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激素性脱发什么意思:我们何以认识智库的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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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徐清泉      2007年2月3日 09:41
一、智库是支撑现代国家发展的外脑
近年来，有关“智库”（Think Tanks）的说法非常多见。在国外，类似的口耳相传、媒体鼓噪，早就过了流行期，剩下最为实在的就是林林总总的智库实践。国人将“智库”细称为“智囊团”和“思想库”，这的确有其道理。因为中国人在历史上就特别熟悉它们的价值和妙用。甚至“锦囊妙计”这个成语，简直感觉就是为它们而引生的。《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有段文字这样描述到：“玄德怀疑，不敢前往。孔明曰：‘‘吾已定下三条计策，非子龙不可行也。‘‘遂唤赵云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吴，当领此三个锦囊。囊中有三条妙计，依次而行。‘‘即将三个锦囊与云贴肉收藏。”显然，诸葛亮给猛将赵云的三条锦囊妙计，是用以乱中求安、绝处逢生的三张王牌。看似简单，实际上凝聚了蜀地军师的高度智慧。也正因此，三条妙计个个性命悠关，个个力可回天，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以提前昭示。从今天的眼光看，蜀地君主刘备之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做到遇战必胜、逢乱必生，就是得益于他有自己一个足智多谋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而这个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领军人物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已被后人神格化了的军师诸葛孔明。其实，古代中国的英雄豪杰最懂得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灵智妙用。大凡有远见的君王和贤达，一般都会拥有专属于自己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最最起码，也要以招贤纳士的方式来聚集一批门客，随时为自己出谋划策、点石成金。由此来说，今天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恐怕尚不属于地道的舶来品，似乎更属于彻头彻尾的“出口转内销”。
检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就会轻易发现，他们大多格外看重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妙用，懂得礼贤策士、尊重科学。无疑，已经充分领受现代化发展成果的西方发达国家，分明早已体会到了智库可以带来的“一本万利”。对于西方现代发达国家所有的科层体系和官僚体制而言，最感棘手的问题不是在于如何维持现有的国家运行机制，而在于能否有组织、有机构站在客观的立场上，适时地用智慧去化解那些无法以常规法则处理的遗留难题与频生弊疾。在这个当口，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西洋人，更懂得中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真实寓意。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会在主动利用政府内脑的同时，更积极主动地利用类似于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赫德森研究所、太平洋论坛、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法国陆军条令研究与高等军事教育部（CDES）及欧洲改革中心等这样有组织有规模的“外脑”。一当以科层体系和官僚体制为代表的内脑发生短路和遭至僵化的时候，能够及时伸手相援并救难于水火的不是上帝，而正好就是这些形形色色的智库。也正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尤其重视智库的建设，而且在客观上把智库视作了支撑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外脑。
二、智库有立场归属更有问题研判的科学性
对智库一方、政府一方和社会一方而言，如何认识彼此之间的“生态”属地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政府的工作重点在于具体的实际操作，社会的存在理据在于能够不断地容纳和呈现人生实践的千姿万象，而智库的立身之本就在于能够站在相对独立的科学立场上不断为政府和社会“支招”。换句话说，智库发出的所有见地必须尽可能是振聋发聩的，是政府和社会基本上闻所未闻的，尤其必须是行之有效的。假如陷于简单的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移花接木、隔靴搔痒，则必定会失去政府和社会对它的信任和依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库在现实中的站位方式应当是与政府和社会若即若离，而不是一味地紧跟、紧贴。“若即”是意在调查把握政府和社会的真实情况、所思所想；“若离”是便于站在科学研判的立场上提出独立见地。假如是除了紧贴就是紧跟，则很有可能流于政府和社会的自属一员乃至利益化身，从而在观念上和实践上最终无法超越政府和社会。一旦沦落到这个地步，则即便标明是智库，但也很难真正拿得出有独立见解的“锦囊妙计”。因为智库绝对不是附着在政府和社会机体上的寄生虫，也绝对不是只能仰仗政府和社会给予的给养来维持生命的派生体。智库是为现实中的困境和问题而存在的，也是为了人类的解疑释惑而存在的，智库显然也承担着知识生产和创新文明的责任。只是相对于智库创意的买卖关系而言，智库是最方便的卖家，政府和社会是最务实的买家。从此关系上来看，若即若离的意义正在于：在充分掌握政府和社会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智库专家学者的专业修养优势和理论创新优势，创造出足以破解各种现实难题的有效对策。
必须看到，形形色色的智库是诞生和成长于不同的国度和社会的，也必然是服务于相应的国度和社会的。尽管这些智库与其相应的政府和社会保持着情形不一的关系，但它们均在根本上有容易识别的立场归属。这个立场归属反映到意识形态方面，则自然与其服务的政府和社会保持着基本的甚至完全的一致。否则双方的服务契约就无法真正建立。事实表明，最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和一个社会的智库价值的往往就在于内政外交策略。而内政外交常常通过具体的意识形态表现来实现自己的彰显和运作。这就意味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与竞争，实际上也就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取向之间的交往与竞争。美国学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指出：有意识形态要比没有意识形态使人们更容易地对待现实。意识形态为理解复杂的现实提供简单的模式。意识形态指示着历史运动的方向。意识形态靠言辞赋予行动以正当性。因为意识形态履行着这些功能，所以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吸引着各国领导者，以它们来指导行动。加迪斯的说法显然有其道理。环顾当今我们周围的世界，那些声名显赫的智库及其领军人物，几乎无不在服务政府、服务社会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诸如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英国的市民社会研究所、民主托拉斯、保守党2000 基金会等智库皆是如此。其中有些智库分明就是政党政治之力量角逐的产物。即便是一些在大学享有教职或曾出仕为官的权威人物也概莫能外。像美国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英国的哈耶克等这类典型的智库领军人物也不得不恪守其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
不过人们可以发现，尽管这些智库和智库领军人物必定保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归属，但是他们在履行智库研判职责时，一般也不得不出于专家学者的求真本能，去尽力坚守应用对策研究理应保持的科学性。为此，他们有时难免也会发出令好面子的执政当局无法认同和接受的批评意见。
三、智库是知识从生产转化到应用的重要环节之一
显然，作为知识生产的具体部门之一的智库，与作为知识生产者一分子的智库专家学者，要远比那些身份单纯的高等院校和大学教授幸运得多。后者尽管也以知识生产为己任，但是他们与智库及智库专家学者相比，同政府和社会之间始终保持着相对较远的距离。这直接造成大学和大学教授们创造的新知识新理论无法尽快经受应用实践的检验。相形之下，智库及智库专家学者似乎并不存在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在从知识生产到知识的应用转化的整个流程中，智库及智库专家学者明显占据着一定的优势，他们在客观上成为了整个知识创新生产和知识应用转化的重要环节之一，他们有条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作得游刃有余。以理论素养指导现实实践，以现实实践检验并创新理论是他们的特色所在。
无疑，简单化地将智库视作现实政府和现实社会的御用部门、应招实体和捉刀机构，肯定是对它的极大误解。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必定与那些在身份和职责方面缺乏相对独立性的政府内设研究部门有着本质的区别。智库的专家学者大多来自高等院校，他们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大学在知识生产方面所具备的“思想之独立,精神之自由”的人文传统，另一方面又在智库运作中养成了“格物致知”、“学以致用”的实践品格。人们明显可以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凡是能够在问题研判方面拿出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的，通常不是那些始终看出资者眼色、仰主管者鼻息的研究机构及其学者，而是那些坚守科学精神、学术规范和人格尊严的智库及其学者。不过，在今天这个高度市场化、商品化了的时代，智库及其专家学者显然在生存和发展方面面临着无法回避的两难：一是为了保持自身品质的纯洁性和科学性，他们需要在最大程度上排除利益相关者的干扰，尽量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发表实事求是的见解；二是为了给自己赢得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他们又不得不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感受和反应，以便尽力不让出资者、委托者心生反感和抱怨。好在一些明智的智库及其学者，一般不会饱受两难的拖累。他们研判问题大多是既破又立，而且更懂得以“补台性”、“建设性”的方式提出中肯的见解。
四、当今智库实践关注自组织性和开放性
知识经济时代一个显见的发展趋势是：智库及智库型专家学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能激发起政府及社会对问题的研判和破解需求。在各类信息不断爆炸的情形下，何为有价信息和真实信息、何为垃圾信息和虚假信息，需要智库及智库型专家学者之类的机构和人士进行必要的甄别筛选。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任何智库都不可能是万能的，也不可能在问题研判和对策建议方面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智库的专长肯定不在于基础理论研究和纯粹理论思辩，而在于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依托、以决策咨询研究为突破。智库不可能完全履行大学的职能，也无法代行政府的现实操作和社会的具体运作。理想的智库应当在现实实践方面具有这样的特点，即自组织性和开放性。这个自组织性是指：它始终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它只对真理负责，在人类、国家、地区面前，一当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最低利益与最高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它更倾向于首先维护整体利益和最高利益。一切不利于智库的自组织运作机制正常运转的因素，都很难跨越问题研判的科学性这道门槛。智库的开放性是指：它绝对不是一个自足自满的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始终与外界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交流、能量交换的新陈代谢系统。智库的专业素养、创新精神，有潜力确保它不断在人们的现实操作和问题应对方面作到先知先觉、试错纠错。
从这种定位要求来看，我国的智库建设实践还有漫长的路程需要去走。首先，立场归属、研判的科学性、决策咨询的行之有效性、自身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和开放性是品牌智库建设的前提。其次，品牌智库的反既得利益限制、经费来源渠道多样化、运作机制灵活化、运作平台丰富化等特点，也直接决定着其生命力。鉴此，任何一个具体的智库，为自己确定切实可行的立场归属、发展目标、成长路径等就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