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西凤美酒千里香歌词:杨小凯妻子吴小娟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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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妻子吴小娟的回忆
小凯走了！
夜阑人静时，与小凯在一起的日子如涓涓流水淌过心田，勾起我对往事的不尽回忆……
1979 - 1983我们在中国
1979上半年在湖南省邵阳新华印刷二厂，我第一次见到小凯。那时我们在同一个车间工作，我排字，他校对。一天上班的时候，小凯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我的工作有很多错误。他问我一天到晚，想什么东西，质量这么不好。我看着他一副认真的模样，满脸红红的，感到挺好笑又生气。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笑了笑，但心里很佩服他做事的负责任。
我每天下班后，练两小时小提琴，然后读小说，过的满自在的。那时我与同事周列娜同住一间宿舍，她下班后没什么事做，觉得无聊。有一天，我问她中学时代有什么爱好。她告诉我喜欢英语。我说，那我可以给你找一个英语老师。听说小凯的英语很好，可以请他教。周列娜说，她一个人不敢去找他。我答应先陪她几次，她再自己去。下班后，我们去小凯的宿舍学英文，我那时还没想学。小凯劝我学，我说我不喜欢英语，我喜欢读小说。陪了几次周列娜后，我就不再去了。
以后，我和小凯常常交换小说，关系慢慢密切起来。我发现小凯非常爱读书，而且读了很多。他将他写的一篇小说《她》给我看。我不太明白他的含意，但开始敬佩他。我想他高中少读一年，没有毕业，可他自己学了不少东西。我也没有读完高中，可我自己无法像他一样。往后听到很多关于他坐牢的故事，更是敬佩他。
我们很快明确了关系，小凯将他和他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我，我也将我和我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他。他说周列娜已将我们家的一些事告诉过他了。小凯说他感觉我们同命相连。
很快，小凯将我带到他家见他爸爸。我到他家后，吓倒了，发现他们家原来是高干。他爸爸当天单独与我谈话，问了许多关于小凯的问题。我不知自己回答了什么。好不容易见到小凯，小凯就问他爸爸和我说了些什么。这次与他家见面心理压力很大，他爸爸的秘书又去我们家调查，发现我妈妈有精神病。他爸爸担忧我妈妈的精神病会遗传到下一代。
得知我和小凯的关系后，我妈妈去小凯工作的地方，将他大骂了一通。妈妈伤心的和我说，她好不容易离了一个劳改犯(我爸爸是地主的儿子)，我又和一个劳改犯要好。我认为，小凯是一个很好的人，政府一定是搞错案子了。我又不想当什么干部，劳改犯也不影响我当一个工人。
不久，小凯被借调去北京工作，很多人说小凯会将我抛弃，要我作好思想准备。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很快小凯写信给我，告诉我北京的情况。我从小就没有觉得自己漂亮，认为自己长得非常一般。可是自认识小凯后，他却把我当作他心中的”西施”打扮。小凯每一次从北京回湖南，都帮我买很多北京最时髦的衣服。那时，我自己从来不给自己买衣服，也不知道穿什么号码的衣服。可是小凯买的所有的衣服我都能穿，而且是我最喜欢的。
小凯从北京来信劝我去寻找我从未见过面的亲生父亲，我那时候才20岁。小凯告诉我很多牢里朋友因为是国民党的后代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他认为我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不久，我去长沙寻找我的亲生父亲。见面后，父亲非常激动，悲喜交加。我长得十分像我的父亲，可能是从小不在一起的缘故，我对他却没有太多感情。但从那以后，我们倒是常常探访父亲。他告诉我很多我们家族的故事。他说爷爷奶奶一家还在香港，叔叔在台湾的嘉义。1990年，小凯去香港探访了爷爷；1996年，我们一家去台湾的嘉义探访了叔叔。
1980年，我自己积攒了一些钱，去北京探访小凯。这一次，我们像度蜜月一样幸福，在北京的公园里尽情地游览，花前月下倾诉心声，还去了很多博物馆，看了很多艺术品，照了很多像片。但是，在我回湖南的旅途中，大病了一场，只得在河南的一个火车站下车，去急诊医院。医院与小凯联系，叫他马上来领人。小凯不顾当时很快要考研究生，马上到了医院。过了一夜，我的病有好转。第二天他带我回长沙，又马上赶回北京考试。这一次后，我非常感动，认为小凯是一个非常重感情值得终身依靠的人。
小凯很快考进社科院计量经济所，并发表了很多文章。他告诉我他工作量很大，可他每周还给我写一到两次信，为我录下许多录音带，可惜搬家几次，这些录音带也遗失掉了。后来有好朋友告诉我说，有人为小凯介绍北京的女孩子，这样可以让小凯留在北京，都被他婉拒了。
1980年下半年，小凯写信给我和他的爸爸说，我们决定明年春节(1981年)结婚。我一个人在邵阳办了我们的结婚登记，领了结婚证，准备了日常用的一些必须用品带到长沙。一天早上五点钟，我带着笨重的行李，步行从火车站走到小凯爸爸家的后门，拼命叫小凯开门。小凯好像从梦里听到我的叫声，惊喜地起来给我开门。这件事成为小凯美好的记忆，当他每次想到这件事时，都觉得心里甜蜜蜜的。我们的结婚，小凯爸爸不想声张，我们一起买了一些必须的家俱，就住在小凯爸爸家结婚了。尽管只有几个好朋友为我们庆祝，可是我们俩彼此都感到非常幸福。
结婚后，小凯赶回北京，我回到邵阳。不到一年，为了夫妻能够在一起生活，小凯于1982年放弃北京的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和我一起调到武汉大学管理系。小凯当讲师，我在系里的资料室。那时小凯所教的课程没有教材，他就自编了两本教科书。除了教课以外，小凯还每天在家写书和文章，工作非常努力。
1982年中，我怀孕了，小凯怕武汉太炎热，将我送到北京姑妈家。之后又到渖阳的叔叔家避暑，这是第一次见姑妈和叔叔一家。大家很喜爱小凯和我，我们在东北住了两个月，小凯在渖阳给基层的管理干部讲课，我们还见到了辽宁省委书记。离开渖阳后，我们经过大连，在那里看到很多日本人建造的日式房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我们乘船到上海，探访在上海的武汉大学的老朋友陈志龙。住在他家时，有天半夜，小凯突然大叫，把我们都惊吓起来。我赶忙到他的床前去看，才知道他又作了坐牢的恶梦，全身冒冷汗。在我们以后二十多年的生活中，这种牢里的恶梦伴随着他的一生。
1983年，我怀孕七个月后，小凯将我从武汉送到长沙他爸爸家，准备将这个孩子生在他的家里，小凯告诉我，这是杨家的传统。
由于小凯写了两本教材，在武汉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
小凯离开中国不久，想尽办法要将我们母女两人接到美国来陪读。他每星期给我写两封信，劝我们到美国与他相聚。他非常思念女儿小溪，盼望我们到美国，一起共同生活。一年后，我和小溪也来到普林斯顿大学，陪小凯读书。
到美国后，我发现小凯读书很不容易，小凯很快面临博士资格考试。我记得
1985年中，通过资格考试后，小凯便开始写《牛鬼蛇神录》，白天到学校做论文，晚上在家写《牛鬼蛇神录》。他发现在普林斯顿的图书馆内有他在文革时写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他非常激动能够在国外看到自己的文章。这激励了他把牢里的事情写出来。所以《牛鬼蛇神录》是他在国外的第一本中文书。大概是1986年下半年，中文版写出来后，他很快找到Susan Mcfaddc合作翻译成英文。由于Susan McFadden非常忙碌，英文版的书等我们到澳洲之后才出版。
小凯在1986年认识了索罗斯基金会，他们派小凯第一次回中国与体改所谈有关中国改革的问题，希望他作为基金会的代表。由于小凯的学业很忙，从中国回来后便谢绝了，全力以赴地做他的论文。做论文的过程中，除了吃饭、睡觉，白天黑夜都在学校里。1987年初，我怀了第二个孩子，当时我正在附近的大学全日读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每周做25小时工，维持家庭经济的需要。刚怀老二时，反应很大，病得厉害，日夜想睡觉，老大在幼稚园。小凯根本顾不上我，一心一意做他的博士论文。
1987年中，普林斯顿的奖学金已经用完了，得另找出路。小凯在耶
小凯主要任务还是修改论文，每周开车从耶鲁到普林斯顿交给教授改好的部分。那时我一直担心他开车的安全。
当时在耶鲁没有朋友。我们又都不懂医疗保险制度，我怀孕七八个月了，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胎儿到了八个月时，在耶鲁的医学院碰到一个湖南老乡，她正在学做超声波，帮我们免费做了检查。一切都正常，而且是个儿子。小凯十分开心，我们马上写信告诉小凯的爸爸。爸爸更是高兴，这时我才理解到杨家一直在盼望小凯有个儿子。很快健思就出生了，医药费花了$5000，当时我们的存款都没有这么多，一半由保险公司付了，另一半由我们自己付了$500以后，其他部分因低收入减免了。孩子用的所有东西，全是邻居给我们的。我生完孩子后，小凯接我回家。第二天，他就又上班了。
小溪、健思和我每天在家。日子过得很辛苦，也很少有朋友探访我们，但我们一家非常幸福。耶诞节时，普林斯顿的老朋友宦国仓来耶鲁与我们一同过节，我们非常高兴。
1988年一月份，小凯为了找工作。去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希望在会上能找到一些面试机会。会后不久，半夜三更他突然从飞机场打电话回来说，已经没有计程车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冰天雪地里将小凯从机场接回家。漫天大雪，小孩在车里因为冻坏了而大哭。现在忆起来，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开车去，又怎么开车回来的。这次会议对小凯找工作帮助不大，全家便帮他贴邮票申请在美国的工作。好不容易在纽约大学拿到一份教职，却因没有绿卡无法成行。很多朋友劝他申请政治避难，他不愿意，因为他想回去见他的老爸爸，所以便没有去纽约工作。
这时，小凯开始申请其他国家的工作，包括澳大利亚，拿到阿德莱德的一份研究工作。可能是过度劳累，小凯大病了一场，高烧到41－42度，两天不退。我打电话叫救护车，让他去看急诊，他不去。我只好到附近中国来的学医的学生那里，请他们到家里来给小凯看病，并给我们一些抗生素。看后，说是有发炎，但吃药后烧也不退，我只好自己带他去耶鲁医院住急诊室。一天一夜，我带着孩子一起守着。医生也找不到原因。烧没退，我们只好回家。第二天烧才稍微退了。这时，
1988年6月，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到佛罗里达的狄斯奈乐园痛快地玩了一场。于大海将我们全家送到机场，我们去夏威夷，玩了几天。
第二天小凯就开始上班了。他当时的工作是一年的教职，现在想起来那是很担心，一年完了，我们该怎么办？很快，小凯的研究就上了轨道，在美国投出去的文章也开始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小凯的教职变成了永久教职，很快就升了高级讲师。
1989年，那段时间，小凯昼夜难眠，为中国改革的前途十分忧虑。就在那前一个晚上，小凯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心里十分难过，忍不住把电视打开，看到的是……小凯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我认识小凯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小凯决志要为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属捐款。
我们在北但丁诺（Dandenong North）买了第一个房子，小凯非常高兴。他白天到学校上班，晚上在家里写他的第一本英文经济学书《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见另页）。每写完一部分，他便自费请Jeff Borland修改英文，大概花了苦苦两年时间才完成初稿。所有的手稿，我们一直珍藏着。
1990年，张五常请小凯到香港大学教书三个月。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期货全部输光，打电话回来说怎么办。我掉着泪跟他说，回家吧。那时我一边带着两个孩子，一边在墨尔本的日本餐馆打工还贷款。当时贷款利息是17%，听了小凯输钱的消息非常伤心，却也没有办法。等他从香港回家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到机场接他，全家高高兴兴，跟他说只要人回来了，就好了。
1993年，我们全家都拿到澳洲的护照，小凯带着我们一家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我们便籍助这个机会，十年里全家第一次回到中国，看望小凯的父亲。爷爷第一次看到孙子，高兴得都合不上嘴。我们在香港只呆了半年，很快又回到墨尔本。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了股票，因公司倒闭全部亏光。从那以后，我们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不能去香港，因为香港的钱留不下来；第二以后必
1994年初，我们又去了美国中部，小凯到那里任教。他每月都到美国各地大学演讲，到每个地方宣扬他的经济学思想。这时我又怀了老三。小凯去演讲，孩子们去上学，我在家昏睡。当时我们很矛盾，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小凯说，你做决定，我都支持。最后，我们的决定还是生下孩子。半年后，我们从美国回到墨尔本。
1995年2月，小凯回来，在Burwood买了一块地，准备建房子。由于经济上的压力，泽华刚满四个月，我就在一家公司找到工作，泽华送到鹤□妈妈的家里。那时，送孩子来回每天需3－4个小时，白天又要上8个小时的班，晚上还要准备晚饭，生活实在是很辛苦。1995年10月，小凯的爸爸和哥哥来澳大利亚，住上我们的新房，共用天伦之乐。耶诞节时，他的妹妹带着一家从加拿大来探望父亲，这是我们一家相聚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小凯和他父亲最为高兴的时候。
1997年底，小凯决定去哈佛两年，顺便去德国波恩大学。由于我不愿放弃我的工作，所以我决定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墨尔本。1998年7月小凯回来将全家接到哈佛，我也把工作辞了。
到哈佛后，小凯拼命写他的经济学着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Economics: 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是他第二本英文著作。很快又写了《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vision of Labor）。两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两部著作。
1999年夏天，全家从美国去欧洲。小凯带着一家人住在荷兰Tilburg的一个郊外，租了一辆小汽车，在欧洲国家玩了一大圈子。我们去了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玩了一个月。
每当小凯带我们外出，他总是非常高兴，特别是看到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他比任何人还高兴。由于小孩要上学，我带孩子回墨尔本，小凯仍旧留在哈佛，完成他最后半年的研究。
就在我刚回到墨尔本不久，从中国得到消息，我妈妈过世了。我每天在家哭泣，可是又没法回去，准备年底先到北大与小凯会合，再回家处理妈妈的后事。正在伤心时，11月，发现我们的女儿小溪有脑瘤，当时小凯正在从美国到北大教书的路上。我们安排了小溪做手术的时间，小凯
小溪手术过程中，我在医院陪她，小凯在家照顾两个男孩。为了小溪，小凯到处寻找牧师为小溪祈祷。小溪出院不久，便碰到远志明来澳洲传教。通过朋友将远志明请到我们家里，替小溪祷告。当时祷告的非常好，远志明跟我们说，三个月后小溪的脑瘤就会完全没有了。我们简直都不敢相信，因为医生说手术的时候留了靠近脑细胞的瘤子的一部分，要做放疗才能去掉。三个月以后，医院已经给小溪安排了放疗的医生，小溪做了核磁共振，发现脑瘤已经不在那里了，所以不用再做放疗，我们这才相信神已经把她的瘤子拿走了。我们全家非常感谢上帝。尽管小溪没有做放疗，手术后，小溪不能走路。我们每天在医院里训练她走路，再接她到学校上学，准备上大学的考试。这样持续了六个月。
小凯生病了
2000年4月，我带着两个小孩回中国处理我妈妈的后事。刚埋了妈妈的骨灰，我爸爸又得了肺癌。由于这些压力，我在中国发高烧，大病了一场。
处理完我家的事后，我住在小凯父亲家。他说听很多人说小凯很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我当时对他说，诺贝尔奖现在不重要，小凯的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我说小凯已有五十岁了，不必再辛苦了。他爸爸听了以后，认为有道理。有一天，小凯打电话给爸爸。爸爸对小凯说，不要太辛苦了，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后来小凯说，爸爸讲这话的语气和以前不太一样。
听了爸爸讲这种话后，小凯心里满高兴的。自此以后，我才知道小凯对他父亲的每一句话都是很认真听的，他真是个孝子。
2000年11月，我和泽华陪小凯又去北大、复旦等大学讲课，也去了香港。那时，我发现小凯的身体不太好了，一讲话就咳嗽。什么样的药物都无法停止咳嗽。回来做X光检查，发现右肺的上角有影子，以为是以前肺结核钙化留下来的，忽略了。
2001年上半年，小凯又去台湾，深圳、湖南、南京、上海等地讲课。再加上料理我父亲的后事，他回家后，身体更不好了。可是，接着莫纳什大学开网路经济研讨会，所有重担都在他一人身上，料理所有的事情。当时他的身体明显已经不行了。七月，会议好不容易完成了，可他几乎讲不出话了。那时以为是没有锻炼，他每天跟张永生打网球，回来便大睡。我跟永生打了电话，说不要再打网球了。
8月底，小凯抽时间去看医生。做完X光后，医生马上打电话要做CT。做完检查，医生立即安排他住院，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情况不好。
小凯决定信主了。他向上帝忏悔，也跟我忏悔，希望神饶恕他。他开始每天读圣经。2002年2月我们两个同时受洗。在小凯三年重病的过程中，神一直都派送基督徒为小凯祷告，讲圣经，小凯在2002年做了第一次见证，很多人大概都读过了。2003年他又做了第二次见证。
2002年6月，小凯去美国开会，然后又去中国。我和泽华也一起去看小凯的父亲，后来又去了杭州、上海。小凯在上海治病，当时效果显着。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次我将小溪和键思都带去湖南，看望小凯的父亲，这也是我们一家人最后一次看到小凯的父亲。
2002年9月，小凯的父亲病重，小凯一人回湖南看父亲，带着希望能让他信主，将来可以在天堂再相会。可是父亲却不信。2002年10月，小凯再次回湖南，办理爸爸的后事。爸爸离开人间时，不知道小凯的病，要不然，他老人家一定会伤心的。小凯生病的三年中，两个妹妹杨晖、小成和许多好朋友都花了不少心血，各方面关爱有加，到处寻找药物和最新的医治办法。盼望小凯的病会有好转。2003年10月，小凯又去湖大讲课，然后去台北。这时候，小凯的病状有些恶化，我们在台北看医生，发现癌症已转移到背脊椎骨。我们马上赶回家安排放疗，可是放疗却将小凯的抵抗力降低。今年一月份，他开始发低烧不退。医生认为他可能只能活一到两个月。可是小凯又熬了半年，这半年是小凯一生中最痛苦的半年。
小凯在信主的三年中，他的生命真正在改变。小凯信主以后，对信仰益加虔诚，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难，在自己无法作出决定或判断的时候，总会认真地祈祷，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他对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像父亲对儿子一样，他常常在家亲自将学生论文全部算一遍，告诉学生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他常常带学生去海边谈话，告诉他们要读什么书，朝什么方向做论文。他为了学生，有时跟系里管事的人吵架，为学生争取权利。举例来说，去年他带了庞春，花了一年时间，甚至亲自去他的宿舍，接他到海边去谈他论文的模型。在这一年中，庞春模型做的非常漂亮，进步很快，小凯替他非常高兴。
今年年初，在小凯病得很严重时，我问小凯，庞春的论文做得怎么样？小凯说，他的论文基本上做完了。今年4月我们从美国回来，小凯马上进了医院，等他出院后，庞春拿他最后一稿给小凯看，小凯带着重病将他的稿子全部改完，在上边写了副导师史鹤□的名字，希望鹤□指导庞春将论文顺利完成。在小凯临走的最后两天，当时小凯已经不能看见任何东西了，当庞春说：老师我来了，小凯将他的手伸出来，与庞春握手。庞春哭着跟小凯说，老师你不能走，你要帮我把论文做完。小凯却摇着头，表示他得走了。第三天的早上他就走了。
小凯去天堂了！
小凯重病时很多学生和朋友都在陪伴小凯，还有侄儿元元，他们帮助我日夜照顾小凯。同时教会的朋友为小凯祈祷唱圣歌，让小凯有一颗平静的心去见他的天父。Eddy学校的祷告会为我们一家做了三周的饭菜，送到家中，还有我的God Monther-Alieen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全家非常感激。最后几天，我们按照小凯的意愿，把小凯留在家里而不是医院，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小凯离开我们一个多月了。对我们全家来说，这段日子就像漫长的十年。家里的每个角落，都留下小凯的影子，无时不在我面前出现。最难过的是在傍晚，我就像丢了魂一样，无法安定，到处在寻找小凯，希望能够再看他一眼。小凯不在，我们不知该怎么办。这种痛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小凯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可是上帝将他带到了天国，而我却还留在这世界。这好像将我的生命切成两半，叫我的整个生命都在痛苦之中，无法生活下去。我每日在上帝的面前哭泣，带着眼泪祈求上帝给我平安，叫我不思念小凯。平时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从来不想死的事情，可是小凯走了以后，死对我来说不是一件惧怕的事了，而是我所盼望的事情。
感谢上帝，小凯给我留下了三个可爱的孩子。每当我看到我们的女儿小溪，就看到小凯的形象，看到她继承小凯感人的演讲能力，写作的天分，生活的自信和聪明才智，还有巨大的同情心。当我看到大儿子泽思眼睛的时候，就想到小凯的执着，诚实，对家庭的巨大的责任感。当我亲我可爱的小儿子泽华时，他的活泼、聪明、伶俐就让我想起小凯。这时，我知道，小凯并没有离开我。他的生命在我们三个孩子的身上。为了小凯和我的孩子们，我应当坚强地生活下去，把他们抚养成人，到那时我再到天堂与他相见，就如他临走时我对他说的那样。
小凯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经济、宪政和文学思想由他所喜爱的学生们继承发扬光大，他曾经对我说，他的学生就像美丽的桃李花会开遍天下！
足印
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与天父一起行走在沙滩上。天空上突然闪出了有关他一生的片断，在每一个片断中，他均注意到沙滩上留下两组的足印。一组是他自己的，另一组是天父的。当最后的一个片段闪出的时候，他发现，每当他处于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沙上足迹总是只有一对。他困惑地向神问道:“父啊！你说只要我决心跟随，你便会永远与我在一起.但为何每当我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沙滩上就只留一对足印?我很不明白。为何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便会离开我！”“儿啊！”神回答说.“我珍贵的儿子啊！我爱你，我亦永远不会离开你。在你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沙上之所以只留下一对足印，因为在那时候，我正拥抱着你。”
这个故事，小凯病重时我每天读给他听。现在每当重温这段话，我便从中得到无比的安慰。
小凯走了，他的心与灵会永远和我在一起……
(完)
杨小凯绝对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在海内外华人经济学家中，杨小凯是惟一坐过十年牢的人，是惟一没有上过大学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是惟一创立了国际性学派的人，恐怕也是惟一信奉基督教的人……
杨小凯现为澳大利亚莫纳什（Ｍｏｎａｓｈ）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衡量一个经济学家学术成果的最重要标准就是论文，杨小凯在《美国经济评论》（ＡＥＲ）、《政治经济学杂志》（ＪＰＥ）等国际顶尖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其斐然成就由此可见一斑。
神奇的经历
杨小凯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学名杨曦光，乳名小凯。1968年，“文革”刚开始不久，年轻的他写下了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这篇闪烁着睿智之光的文章像投枪一样，刺痛了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们，他们亲自下令将杨小凯投进监狱。从1968到1978年，年仅20岁的杨小凯在黑暗的牢狱中被关了整整十年！面对绝境，杨小凯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放弃思考和学习的努力。在艰苦的劳改之余，他拜当时也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学习数学、英语、材料力学和机械学。杨小凯以其天才般的聪慧，反复研读《资本论》，发现了劳动价值论的三大缺陷，甚至自己用拉格朗日方法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这些在绝境中的体悟，日后竟成为他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灵光。
直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过问，出狱五年后他的沉冤才得以洗雪。恢复高考后，杨小凯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数学课，于1980年直接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1982年，研究生刚毕业的他到武汉大学给研究生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在著名经济学
杨小凯是不幸的，一个才华卓绝的人竟遭遇天妒英才的命运；然而杨小凯又是幸运的，至少他没有像张志新、遇罗克等同时代的英雄们那般英年早逝，并且多次与名人因缘际会。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Ｇ. Ｃｈｏｗ）特别赏识杨小凯在计量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方面的天赋，推荐他于1983年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在这所容纳了诺奖得主纳什（Ｎａｓｈ）的世界名校，杨小凯有幸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高手迪克西特、格罗斯曼，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要知道，在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师要评讲师必须在国际排名前50位的经济学杂志上至少发表2篇论文，高级讲师要5名，而副教授要10篇，教授则必须在本研究领域内排名世界前5。
慈祥的导师
在很多人看来，像杨小凯那样少年时便锋芒毕露，动辄对主流理论“大开杀戒”的名人，必定高傲冷峻、高不可攀。实际上，杨小凯待人和蔼可亲，对后学更是谆谆教导、勉力提携。2000年我还在人大读本科，适逢杨小凯到人大演讲，在热烈的演讲延长了一个小时后。我按照他提供的邮件发给他一篇冗长的论文，请他指点一下。本来没有想过他这样的名人会给我回复，但是一周后居然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他指出了我论文的几个模型有一些问题，还将有关的几篇文章的电子版发给我。杨小凯还经常教导年轻人要“ｈｕｍｂｌｅ”（谦虚），要多读国际文献，要有“良心”。在最近的一篇给某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回应文章中，杨小凯尖锐地指出：“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很多人所共知的不公平现象，在经济学文献中找不到系统的记录，却被一个记者所揭露，这是中国经济学的悲哀。杨小凯拳拳赤子之心，昭然可见！
虔诚的教徒
正当杨小凯处于事业的巅峰时，不幸再一次降临。由于早年炼狱对他身体的摧残，再加上他废寝忘食的研究工作，2001年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天妒英才！面对绝境，杨小凯再一次显示出他不凡的品格。他开始笃信基督教，每日祷告，同时接受科学治疗。出人意料的是，像他这样理性的经济学家居然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身上的病瘤竟然消失了！ 2001年9月份时，他的整个右肺都僵硬了，讲话都很困难。而现在杨小凯不仅讲话正常，还开始游泳、打网球，甚至玩帆船！杨小凯有多重要？
杨小凯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华人经济学家。对杨小凯的评价，恐怕不能用他的研究是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这类标准，因为他的分析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继承性（与批判性并不相悖）也是无可怀疑的。问题是杨小凯的工作有多重要？当然，我是拿他与其他世界上顶尖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相比。 杨小凯自己很看重自己的工作。记得约五六年前，他说他的理论框架可能在20年之内成为大学讲坛的主流。时间流逝，20年很快会过去，我们只能谨慎地等待结果。如果杨的预言成为现实，那可不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能够褒奖他的。经济学大约每隔几十年就会出现一个或几个大师级的人物
（如斯密和李嘉图、穆勒、杰文斯和马歇尔、凯恩斯和哈耶克、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如果在新的经济学创新周期中，杨小凯他们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能够被已经显得保守的经济学界广泛接受，那他将获得不可撼动的经济学乃至人类科学史上的大师地位。当然，他现在已经获得的声誉也足以使他列入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的队伍。
一个理论或一个理论框架究竟多么重要，评价起来远比理论的正确与否困难。张五常曾经对杨小凯表示过一种保守的评价，大概这种评价到了杨小凯的耳朵，杨小凯很快表示了一种谦虚的意见，还把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排在了新制度经济学之后。可是，在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这本新出版的中文教科书里，他又十分自信，预期他的框架会替代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尽管他再没有提供这种替代的时间表。
马歇尔这位大师也做了亚当·斯密理论的形式化的工作，杨小凯的工作与他的工作相类似。马歇尔把斯密工作中的一部分——价格理论形式化了，后人又做了大量补充。现在看来，这部分理论是较容易形式化的部分。斯密工作的另一部分——关于分工可以降低资源稀缺性并提高国家财富拥有水平的核心思想，在数学上一直没有被形式化，因为马歇尔的时代还缺乏成熟的数学知识，后人也没有再突破他的基本框架。杨小凯抓住了机遇，这个工作他做了。
杨小凯的工作是如何批判和继承前人的工作，这在他的新的中文著作中有十分清楚地介绍，我们在这里就不用重复了。我希望对本文有兴趣的读者至少要读一读他的几本著作的导论部分。
杨小凯的著作摆在我们面前，让人们容易拿他与马歇尔相比，这是激动人心的（我自己几年前就想到这种比较）。但仔细想想，有几个道理或事实，让我们不得不在这种比较中十分慎重。第一，马歇尔（实际上还有不幸早逝的杰文斯）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因为在他以前经济学家还不懂得形式化斯密理论的办法。由于他的工作，一个新的经济学时代到来了，数学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的知识积累变得十分迅速。杨小凯也是在马歇尔天才的普照之光下工作的。第二，经济学家在评价文献重要性的时候，常常容易用工作的难度来作为文献意义大小的标准之一，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杨小凯的工作可能还不足被人认为达到超群绝伦、令世人望尘莫及的高度。在萨缪尔森之后，经济学引入了大量数学知识来处理一些新发展的经济学思想（如信息理论、决策理论等），其难度也是很大的。这种引入不是简单的形式化，而是通过数学的引入使经济学思想更加丰富。我们很难判断杨小凯的工作难度比当代其他一些重要经济学家的工作难度更大。第三，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在逻辑上的自洽性达到了一种十分完美的程度（反过来说，缺陷也十分突出），使它变得十分容易传播，这是它占领大学讲坛的重要原因。也许杨小凯的新框架还需要在数学形式上有所创新，才能占领更多的大学讲坛。第四，按照杨小凯自己的说法，他的内生专业化的分析框架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一种形式化，尽管不可能是简单的形式化——这种形式化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斯密理论的理解。也就是说，杨小凯的工作是以形式化见长，而不是以新的思想见长。按照杨小凯自己的说法，“至今还没有证据表明，（斯密的分工理论）在他那个时代之后取得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但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学家的评价，历来是对思想的看重超过对工具的看重，否则，哈耶克和科斯这样的学者也不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好了，我想说，杨小凯是一位天才式的华人经济学家，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我们在掂量这位天才的时候，也不要拿错了天平。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认识，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最后，我还想通过比较，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杨小凯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华人世界的经济学讲坛上开讲他的著作是恰当的。美国的加尔布雷斯，我们是熟悉的，但我总在想，读像杨小凯这样的学者的一本书，胜过读加尔布雷斯一生的著作，个中原因，是我们很难把加尔布雷斯看作一位科学家（或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工作证明了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第一，杨小凯的工作对前人的工作有继承性。在科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杰出科学家是在完全与前人隔绝的状态下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斯密不是这样的，马歇尔不是这样的，凯恩斯不是这样的，爱因斯坦也不是这样的。但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学者则在创造自己的“体系”，最终，这样的体系不会被人类的知识积累所接纳。
当今中国，这种学者或者有这种勇气的学者实在是汗牛充栋。我们读杨小凯的书，发现他不仅继承斯密的分工理论，并把它形式化，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也不是简单否定。这样一种态度是科学家的普遍态度。第二，杨小凯对现实的批判建立在整个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在人文知识界，有大量像加尔布雷斯这样的人士，他们工作固然很有现实意义，但却没有重大的知识积累的意义，因为他们总是在“自言自语”；他们的理论很难被“证伪”。
杨小凯写下了大量批判现实、解释现实的文字，其深刻的洞察力让我们折服。我们不敢说他的所有论点都是准确的，但他无疑是在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在说话。在当今中国，我们需要学会像杨小凯那样思考和说话。
杨小凯的离去意味着平淡世界里一个罕见传奇的终结。
他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他研究科学晚年却信奉基督。
杨小凯带着坎坷的历史离开了人间，同时带走了他那可贵的批判精神——这一精神贯穿了他不长的一生——而这恰恰是留下的人们最为想念的财富。
这是一个悲伤的瞬间。
弥留之际，杨小凯托夫人传达对国内朋友的最后谢意。他说：“谢谢大家，我们会在天国相见。”这位被公认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少年无畏
17岁，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杨小凯本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两个名字代表了他两段不同的人生际遇。1978年以前，“杨曦光”这个名字饱含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和中国当代历史纠葛缠绕。
1948年，杨曦光出生于吉林省，之后一直在湖南长沙长大。他高干子弟的身份常常不为人知，在长沙一中那个高干子女云集的地方，杨曦光腼腆孤独，气质独特。他的父亲当时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
1966年“文革”爆发，杨父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使得整个家庭受尽磨难。
1966年底，杨曦光参与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平反的活动。时年17岁的中学生杨曦光在大肆捕人之际，面对街道上寒光闪闪的刺刀和冷枪，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他因此被投入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
两个月的羁押生活，加深了杨曦光对政治的体悟。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自看守所释放后，杨曦光写出了一批文章，其中以《中国向何处去？》最为轰动。这篇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
1968年，20岁的杨曦光前往湖南省湘乡县和宁乡县下乡调查农村社会情况。那次下乡的另一个原因是避难。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油印稿不慎外传，已有对他不利的消息传来。带着对社会的新印象回到长沙时，同学告诉他：康生等人在接见湖南各派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严厉批判了《中国向何处去？》，并宣布该文“实质是极右”，杨曦光是“反革命”。康生还说这种文章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写出来，也不是大学生能写出来的，后面定有黑手。
从那天起，杨曦光开始了一个月的逃亡生活。他白天在住所看书，夜里带着眼镜、口罩、帽子，在街上用手电照着看大字报。
很快，在武汉他就被人检举，由当时的长沙市公安局军管会派人押回湖南。在回长沙的路上，杨曦光看到四处贴着林彪的口号：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他被关押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因大门外的一口水塘而得名，是当时长沙最大的关押未定罪人犯的看守所之一。“从那天起，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近一年后，1969年11月，杨曦光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押往洞庭湖畔的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那是个阴冷的冬日，我抱着背包和行李踏出九号的牢门，就踩在那看似寒彻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进二十三号那厚厚的牢门，我仍感到南方那带有潮气的清冷。”
铁窗十年
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杨曦光在狱中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最初的时间里，他狂躁而痛苦，想到漫漫十年铁窗，他绝望至极。在判决下来的当天他甚至想到过越狱。
冷静最终克服了绝望，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一个从四号转到九号来的扒手告诉我，有位姓
杨曦光最终与这位
在监狱里，杨曦光还拜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
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
不过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也算英雄所见略同。“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会思考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我想的是：这个世界究竟会怎样发展？”
在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狱友曾爱斌一直帮他深藏在监狱的木工房里。
1976年，杨曦光的妹妹杨晖来建新农场看望哥哥。离开时，那位叫曾爱斌的狱友冒着冬天的寒风和被干部发现的危险在雪地里跑了四五里路，跑得全身透湿，在去岳阳的公路上追上了等车的杨晖，像传递圣经一样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给了她。
杨曦光出狱时曾爱斌还未满刑，他给杨做了个精致的木盒子作为纪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书，里面可以装笔记本。大盒子正面刻着英文单词：Forward（前进）。
锋芒再露
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对于孤独，杨小凯处之泰然。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走出劳改农场的路上，杨曦光心情复杂：“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因为我的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教授安排的。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其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1年的冬天，正在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徐滇庆在国家计委信息中心认识了杨小凯。“每到半夜时分，当我离开机房的时候总看见还有一个人在那里忙碌，他就是杨小凯。当我得知他正在撰写‘经济控制论’，不由得大吃一惊。我是自控专业出身，尚且没有勇气来写经济控制论，而小凯连大学都没有上过。”
徐滇庆说，在他所见者中，杨小凯几乎是智商最高的一个。而且，十年的苦难没有让杨小凯变得偏执和自闭。他穿着朴素，总是一副谦和的笑脸。
杨小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
“小凯被单位安排在二环路的一栋宿舍中，房子很小，堆满了数量所的杂物，栖身之处就是一个角落，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徐滇庆回忆。可杨小凯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的专著，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
那一年，徐滇庆留在华中工学院任教。同在武昌，他曾多次骑车去武汉大学看望杨小凯。那时，杨小凯已经结婚，妻子小娟是一位善良的普通工人，两人感情深厚。杨小凯的宿舍被校方安排在水房隔壁的小屋里，又脏又湿。双人床是用木板拼凑的，惟一的家当就是两个粉色皮箱——那是结婚时别人送的。
徐滇庆几乎一直为自己老友的前半生感到委屈，“我们这些研究生被第一批授予硕士，第一批提拔讲师，第一批涨工资。可是这些第一批中都没有小凯。他的才华远远超越了我们，我很为他抱不平。可是杨小凯只是淡淡一笑。”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
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学者生涯
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
在故土一直无法过上合时宜生活的杨小凯，在随后的岁月中，在远离家园的地方，命运给了他20年的顺境补偿。
在普林斯顿这所世界名校，杨小凯如鱼得水。他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Dixit）、格罗斯曼（Grossmm），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跃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
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有人分析，杨小凯思想伟大之处还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理论的真实背景。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的有些观点会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他的老友，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说。
当中国国内对“后发优势”津津乐道之时，杨小凯却浇下冷水。他一语惊人地提出“后发劣势”的假说。说：“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后发劣势。你光模仿技术，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制度就是高速公路。”
他说：“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
在杨小凯去世后，一位学术上的死对头放下多年的骄傲对他作了一番真诚的评价：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平静离去
他的基督教信仰依然和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杨小凯因此开始笃信基督，每日祷告。
在一些场合，他平静讲述了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心路历程。杨小凯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那时候，有个狱友是个被判了十年刑的基督教徒，“他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在被判刑之前还为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
而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依然与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2002年12月，杨小凯的身体出现奇迹。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
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但我的这一段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杨小凯这样解释信仰的灵性。
在努力抗争了几个月后，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
杨小凯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2002年春节，杨小凯自澳洲向国内朋友发来新年寄语。他用英语写道：愿上帝保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