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十年：

　　开放没有回头路

　　中国迎来了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十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和世界，都受惠于此。正是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规模化的加工模式优势才显现出来，并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的最大基地。10年之后，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最基础的方式。

　　这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11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010年近40万亿元人民币，世界排名由第6位跃升到了第2位。中国年均进口7500亿美元的商品，相当于为贸易伙伴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也为国外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实惠，美国消费者过去10年节省开支6000多亿美元，欧盟每个家庭每年可节省开支300欧元。

　　这10年也是中国遵守规则的十年。中国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9.8%，清理了一大批法律法规，这不但为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利益，也为中国在世界规则内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对一个国际贸易律师、IT行业、汽车制造业的调查表明，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一个封闭的国家既不可能有发展，更不可能有安全，只有真正打开国门，将自己自觉纳入国际游戏规则圈，才能真正带来发展和安全。正是基于此，面对未来，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一名律师眼中的WTO生活

　　借助WTO贸易律师的眼睛，我们或许可以判断，十年后的中国，与WTO的距离是更近还是更远，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会否有所改变

　　本刊记者/崔晓火

　　作为一位业内知名的WTO法律“头脑”，北京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彭俊的工作和生活，可以用“忙碌不堪”来形容。但在忙碌之中，却自有章法。

　　在过去的十一年里，彭俊每周都要耗费数十个小时，浸泡在以逻辑严谨著称的WTO法律条款中。这位熟练运用中英文的法律人，渐渐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习惯。

　　在与客户交谈和为下属分任务时，尽管彭俊的口吻和风细雨，但几乎每组句子之间都找得到法理学三段论结构。

　　对于这位1999年入行，2008年便担任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的律师，其从业的十一年也恰逢中国律师行业的“黄金十年”。按彭俊的话说，十年来，无论企业还是政府，凡属WTO事务中的方方面面，都更加重视WTO的非歧视和透明度的原则，也更加重视法律规则和律师行业。当初因为个人情感而选择研修国际贸易法的彭俊，现在也更加坚信自己做对了选择。

　　在规则应用中提高国际声誉

　　入世后，中国律师受到了政府的保护。根据中国加入WTO之前签订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国外律师不能在中国提供中国法律咨询服务。

　　然而在彭俊眼中，政府保护并不是让国内的律师行业在入世之后进入黄金发展期的原因。在他看来，国内律师在与国际接轨过程中，自身法律素养得到不断提高，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也正因为服务了十年WTO规则，中国的律师也渐渐取得了国际声誉。

　　这种能力的全面提高，基于一件接一件的个案训练。

　　1999年，他第一次接触了反倾销的调查。

　　当年，美国商务部首次针对中国企业出口的浓缩苹果汁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很快对中国企业的果汁出口设置关税限制。十余家选择应诉的中国果汁企业通过彭俊等律师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上诉，在美国进行行政复审，终于在四年后争取到“零税率”的结果。而去年，美国商务部宣布终止了这一针对中国果汁出口的反倾销税令，该案也成为中国企业应诉美国反倾销调查史上的一桩大事。

　　2004年，彭俊开始和中国商务部一起工作，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作为WTO争端解决的第三方代表，参加了包括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牛肉大米案在内的多起贸易争端，并在中国不作为当事方的第三方案件处理中，发表独立意见。这段时间，是业内人士眼中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小学期”。

　　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和总结WTO案例裁决报告是规模浩大的工程。单是2007年至2009年之间的中美出版物市场准入争端案，WTO仲裁委员会专家组报告就长达485页，并充满了世贸规则的严谨逻辑。

　　“WTO法律体系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理能力。成员间出现了矛盾，不是单方面报复，而是投到这个机制和法律程序的框架中，最终的裁决也让贸易大国都乖乖遵守。对于国内学习法律的人士来说，这都是很好的启示”，彭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入世“过渡期”在2006年结束，涉及中国各类贸易调查也呈现上升趋势。

　　据商务部的统计，自入世至2010年年底，中国受到贸易救济调查共692起，涉及总额约400亿美元。其中，中国还不幸成为连续16年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并且连续5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摩擦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国内企业也遭受了高税率等败诉惩罚。

　　在WTO框架内，多年来涉及中国的诉讼共有22起。其中，彭俊参加了4起案件的辩护。这4起案子中，中国的政府和行业分别是两起应诉，两起起诉。

　　在彭俊看来，涉及中国的贸易争端数量，超过一半是涉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护措施在内的贸易救济争端。这也暗合了中国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现实。而入世后中国的被诉案中，还涉及出版物、电子支付、原材料和金融信息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争端。

　　“实际上，贸易救济只是WTO框架下很小的一部分”， 彭俊判断，“不过在未来几年，它还会是主要内容”。

　　中国与WTO，更近还是更远

　　在作为贸易和投资律师的十一年间，彭俊见证了中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演变。

　　和十年前相比，中国民间草根力量具备的开放态度，以及人们对于网络民意、消费投资的观念都在全面与国际接轨。彭俊就在一次接案子的过程中，从国内民营企业身上看到了对于WTO规则意识的希望。

　　2001年，在代表浙江一家球轴承企业应对美国反倾销调查时，彭俊帮助这家企业实现了行业中唯一获得零税率的结果。之后，这家企业由于要接受外资投资，受到了极为严格细致的调查，这一近乎严酷的过程，也让该企业的董事长大呼头痛。

　　不过，在接下来转而收购国内企业的过程中，这位董事长却聪明地把这种规则意识潜移默化地转向了国内，并善用规则为自己服务。“老外怎么折磨我的，我就怎么折磨它。”这位董事长打趣地说。

　　这名企业家对于规则意识的尊敬，在彭俊眼中，或许象征着中国社会对待WTO规则态度的普遍转型。

　　但与此同时，作为世贸成员的中国在包括金融、法律等服务领域开放仍然有限。其中，出口退税比重大，金融、工业国有企业享受的行政优势和成本补贴，在引发贸易争端的同时，也对国内民营资本筑起准入门槛。这一系列现实，都不利于中国2016年之前在世贸组织成员中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在具体的代理诉讼案件中，彭俊对上述壁垒感同身受。

　　彭俊觉得，尽管国人只是从媒体中浅显地了解WTO，但是加入世贸以来关税降低的消费观念的转变，参政意识的提高，以及民营经济谋求同等待遇的努力，才是WTO逐步带给中国社会的真正改变。

　　他认为，如果要看WTO的非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对中国有哪些影响，只要比较一下，经济生活中的各方力量是否被一视同仁地对待，政府的规则是否公开透明，就一目了然了。

　　“每个人比较了之后，便会有自己的答案”，彭俊说，“中国政府如能在WTO原则问题上有更多改进，肯定有益于中国在WTO中的地位”。

　　今年12月，彭俊还会为一个目前仍在进行中的贸易案赴日内瓦进行辩护。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繁忙的辩护日程中，还能否像从前一样，沿着在自己钟爱的日内瓦湖慢跑。

IT制造的下一个十年

　　IT制造的下一个十年

　　西方人发现，近200项IT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后，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而存在

　　本刊记者/周政华

　　一部iPhone4手机，便已道尽中国信息技术(IT)产品制造的全部秘密。

　　这款畅销全球的智能手机，由美国苹果公司在2010年6月正式推向市场，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Suppli的报告披露，当时制造这款手机的成本大概为187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用于采购三星、东芝和博通等公司生产的芯片，而付给位于中国深圳的富士康代工厂的组装费用，只有4美元。

　　就这样，物廉价美的中国制造，只占据了一部iPhone4手机大概2%的成本。

　　富士康代工厂所生产的iPhone4手机，大部分都是海外订单，因此，每一部出口手机，都被计入到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中，为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添砖加瓦，同时转换为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2010年，类似iPhone4手机这样的IT产品贡献了中国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中国当年的进出口总额又创造了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下称世贸组织)的第十个年头，中国的IT制造业已经收获了近200项IT产品产量的世界第一的桂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IT产品均产自中国。但世界工厂也有难言之隐：一如在iPhone4产业链中所扮演的角色，行业公认的状况是，中国仍处于世界IT产业链下游，主要利润仍集中在设计、研发等产业链上游的海外公司。

　　中国也正在释放产业升级的信号。西方人渐渐发现，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而存在。今年11月1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深圳正式启动编制“中国IT市场指数”，预计这一指数将成为全球IT产品价格的风向标，外界也将这一举措视为中国迈出了争夺国际IT产品定价权的第一步。以深圳为代表的国内IT制造基地，也在近期提出产业升级的目标。

　　这是中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IT制造业发展的下一个十年，是继续与越南、孟加拉等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相竞争还是突破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升级步入先进之列，这两种路径的抉择，不仅关系到中国IT业未来的繁荣，也将直接塑造出中国制造的未来面貌。

　　“受益最多的行业”

　　对这IT业的未来，更多人还是抱持乐观态度。

　　“要是放在十年前，谁也想不到中国的IT产业可以做到这样大的规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IT业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受益最多的行业。

　　张汉林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基于当下中国IT业，在全球市场所占据的庞大市场份额。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在张汉林看来，关键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发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短期内，中国仍将拥有这些优势。”

　　这也是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中国IT业的未来的基本预估。给予张汉林信心的主要来自中国IT制造的上一个黄金十年的崛起经验：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时，整个中国的IT业尚处于懵懂期。日后中国IT业的标杆企业联想集团，此时刚刚把集团业务一分为二，为赴香港上市做准备；而另一家领军企业华为集团，旗下的光纤系列产品，这一年刚刚坐稳亚太区市场第一的位置。

　　此前， 1999年，国内个人计算机年产量超过10万台的公司，仅联想、方正、长城三家，当年全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总值，尚且不足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一家公司年销售总额的70%。产业的配套能力也很差，个人计算机中的诸如主板、声卡等功能板卡均需从台湾地区、韩国等地进口组装。

　　关起门来独立自主自己干，还是融入全球IT制造链的一环，是当时中国IT业面临的两难选择。

　　按照世贸组织组织规则，成员国并不一定要加入《信息技术协议》。熟悉中国入世经历的张汉林回忆说，当时除了外经贸部支持外，其他部委以及企业界大都反对加入《信息技术协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的看法，在当时的反对入世派中颇具代表性。他在2003年2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的信中写道，“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几乎全部属于幼稚产业，其发展速度甚至能否生存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阻止外国产品进口的保护措施。”

　　最终，主张开放的声音占据了上风。2003年4月24日，中国被批准成为了世贸组织《信息技术协议》的第58个参加方，这意味着中国最迟到2005年1月1日，必须将协议内大约300多种电子信息产品关税降为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当时的决策层考虑到，由于世界上主要信息产品生产国均已加入该协议，若中国不成为该协议的参加方，恐被边缘化。

　　此时，国际IT业的上游分工已经大致确立：美国掌握IT业最尖端技术，如大规模集成电路(俗称芯片)设计等，并且在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等软件领域处于垄断地位；作为第二梯队的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这三地则掌握了芯片、个人计算机、笔记本的科技含量较高的IT制造技术，以及诸如存储器、主板、硬盘等一些重要零部件的研发设计能力。

　　日后，联想、华为、浪潮、海信等公司，其企业规模一再扩大则表明，中国的IT业并未被零关税击垮。

　　2004年，联想并购IBM的个人计算机业务，由此成为世界第三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商，尽管当时外界惊呼为“蛇吞象”，但在产业界看来并不意外。此时上一波美国新经济高潮，IBM、思科等IT巨人正把业务向软件开发、以及硬件核心技术研发上集中。

　　但仅仅有上游产业转移，还不足打下世界工厂的地基。地方政府对于外资的热情，也加速了IT产业向中国聚集。

　　2003年前后，外商投资企业仍能享受到比内资企业低10%的税收优惠，一些城市还对外资的立项“特事特办”。国内很多地方政府也纷纷把IT产业作为重点招商对象，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就在2001年提出，要把深圳打造成为大陆的IT业制造中心。

　　深圳是中国IT业十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八年后，2009年深圳市IT业产值占据了全国总额的六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由2000年前后的以纺织品和轻工产品为主，转为2010年的IT高科技产品占据出口总量三分之一。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加入世贸组织无疑扩大了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长，也显著提升了中国的产业层次。

　　随着IT产业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聚集，这两大区域也成为全球IT产品配套最为完备的地区之列，仅珠三角一地，就能配齐200多种IT产品所需的90%以上的零部件。IBM大中华区采购副总裁李祖藩曾表示，如果东莞通往深圳皇岗口岸的公路被切断，全球70%的计算机商将受影响。

　　大规模地引入IT制造业，也缓解了中国由来已久的就业压力。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年，正值通货紧缩的末期，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当时下岗的国企职工仍高达500万人，加上高校扩招的第一届学生即将毕业，以及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整个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供大于求的严峻形势。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国内IT的从业人员高达1152万人，总人数比2001年增长了三倍多，也就是说，每一百个就业者中，将近有两个人从事IT行业。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颋表示，受惠于低廉高效的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以及政策优惠，中国最终成为国际IT业制造业转移的承接地和聚集地，这一格局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

　　产业升级的拦路虎

　　IT的十年高速增长，在2011年撞到了拐点。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11月24日发布的报告称，“2011年下半年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受主权债务问题影响，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我对欧美国家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形势不容观。”其中，对法国的出口同比还出现下滑，而10月份的出口增速甚至低于经济总体增速。

　　IT出口急刹车，暴露出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所带来的风险。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便积极采取出口导向型战略，各种资源向出口部门倾斜，从内陆的县城，到沿海的大都市，利用外资的数量和项目规模，一度是上级考核地方政府领导人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

　　投资、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入世十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之前的不到40%增长到50%以上。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代表行业，IT业出口对于国际环境更为敏感，所受到的冲击也最为明显。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 2010年国内的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及中外合作企业占全国IT产品出口总额的八成以上，且四分之三以上的IT出口产品系来料加工，属低端加工贸易。

　　这种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某种程度上，把中国固定在了简单组装的产业层次上，成为产业升级的拦路虎。

　　事实上，包括联想、长城、方正等在内的国内IT公司都明白，他们的活儿都是从国外转移的“高技术中的低技术”产品。但从下游产业向上游产业链的爬升的过程，远比他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给联想定的发展战略是“贸工技”，把技术摆在最后面，那时候，抢占市场是第一位的。到了2010年，随着联想推出一系列移动互联网产品之后，柳传志又把技术挪到了企业战略的第一位。

　　这种调整，现在看来多少也是被逼无奈。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IT制造业的利润越来越薄，价格战的成本越来越高。工业和信息化部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有四分之一的计算机生产企业处于亏损，亏损额超过200亿。

　　在IT业聚集的珠三角地区，环境的承载能力也逼近极限。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自2001年起发布的《广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珠江流域及珠江口海域已经连续7年被列为“严重污染区域”，2008年，仅珠江、深圳河等河流携带入海的重金属超过一万吨。

　　IT产业所面临的问题，正是整个中国制造的困局。简单依靠劳动力、土地、税收优惠的规模扩张时代，已经难以为继。

　　“出口导向战略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IT业被固化在产业链下游，最终导致中国最近十年，有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无实质性的产业升级。

　　在左大培看来，IT产业升级卡位，关键在于核心技术没有突破。

　　与大量的低端加工贸易相对应的是，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IT制造业“缺芯少板”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即大规模集成电路和液晶面板的核心技术并未完全掌握，在中国进口商品中，芯片和液晶面板长期位居前两位。

　　以液晶面板为例，2010年中国大尺寸TFT－LCD液晶面板的销售量达到3.77亿片，其中大部分依靠进口。截至去年底，国内仅有七条已经量产的液晶生产线，技术水平与国外主流相差1至2代，尚且不能满足国内20%的市场需求。

　　液晶面板和芯片开发，位于IT产业链的高端，属于典型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而这正是中国的短板，也是“不具比较优势之处”。

　　左大培在总结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时发现，越是对技术和资金要求高的行业，比如汽车、芯片、液晶面板，中国的发展就越是薄弱，在他看来，其原因在于这些领域均为外资所控制，产业升级的上升路径已经被封锁。

　　业内人士则认为，政府应该在核心技术研发上给予企业更多支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自主可控性屡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资金投入基本集中在生产线建设前期，后续发展难以为继，同时企业对市场前景预期不足，不能及时开拓市场获得稳定赢利来源。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十二五”规划中，新一代液晶显示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也被列入中国IT行业重点发展方向，表明相关政府部门对这些战略新兴行业的期待。

　　2011年6月，中国第一条自主建设的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京东方工厂正式投产。但这一生产线能否打破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高品质液晶面板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还有待市场的校验。

汽车业：对内与对外开放并重

　　汽车业：

　　对内与对外开放并重

　　入世十年，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汽车，如今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中国的消费者得到极大实惠；而中国的汽车工业，则还在市场与技术之间、在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之间，寻找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刊记者/吴凡

　　十年前的中国汽车工业，满是对因为面临全球竞争而可能全面溃败的担忧和对“狼来了”的畏惧。

　　十年后，在开放环境下探索和发展的中国汽车工业，不仅没有被冲垮，而且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汽车产销国，从2000年的产销207万辆，到2010年已经实现产销1826万辆。

　　汽车的价格也因开放而逐步与世界接轨。曾经高不可攀的私家汽车，如今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日常交通工具。

　　尽管成绩斐然，但是中国的汽车工业，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和挑战。

　　总结入世十年来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不足，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委员会会长王侠，认为最重要的是两点：技术自主开发能力的不足和自主品牌发育的不足。

　　“市场换技术”的对外发展模式曾经被寄予厚望，产销量世界第一也足以证明中国市场这块蛋糕的巨大。但是，大多数核心技术仍然被国际跨国公司垄断。

　　“为什么市场没有换到核心技术？不仅是因为外企不会轻易将自己的核心技术转移出去，更是因为核心技术从本质讲是核心能力，而核心能力是难以通过市场换来的，必须要加强技术的自主创新。”王侠说。

　　中国汽车这十年

　　20万元能够买到什么车？十年前，大概只能买一辆桑塔纳；十年之后，20万已经可以购得一辆mini cooper了。这两个不同的答案，也许就是入世十年，中国汽车业的最大变化。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获准加入WTO。在入世之初，中国汽车业弥漫着一股“狼终于来了”的悲观情绪。彼时的业内，充斥着对于本土企业将在外资强大技术与资金的围剿下“全军覆没”的担忧。

　　根据中国加入WTO的相关条款，到2006年，整车进口关税要从80%-100%逐年降到25%；汽车零部件平均关税从35%逐步降到10%。另外，汽车进口配额也要全部取消。

　　“之前国际上有很多怀疑的声音，都在观望中国能否履行入世时的相关承诺，但是他们没想到，2005年1月1日，中国真的一次性取消了全部的进口配额。”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的汽车产业按照入世承诺开放，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一批合资企业成立。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大街上，不再是之前满眼桑塔纳和捷达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华晨宝马、一汽大众、广州本田、东风雪铁龙等众多合资品牌。据统计，2002年在中国上市的轿车不到40种，到2010年，中国市场则有超过180种汽车销售。

　　产品的丰富不仅带给了中国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国产化的深入也使得消费者得以购买到性能更加优越、价格更加便宜的汽车。汽车销售的主力，也由十年前的公用车、商用车变成了私家车。

　　曾经在入世初到全面开放期间忍受了寒冬的汽车经销商们，也终于盼来了春天。以宝马为例，1994年到2003年间，宝马在中国只有一个代表处和五家进口商，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口宝马汽车，并在中国销售。现在，全国的宝马经销商已经发展到超过200家，触角也延伸到了三四线、甚至五线城市。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2000年中国汽车产销量为207万辆，到2010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1826万辆，成为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国。十年的时间，中国的汽车产量增长了近8倍，年均增长率为24.3%。从世界范围来看，连续十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率，在汽车先行国家也是绝无仅有的。

　　增长迅速的汽车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逐年加强，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000年，中国汽车产业增加值仅有864.06亿元，占GDP的比重为0.97%；2009年，中国汽车产业增加值达到5378.9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1.58%。

　　在有1984人参加的盖世汽车网“入世对中国汽车工业影响的调查”中，60%的人士认为入世给中国汽车市场带来了空前繁荣，加快了市场整体向前发展的步伐。相比入世前中国汽车工业基本在原地踏步的数年，入世后整个汽车工业才算是被真正激活，使得产业结构升级加速。

　　“当时普遍认为汽车业很有可能会垮台，但是入世十年以来，中国的汽车工业非但没有垮台，反而成为世界最大市场和第一制造国，汽车也成为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入世带来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助理秘书长杜芳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登科博士则用“共赢”这个词，形容“中国汽车入世这十年”：“很多的企业，不管中资还是外资，在这期间都取得了成功，这是在开放的市场体系下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运营的结果。我们是这一开放体系的受益者，也是坚定的拥护者”。

　　开放市场带来共赢

　　“共赢”从何而来？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看来，正是入世十年来，市场的开发，合资企业的进入，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和共赢效果。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汽车产业加入WTO的第一个十年的话，“合资时代”实至名归。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近出版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2011)》，“加入WTO之后，中国汽车产业对外合资合作的范围变广、层次变深。人们担心的本土汽车企业被跨国汽车企业冲垮的局面没有出现，而是形成了多个跨国公司进入，并与国内优秀企业自主发展并举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跨国公司已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使中国融入了汽车产业全球分工体系”。

　　现在国内的轿车，80%以上是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加入WTO以来，外资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资金的同时，在税收和就业方面对企业当地的带动同样显著。

　　年产12万辆的华晨宝马大东工厂，投资额将从原先计划的五六亿欧元提高到10欧元。到2012年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年产30万辆，并配套有发动机工厂。新工厂的技术水平在宝马的全球工厂中将是最领先的成员之一。

　　2010年，华晨宝马纳税额27.6亿元，名列沈阳市第一、辽宁省前十，同时为当地创造了近7000个就业机会。

　　除了整车制造外，合资企业对零部件采取本土采购的策略，同样带动了相关零部件产业的发展。

　　入世之后，中国的供应商得以进入跨国汽车企业的全球采购体系，只要这些供应商能够提供符合资质标准要求的零部件，都可以被采购来供应给全球的工厂。

　　随着生产的转移，跨国汽车企业的研发力量也逐步进入中国。仍以宝马为例，宝马在中国已经拥有了2个培训中心和4个培训基地。2011年，宝马还将在中国上海开设设计工作室，与其合作的正是在国内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另外，在即将建成的沈阳新厂也会有相关的设计部门。

　　资本的本质是逐利，跨国企业如此重视中国市场，自然不是无缘无故的爱。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市场的优秀表现挽救了不少汽车巨头。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汽车消费市场，没有哪一家企业敢忽视这个市场。

　　借由开放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是跨国汽车企业的诉求；而中国的汽车行业，则从外资企业身上学到了先进的制造技术与管理经验，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市场换技术”策略获得核心技术。

　　在外资企业看来，任何重要市场一定会建立自己独特的规则。从商业的角度讲，在中国发展，就要完全接受这样的规则。

　　但即便如此，“市场换技术”策略仍并非一帆风顺。

　　“现在的问题是，引进的速度远远超过国产化速度，”张汉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真正达到100%的国产化，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桑塔纳。而到那时，它早就被新的合资车型取代了”。

　　这种速度差导致的结果就是，引进一条生产线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零部件和中间产品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这就造成了制造一辆车，60%-70%的成本是外资的，这就大大压缩了利润空间，何况获得的利润，因外资股权占50%，中资也只能获得一半。

　　“如果没有WTO带来的合资经验，中国再花一个十年也无法取得今天的成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助理秘书长杜芳慈表示，“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市场换技术’的道路上，中国主要换来了制造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核心技术方面，本土企业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内开放：活力和创新之源？

　　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是中国汽车制造企业的短板。

　　自主技术研发能力有多重要？正如河南少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聚民所说，“核心技术是汽车企业之本，只有拥有自己的技术和设备，才能掌控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命运。”

　　作为行业中的主力，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在研发和创新方面的不足令人诟病。

　　究其原因，张汉林认为，国有企业因其特殊体制，企业并不自负盈亏，赚来的钱也不能自主用来进行研发，而是需要审批，自然缺少创新的动力。

　　合资企业则因其只是跨国企业全球化的一部分，母公司不可能支持其进行自主研发，参与全球竞争。

　　与之相对的，那些缺少政策扶持的、“草根”的民营汽车企业，却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最初“不合法”的、苦于拿不到汽车生产执照的吉利汽车，在2010年收购了沃尔沃这样一家世界知名的豪华车品牌，成为2010年中国汽车业的头条新闻。

　　上世纪90年代末，为应对入世，中国曾经设立了严格的市场准入规则，把吉利、奇瑞等自主品牌挡在门外。

　　作为中国第一家生产轿车的民营企业，吉利当初为了拿到“准生证”，用了整整十年时间。直到2001年11月9日，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仅仅一天，国家经贸委突然增发了一批汽车新车公告，“吉利”才终于榜上有名，获得“准生证”。

　　“中国入世”和“李书福入局”，几乎出现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自主品牌随即用降价迎接中国的入世。一直和吉利较劲的天津夏利汽车，从十多万的价格，一路下调，宣布新价格为三万元；吉利随即响应，豪情轿车最低价格两万九千八。

　　对国内仅有几家自主品牌厂商来说，自主研发，也几乎都是被逼出来的。“当丰田汽车要对吉利豪情车系配置的丰田发动机大幅提价时，吉利只得被迫自主研发发动机”，李书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借着入世的好光景，吉利从2007年起，开始了战略性转型，提出了从“成本领先向品牌创新”转变、从“低价取胜向技术领先、品质领先、客户满意、全面领先”转变。

　　中国入世十年来，自主品牌的汽车大都集中在中低端市场，随着关税的逐渐降低和全球化的深入，价格优势显然已经不足以支撑企业的发展。而通过海外并购来提升技术水准，在此时则成为了吉利的目标。最终吉利做到了。2010年，吉利汽车收购了瑞典沃尔沃轿车，成为一家跨国公司。

　　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董扬看来，“在中国车企中，与上汽、东风、一汽三大集团相比，吉利更需要兼并沃尔沃，因为吉利的品牌知名度和技术来源不如其他，所以吉利是最需要兼并沃尔沃的企业”。

　　在11月20日举行的中国入世十年系列论坛之汽车论坛上，广汽乘用车公司副总理谢志洪指出，自主创新不能闭门造车，要站在世界的高度，通过整合国际资源推进自主创新。这也正暗合了李书福和吉利走过的路。

　　如何能让国有汽车企业和合资企业，也能够像没有得到保护、没有政策扶持的民营企业活力十足？中国的汽车产业，未来自主创新的出路在哪里？

　　在张汉林看来，这条出路恰是取消政策扶持和限制，让国企、合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能够进行完全的公平竞争。

　　“只有这样，才能把企业的全部活力激发出来，”张汉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恰逢入世十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模式也到了作出适当调整的时候了”。 ★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开放带来发展与安全

　　入世十年：开放带来发展和安全

　　要更加坚守市场理念，信任市场，信任企业家，推动中国更加开放、进步和文明

　　文/马光远

　　今年是中国入世10周年，各种各样的评述文章长篇累牍。的确，从数字化的角度解读，入世的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社会变化最大的十年。十年以来，中国无论在经济增长，还是对外贸易方面，都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中国的GDP从全球的第六位跃升至第二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在这10年中，世界改变着中国，中国也改变着世界。“中国制造”遍布全球，给全球人民提供了价廉物美的生活消费品，深刻地改变着全球人民的生活。但这并不是全部，入世的十年，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是：世界拥有了一个融入国际大家庭的中国，而中国亦将自己的发展和世界前进的轨迹结合起来，成为国际大家庭最重要的一员。

　　记得在入世的前夜，中国国内讨论更多的不是入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而是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可能面临的各种难以回避的挑战，对入世挑战的担忧远大于对机遇的憧憬。然而，十年之后，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发现，10年前的担忧尽管不能说杞人忧天，但入世给中国各行各业带来的“开放红利”将挑战远远甩在了身后。任何一个行业的开放，任何一个领域的开放，带来的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中国在国际领域的话语权随着中国自觉遵守国际商业规则而逐步提升。在国际游戏规则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塑造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已经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中国声音”难以忽视，追溯这一切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打开了国门，并将自己看成国际社会的一员。但我们担心开放会带来很多挑战，开放会影响产业安全，开放会让民族产业举步维艰的时候，开放却让他们更加安全。打开国门后中国经济不仅没有被冲垮，反而显露出空前巨大的活力与潜力。

　　不仅仅如此，入世之后，中国改变了不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和推动者的“旁观者”地位，而是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并通过国际游戏规则影响国内的法律法规和市场经济规则的完善。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在任何一次重要的国际性论坛，在任何一次重大的国际救助活动，都无法想象没有中国的参与，而这一切，在10年前，也同样无法想象。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的三年，中国更是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行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全球衰退中的最亮色，中国的参与成为阻止全球经济迈向深渊的重要力量。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不断在改变中国，中国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国际游戏规则本身。中国不仅成为了国际社会重要的一员，更成为了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

　　同时，入世也大大加快了中国市场化的步伐。回首十年之前，中国在很多领域尚未开始真正的市场化步伐，但10年之后，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最基础的方式。任何违背市场经济的做法和措施，都会引起民众高度的警惕，任何在改革领域的倒退，都会引发民众深度的忧虑。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人对改革走回头路的担心，对“国进民退”的忧虑，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中国坚定拥抱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力量，入世让中国的改革没有退路，让中国的开放没有退路。

　　当然，中国入世只有短短的十年，中国的发展刚刚开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参与也刚刚开始，中国在国际多边组织里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角色也刚刚开始。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强国，中国更重要的工作依然是学习并尊重国际游戏规则，并以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的身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推动和制定。中国更多的是学习者，而不是领导者。

　　回顾过去的十年，中国在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地位方面的收获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笔者认为，最大的收获远不止此。入世告诉中国，一个封闭的国家既不可能有发展，更不可能有安全，只有真正打开国门，将自己自觉纳入国际游戏规则圈，才能真正带来发展和安全。中国这十年的发展雄辩的说明，没有入世带来的开放机遇，没有国际商业文明的引入，中国今天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基于此认识，面对未来，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是更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千万不能走回头路。

　　国家主席胡锦涛11月12日上午在美国夏威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优化公共服务和管理，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这事实上是对全球的承诺，也是对中国未来所走道路的承诺。就改革而言，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缓慢，经济改革正式进入深水区，需要拿出魄力和勇气推动。对于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改革而言，在这个时刻，要更加坚守市场理念，信任市场，信任企业家，推动中国更加开放、进步和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