽东批评当时计划工作中的两种错误，说：在计划工作中，什么账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或者四平八稳，要求丝毫漏洞都没有，这两种做法是不对的，其结果都要破坏比例。（同上）。　　

C、正确认识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对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认识比例关系必须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了形而上学的观点，说：“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必然不是一眼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同上）。　　

4、必须开展经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　　

毛泽东认为，不能就经济抓经济，因为经济是基础，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过渡形态和相对独立形态的社会统一、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同上）。　　

①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苏联教科书提出：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因此，教科书只说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谁战胜谁的斗争，这是很不完全的，我们的提法是，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三个）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同上）。　　

②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阶级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同上）。　　

A、必须注意“既得利益集团”。毛泽东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制度，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所谓“既得利益集团”是指那些掌握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权力而又利用这些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阶层和集团，这些阶层和集团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必然会产生，因此，必须特别注意。　　

B、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认为，我国还有敌对势力。“在农村，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一部分坚决反对公社化的富裕中农。在河北省，有百分之十五的队，被这些富裕中农和坏分子所掌握。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些富裕中农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同上）。对于资产阶级，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有机会他们还是要猖狂进攻的，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进攻被我们打退了。”（同上）。最根本的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制度，还有生产出新生资产阶级的可能。毛泽东重申了列宁的一条重要教导，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第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产作风的。”（《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因此，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存在着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君子终日炎炎，夕惕若”，只有全国人民起来，时刻保持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　　

C、必须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毛泽东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然，毛泽东的社会各阶级、阶层“人人改造”理论是有区别的，是有针对性的改造理论。对于农民来说，是教育、提高和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基本社有制实现了，社有进一步变成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工业，全国的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逐步地以至完全地改变过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主要是改造他们的“知识观和世界观”的问题，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地工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知识观有问题”，在知识分子中，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有些人在有了知识以后，就待价而沽，没有高价钱就不出卖。他们只专不红，说党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搞电影的说党不能领导电影，搞歌舞的说党不能领导歌舞，搞原子能的说党不能领导原子能科学事业，总之，说党不能领导一切，世界观有问题。”（同上）。毛泽东在评论苏联教科书时还说：“这一段讲了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吸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没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改造。文艺界的一些人，当了作家以后，大反社会主义，就是证明。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他们不重视这个问题，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一些旧东西采取迁就的态度，当然是不对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则是如何利用、限制和排挤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如果双方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就必须对资产阶级进行批判；对资产阶级的影响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　　

③开展三条战线的革命，是为了国家的强大、人民的进步。毛泽东认为开展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然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同上）。我们要用辩证唯物论教育全体人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其中尤其要教育好干部子弟，我很当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是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同上）。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每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总有个“边”，不能没完没了。“我们在改造思想方面，进展很快。有些人跟不上运动的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经过批判，他们中的大多数又可能重新转变为左派。而这次斗争的左派中，也可能将来有些人会变成右派。就整个思想改造的战线来说，我们有不断的量变，也有不断的部分质变。总有一天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完全肃清了，这种思想改造的质变也就完成了。那个时期，又会开始新的基础上的量变过程和部分质变过程”。（同上）。　　

5、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　　

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的管理问题，认为管理问题是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他明确指出，管理问题也是人与人的关系，“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有文章可做的。”（同上）。　　

A、必须重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问题。全民所有制企业如何管理？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在全民所有制如何分级管理的问题上，毛泽东注重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要经常注意解决。“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同上）。同时，毛泽东提出和研究了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问题，他说：“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企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同上）。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首先是中央的部门和地方的关系，中央的部门可能分为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处理。“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理，会产生很大片面性。”（同上）。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地方的上下级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管得太死，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还包括地方平级之间的关系，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同上）。　　

B、必须重视全民所有制企业“自治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有没有自治权，直接关系到是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发展的问题。“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同上）。　　

C、必须重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关键问题。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关键问题是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都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并进行创造性合作的问题。“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同上）。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而提出了劳动者管理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劳动者管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各种权利中最大的和最根本的权利。他针对苏联教科书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同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人民管理上层建筑的思想，说：“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同上）。　　

6、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阶段。　　

毛泽东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边”的，“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不承认质变或部分质变。”（同上）。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个“边”。从这个认识出发，毛泽东划分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同上）。　　

毛泽东为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同上）。　　

毛泽东将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第一阶段和社会主义第二阶段。这是他在新的社会发展条件下所做的科学预见。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毛泽东从社会主义阶段中划分出社会主义第一阶段或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今天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为今后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7、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合符中国实际的总路线和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　　

①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是以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物质、福利为目的的，而不是为剥削者谋利的经济。　　

②建设社会主义要求实观“四化”。毛泽东认为，我国目前的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而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发生变化”。（同上）。因此，我们必须实现科学技术的大跃进，并且只有解决了技术革命方面的任务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才能完全建成，才能实现工业、农业、国际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③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自然给自己提出了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　　

④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两次曲折中巩固。毛泽东在评论苏联教科书时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主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一九五七年六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造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不还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出不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同上）。　　

⑤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并举。　　

A、工农业并举。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他们的社会生产也不能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就是过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并举中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他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工业是由农业有剩余产品开始的。”“农民拿出来支援工业化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剩余的”，因而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相当地等价。列宁和斯大林都说过，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要向国家“进贡”。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是积极“进贡”的，只有富裕中农里面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不高兴。　　

B、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毛泽东在评论教科书时说：在工业建设方面，搞小型企业，土法生产，这两条首先是钢铁工业部门提出来的，也是他们首先实行的。目的是为了多搞钢铁。“十大关系”中还没有这两条，但是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这个，同时并举这两条来。因为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开始时主要靠中小型企业和土法生产。教科书没有提我们的人民公社实行工农业并举，只说公社的多种经济中，包括地方性的辅助性的手工业。实际上我们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按照计划安排，广泛地发展半机构化的到机械化的社办工业。　　

C、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苏联教科书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给工农业各部门以技术装备的基础）的必要性为出发点。同时，根据原料、财力和市场的需要，采取了发展轻工业的各种措施。　　

除了建设大型企业外，还规定广泛地发展中小型企业，这是由于国内技术经济十分落后，人口众多以及与此关连的就业问题。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没有正确反映我们的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因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我们在大型企业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企业，在洋法生产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生产，主要是为了高速度。　　

7、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就总是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苏联教科书只讲一个过渡的客观必然性，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客观必然性。”（《苏联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认为，应当讲两个过渡的客观必然性：第一个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第二个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　　

毛泽东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也是历史范畴，而不是永恒的。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经济范畴都是永恒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恒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苏联教科书讲到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具体制度时，说要彻底巩固。毛泽东说：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又说，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毛泽东还说：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会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同上）。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样会随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毛泽东预言：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毛泽东说：“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多少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两个过渡”，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难题。毛泽东在研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认真思考了“两个过渡”问题。第一个过渡是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问题，第二个过渡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关于第一个过渡，毛泽东说：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全民所有制问题，斯大林自己也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回避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还说：两个过渡，斯大林都没有找到方法，找到出路。他没有找到一条道路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问题》说，要创造条件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消失。但积三十年的经验，没有找到出路。　　

关于第一过渡，毛泽东把希望放在集体经济的社有制转变到国有制上。他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他还说：将来我们的农村，不只是土地国有化，而是一切国有化。毛泽东提出，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相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变革也分两步走：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所有制。　　

他设想，在集体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当集体经济占到全社会经济的一半以上时，就可以实现由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转变。将来，由社有再变为国有，就比较好办。　　

关于第二个过渡，斯大林曾经说：“只有在经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才可以期望我国将有充裕的消费品，丰富的产品，我们才可能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后一阶段．即经过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如果说，斯大林当时只把充裕的消费品、丰富的产品看作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那么，毛泽东现在则是把物质产品、精神财富极为丰富和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看作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例如，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毛泽东还想到，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因此，共产主义实行按需分配，也不能一下子都完全满足需要。　　

毛泽东设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差别消灭了，那时，工人不叫工人，农民不叫农民，知识分子不叫知识分子，所有的人都叫共产主义劳动者。他还设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的劳动和行动更准确，那时的劳动纪律会比现在更加严格。　　

关于共产主义杜会中国家消亡问题，苏联教科书只讲国家消亡的国内条件，不讲国家消亡的国际条件。毛泽东指出：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苏联教科书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一段话的最后一句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毛泽东指出：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说得不妥当。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毛泽东认为，所有制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到共产主义单一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分配制度从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的过渡，都是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是社会革命。　　

毛泽东预言，共产主义阶段同样会发展，同样会存在量变和质变。他说：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毛泽东预言：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　　

毛泽东区分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和未来的理想的大同世界即未来的理想的全球化。他说：一切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现在，区别民族界限，重视民族感情，对反对帝国主义有好处。现在提出消灭民族界限，是反动的，有利于美国的世界主义的。但是，将来民族界限总有一天要消灭，各民族语言总有一天会融合成为统一语言。经济大发展了，文化大发展了，交通非常便利了，彼此往来非常密切了，就会感觉到；有各的语言很不便利，统一语言的需要就会愈来愈增长。　　

8、提出了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1）、“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独立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　　　　

（2）、“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方针。毛泽东强调勤俭建国，艰苦奋斗。“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一文按语）。“勤俭办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3）、“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一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