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激素性脱发如何治疗:毛泽东与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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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
刘炳峰
罗瑞卿是一位入党经历颇具传奇色彩的老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解放军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于“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革命，不久便走上我军领导岗位。先后担任闽西红军第59团参谋长，红四军支队党代表、二纵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和红四军政治委员等职。1932年6月，罗瑞卿担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从此与我党保卫工作结下深深的不解之缘。
无论在哪一级保卫工作岗位上，罗瑞卿总是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将“保障我党我军首长的绝对安全”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并亲自伴随首长左右，未出现过任何闪失，多次荣立功勋。他在保卫工作中表现出的杰出才干及特殊贡献，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深得周恩来的赏识，受到我党我军上上下下的认同与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被任命为首任公安部部长，不久又被授予大将军衔，成为我军为数不多的“大将军”之一。
1、入党经历颇为传奇的罗瑞卿，因身材颀长高大而引起毛泽东注意。初次交谈中，毛泽东称他为“长子”，从此“罗长子”的绰号不胫而走……
1906年5月，罗瑞卿出生于四川南充嘉陵江畔舞凤乡一个破败的地主家庭。当时，因母亲难产，几天几夜难以降生。母亲生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拿出一对银镯子叫人请来当地有名的接生婆，才算顺利生下了他。小瑞卿落生时，脐带长长缠在身上，很像武装带，接生婆称：“这娃儿将来是要当兵的！”
因罗瑞卿被接生来到世间，母亲便给他起了个乳名叫“接娃儿”，后来为了图吉利，家人便管他叫“吉娃子”。
“吉娃子”并没给家里带来吉利。罗瑞卿的父亲是个“耍哥儿”，从小娇生惯养，且性格暴躁，有赌钱和抽大烟的恶习，没钱了就去卖地、卖家具。其母亲勤劳聪慧，精明能干，千方百计使日子过得好一点，常用言行感化其父，但都无济于事。不久，母亲便积劳成疾，不满40就离世而去。
罗瑞卿对母亲感情笃深，他曾说：“母亲已死，我对于那个家失去了任何留恋。”于是1923年春，17岁的罗瑞卿在外祖父资助下，考进由民主革命家张澜创办的南充“县立中学”。在那里，他开始结识一些进步青年、阅读进步刊物，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
1924年，在张澜支持下，罗瑞卿参加了轰动南充全县的反对军阀何光烈巧立名目、增收苛捐杂税的反“佃当捐”斗争，并取得胜利。第二年，共产党组织开始在南充中学开展活动。此时的罗瑞卿，表现异常活跃：他不顾外祖父事先制定的“不准参与政治”等“约法三章”，积极投身于学校和社会的革命活动中去，不仅先后参加了反“佃当捐”的斗争和话剧《孙中山之死》的演出，还直接组织参加了“上海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的宣传演讲活动，及声援南充县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
外祖父知道后，狠狠训斥了他一顿，最后警告说：“要么好好读书，上省、上京，或出国留洋；要么就停止经济资助。”倔强的罗瑞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决定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离家出走……
罗瑞卿来到成都，后南下重庆。在重庆，正赶上黄埔军校在那招生。罗瑞卿毅然应试，并以优异成绩考上黄埔军校，并于1926年底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
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军事训练，罗瑞卿很快从一名普通学生成长为一名有素养的革命军战士。这期间，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认识，并多次向任伯芳等共产党员提出入党申请。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危急时刻，罗瑞卿毅然找到黄埔军校党员教员李鸣柯，再次要求入党。但此时，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他所认识的党员都先后被抓、被杀，或变节投降，党组织也被迫转入地下，已无法取得联系。因此1928年夏，罗瑞卿与同样和党失去联系的任伯芳，商量决定：到上海去找党。
在上海，他们意外与几位老同学相遇。但这些同学同样衣食无着。这时便有同学劝他们投靠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罗瑞卿断然拒绝了！ 不久，任白芳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罗瑞卿知道后，又一次向他提出了入党要求。任白芳回答：“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组织已转入地下。为了能尽快解决问题，你就说在军校入的党，现已失掉联系。你写个报告，我做证明人算了。”罗瑞卿尽管觉得不妥，但因入党心切，还是照办了。
很快，地下党组织便派欧阳钦到上海，给罗瑞卿送来了文件和生活费。从此，罗瑞卿便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瑞卿逐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但入党一事却始终是他心头的一块阴影。他觉得对不起党，于是便用加倍的真诚和努力来弥补……但建国后，这个“盖子”还是被揭了出来。
“文革”开始后，林彪等人为打倒老干部不遗余力，将“假党员”的帽子扣在罗瑞卿头上，必欲除之而后快。罗瑞卿带着悔恨与愤怒，诚恳地向党、向毛主席如实陈述了这段历史……但林彪一伙除之心定，罗织其他“莫须有”罪名，并用逼供信等卑劣手段收集证言、证词，终于将他“打倒”。
“文革”结束后，这段往事仍像一块石头沉重压在罗瑞卿身上。但党以博大胸怀接纳了他，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并被邀出席了党的代表大会，担任我党重要职务。罗瑞卿去世后，邓小平亲作悼词，称：“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罗瑞卿同志于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党以这种方式，承认了他的党籍。
1929年初，在中央军委安排下，罗瑞卿参加了闽西游击队。5月，他带领游击队员参加了攻克龙岩的战斗。随后，他所在的游击队被编入红59军，罗瑞卿任参谋长。从此，罗瑞卿正式成了我军的一名指挥员。
这年6月，罗瑞卿所在部队合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不久作为四纵参谋长的罗瑞卿，出席了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来，已调任二纵第五支队任党代表的罗瑞卿，又参加了在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后不久，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四军工作。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个子高高的罗瑞卿第一次引起毛泽东注意。
“你是北方人吧？”毛泽东走过来，和蔼地地问。
“不，我是四川南充人。”罗瑞卿爽快地回答。
毛泽东略显惊讶：“呃？川湘子弟大都身材不高，可你我都是长人。看上去，你比我还略高一些，称得上是个‘长子’。”
这是罗瑞卿第一次与毛泽东交谈。在以后的一个多月中，他几乎天天同毛泽东接触。
这年年底，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即古田会议。会后，参加过秋收起义的罗荣桓被任命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
此时，“罗长子”的绰号已在红四军中传开。以后，毛泽东对“罗长子”又有了一些新的说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天塌下来怕什么，有罗长子顶着呢！”
2、建国前夕，党中央酝酿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电召罗瑞卿进京。毛泽东见面就问：“听说你不愿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罗瑞卿当即表示服从！
罗瑞卿与保卫、公安工作的联系，可追溯到1929年在闽西参加游击队时期。那时，受党组织的委派，他在地下交通员带领下，经漳州、南靖、龙岩到达上杭的蛟洋，成为闽西游击队中的一员。不久，他即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在蛟洋一带担负警卫大会的任务。这是罗瑞卿第一次参与我党保卫工作。
古田会议后，罗瑞卿先任红四军二纵政治部主任，后任二纵政治委员和红四军政治委员。在担任红四军政委时，罗瑞卿因头部受重伤被迫住院治疗，回到部队后他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
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在以后约三年的时间里，罗瑞卿一直担任保卫局局长职务，由此积累了丰富的保卫工作经验。
那时，每当行军开始，罗瑞卿便随军团部一起行动。只要大队人马一出发，他就照例出现在军团首长身边，不离左右。时任军团长的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对此十分满意。
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常随红一军团行动。这时，对毛、周的保卫工作本来应由中央保卫局负责，但罗瑞卿仍将保障他们的安全作为自己的责任。建国初期，他跟毛泽东外出常常寸步不离，就是在那时养成的警卫习惯。 由于罗瑞卿的严格要求和认真负责，整个长征中红军的保卫工作尤其是对首长的保卫工作，没出一点差错。鉴于他在保卫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中央军委曾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一枚。红军到达陕北后，罗瑞卿成为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6年“西安事变”后，毛泽东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主张。此时，尽管罗瑞卿已担任“红大”教育长职务（后任抗大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先后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兵团政委等），但中央仍派他负责中共代表的安全保卫工作。他在保卫工作中的出色才干，再次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也深深赢得周恩来的赏识……
正因为有这样的工作背景和经历，因此当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酝酿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物色公安部长人选时，便自然地想到了罗瑞卿……
1949年5月14日，毛泽东致电正欲随军南下、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的罗瑞卿：“部队开动时，请来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随后，中央便任命李志民接替了罗瑞卿的职务。
罗瑞卿不知中央对他有何新的安排，当6月初李志民刚刚到任，罗瑞卿便迅速交接完工作并与司令员杨得志等话别后，与徐向前等一起乘车匆匆赶赴北平。
事前毛泽东曾暗嘱周恩来，让他去做罗瑞卿的工作。因此一到北平，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恩来便找罗瑞卿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公安部部长。但罗瑞卿表示，希望能随四野南下，并认为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为合适。周恩来说：“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随后告诉他：“中央已经定了，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当晚，罗瑞卿即被接到双清别墅的毛泽东住处。
见到罗瑞卿，毛泽东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随后请他坐下，点上一支烟，开口便道：“听说你不愿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罗瑞卿憨厚地笑了笑。毛泽东继续说：“现在要建立新政权了，我们都不干，这行吗？”
毛泽东一席话，使罗瑞卿认识到担任公安部长是形势需要，更认识到这一职务的重要性。他的思想通了，并深情表示：“主席，我真想随大军打向西北、西南，亲眼看见胜利的红旗插遍祖国大地。我是不太愿意做公安保卫工作，可党让我做，我决心当一辈子人民警察！我向毛主席表示：不会就学，向李克农请教，一定把党交给的公安保卫工作做好。”
就这样，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明确公安部直属中央军委领导，为军队编制，并统辖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罗瑞卿为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
接着，7月8日、29日，周恩来便两次召开中共中央汇报会，研究公安部的设置问题，并命令罗瑞卿在李克农协助下，立即着手组建公安部，落实机构设立、班子搭配和组织队伍建设等问题。
8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各中央局及各分局发电，指出：“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改任新成立的情报部部长）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
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罗瑞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公安部的组建工作中……
首先，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将华北社会部的全部和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人员，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本力量。原华北社会部副部长杨奇请，经中央军委任命协助罗瑞卿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长。
接着，罗瑞卿又建议军委，确定公安部下设：政治保卫局、经济保卫局、治安行政局、边防保卫局、武装保卫局、人事局和办公厅等“六局一厅”。
在组建干部队伍时，罗瑞卿向中央建议：从军队和地方四面八方抽调干部，充实机构。中央和军委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经军委同意，罗瑞卿以中央军委名义，亲自起草了致各野战军前委“关于抽调干部”的调令。调令称：为组建公安部，“决定由一、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军级政治干部一人担任局长。其条件：（一）现任军政委或军副政委、军政治部主任者；（二）思想正确，作风正派，历史完全清白者；（三）有中级最好高级文化程度，思想工作能力亦较强者；（四）最好本人自愿改行者。”同时建议：“一野调军副政委蔡顺礼，二野调军政委雷荣天；三野请按上述条件各提出两至三人，由我们各决定一人。” 在建国初期那种复杂的特情下，罗瑞卿为做到他自己制定的种种“规矩”，确保毛泽东等“万无一失”和“绝对安全”，他常常亲自出马，陪伴守护在毛泽东左右，成为毛泽东名副其实的“大警卫员”。
一天，毛泽东决定去天桥剧场看戏。正吃晚饭时，罗瑞卿知道了，于是决定亲自去做保卫工作。他放下碗筷，饭没吃完就匆匆赶到剧场。
进入剧场，他径直走到毛泽东等拟坐的第六排中间几个坐位，这里坐坐，那里摸摸，在确保没有问题后又起身环顾四周，神色紧张而严肃，似乎是在寻找什么……
不一会，罗瑞卿接到报告，称：“主席马上就到。”
毛泽东进入剧场，见到罗瑞卿，一边握手一边说：“你又来了！”
罗瑞卿憨厚一笑，毛泽东也笑了起来。
原来，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每次看戏，罗瑞卿总是提前亲自去做安排。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当帷幕拉开，戏正式开演，毛泽东等都专心观看，而罗瑞卿则心神不在台上，默默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看戏是这样，毛泽东外出时，罗瑞卿更是亲自“护驾”，须臾不离左右。一次，毛泽东去上海视察，罗瑞卿决定亲自组织警卫工作。凡是毛泽东打算去的地方，他都要事先认真检查一番。专列、汽车经过的道路、桥梁、涵洞及沿途社情，他都要亲自弄得一清二楚，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此，他常不分昼夜，废寝忘食，使警卫工作有条不紊，保证了毛泽东的旅途安全。因此，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对周围的同志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放心了！”是戏虐，更是赞扬。
毛泽东酷爱游泳，并有“游遍祖国大江大河”的愿望。为了毛泽东游泳时的绝对安全，罗瑞卿每次都是亲自布置人员进行水情调查，配备船只和救生设备，组织训练救护人员。但他不谙水性，是个“汉鸭子”，因此为了在水中也能伴随毛泽东左右，年近半百的罗瑞卿硬是苦练游泳，最后终于掌握了游泳技能。
五十年代末，罗瑞卿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一次，他正在湖南视察钢铁工业情况，听说毛泽东已到湘江、准备畅游湘江的消息，他马上赶到现场并陪同毛泽东一起游泳过江。接着，他又陪同毛泽东回韶山，一直将毛泽东安全护送上了庐山。
当然，因天气或水情危险、不宜游泳，罗瑞卿也几次劝阻过毛泽东，但都是从安全上考虑的。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无论是担任公安部长时，还是在不再担任公安部长后，罗瑞卿总是追随毛泽东、保卫毛泽东、心向毛泽东，他用自身的实际行动，显示了自己对党、对领袖的无限忠诚与爱戴，由此也深深赢得了党和领袖对他的关爱和器重。“文革”前后，罗瑞卿成为林彪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并无意间得罪了林彪，引起林彪一伙深深的怨恨。他们试图打倒罗瑞卿，一再向毛泽东密告其“黑状”，而毛泽东却多次说：“罗瑞卿没有反对过我。他只反对过我游泳，是一片好意嘛。”
总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与罗瑞卿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工作和个人关系。人称罗瑞卿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毛泽东则亲切地叫他“罗长子”。庐山会议后，深得毛泽东信任和器重的罗瑞清，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以后，每当有重要任务，也常交待罗瑞卿去完成，多次受到毛泽东表扬。
4、听过彭真的汇报，毛泽东急电招来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罗瑞卿受命后，一夜间北京妓院全被扫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常由秘书陪同乘车观察北平社情。一天晚上，毛泽东的车在一胡同口被吵吵嚷嚷的人群阻断去路。原来，是一个妓院的老鸨在追赶、揪打一个体弱多病的小妓女，强迫她回去接客。
毛泽东看到这揪心的一幕，马上叫秘书下车阻止。他将拳头狠狠地砸向汽车靠背，下决心向妓女制度宣战，彻底铲除掉人类这一丑恶现象。
很巧，回到住处后，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也来汇报这类事情。彭真告诉毛泽东：前几天他踏访妓院了解情况，见到一个年仅15岁的小妓女痛哭流涕地诉说她是“如何被拐骗到妓院”，“每天接客10多人，被老板盘剥后，一天所得只有4个窝窝头”的情况。彭真气愤地对毛泽东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共产党能坐视不管吗？”
听过彭真的汇报，毛泽东义愤填膺。他当即急电罗瑞卿，让他马上来一趟。
罗瑞卿急匆匆赶来，毛泽东坚定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罗瑞卿受命后，很快便召开有关会议，确定在全国大中城市采取两种方案：一是以北京等地为代表的，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摸清妓院的有关情况，然后集中力量，统一时间，一举将全部妓院予以封闭；二是以天津等大城市为代表的，采取“寓禁于限”的方针，在相对较长时间内，逐步取缔妓院。
经毛泽东直接授意，罗瑞卿决定马上落实第一个方案……
当时，尽管北京市妓院数已有所下降，但仍有224家，有妓女1268人。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八条胡同。
针对这一情况，起初罗瑞卿决定采取讯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查封妓院。
但当时的妓院已形成一种独特的“服务行业”，除了妓女，还有一大批从业人员，其中不少都是社会底层人员。为此，毛泽东打电话告诉罗瑞卿：“要向各界群众作解释，防止反革命分子挑唆破坏，协助政府把这件事完全办好！”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49年11月12日，罗瑞卿召开北京公安局集体办公会议。强调指出：“封闭妓院不是公安部单方面的行动。要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听听他们的意见，要由他们做出决定后再办。”
接着，罗瑞卿主持起草了关于立即封闭北京市妓院的议案，经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后，即送市人代会作出决议。
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决议。当决议一通过，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便立即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在看过报告中关于对妓院老鸨的惩处、对妓女的教育帮助的措施后，十分满意。说：“这个决议好！应立即执行！”
离开毛泽东住处，彭真、聂荣臻便立即向市公安局下达了封闭妓院的命令。21日晚8时，2400余名干警开始分头同时行动。12时，即将全部妓女进行卫生处理后，集中到8个事先准备好的妇女生产教养院。22日凌晨5时，北京市的所有妓院便被全部封闭。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件事，一直在等罗瑞卿的消息。
当封闭妓院工作刚刚结束，罗瑞卿便拿起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毛主席，今晨5时止，北京市公安局采取行动，已将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从此，新中国的首都，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北京市，再也不会有蹂躏妇女、摧残妇女的野蛮妓院制度了！”
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连连称赞罗瑞卿：“干得好！干得好！”同时嘱咐他说：“要注意做好善后工作，并继续在全国其他城市采取适当措施，使全国的妇女真正当家成为自己的主人！”
23日上午，关押在北京各公安分局的妓院老鸨、管家们被集中起来，罗瑞卿对他们进行了训话。他在历数了这些人的罪行后，指出：“你们是直接压迫妇女、剥削妇女的罪人，只有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悔过，向政府坦白交待，痛改前非，才有自新之路。否则，人民是不会宽容你们的！”
接着，罗瑞卿宣布了人民政府对他们的五种处理办法，有的被判死刑、没收财产；有的判无期或有期徒刑；而对盘剥、虐待妓女情节较轻的，则被教育保释，没收财产。与此同时，对妓女们的教育、体检和疾病治疗工作也相继展开。有家可归者，被发放路费遣送回家；有对象者，则帮忙操持婚礼；年幼者被送进学校读书；无家可归者，被安排学习生产技术……
而在全国其他地区如青岛、秦皇岛、洛阳、长沙等地，也都在统一时间封闭了妓院，并对妓女进行了收容、教育和改造。这是以北京等地为代表的禁娼方式。
随后，根据毛泽东示意，罗瑞卿继续采取措施，命令全国其他各地的公安机关，结合加强对妓院、妓女的治安管理，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揭露娼妓制度的罪恶，鼓励妓女重新做人。
经过短短几年的工作，从事娼妓业的人员便大大减少。武汉、上海、西安等地也适时相继封闭了妓院，其他各地公开设立的妓院也在1954年前后被封闭。至1955年，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妓女被彻底禁绝了！这是罗瑞卿在公安部长任上，做的一件震惊中外、惊天动地的大事。 5、党中央在筹建人民公安机关的同时，还组建了一支人民公安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罗瑞卿为人民公安部队的司令员兼政委
建国之初，罗瑞卿可谓“一身数职”。他既是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同时又是新组建的人民公安部队的司令员兼政委。
人民公安部队，是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是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人民解放军是担负抵御外来侵略、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和安全任务的国防军；人民公安部队则是担负国家内部保卫任务、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社会治安的武装力量。两者分工不同，职责各异，但共同担负着捍卫国家内、外安全的神圣使命。因此，早在1949年9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
不久，当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后，在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系统高级干部会议上，便研究制定出了《整顿各级人民公安武装的方案》，将当时十分分散的各地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
1950年9月22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布《关于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电令》，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程世才为副司令员，李天焕为副政委，吴烈为参谋长，欧阳钦为政治部主任。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发出《关于组建军委公安部队党委会的电令》，同意公安部队党委由公安部队七位领导成员（包括熊伯涛副参谋长、李逸民副主任）组成，由罗瑞卿和李天焕为正副书记。这样，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便正式成立了！
接着，罗瑞卿便在天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公安部队领导班子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任命，并研究制定了组建公安部队的具体实施方案。
很快，11月8日，公安部队领导机构即由天津迁至北京，并以二十兵团部分领导机关干部、公安中央纵队部分干部为基础，另从军委各总部及华北军区抽调了少数干部，组成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正式开始办公。
至1951年5月前，全国各大军区公安部队和铁道公安部队司令部，也相继成立。随后，各级公安部队领导机构开始接管和整编内卫公安部队。
事先，毛泽东在1950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曾经指出：“公安部队数量不宜过大，但质量必须精干。”
罗瑞卿对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极为重视，尤其十分注重这支部队的政治质量建设。在工作繁杂、任务艰巨的情况下，罗瑞卿兢兢业业，拼命工作，他一边抓进度，一边把质量，并于12月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当前公安部队建设情况及解决部队质量建设的意见”的报告。
至1951年10月，人民公安部队便建立起20个师又3个团，共18万余人。很快，这支新组建的部队就开始正式担负起各项内卫任务（其初，按照《共同纲领》规定，公安部队全称“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隶属公安机关；后实际成立的公安部队，根据罗瑞卿意见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受中央军委统一领导）。
以后，这支武装部队的体制、名称又有过多次变动和调整（先后曾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并一度撤销其编制），直到发展演变成今天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但，无论体制编制和名称怎样改变，这支部队的属性始终未变。中国人民警察部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他安全保卫机关一起，构成了我国国家安全的防御体系，共同履行着保卫国家内外安全的神圣责任。
作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第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罗瑞卿，为保卫共和国首脑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呕心沥血，铁胆忠心，功勋卓著，在世界安全警卫史上写下了最为杰出的一页！
6、“文革”中，罗瑞卿蒙受冤屈，遭受迫害，但他赤心不改。毛泽东去世后，他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决意亲自参加追悼会，单腿肃立一个多小时
罗瑞卿自1949年10月至1959年9月，始终担任公安部长职务。此间还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59年9月18日，经林彪提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研究同意，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任命罗瑞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公安部长一职，由谢富治接任。 无论是在哪一级工作岗位上，罗瑞卿总是兢兢业业，没日没夜、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他赤胆忠心，耿直坦诚，坚持原则，不媚世俗，无私无畏。但在进入六十年代后，却遭到林彪一伙的嫉狠、诬陷和暗算，蒙受冤屈，横遭迫害……
历史上，罗瑞卿与林彪曾经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相识于红军时期，从1930年开始共事。林彪当红一军团长时，罗瑞卿是军团保卫局长；在陕北，林彪当抗大校长，罗是教育长。他之所以当上总参谋长，也是最早由林彪提议的。但自担任总参谋长一年后，林、罗关系便逐步出现裂痕。
1965年秋，当林彪决心整掉落瑞卿时，曾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和我合作是好的。但从1961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更是正式反对我。”
对于林彪的这一指责，罗瑞卿在后来的一份材料中这样写道：“由于他总是有什么病，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军委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还与他和贺龙的关系密切有关。
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1962年，叶群向中央反映说，林彪“在指挥部队入闽时累病（留下毛病），需要休息，不能过多考虑工作”。毛泽东从工作出发，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多次要罗瑞卿以后多向贺龙请示。从此，罗与贺的工作交往多了起来。这再次引起了林彪的不满。
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还有一条是“大比武”。在贺龙和罗瑞卿被打倒后，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贺龙搞大比武，罗瑞卿最积极。全国大比武十多次，贺龙参加八次，罗瑞卿恨不得一次也不落。他们就是不相信突出政治，就是要另搞一套。”
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多次肯定和表扬，并带领中央常委和老帅们亲自观看。据《“文革”前夜罗瑞卿蒙冤内幕》（见2005年4月7日《老照片》周刊，原载《文史精华》，上述几段文字也请参见该文）一文披露：
大比武的成功，使组织者罗瑞卿感到无比高兴，但罗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林彪没有参加。林彪长期称病不出，所以此事并未引起罗瑞卿的注意。林彪在比武前也曾接到报告，但他以为那是几位老帅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不感兴趣，也没出席观看。……（毛泽东等出席观看大比武）不但使林彪难堪，因为这好像表明他同毛泽东有不同看法，同时在倍受冷落之余，也感到了贺龙对他的威胁……于是，他把一股恼怒和怨恨转移到贺龙及罗瑞卿的头上。
该文指出：“林彪对罗瑞卿不满甚至怨恨的同时，并未放弃拉拢，甚至软硬兼施。但罗瑞卿不为所动。林彪恼羞成怒，下决心打倒罗瑞卿。”
文章在列举大量事实材料后，指出：“从毛泽东和罗瑞卿的关系看，打倒罗瑞卿并非毛泽东的本意。”
然而，罗瑞卿毕竟还是被打倒了，并受到无情的批判和迫害。
1966年3月18日深夜，处于孤寂、郁闷、悲愤和绝望中的罗瑞卿，在给妻子郝治平留下绝命书后，从三楼楼纵身顶跳了下去……
但，罗瑞卿并没因此而失去生命，只是造成了左腿骨折。即使这样，仍没减轻他的“罪行”，反而被林彪诬蔑为“身败名裂的敌人”，拖着伤残的腿，装进箩筐抬进会场，继续遭到残酷批斗……
本文无需过多考察罗瑞卿被打倒的复杂原因，需要指出的是：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罗瑞卿初步获得了自由。但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才真正复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罗瑞卿不顾一切赶回北京。9月18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作为中央军委顾问的罗瑞卿却并没接到通知参加。但罗瑞卿坚决要求参加毛泽东追悼会。尽管中央同意了他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的请求，但却只给他和谭政、陈再道三人派了一辆车。
陈再道十分气愤，说：“罗瑞卿一人就得一台车，他，轮椅，还有推轮椅的。我们三个人怎么去？！” 谭政为则难地说：“没有车，我……就不去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
经过斗争，终于又给他们增派了一辆车。
《西行前后的罗瑞卿大将》（见《中华儿女》珍藏本）一文，这样写道：
罗瑞卿从天性上说，是个看重信任、看重友情并懂得什么叫忠诚的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许跟从小读过太多的武侠书，看了太多的忠臣戏有关，总之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可以说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有这样一件事：出狱那天，也就是罗瑞卿被关起来七八年时间第一次恢复自由，他提出到天安门广场去一下。司机把车拐到长安街上，罗瑞卿叫司机把车开得慢一点，再慢一点。通过天安门时，罗瑞卿艰难地从座位上欠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一个行动。
追悼会开始了，罗瑞卿和所有的人一样站起来，拄着双拐，用一条腿一直站立了一个多小时。在向毛泽东遗体告别时，他坚持不让儿子搀着他，用刚刚能站立的双腿走过毛泽东身边，久久地端详着，泣不成声……他不停地流泪，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最终导致冠心病复发，住进解放军总医院……
1977年8月12日，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罗瑞卿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在19日召开的党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1978年7月，经邓小平同意批准，罗瑞卿去德国波恩作腿部手术治疗，8月3日手术成功后不一会，便因突发心肌梗塞而与世长辞，享年72岁。
罗瑞卿将军的一生，光辉而悲壮。陷害他的人早已先他而折戟沉沙，遗臭万年，刚直不阿的大将军——罗瑞卿留下的却是一世芳名！ 作者联系方式：（050071）石家庄空军第四飞行学院政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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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炳峰
罗瑞卿是一位入党经历颇具传奇色彩的老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解放军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于“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革命，不久便走上我军领导岗位。先后担任闽西红军第59团参谋长，红四军支队党代表、二纵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和红四军政治委员等职。1932年6月，罗瑞卿担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从此与我党保卫工作结下深深的不解之缘。
无论在哪一级保卫工作岗位上，罗瑞卿总是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将“保障我党我军首长的绝对安全”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并亲自伴随首长左右，未出现过任何闪失，多次荣立功勋。他在保卫工作中表现出的杰出才干及特殊贡献，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深得周恩来的赏识，受到我党我军上上下下的认同与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被任命为首任公安部部长，不久又被授予大将军衔，成为我军为数不多的“大将军”之一。
1、入党经历颇为传奇的罗瑞卿，因身材颀长高大而引起毛泽东注意。初次交谈中，毛泽东称他为“长子”，从此“罗长子”的绰号不胫而走……
1906年5月，罗瑞卿出生于四川南充嘉陵江畔舞凤乡一个破败的地主家庭。当时，因母亲难产，几天几夜难以降生。母亲生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拿出一对银镯子叫人请来当地有名的接生婆，才算顺利生下了他。小瑞卿落生时，脐带长长缠在身上，很像武装带，接生婆称：“这娃儿将来是要当兵的！”
因罗瑞卿被接生来到世间，母亲便给他起了个乳名叫“接娃儿”，后来为了图吉利，家人便管他叫“吉娃子”。
“吉娃子”并没给家里带来吉利。罗瑞卿的父亲是个“耍哥儿”，从小娇生惯养，且性格暴躁，有赌钱和抽大烟的恶习，没钱了就去卖地、卖家具。其母亲勤劳聪慧，精明能干，千方百计使日子过得好一点，常用言行感化其父，但都无济于事。不久，母亲便积劳成疾，不满40就离世而去。
罗瑞卿对母亲感情笃深，他曾说：“母亲已死，我对于那个家失去了任何留恋。”于是1923年春，17岁的罗瑞卿在外祖父资助下，考进由民主革命家张澜创办的南充“县立中学”。在那里，他开始结识一些进步青年、阅读进步刊物，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
1924年，在张澜支持下，罗瑞卿参加了轰动南充全县的反对军阀何光烈巧立名目、增收苛捐杂税的反“佃当捐”斗争，并取得胜利。第二年，共产党组织开始在南充中学开展活动。此时的罗瑞卿，表现异常活跃：他不顾外祖父事先制定的“不准参与政治”等“约法三章”，积极投身于学校和社会的革命活动中去，不仅先后参加了反“佃当捐”的斗争和话剧《孙中山之死》的演出，还直接组织参加了“上海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的宣传演讲活动，及声援南充县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
外祖父知道后，狠狠训斥了他一顿，最后警告说：“要么好好读书，上省、上京，或出国留洋；要么就停止经济资助。”倔强的罗瑞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决定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离家出走……
罗瑞卿来到成都，后南下重庆。在重庆，正赶上黄埔军校在那招生。罗瑞卿毅然应试，并以优异成绩考上黄埔军校，并于1926年底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
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军事训练，罗瑞卿很快从一名普通学生成长为一名有素养的革命军战士。这期间，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认识，并多次向任伯芳等共产党员提出入党申请。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危急时刻，罗瑞卿毅然找到黄埔军校党员教员李鸣柯，再次要求入党。但此时，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他所认识的党员都先后被抓、被杀，或变节投降，党组织也被迫转入地下，已无法取得联系。因此1928年夏，罗瑞卿与同样和党失去联系的任伯芳，商量决定：到上海去找党。
在上海，他们意外与几位老同学相遇。但这些同学同样衣食无着。这时便有同学劝他们投靠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罗瑞卿断然拒绝了！ 不久，任白芳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罗瑞卿知道后，又一次向他提出了入党要求。任白芳回答：“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组织已转入地下。为了能尽快解决问题，你就说在军校入的党，现已失掉联系。你写个报告，我做证明人算了。”罗瑞卿尽管觉得不妥，但因入党心切，还是照办了。
很快，地下党组织便派欧阳钦到上海，给罗瑞卿送来了文件和生活费。从此，罗瑞卿便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瑞卿逐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但入党一事却始终是他心头的一块阴影。他觉得对不起党，于是便用加倍的真诚和努力来弥补……但建国后，这个“盖子”还是被揭了出来。
“文革”开始后，林彪等人为打倒老干部不遗余力，将“假党员”的帽子扣在罗瑞卿头上，必欲除之而后快。罗瑞卿带着悔恨与愤怒，诚恳地向党、向毛主席如实陈述了这段历史……但林彪一伙除之心定，罗织其他“莫须有”罪名，并用逼供信等卑劣手段收集证言、证词，终于将他“打倒”。
“文革”结束后，这段往事仍像一块石头沉重压在罗瑞卿身上。但党以博大胸怀接纳了他，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并被邀出席了党的代表大会，担任我党重要职务。罗瑞卿去世后，邓小平亲作悼词，称：“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危急关头，罗瑞卿同志于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党以这种方式，承认了他的党籍。
1929年初，在中央军委安排下，罗瑞卿参加了闽西游击队。5月，他带领游击队员参加了攻克龙岩的战斗。随后，他所在的游击队被编入红59军，罗瑞卿任参谋长。从此，罗瑞卿正式成了我军的一名指挥员。
这年6月，罗瑞卿所在部队合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不久作为四纵参谋长的罗瑞卿，出席了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来，已调任二纵第五支队任党代表的罗瑞卿，又参加了在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后不久，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四军工作。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个子高高的罗瑞卿第一次引起毛泽东注意。
“你是北方人吧？”毛泽东走过来，和蔼地地问。
“不，我是四川南充人。”罗瑞卿爽快地回答。
毛泽东略显惊讶：“呃？川湘子弟大都身材不高，可你我都是长人。看上去，你比我还略高一些，称得上是个‘长子’。”
这是罗瑞卿第一次与毛泽东交谈。在以后的一个多月中，他几乎天天同毛泽东接触。
这年年底，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即古田会议。会后，参加过秋收起义的罗荣桓被任命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
此时，“罗长子”的绰号已在红四军中传开。以后，毛泽东对“罗长子”又有了一些新的说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天塌下来怕什么，有罗长子顶着呢！”
2、建国前夕，党中央酝酿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电召罗瑞卿进京。毛泽东见面就问：“听说你不愿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罗瑞卿当即表示服从！
罗瑞卿与保卫、公安工作的联系，可追溯到1929年在闽西参加游击队时期。那时，受党组织的委派，他在地下交通员带领下，经漳州、南靖、龙岩到达上杭的蛟洋，成为闽西游击队中的一员。不久，他即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在蛟洋一带担负警卫大会的任务。这是罗瑞卿第一次参与我党保卫工作。
古田会议后，罗瑞卿先任红四军二纵政治部主任，后任二纵政治委员和红四军政治委员。在担任红四军政委时，罗瑞卿因头部受重伤被迫住院治疗，回到部队后他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
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在以后约三年的时间里，罗瑞卿一直担任保卫局局长职务，由此积累了丰富的保卫工作经验。
那时，每当行军开始，罗瑞卿便随军团部一起行动。只要大队人马一出发，他就照例出现在军团首长身边，不离左右。时任军团长的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对此十分满意。
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常随红一军团行动。这时，对毛、周的保卫工作本来应由中央保卫局负责，但罗瑞卿仍将保障他们的安全作为自己的责任。建国初期，他跟毛泽东外出常常寸步不离，就是在那时养成的警卫习惯。 由于罗瑞卿的严格要求和认真负责，整个长征中红军的保卫工作尤其是对首长的保卫工作，没出一点差错。鉴于他在保卫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中央军委曾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一枚。红军到达陕北后，罗瑞卿成为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6年“西安事变”后，毛泽东等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主张。此时，尽管罗瑞卿已担任“红大”教育长职务（后任抗大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先后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兵团政委等），但中央仍派他负责中共代表的安全保卫工作。他在保卫工作中的出色才干，再次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也深深赢得周恩来的赏识……
正因为有这样的工作背景和经历，因此当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酝酿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物色公安部长人选时，便自然地想到了罗瑞卿……
1949年5月14日，毛泽东致电正欲随军南下、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的罗瑞卿：“部队开动时，请来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随后，中央便任命李志民接替了罗瑞卿的职务。
罗瑞卿不知中央对他有何新的安排，当6月初李志民刚刚到任，罗瑞卿便迅速交接完工作并与司令员杨得志等话别后，与徐向前等一起乘车匆匆赶赴北平。
事前毛泽东曾暗嘱周恩来，让他去做罗瑞卿的工作。因此一到北平，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恩来便找罗瑞卿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公安部部长。但罗瑞卿表示，希望能随四野南下，并认为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为合适。周恩来说：“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随后告诉他：“中央已经定了，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当晚，罗瑞卿即被接到双清别墅的毛泽东住处。
见到罗瑞卿，毛泽东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随后请他坐下，点上一支烟，开口便道：“听说你不愿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罗瑞卿憨厚地笑了笑。毛泽东继续说：“现在要建立新政权了，我们都不干，这行吗？”
毛泽东一席话，使罗瑞卿认识到担任公安部长是形势需要，更认识到这一职务的重要性。他的思想通了，并深情表示：“主席，我真想随大军打向西北、西南，亲眼看见胜利的红旗插遍祖国大地。我是不太愿意做公安保卫工作，可党让我做，我决心当一辈子人民警察！我向毛主席表示：不会就学，向李克农请教，一定把党交给的公安保卫工作做好。”
就这样，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明确公安部直属中央军委领导，为军队编制，并统辖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罗瑞卿为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
接着，7月8日、29日，周恩来便两次召开中共中央汇报会，研究公安部的设置问题，并命令罗瑞卿在李克农协助下，立即着手组建公安部，落实机构设立、班子搭配和组织队伍建设等问题。
8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各中央局及各分局发电，指出：“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改任新成立的情报部部长）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
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罗瑞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公安部的组建工作中……
首先，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将华北社会部的全部和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人员，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本力量。原华北社会部副部长杨奇请，经中央军委任命协助罗瑞卿工作，任公安部副部长。
接着，罗瑞卿又建议军委，确定公安部下设：政治保卫局、经济保卫局、治安行政局、边防保卫局、武装保卫局、人事局和办公厅等“六局一厅”。
在组建干部队伍时，罗瑞卿向中央建议：从军队和地方四面八方抽调干部，充实机构。中央和军委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经军委同意，罗瑞卿以中央军委名义，亲自起草了致各野战军前委“关于抽调干部”的调令。调令称：为组建公安部，“决定由一、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军级政治干部一人担任局长。其条件：（一）现任军政委或军副政委、军政治部主任者；（二）思想正确，作风正派，历史完全清白者；（三）有中级最好高级文化程度，思想工作能力亦较强者；（四）最好本人自愿改行者。”同时建议：“一野调军副政委蔡顺礼，二野调军政委雷荣天；三野请按上述条件各提出两至三人，由我们各决定一人。” 在建国初期那种复杂的特情下，罗瑞卿为做到他自己制定的种种“规矩”，确保毛泽东等“万无一失”和“绝对安全”，他常常亲自出马，陪伴守护在毛泽东左右，成为毛泽东名副其实的“大警卫员”。
一天，毛泽东决定去天桥剧场看戏。正吃晚饭时，罗瑞卿知道了，于是决定亲自去做保卫工作。他放下碗筷，饭没吃完就匆匆赶到剧场。
进入剧场，他径直走到毛泽东等拟坐的第六排中间几个坐位，这里坐坐，那里摸摸，在确保没有问题后又起身环顾四周，神色紧张而严肃，似乎是在寻找什么……
不一会，罗瑞卿接到报告，称：“主席马上就到。”
毛泽东进入剧场，见到罗瑞卿，一边握手一边说：“你又来了！”
罗瑞卿憨厚一笑，毛泽东也笑了起来。
原来，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每次看戏，罗瑞卿总是提前亲自去做安排。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当帷幕拉开，戏正式开演，毛泽东等都专心观看，而罗瑞卿则心神不在台上，默默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看戏是这样，毛泽东外出时，罗瑞卿更是亲自“护驾”，须臾不离左右。一次，毛泽东去上海视察，罗瑞卿决定亲自组织警卫工作。凡是毛泽东打算去的地方，他都要事先认真检查一番。专列、汽车经过的道路、桥梁、涵洞及沿途社情，他都要亲自弄得一清二楚，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为此，他常不分昼夜，废寝忘食，使警卫工作有条不紊，保证了毛泽东的旅途安全。因此，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对周围的同志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放心了！”是戏虐，更是赞扬。
毛泽东酷爱游泳，并有“游遍祖国大江大河”的愿望。为了毛泽东游泳时的绝对安全，罗瑞卿每次都是亲自布置人员进行水情调查，配备船只和救生设备，组织训练救护人员。但他不谙水性，是个“汉鸭子”，因此为了在水中也能伴随毛泽东左右，年近半百的罗瑞卿硬是苦练游泳，最后终于掌握了游泳技能。
五十年代末，罗瑞卿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一次，他正在湖南视察钢铁工业情况，听说毛泽东已到湘江、准备畅游湘江的消息，他马上赶到现场并陪同毛泽东一起游泳过江。接着，他又陪同毛泽东回韶山，一直将毛泽东安全护送上了庐山。
当然，因天气或水情危险、不宜游泳，罗瑞卿也几次劝阻过毛泽东，但都是从安全上考虑的。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无论是担任公安部长时，还是在不再担任公安部长后，罗瑞卿总是追随毛泽东、保卫毛泽东、心向毛泽东，他用自身的实际行动，显示了自己对党、对领袖的无限忠诚与爱戴，由此也深深赢得了党和领袖对他的关爱和器重。“文革”前后，罗瑞卿成为林彪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并无意间得罪了林彪，引起林彪一伙深深的怨恨。他们试图打倒罗瑞卿，一再向毛泽东密告其“黑状”，而毛泽东却多次说：“罗瑞卿没有反对过我。他只反对过我游泳，是一片好意嘛。”
总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与罗瑞卿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工作和个人关系。人称罗瑞卿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毛泽东则亲切地叫他“罗长子”。庐山会议后，深得毛泽东信任和器重的罗瑞清，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以后，每当有重要任务，也常交待罗瑞卿去完成，多次受到毛泽东表扬。
4、听过彭真的汇报，毛泽东急电招来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罗瑞卿受命后，一夜间北京妓院全被扫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常由秘书陪同乘车观察北平社情。一天晚上，毛泽东的车在一胡同口被吵吵嚷嚷的人群阻断去路。原来，是一个妓院的老鸨在追赶、揪打一个体弱多病的小妓女，强迫她回去接客。
毛泽东看到这揪心的一幕，马上叫秘书下车阻止。他将拳头狠狠地砸向汽车靠背，下决心向妓女制度宣战，彻底铲除掉人类这一丑恶现象。
很巧，回到住处后，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也来汇报这类事情。彭真告诉毛泽东：前几天他踏访妓院了解情况，见到一个年仅15岁的小妓女痛哭流涕地诉说她是“如何被拐骗到妓院”，“每天接客10多人，被老板盘剥后，一天所得只有4个窝窝头”的情况。彭真气愤地对毛泽东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共产党能坐视不管吗？”
听过彭真的汇报，毛泽东义愤填膺。他当即急电罗瑞卿，让他马上来一趟。
罗瑞卿急匆匆赶来，毛泽东坚定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罗瑞卿受命后，很快便召开有关会议，确定在全国大中城市采取两种方案：一是以北京等地为代表的，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摸清妓院的有关情况，然后集中力量，统一时间，一举将全部妓院予以封闭；二是以天津等大城市为代表的，采取“寓禁于限”的方针，在相对较长时间内，逐步取缔妓院。
经毛泽东直接授意，罗瑞卿决定马上落实第一个方案……
当时，尽管北京市妓院数已有所下降，但仍有224家，有妓女1268人。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八条胡同。
针对这一情况，起初罗瑞卿决定采取讯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查封妓院。
但当时的妓院已形成一种独特的“服务行业”，除了妓女，还有一大批从业人员，其中不少都是社会底层人员。为此，毛泽东打电话告诉罗瑞卿：“要向各界群众作解释，防止反革命分子挑唆破坏，协助政府把这件事完全办好！”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49年11月12日，罗瑞卿召开北京公安局集体办公会议。强调指出：“封闭妓院不是公安部单方面的行动。要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听听他们的意见，要由他们做出决定后再办。”
接着，罗瑞卿主持起草了关于立即封闭北京市妓院的议案，经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后，即送市人代会作出决议。
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决议。当决议一通过，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便立即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在看过报告中关于对妓院老鸨的惩处、对妓女的教育帮助的措施后，十分满意。说：“这个决议好！应立即执行！”
离开毛泽东住处，彭真、聂荣臻便立即向市公安局下达了封闭妓院的命令。21日晚8时，2400余名干警开始分头同时行动。12时，即将全部妓女进行卫生处理后，集中到8个事先准备好的妇女生产教养院。22日凌晨5时，北京市的所有妓院便被全部封闭。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件事，一直在等罗瑞卿的消息。
当封闭妓院工作刚刚结束，罗瑞卿便拿起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毛主席，今晨5时止，北京市公安局采取行动，已将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从此，新中国的首都，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北京市，再也不会有蹂躏妇女、摧残妇女的野蛮妓院制度了！”
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连连称赞罗瑞卿：“干得好！干得好！”同时嘱咐他说：“要注意做好善后工作，并继续在全国其他城市采取适当措施，使全国的妇女真正当家成为自己的主人！”
23日上午，关押在北京各公安分局的妓院老鸨、管家们被集中起来，罗瑞卿对他们进行了训话。他在历数了这些人的罪行后，指出：“你们是直接压迫妇女、剥削妇女的罪人，只有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悔过，向政府坦白交待，痛改前非，才有自新之路。否则，人民是不会宽容你们的！”
接着，罗瑞卿宣布了人民政府对他们的五种处理办法，有的被判死刑、没收财产；有的判无期或有期徒刑；而对盘剥、虐待妓女情节较轻的，则被教育保释，没收财产。与此同时，对妓女们的教育、体检和疾病治疗工作也相继展开。有家可归者，被发放路费遣送回家；有对象者，则帮忙操持婚礼；年幼者被送进学校读书；无家可归者，被安排学习生产技术……
而在全国其他地区如青岛、秦皇岛、洛阳、长沙等地，也都在统一时间封闭了妓院，并对妓女进行了收容、教育和改造。这是以北京等地为代表的禁娼方式。
随后，根据毛泽东示意，罗瑞卿继续采取措施，命令全国其他各地的公安机关，结合加强对妓院、妓女的治安管理，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揭露娼妓制度的罪恶，鼓励妓女重新做人。
经过短短几年的工作，从事娼妓业的人员便大大减少。武汉、上海、西安等地也适时相继封闭了妓院，其他各地公开设立的妓院也在1954年前后被封闭。至1955年，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妓女被彻底禁绝了！这是罗瑞卿在公安部长任上，做的一件震惊中外、惊天动地的大事。 5、党中央在筹建人民公安机关的同时，还组建了一支人民公安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罗瑞卿为人民公安部队的司令员兼政委
建国之初，罗瑞卿可谓“一身数职”。他既是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同时又是新组建的人民公安部队的司令员兼政委。
人民公安部队，是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是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人民解放军是担负抵御外来侵略、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和安全任务的国防军；人民公安部队则是担负国家内部保卫任务、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社会治安的武装力量。两者分工不同，职责各异，但共同担负着捍卫国家内、外安全的神圣使命。因此，早在1949年9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
不久，当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后，在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系统高级干部会议上，便研究制定出了《整顿各级人民公安武装的方案》，将当时十分分散的各地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
1950年9月22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布《关于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电令》，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程世才为副司令员，李天焕为副政委，吴烈为参谋长，欧阳钦为政治部主任。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发出《关于组建军委公安部队党委会的电令》，同意公安部队党委由公安部队七位领导成员（包括熊伯涛副参谋长、李逸民副主任）组成，由罗瑞卿和李天焕为正副书记。这样，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便正式成立了！
接着，罗瑞卿便在天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公安部队领导班子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任命，并研究制定了组建公安部队的具体实施方案。
很快，11月8日，公安部队领导机构即由天津迁至北京，并以二十兵团部分领导机关干部、公安中央纵队部分干部为基础，另从军委各总部及华北军区抽调了少数干部，组成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正式开始办公。
至1951年5月前，全国各大军区公安部队和铁道公安部队司令部，也相继成立。随后，各级公安部队领导机构开始接管和整编内卫公安部队。
事先，毛泽东在1950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曾经指出：“公安部队数量不宜过大，但质量必须精干。”
罗瑞卿对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极为重视，尤其十分注重这支部队的政治质量建设。在工作繁杂、任务艰巨的情况下，罗瑞卿兢兢业业，拼命工作，他一边抓进度，一边把质量，并于12月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当前公安部队建设情况及解决部队质量建设的意见”的报告。
至1951年10月，人民公安部队便建立起20个师又3个团，共18万余人。很快，这支新组建的部队就开始正式担负起各项内卫任务（其初，按照《共同纲领》规定，公安部队全称“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隶属公安机关；后实际成立的公安部队，根据罗瑞卿意见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受中央军委统一领导）。
以后，这支武装部队的体制、名称又有过多次变动和调整（先后曾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并一度撤销其编制），直到发展演变成今天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但，无论体制编制和名称怎样改变，这支部队的属性始终未变。中国人民警察部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他安全保卫机关一起，构成了我国国家安全的防御体系，共同履行着保卫国家内外安全的神圣责任。
作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第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罗瑞卿，为保卫共和国首脑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呕心沥血，铁胆忠心，功勋卓著，在世界安全警卫史上写下了最为杰出的一页！
6、“文革”中，罗瑞卿蒙受冤屈，遭受迫害，但他赤心不改。毛泽东去世后，他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决意亲自参加追悼会，单腿肃立一个多小时
罗瑞卿自1949年10月至1959年9月，始终担任公安部长职务。此间还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59年9月18日，经林彪提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研究同意，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任命罗瑞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公安部长一职，由谢富治接任。 无论是在哪一级工作岗位上，罗瑞卿总是兢兢业业，没日没夜、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他赤胆忠心，耿直坦诚，坚持原则，不媚世俗，无私无畏。但在进入六十年代后，却遭到林彪一伙的嫉狠、诬陷和暗算，蒙受冤屈，横遭迫害……
历史上，罗瑞卿与林彪曾经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相识于红军时期，从1930年开始共事。林彪当红一军团长时，罗瑞卿是军团保卫局长；在陕北，林彪当抗大校长，罗是教育长。他之所以当上总参谋长，也是最早由林彪提议的。但自担任总参谋长一年后，林、罗关系便逐步出现裂痕。
1965年秋，当林彪决心整掉落瑞卿时，曾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和我合作是好的。但从1961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更是正式反对我。”
对于林彪的这一指责，罗瑞卿在后来的一份材料中这样写道：“由于他总是有什么病，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军委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还与他和贺龙的关系密切有关。
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1962年，叶群向中央反映说，林彪“在指挥部队入闽时累病（留下毛病），需要休息，不能过多考虑工作”。毛泽东从工作出发，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多次要罗瑞卿以后多向贺龙请示。从此，罗与贺的工作交往多了起来。这再次引起了林彪的不满。
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还有一条是“大比武”。在贺龙和罗瑞卿被打倒后，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贺龙搞大比武，罗瑞卿最积极。全国大比武十多次，贺龙参加八次，罗瑞卿恨不得一次也不落。他们就是不相信突出政治，就是要另搞一套。”
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多次肯定和表扬，并带领中央常委和老帅们亲自观看。据《“文革”前夜罗瑞卿蒙冤内幕》（见2005年4月7日《老照片》周刊，原载《文史精华》，上述几段文字也请参见该文）一文披露：
大比武的成功，使组织者罗瑞卿感到无比高兴，但罗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林彪没有参加。林彪长期称病不出，所以此事并未引起罗瑞卿的注意。林彪在比武前也曾接到报告，但他以为那是几位老帅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不感兴趣，也没出席观看。……（毛泽东等出席观看大比武）不但使林彪难堪，因为这好像表明他同毛泽东有不同看法，同时在倍受冷落之余，也感到了贺龙对他的威胁……于是，他把一股恼怒和怨恨转移到贺龙及罗瑞卿的头上。
该文指出：“林彪对罗瑞卿不满甚至怨恨的同时，并未放弃拉拢，甚至软硬兼施。但罗瑞卿不为所动。林彪恼羞成怒，下决心打倒罗瑞卿。”
文章在列举大量事实材料后，指出：“从毛泽东和罗瑞卿的关系看，打倒罗瑞卿并非毛泽东的本意。”
然而，罗瑞卿毕竟还是被打倒了，并受到无情的批判和迫害。
1966年3月18日深夜，处于孤寂、郁闷、悲愤和绝望中的罗瑞卿，在给妻子郝治平留下绝命书后，从三楼楼纵身顶跳了下去……
但，罗瑞卿并没因此而失去生命，只是造成了左腿骨折。即使这样，仍没减轻他的“罪行”，反而被林彪诬蔑为“身败名裂的敌人”，拖着伤残的腿，装进箩筐抬进会场，继续遭到残酷批斗……
本文无需过多考察罗瑞卿被打倒的复杂原因，需要指出的是：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罗瑞卿初步获得了自由。但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才真正复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罗瑞卿不顾一切赶回北京。9月18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作为中央军委顾问的罗瑞卿却并没接到通知参加。但罗瑞卿坚决要求参加毛泽东追悼会。尽管中央同意了他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的请求，但却只给他和谭政、陈再道三人派了一辆车。
陈再道十分气愤，说：“罗瑞卿一人就得一台车，他，轮椅，还有推轮椅的。我们三个人怎么去？！” 谭政为则难地说：“没有车，我……就不去了。”罗瑞卿立即说：“不去怎么行？没有车，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门去。”
经过斗争，终于又给他们增派了一辆车。
《西行前后的罗瑞卿大将》（见《中华儿女》珍藏本）一文，这样写道：
罗瑞卿从天性上说，是个看重信任、看重友情并懂得什么叫忠诚的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许跟从小读过太多的武侠书，看了太多的忠臣戏有关，总之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可以说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有这样一件事：出狱那天，也就是罗瑞卿被关起来七八年时间第一次恢复自由，他提出到天安门广场去一下。司机把车拐到长安街上，罗瑞卿叫司机把车开得慢一点，再慢一点。通过天安门时，罗瑞卿艰难地从座位上欠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一个行动。
追悼会开始了，罗瑞卿和所有的人一样站起来，拄着双拐，用一条腿一直站立了一个多小时。在向毛泽东遗体告别时，他坚持不让儿子搀着他，用刚刚能站立的双腿走过毛泽东身边，久久地端详着，泣不成声……他不停地流泪，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最终导致冠心病复发，住进解放军总医院……
1977年8月12日，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罗瑞卿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在19日召开的党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1978年7月，经邓小平同意批准，罗瑞卿去德国波恩作腿部手术治疗，8月3日手术成功后不一会，便因突发心肌梗塞而与世长辞，享年72岁。
罗瑞卿将军的一生，光辉而悲壮。陷害他的人早已先他而折戟沉沙，遗臭万年，刚直不阿的大将军——罗瑞卿留下的却是一世芳名！ 作者联系方式：（050071）石家庄空军第四飞行学院政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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