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理解的例子:三鹿：罪恶之门如何打开(南方都市报 2009-3-28)

　　3月26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三鹿系列刑事案件作出二审裁定，对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等人全部维持原判。河北省、石家庄市纪委、监察部门日前也发出通报，对三鹿事件中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24名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了处理。至此，企业负责人、制假贩假者、政府官员都被追究了责任，似乎尘埃渐渐落定。然而，本报记者通过对中国乳制品行业近30年的发展进行梳理，发现三鹿的倒下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有其行业的、制度的、社会的背景，有其内在的演化逻辑，可以说，三鹿身上背负着整个行业的原罪。

　　“现在是做什么的不吃什么。”程明（化名）说，“我几年前就不喝奶了。”“毒奶粉”事件曝光前，作为三鹿集团的一名基层职工，程明和他的很多同事心里早就明白，“三鹿有一天绝对要垮台”，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滑铁卢，还是整个行业的大溃败。

　　因为，他们知道，问题不是出在奶粉的生产环节，而是出在奶源上，鲜奶进厂之后的流程是严格规范的。数年前，工人们收奶时就已经发现，“这个奶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奶了”，被掺了东西，过滤滤出的物质倒入阴沟，水冲不化。

　　对奶厅或奶站送来的奶，三鹿的化验员对每车奶都要化验，但很多不达标的奶还是被收进来。“人情奶和关系奶特别多，经常是化验员检出问题拒收，很快就有领导来电话说收下吧。作为工人，我们没办法，只能收。”赵真（化名）2002年刚进入三鹿是做奶粉化验员，奶粉化验室和鲜奶化验室在一起，两边的人经常走动。“所以，我对鲜奶化验室的情况也很了解。”

　　“凭经验，工人们很容易断定奶有问题，但当时并不清楚加的是什么。”程明说，他们也是媒体曝光后才知道三聚氰胺这个名字。“去年8月初，突然大批量地给婴幼儿奶粉换包装，大家虽不清楚咋回事，但明显感觉奶粉有问题。”赵真说。

　　根据庭审供述，那时三鹿高层已知道被加入奶中的是三聚氰胺，并购买了检测设备以及试剂盒下发到各个分厂，包括三鹿中层在内的大多数员工，只是被告知奶粉中含有一种叫“A物质”的东西，并不清楚这种添加物的危害。

　　然而，一线员工未如高层想像的那么无知，甚至真相大白时，那一大长串查出三聚氰胺的企业名单也没让程明和赵真震惊。“我们拒收的，蒙牛和伊利都要。收不收你的奶，主要看和领导有没有关系，多年来一直这样。”赵真说。

　　程明从进入这个行业至今已30年，他早年跑销售，所以对其他地方的乳制品市场也有所了解。在他看来，这个行业的发展早就走错了路子，2008年收获的恶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埋下了种子。程明说他的观点并不是独创，实际上很多业内的专家都知道，“只是我不清楚他们之前怎么了”。

　　采写：本报记者 卢斌 左志英

　　1987年，三鹿首创“轻资产”战略，在后来的20多年中，中国乳企都竞相模仿三鹿，离牧场越来越遥远，走上资本运作的高速轨道，到了蒙牛，极速扩张完全演绎成为一个神话。

　　“她是老大思想作祟，生产的品种、数量、促销、定价都是她一个人说了算，而不是根据市场来生产。”在行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三鹿集团的副董事长王吉秋看来，田文华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但同时强势到听不得意见。“三鹿是大集团的规模，小作坊式的管理。”王吉秋说。

　　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广州市奶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丁棉做过一个估算，传统的自建牧场发展的乳企，在奶牛养殖生产、奶品加工、奶品销售三个环节的资金占用比例大致为6：3：1，如今这个比例完全被颠覆了。

　　除《生鲜牛乳收购标准》外，1986年还有一件事情改变了中国奶业的方向，主角正是22年后轰然倒下的三鹿。这年三鹿产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鲜奶产量不足加工能力的1/4，奶源匮乏成为企业的瓶颈，最终三鹿找到一个巧妙的办法，即后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的“奶牛下乡，牛奶进城”。

　　1987年，田文华执掌三鹿后，将这种“公司+农户”模式发扬光大，成了中国乳业“轻装上阵”的始作俑者，笨重的占用资金最多的奶牛养殖转移了出去，企业的火力集中于加工和销售。在后来的20多年中，中国乳企都竞相模仿三鹿，离牧场越来越遥远，走上资本运作的高速轨道，到了蒙牛，极速扩张完全演绎成为一个神话。

　　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广州市奶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丁棉是业内的一门“大炮”，近年时常公开直言中国乳业的一些弊端。他做过一个估算，传统的自建牧场发展的乳企，在奶牛养殖生产、奶品加工、奶品销售三个环节的资金占用比例大致为6：3：1，如今这个比例完全被颠覆了。

　　蒙牛可以说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乳品公司，1999年，牛根生白手起家，带着团队“先做市场，再建工厂”，6年内将蒙牛的销售做到了200多亿。在中国大小商学院的课堂上以及畅销书中，蒙牛被誉为资本运作的经典教案，而牛根生则被尊为“中国教父级CEO”，成为诸多企业及其管理者的偶像。

　　三鹿首创的“轻资产”战略，到了蒙牛发挥到了极致。蒙牛创立的头一年，花了100万在央视上打广告，没有厂房，没有奶牛，却依然创下4000万元的销售额。王丁棉说：“过去10年，蒙牛、伊利等乳制品企业在奶源建设的投入上最多3亿元，而在营销和生产基地的投入上，两家企业均达到了百亿以上。”2003年，刚成立4年的蒙牛，就是花了3亿赢得央视的“标王”。

　　田文华当初力推下乡的奶牛和中国的乡土文化及基层政治结合后，一些微妙的变化发生了。事物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超越常规必有代价，人们后来发现，三鹿以及其效仿者乘上的实际上是列过山车，而且注定有出轨一天。

　　“养牛不如打工”

　　过去养两头牛顶个人上班，现在养5头也顶不上一个

　　“我做梦也想不到三鹿成了这样。”2009年3月7日下午，余底村村民孙小荣抹着眼泪说。她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而村里的奶农大多如此。

　　余底一直是行唐奶牛养殖的典范，三鹿事件中遭受的冲击也是最大，事发前村里共养了2000多头奶牛，如今只剩下一半，而整个行唐县也从9万多头锐减到5万多头。村民们看不到养牛有什么前景，纷纷卖牛。“可以挤奶的好牛，四五千元当淘汰牛卖掉，而当初买这牛的价钱是八九千。”

　　但是，如果不卖牛继续养，受到的煎熬可能更大。一头牛每天要消耗30元左右的饲料，奶牛要饲养到2周岁后，产下小牛犊才有奶，所以前期只有投入。三鹿事件令整个行业生意惨淡，虽有一些企业恢复了生产，但奶价不高，而且收购量很小，奶挤出来也没人要。原来每天挤三次，现在据说为保证品质每天只挤两次，村民们反映一些牛因此憋出了乳房炎，奶牛一旦患上乳房炎便难以根治，奶质与奶量都会受很大影响。

　　养奶牛很辛苦，每天早上5点就得起来喂牛，接着就挤奶，之后又得喂又得挤，一直要忙到天黑，365日天天如此。孙小荣觉得痛苦的是，现在产奶奶牛不得在家里饲养了，按政府要求统一进养殖小区，喂牛挤奶都得来回跑，早上要起得更早了。

　　过去只需在家里挤奶，之后提着桶将奶交到村里的小奶站，如今这些奶站已经被全部取缔，只剩下3家奶厅。奶厅不同奶站，奶农交奶得把牛牵到那里完全机械化挤奶。三鹿事件后，行唐县对原有的519个奶厅、奶站进行逐一彻查，仅对162家进行暂时保留。目前，县里提出“化危机为契机”，积极推行乳品企业、奶厅奶站一体化建设。

　　孙小荣的伤心不仅是工作比以前更辛苦，家里的5头牛进养殖小区后染上了5号病（即奶牛口蹄疫），这个病是奶农们的噩梦。“我们会把病牛卖给别人做肉牛杀了。”一位余底村村民说，“当然，那个肉我觉得是不应该吃的，得这个病牛的舌头会烂掉。”

　　孙小荣的苦恼还在于，去年八九月份的奶款，奶站至今没给，这一情况在村里很普遍。而且不仅是已取缔的奶站，即使是仍保留的奶厅也欠着奶农奶款。一直以来，奶农卖奶都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月交奶，下个月或更晚才收得到奶款。奶农在博弈中一直处于被动。

　　“过去养两头牛顶个人上班，现在养5头也顶不上一个，养牛不如打工。”三鹿关门后，这种状况自然会发生。但让人意外的是，孙小荣说的情况在三鹿关门前几年就出现了。

　　整合“小舢板”

　　雪球越滚越大，奶质却越来越差

　　孙小荣记忆中的好日子是在1997、1998年，那时余底村的养牛户如雨后春笋，很大一个原因是，1995年行唐县政府打算发展奶牛养殖，提出“乳业兴县”，这一举动和三鹿有很大干系。

　　同年，三鹿在业内率先组建了企业集团，并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黄金时段播放广告，开创了乳企在央视投广告的先河，“三鹿奶粉，伴您一生”的广告语自此深入人心。1993年，三鹿奶粉的产销量已跃居全国第一，销量的增长让人喜出望外，企业生产能力达至极限。甩掉笨重的“奶牛”资产后，田文华又做了个大胆的决定，集团化发展。1993年起，三鹿先后对多家经营困难、缺乏规模的企业进行联合，雪球越滚越大。

　　三鹿这一资本运作手段，若干年后，蒙牛同样用得炉火纯青。“十五”，全国乳制品企业60%不赢利。事实上，由于市场份额和利润向几大巨头集中，1999年，蒙牛成立之前许多企业的日子就很难过。蒙牛联合了这些“小舢板”———通过合作方出人才、出标准、出管理、出技术、出品牌，运作了国内8个困难企业，盘活7.8亿元资产。

　　行唐县乳品厂正是当年三鹿眼中的一块“小舢板”。

　　1995年，王吉秋走马上任县畜牧局局长。当时畜牧局里一穷二白，县财政早两年就对畜牧局实行了“断奶”，人心涣散，工作陷入瘫痪。若要发展奶牛养殖，拯救畜牧局势在必行，于是这位1978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曾在中国农科院搞过7年生态研究的干部，被从城关镇党委书记任上调到畜牧局。

　　行唐乳制品厂当时负债400多万元，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在一次大会上，王吉秋大胆地宣布，乳品厂要走借名牌发家的路子。他想到了三鹿。当时河北奶粉市场上，三鹿和行唐乳制品厂还有一家企业相互竞争。“奶牛少，奶源紧张，我一看那情况不合并不行。”王吉秋说。

　　“我们要加入三鹿大家感情上接受不了，但领导已经做出了决定。”程明说，“这是无奈之举，我们销售能力有限，资金回笼不快，很多是代销，产品严重积压。”

　　当年8月，行唐县乳制品厂加入三鹿集团变身行唐三鹿，随后在技术和设备上动了“大手术”，生产规模从日处理两吨鲜奶一下提高到90吨。这一变身带动了全县的奶牛养殖，这年底，全县奶牛养殖猛增到5700头。

　　收奶的奶站随后也在行唐出现了，在三鹿进入之前奶农们是直接将奶送往工厂。“奶站、奶厅的出现是为了方便管理，但恰恰放松了管理，政府、企业、农民不是按一个规则来。”程明说，“那以后，奶质越来越差。”

　　连乳制品厂行唐有三家乳企加入三鹿，另有一家加入蒙牛。三鹿出事后，三家企业都处于停产状态，而行唐县官方提供的资料中，企业名称中原有的“三鹿”二字已经不见踪影。

　　三鹿“舰队”的扩张速度是惊人的。2001年新西兰恒天然找到三鹿，希望成立合资公司，三鹿也希望与恒天然强强联合，加速自己在市场上的扩张，双方展开了4年的漫长谈判。然而，就在这4年中，三鹿高效率地完成了对国内10家企业的控股并购以及8家企业的合作。

　　吊诡的是，在去年的“三聚氰胺”风波中，那些立足本地、以新鲜为主要产品的“小舢板”大多得以幸免，而追求大一统的“航空母舰”们却都纷纷触礁了。

　　“大集团的规模，小作坊的管理”

　　“三鹿迟早要倒的，它的成功不是靠管理，而是靠运气”

　　“三鹿是大集团的规模，小作坊式的管理。”王吉秋现在已从畜牧局退下，是行唐县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作为三鹿集团的副董事长，他说自己竟没开过一次董事会。

　　“她是老大思想作祟，生产的品种、数量、促销、定价都是她一个人说了算，而不是根据市场来生产。”在王吉秋看来，田文华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但同时强势到听不得意见。

　　“田文华原来是很好的，可到了后期，习惯于在办公室听汇报。听老职工讲，以前她常到车间转悠，能发现一些问题。我进厂后，在车间没见过她。”谈起田文华，赵真如是说。

　　“有一次我和书记、县长去找田文华，她居然不见，架子很大。”王吉秋说，他记得那还是1990年的时候，三鹿还没后来那么大规模。“我后来直接对她说，河北出了两个英雄人物，马胜利和张兴让，如今马胜利不胜了，张兴让也不兴了，你也是昙花一现。”现在说起这话来，王吉秋依然激动。“下面的子公司她不当回事，大家对她意见都很大，那次之后，她开会都不让我去了。”

　　“三鹿迟早要倒的，它的成功不是靠管理，而是靠运气。”王吉秋解释，所谓运气是正赶上国家政策大力扶持奶业发展的时候。如果从这个角度说，三鹿从生产奶粉之初就可以说鸿运当头。

　　1983年，原轻工部召开母乳化奶粉（即婴幼儿配方奶粉）专业会议，三鹿努力争取成为母乳化奶粉的试点企业之一，同年11月，试验取得成功，并生产出了合格产品，企业被列为原轻工部“母乳化奶粉”定点生产企业。1986年的“奶牛下乡，牛奶进城”策略大获成功后，三鹿获得国家体改委的高度评价和通报表扬，同时其奶源基地被农业部纳入欧盟支援中国的十大奶业基地之一。

　　从那年起，三鹿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轻工食品企业、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等等近百项荣誉。作为企业的掌门人，田文华同样荣誉等身。

　　当然，三鹿最重要也是后来最为人诟病的一块招牌是“国家免检”，获得这一“特权”不但每年可以节省检验费用，更重要的是它是以国家信用担保，对企业来说是份巨额的无形资产。

　　三鹿还有一项荣誉非常具有分量，但不为多数人所知，那是被称为全球迄今最科学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HACCP），三鹿通过了此项认证。2007年9月2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推出了特别节目“中国制造”的首集———《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报道中称，三鹿婴幼儿奶粉“1100道检测关，呵护宝宝健康，值得妈妈信赖”的广告遭到质疑，记者“带着无数疑问”对从源头到出厂的所有环节进行了明察“暗访”，发现三鹿婴幼儿奶粉果真经过1100多道检测后才销往全国各地。

　　2008年1月，三鹿集团此时已收到了消费者投诉，反映有部分婴幼儿食用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但其“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研究及其配套技术的创新与集成项目”又夺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鹿因奶粉事件倒闭后，2008年12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乳粉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中依然有三鹿的名字。

　　采写：本报记者 卢斌 左志英

　　巴氏鲜奶的败退不但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而且使整个中国乳业乾坤转变，让众多企业可以顺理成章地离奶牛和牧场更远，而且有《生鲜牛乳收购标准》打开了大门，异味也可以用食品添加剂合法地除去

　　三鹿将饲养奶牛的成本转移给奶农，同时，养殖奶牛的风险也落到了奶农身上：“小而散”的奶农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很多奶农纷纷宰牛卖牛。

　　除了政策扶持，三鹿的运气还来自另外一方面，中国近年强劲增长的乳制品市场。

　　2004年，中国人均奶类占有量18.2公斤，1983年这一数字仅为2.2公斤，但中国人均奶消费量仍有巨大潜力，同期亚洲人均年消费乳制品40公斤，世界人均100公斤，发展中国家人均牛奶消费也达30公斤，发达国家人均200公斤。

　　2004年，三鹿的总资产比资本运作前的1985年增长了223倍，奶牛饲养已扩展到100多个县（市、区）、4000多个村镇，奶牛数量达到30万余头。田文华常说，三鹿带领5万多户奶农、60余万农村劳动力走上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

　　然而，直到三鹿被拍卖，余底村的奶农们离小康的生活还有很大距离。行唐县的奶牛养殖业排名全国第三，县里的奶农们为三鹿提供了20多年的原料奶，2008年该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468元，而河北全省的这一数额为4795元。

　　乳制品行业的极速增长，并未给奶牛养殖业带来多少好处。2001年至2005年，我国液态奶产量年递增率40%，干乳制品接近20%.但到2005年，我国奶牛养殖业仅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1.5%.

　　奶牛营养学博士乔福龙对石家庄各区县考察了10次以上，他发现奶农因为“小而散”缺乏组织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过去5年内，奶农遭受了高价劣质奶牛损失、口蹄疫和布氏杆菌病肆虐、缺乏技术效益差、饲料成本不断提高、进口廉价还原奶、乳品企业原料奶压价以及奶站掺杂使假等系列伤害。

　　“奶农最惨，没有听说哪家养牛发了财的，那些开奶站的倒是买了轿车，盖了新房。”程明说，“只要建一个奶站就有利可图，不建就无钱可挣。”

　　三鹿将饲养奶牛的成本转移给奶农，为农民开辟了新的收入来源，同时养殖奶牛的风险也落到了奶农身上，而且，奶农普遍缺乏养殖技术。

　　“每早起床后先进行乳房清洁按摩，随后按照营养食谱边吃早点边工作，上午10时和下午4时进行户外有氧运动，中午1时半和晚上9时是雷打不动的药浴按摩时间，享受午餐和晚餐时再次开始简短的工作，每天午夜时分安然就寝，每月定时修剪趾甲，每年还要多次体检并注射疫苗，预计工作3年后宣告退休。”这不是对一位时尚女性的描写，而是一个标准牧场里奶牛寻常生活的写照。

　　在余底村，看不到这样养牛的，作为行唐乃至整个石家庄养牛的示范村，村里狭窄的道路旁随处可见拴在墙边饲养的奶牛，与电视广告中蓝天白云草原青青的那种景象迥异。

　　2000年后，政府扶持村里建奶牛养殖小区，改变村民拴养的方式，2003年还出台了养殖小区的建设标准，规定小区必须为奶牛设运动场，并与牛舍相通。事与愿违，专门划拨建小区的土地，最终变成了奶农们的宅地，牛舍变成了民房，运动场对奶牛来说更是一种奢望，它们依然被拴于墙边饲养。

　　“把牛当猪养。”乔福龙发现，奶农会常喂牛劣质发霉的干秸秆，或是把秸秆发酵，靠大量精饲料为奶牛促奶，最终导致奶牛体弱多病淘汰率高，而且奶期短、奶量小、奶质差。“每个奶农都靠在失败和损失中学习养奶牛。”乔福龙说。

　　1997年到2003年，我国奶牛总数由442万头剧增至820万头，奶牛价格也随之狂涨，“到2004年，最高时好牛要1.2万一头。”余底村村民王小三说。涨价让造假者盯上奶牛，他们将一种价值仅一两千元的低代杂交“黑白花奶牛”，冒充好牛超高价出售欺骗奶农。

　　与此同时，饲料价格也不断上涨。“一斤料的价钱和一斤奶相当。”

　　2004，还遇上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12名婴儿的死亡震惊全国，乳业市场受此影响大幅萎缩，导致乳企对鲜奶的需求量骤减。石家庄市鲜奶产量同比增长了30.2%，但乳品加工企业明显开工不足，实际处理鲜奶不及生产能力的50%.于是，石家庄鹿泉、行唐、元氏等地，倒奶事件频频上演。

　　据媒体报道，当时乳企表示，倒奶都是因为散养户的鲜奶质量不合格，主要是个别奶贩收的散养户的奶掺假。奶农们则认为，是乳业公司提高了检测标准，过去能卖的奶，现在卖不了。“质量有没有问题是根据行情定的。”程明说。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对奶站做过专门调研，他发现多数以质论价的标准会在原料奶销售旺季而降低，而在销售淡季提升。显然，2004年对奶农们来说是淡季。

　　随后，2005年至2007年上半年，更惨烈的事情发生了，乔福龙认识的很多奶农纷纷宰牛卖牛，这一现象蔓延全国，奶牛价格2006年跌至5000元左右。乔福龙心疼地看到，一些刚刚出生的小牛被以两三百元的价格卖掉用于抽血清。

　　然而，奶农的淡季不一定是乳企的淡季。2004年蒙牛乳业收入达人民币72.138亿元。2005年3月，据AC尼尔森的统计，蒙牛的液体奶已占1/4天下，稳坐头把交椅，这年全年其总收入比2004年猛增50.1%，跨过百亿大关，达到108亿元。

　　新华社在后来的一篇报道里称，2005年，仿佛一夜之间，奶牛养殖业由“暴利产业”变成了“低效产业”。此番牛价暴跌，不仅使奶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给地方政府上了一堂“风险教育”课。奶牛市场低迷，奶价不涨饲料涨，均对奶牛养殖业造成冲击；而国内乳品加工业大量使用进口奶粉生产“还原奶”，更让奶牛养殖业雪上加霜。

　　2004年4月，在奶牛养殖“大跃进”时期，锡林浩特市政府组织人员入市贩牛，以每头牛18350元的高价，从新西兰购入所谓的纯种奶牛3000头，结果买回的大多是别人淘汰的奶牛，日产奶10公斤左右，售奶收入还不够自身的“生活费”。如今奶牛价格暴跌，内蒙古又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很少有地方政府再谈奶牛业，这个话题成了烫手的山芋。

　　采写：本报记者 卢斌 左志英

　　杜群军推出牛奶营养价值排行榜，认为“鲜奶是金，酸奶是银，奶粉是铜，常温奶是铁”，于业内掀起轩然大波

　　2003年1月30日，广州日报刊发的一篇题为《六成液态奶是奶粉造》的文章，引起乳制品行业的剧烈震动。文中王丁棉对记者称，在企业生产的超高温灭菌奶（常温奶）及调味奶中，六成以上都是用奶粉还原而成的，而广东强兴乳业的老厂长申华东更是直言，市场上连最新鲜的巴氏消毒奶也只有70%左右的纯牛奶。

　　这篇报道将一个业内公开的秘密以及“常温奶”和“巴氏奶”的多年恩怨，首次暴露在公众面前。文章分析了还原奶在中国盛行的商业动机：“目前国外奶粉进口到岸价都维持在1.5万元/吨的价位上，一吨奶粉可还原成八吨液态奶，而八吨牛奶在广东地区仅收购价就达2.5万元。利益驱使下，不少企业加大对进口奶粉的使用。”

　　文章还提到还原奶盛行的另一个原因，很多国家都规定如用奶粉生产牛奶，必须在标签上标明奶粉的用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但我国直至今日仍然没有出台相关的法规或制度，有关部门对纯鲜牛奶与还原奶等价销售视而不见，对市场价格未作科学的调整理顺，未给鲜奶销售特殊的政策保护（如给纯鲜牛奶标贴专用标志）。”

　　文章指出，对还原奶问题的放而任之，不但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打击一些真正在做纯鲜牛奶企业的利益，更严重的是，它还影响了我国的畜牧业发展，大量奶牛被宰杀后，我国本来就不充裕的奶源资源将被浪费甚至是被破坏。

　　要说清还原奶，不得不提常温奶（即保久奶），即将原料奶经过137至152℃的瞬间热消的超高温灭菌奶，保质期在半年左右和随时随地饮用方便，但营养被破坏流失较多且缺乏新鲜感，另外包装费较贵而不可降解。

　　巴氏奶，是将原料奶经过85℃以下15秒时间的热处理杀菌，它的特点是新鲜和最大限度地将牛奶的风味及营养保留了下来，但它的保质期短且需冷藏。

　　计划经济年代，喝牛奶是一种用钱都买不到的奢侈。那时，城市居民若想喝牛奶，必须凭着奶卡起很早到供应点排队领取。那是一个国家物资短缺的缩影，然而对于像魏荣禄等一批中国乳业老人来说，那又是无可奈何逝去的美好回忆。因为，那时候，奶是鲜的且没有添加物，让人放心。以至于程明这样断奶多年的行内人士，想要鼓起勇气继续喝奶，都不免带有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

　　王丁棉眼里，巴氏奶与常温奶的差别就如同“鲜肉”和“罐头”，从时间上当然是短的比长的新鲜，而超高温灭菌处理加工的常温奶，奶中营养还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南方日报》2003年12月登了一篇题为《“常温奶是铁”引发轩然大波》的报道，微生物学与生化药学硕士出身并在蒙牛集团研发部工作过的杜群军，对常温奶更是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在当年10月14日推出牛奶营养价值排行榜，认为“鲜奶是金，酸奶是银，奶粉是铜，常温奶是铁”，此举于业内掀起轩然大波。

　　中国乳业泰斗骆承庠教授看了杜群军的“牛奶营养价值排行榜”之后，还当面鼓励他作为科学工作者就应该大胆地“宣传科普知识”。

　　企业大扩张，常温奶来“松绑”

　　没了奶牛和冷链的拖累，进口低价奶粉来代替原料奶就是最赚钱的选择，而且选择奶源地有了更大的自由，方便了企业抢夺奶源

　　既然很多专家都认为，“鲜”的比“久”的好，那么为何统计显示，1998年到2007年10年时间，国内巴氏奶节节败退，与常温奶的市场份额会从8：2颠倒为2：8？而据欧洲市场调查机构EUROMONITOR2003年提供的数据表明，巴氏鲜奶的市场份额在加拿大占了99.9%、美国为99.7%、日本99.3%；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比例亦在95%以上。

　　王丁棉对此的解释是，“一是宣传围剿，随时随地方便饮用，风味可调节，消费者则喜欢口味多样化，因而选择了‘香浓、方便’的常温奶；其次是一些巴氏奶企业不自尊自爱自废了武功，采用过温将牛奶天然香味处理得荡然无存，使巴氏奶的优势丧尽。”

　　巴氏奶的败退不但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而且使整个中国乳业乾坤转变，让众多企业可以顺理成章地离奶牛和牧场更远。

　　王丁棉和杜群军没有预料到，他们提出的按国际惯例还原奶必须在包装上进行标注，最终得到的结果却是巴氏奶不准标“鲜”字的“禁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鲜的国家”，之后“保鲜派”和“禁鲜派”打了数年口水官司，最终“禁令”失效，回到了起初的“三八线”上。

　　直到三鹿事件，那些“小舢板”为何没像“大航母”一样触礁以致沉没，“其原因在于乳与乳制品具有与一般工业产品不同的特殊性，本质上必须是‘新鲜的才是最安全最有价值的’。”旅欧乳品工程师施大生认为，“立足本地市场，以新鲜为主要产品的中、小企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保证新鲜的原则，重视奶源基地建设；而追求‘做大’的企业都以非新鲜的长保质期的产品为主，以无限度扩张市场为目标而忽视了奶源基地。”

　　中国奶业的这一拐点发生在1995年。

　　这年，河北三鹿在田文华的领导下在奶粉市场排行第一，而中国液态奶市场的老大则是乳业另一女强人王佳芬治下的上海光明乳业。光明乳业作为国内鲜奶的领头羊，这一年突然倒戈，开始生产常温奶，继光明之后，常温奶队伍日益壮大，最后夺取了大半个天下。

　　常温奶的胜利和三鹿的“奶牛下乡”如出一辙，都是为欲速而达的企业“松绑”。生产巴氏鲜奶需要冷链（指牛奶从挤奶、贮藏、运输到消费前各环节的低温环境）全程保护，企业上规模后，冷链的投入更为巨大。而且就大型卖场超市来说，更喜欢将奶置于显眼位置促销而获取更高入场费，而不是将其冷藏于冰柜里花大量电费。

　　如此，冷链即成为乳企甩开奶牛后卸下的又一个包袱，资产继续变“轻”。但光明当年的创举并没像三鹿那样给自己带来成功，相反这个鲜奶巨头所种下的种子，被后继者伊利和蒙牛收获，并将光明从老大的位置拉下来。

　　巴氏奶是低温杀菌，防异味和控制微生物含量，对养殖环节要求严格。生产常温奶则可以轻松很多，因为超标细菌可以超高温一杀了之，而且有现行《生鲜牛乳收购标准》打开了大门，异味也可以用食品添加剂合法地除去。

　　另外，施大生指出，巴氏奶收集新鲜生乳的“收奶半径”是有限的，由于乳汁极其容易受微生物的污染而迅速变质腐败，即使挤乳后立即快速冷却到10℃以下，保存的时间也仅有48小时左右。如果温度得到有效控制，运输时间与运输速度的乘积就是所谓的“收奶半径”，这意味着常温奶加工企业可以离奶源更远。

　　既然没了奶牛和冷链的拖累，而且消费者没办法区分常温奶和巴氏奶，愿为鲜奶付出更高的价格，那么以进口低价奶粉来代替原料奶就是最赚钱的选择了。而且，不受“收奶半径”限制，选择奶源地有了更大的自由，方便了企业抢夺奶源。

　　采写：本报记者 卢斌 左志英

　　“谷国平运气不好，别人干了那么多年没事，他一干就被抓。”很多村民们都抱有这种想法，他们觉得谷国平是个老好人，于是数百人联名到县法院为谷说情。“法院的人说这哪行，三鹿已经成了政治事件，你们回去吧。”村会计孙会章说。

　　目前原料奶产业链的形式为乳品加工企业老大，说啥是啥；奶农垫底，任人宰割；奶站置中，骗上压下

　　早先，行唐本是三鹿的大本营，一些奶站奶厅也是三鹿帮扶下发展起来的。后来，几大乳业巨头“逐鹿河北”，伊利在定州建生产线，蒙牛在望都设厂，光明在山东布局，北京三元在廊坊开厂。

　　根据行唐县政府的资料，2007年该县乳品加工企业日处理鲜奶能力为200多吨，而全县日产鲜奶800吨以上。照此计算，行唐每天的原料奶大部分是流向县外。

　　行唐县政府部门在一次关于乳业的调查报告中称：“行唐现已成为蒙牛、伊利、三鹿和光明全国四大乳业集团争夺奶源的主战场，致使原料奶市场管理失控，随之暴露出诸如倒奶现象和价格混乱等问题。由于省外企业的介入，淡季，这些企业提高标准，压低价格，甚至限量或者停收。而省内企业又消化不了，随之出现倒奶现象。同时，由于奶源竞争激烈，各类乳企纷纷在众多收奶站拉同盟，平时为了缓解奶源紧缺问题，不惜抬高物价。”

　　据说，蒙牛和伊利在行唐的收购价一直比三鹿高，最高的时候竟然到每斤3元以上。以这样的价格收购实际上是亏本生意。对此，王吉秋说，企业抢奶虽然激烈，但这是市场行为，政府也无法干预。

　　说起奶源争夺战，余底村奶厅老板翟跃增记得，蒙牛和伊利都来人找过他。“他们给的价再高我也不去，因为我的奶厅就是三鹿设计的，设备是三鹿给的，而且三鹿和他们的管理方式不一样。”

　　三鹿消失了，翟跃增和妻子依然对其念念不忘。“三鹿不该倒闭。”妻子窦俊彦说。她每天都要起个大早，满脸冻疮，身后墙上挂着一块“三鹿集团奶源基地”的金招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但并不是所有的奶站、奶厅都像翟跃增这么忠诚，三鹿停产前两个月，中国人民大学的调研团队到行唐调查发现，奶站与企业之间没有严格的专供契约，可以随意更换供应关系。

　　余底村村会计孙会章说，县里企业消化不了，或者不收的奶，村民会开车送到定州、山东，甚至上海。

　　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风云变幻之快让奶农们欲哭无泪，奶源争夺战之激烈前所未有。进口全脂奶粉每吨价格在这年突然涨到3500美元以上，比2004年整整上涨一倍。在大面积卖牛杀牛之后，原先扑向洋奶粉的乳企又突然转身向奶农们张开双臂。

　　余底村民王小三的记忆里，2007年是奶价最高的，达到1.7元/斤，“但那时候饲料价格也很高。”他说，棉饼涨到1.1元/斤，精料涨到3.6元/斤。即使在这样奇货可居的年份，奶农依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去年春节前后，河北鲜奶收购价已经达到2900元/吨，比2007年同期涨了一倍多。余底村村民却发现，他们每斤奶只获得了1.2元的报酬，而邻村的奶农卖得每斤1.7元，村民们愤怒了。最后，大伙儿去了县委大院，当地电视台还进行了报道，政府于是出面调解。问题出在村里奶站将价钱压得太低。据说，奶站补了一月的奶款后此事不了了之。

　　乔福龙认为，实践证明我国奶业健康发展的症结在于“乳品企业+奶站/奶贩+农户”主体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三鹿事件后，他曾上书总理陈述自己的观点。

　　“企业是龙头，奶农是龙尾，龙头和龙尾没有联系在一起。”王吉秋说，他在上世纪90年代省里的一次会上就提过这个问题，奶农和企业没有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合体。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总结了乳企、奶站及奶农的关系：目前原料奶产业链的形式为乳品加工企业老大，说啥是啥；奶农垫底，任人宰割；奶站置中，骗上压下。“以质论价”形同虚设，原料奶收购和理化卫生检测指标更多为企业的市场行为所主导，导致在销奶淡季，优奶低价；销奶旺季，劣奶优价。

　　这个由于进口奶粉涨价造就的旺季，乳企转而求之此前并不重视培育的国内奶源，劣奶优价的鲜奶被企业大肆收购，造假于是也在这个时候空前高涨起来。随后，各地医院众多结石婴儿宝宝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老好人”也添加三聚氰胺

　　奶的浓度不够，加糊精、乳清粉；脂肪不够，加棕榈油；蛋白质不够，后来加三聚氰胺。更有甚者出现了不养牛也交奶的“养牛户”

　　三聚氰胺事件才曝光时，有人称是奶农添加进去的，后来调查发现问题出在奶站、奶厅，奶农得以清白而奶贩子备受诟病。然而，奶农们都想成为老板。“村里有钱的人都想开奶站。”孙小荣说。谷国平就是其中一个付诸行动的人。

　　余底村的村民们都认为谷国平不值，因为他选了一个错误的时机开奶厅，而且只干了半年，行唐县公安局9月12日便在他家搜出了含三聚氰胺的混合物（蛋白粉）3.3公斤。

　　谷国平不是村里第一个造假的人。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余底村的一些村民就知道造假的方法。“90年代我们加尿素，白糖、白块，原先国家的机器测不出，后来国家有机器测就不加了。2006年到三鹿出事前，我们加纯净水，再加乳清粉，但这个成本高，奶少就不划算。为什么加纯净水，是因为以前加自来水，测试时会见红，加纯净水就没事了。”一位村民说，“有时候奶站老板会对我们说，最近查得严，少加点。”

　　“奶农、奶站老板没文化，没法制观念，只知道挣钱。奶的浓度不够，加糊精、乳清粉；脂肪不够，加棕榈油；蛋白质不够，后来加三聚氰胺。”程明透露在加三聚氰胺前，是加另一种物质来提高蛋白质。

　　行唐县在2002年就成立多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队。“我们每年都打假，原来掺的是植物蛋白，大豆提炼出来的，后来加的是三聚氰胺。”王吉秋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各奶站只顾鲜奶数量的竞争，而忽视了鲜奶质量的要求，尤其在冬季奶中掺水20%～30%，更有甚者出现了不养牛也交奶的“养牛户”。

　　李胜利的调研报告发表于三鹿曝光的前几个月，报告中提到，奶站环节兑水、加碱的问题已经升级，出现了专业化的“调奶师”、专业化的“调制原料”和“销售渠道”，甚至没牛也能“造出”牛奶来。

　　“销量好时就会管得松，销量差时就会管得紧。”程明讲，“缺奶时，对企业说是无奈的，你这边查出问题不要，不等于别人也不要。”

　　谷国平曾是村支部书记，在开奶厅前，他在村里开了间小卖铺。村民说，谷本人本不愿意开奶厅，但他老婆看办奶站赚钱不断鼓动，于是关了铺子，开起奶站。谷国平为招揽奶农们，奶价给得比其他奶站高，但后来发现受不了，一打听，发现了里面的乾坤。

　　这时候，行唐县永昌化工试剂商店主人薛建忠已做起了“蛋白粉”生意，这种含三聚氰胺的混合物加到牛奶中可以增加蛋白质的检测指标。截止到三鹿案发，他一共贩卖了数十吨“蛋白粉”，“都卖给了奶厅场站”。他说：“他们都是到我店里来买的，我以每袋240-280元不等的价格卖出。”

　　对谷国平的判决书称，他开奶厅后一个月购买了一袋20公斤蛋白粉，在明知行唐奶源配送中心规定不允许往鲜奶中添加任何物质的情况下，多次将该混合物添加进120吨原牛奶中，销售到石家庄市三鹿太行乳业有限公司行唐奶源配送中心，销售金额为24万元。此前，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名单中，三鹿太行乳业有限公司的婴幼儿配方乳粉未检出三聚氰胺。

　　“谷国平运气不好，别人干了那么多年没事，他一干就被抓。”很多村民们都抱有这种想法，他们觉得谷国平是个老好人，于是数百人联名到县法院为谷说情。“法院的人说这哪行，三鹿已经成了政治事件，你们回去吧。”村会计孙会章说。

　　去年12月26日，谷国平被判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24万。

　　翟跃增说：“村里100多户干过收奶的事，现在只剩3家，这活不好干。”

　　他奶厅墙上贴着一个质检总局去年11月份的通知，上面写着：据查，现在有人推销一种叫“金玉兰酶制剂”的产品，专用来降解鲜奶中的抗生素残留，经查询，这种物质的安全性风险未知……

　　采写：本报记者 卢斌 左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