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安县社保局:麦克纳利、怀特：私人资本所有者是现行政治制度的社会源泉(2)

麦克纳利、怀特：私人资本所有者是现行政治制度的社会源泉(2)

　　X房地产公司的管理层是第二种类型的一个相当极端的案例。公司的主要创立者X先生在1992年脱离政府部门的工作，来到深圳，他与一个合伙人在新加坡注册了一个贸易公司，并与几个以前的同学和已经在深圳的一家石油公司工作的前同事们编织了一个关系网。由于有长期交往所结成的具有感情纽带的关系网，X先生使一家大的中国国有石油公司投资这家新加坡公司51%的股份，他与合伙人占49%。接着，这家贸易公司就在深圳建立了一家子公司。由于国有石油公司在这家贸易公司的股份中占大头，这家分公司就获得了令人渴望的以低价进口石油产品的许可证，并由此赚取了世界市场价格与中国国内高价格之间的差额——“低买高卖”。

　　随着这家国内公司利润的膨胀，它开始买断掌握在新加坡商人手中的国有石油公司的股份。这时母公司与子公司都完全归私人所有了，但从中国政府的角度看，它仍被注册为国有实体。当石油进口的政策变化以后，这两个公司就停止了石油业务，并用自己的资本在中国内地的一个主要省份建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由于它最初是由国有实体建立的，因此新的房地产公司也被看作是国有的；在这样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房地产市场中，这是做生意的一个有利因素。结果是出现了一个矛盾性的实体：一个私人管理的“国有”房地产开发公司。

　　到21世纪初，当新的土地拍卖政策要求所有土地拍卖都要进行投标时，X先生与他的合伙人将他们手中的国有X公司51%的股份卖给一个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市的国有控股企业。这类操作之所以能再次进行，是因为X先生与这个上市国有控股公司的一个主要官员有着长期的关系。就像X先生所说：“我们将利用各种类型的、有利于做生意并能提供好处和利润机会的所有制结构。目前最好的所有制形式属于上市国有公司，因为它会使我们更有机会取得资金并得到政府更好的承认。”这些股份的卖价是9000万元，它全部被X先生与其合伙人收入囊中。

　　使X公司被注册为国有的地方政府并不干预，因为X公司从未接受过任何政府的投资。地方政府实际害怕X公司转到另一个地区注册，并恳求它继续在本地区注册和纳税。X公司作为国有控股公司一部分的这种新定位增加了它与地方党政的权力部门发展关系的机会，这些部门包括市长办公室、市经委和各个区政府。这样，它获得了得到土地、资本投资和审批许可的更好路径。但是，尽管它处于国有控股状态，公司还是独立于党政机构。X先生作为成员之一的公司党委，并非由上级党的机构任命，它的存在主要是给党政官员留一个好印象。因此，它由最初在石油贸易中的一个寻租机会演变成了一个大的房地产公司。X公司是在“国有制”保护伞下的真正私有制企业的一个典型。

　　与Z公司一样，X公司的案例也表明了许多私营企业主是如何从与党政体制的密切联系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他们通过控制被私有化了的国企得到大量利润，或者利用各种关系获得国家政策和投资的好处而得利。这些企业主有明显的功利性获利动机去培育这类关系，但通过他们多层次的关系纽带，他们也形成和培育了与以前的下级、同事、同学或工作在党政机关中的熟人之间的有感情色彩的亲密关系。总之，这些深厚的联系创造出一种“我们—共同体”似的感情，这种感情使私营企业主希望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永存下去。正像X先生所说：“我们最重要的资产是我们与各政府机构的关系，我们需要尽可能地靠近政府，并且希望政府继续稳定并支持像我们这样的公司。”

　　类型三：T高技术企业

　　第三种类型的私营企业主包括那些依赖其技能和精明而发展起来的企业家。总体而言，他们并不是通过他们的政治关系而获利，而是通过技术密集型的创新和创新型项目来吸引投资的。其中绝大多数企业是中国市场经济成熟后才建立的，也就是说开始于90年代中期。T高技术企业就是这一类型的一个范例。

　　即使这类私营企业主一般并无正式的政治地位，也没有从与政府官员的关联中直接获利，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与帮助他们成功的党政机构和官员有关系。因为中国的经济仍有列宁主义的特征——这适用于高技术企业的案例，例如，所有电信提供商都是国有控股，工业中的发明也严重依赖于政府机构的支持——这些关系是极其有用的，即使对那些不从内部人“交易“获利的公司来说也是如此。对高技术企业而言，与相关政府部门和部分归政府所有的合资企业保持感情联系是促使企业成功的关键。总的结果是，政治现状的永久化符合高技术企业老板的利益。

　　在从著名的科技类大学毕业后，并在与电信产业有关的政府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后，在80年代后期，T高技术企业的创立者们聚在上海，受雇于一家生产电信设备的外商合资企业。到1993年，创立者们回到他们的家乡城市，开办T高技术企业。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以前的职业，这些企业主们与工作在上海外资电信设备公司和唯一的地方国有电信公司中的同学和前同事们之间有着很密切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能够在外资公司和省电信公司之间充当中间商，这为他们带来了进一步投资所需的大量的利润。

　　T高技术企业建立在该地区最早的工业高技术园区，这是公司成立的一个关键。园区管理部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并不歧视新开办的私人小企业，最重要的是允许该企业在园区管理局注册为集体企业。但是，在非官方层面，该企业是两个创立者各占50%的份额。到1998年，当中国政府鼓励假集体企业重新注册为真私企时，两个创办者决定将企业改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过程顺利实现了。到21世纪初，T高技术企业已能进入中国国内电信设备市场。

　　虽然该公司不依赖于内部人“交易”，但它的主人们公开承认公司利润是靠“关系销售”取得的。正如其中一位老板所说：“必须与中国大的电信提供商（它们全是国家控股）发展良好关系才能在市场中取得成功。”T高技术企业的所有者们与市政府的经济部门有着长期联系，并出席这些部门的各种会议，特别是与科技局。以前存在的感情联系和互利性的功利动机促成了这种相互作用。这种关系的相互交织性的一个突出例子是，该公司一位创办者的妻子以前是一家大的国有电子生产商的法人代表，这使她有机会与各个政府机构建立良好的关系。因此她现在负责公司的公关事宜，这使T高技术公司获得了联系政府机构和负责科技开发官员的可观的路径。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T高技术公司的法人代表和党政官员之间的长期联系也加深了他们彼此的感情关系。

　　相对于一些高技术企业主而言，T高技术公司的创办者们没有进入地方人大或政协。但是，他们与地方政府机构和大型国有控股生产商的密切关系弥补了在官方政治地位方面的缺陷。因此，T高技术公司的老板们一般来说是支持目前的政治现状的。正如这些老板所说：“我们根本不害怕政府，他们是我们的伙伴，特别是对工业高技术园区的管理层而言（园区由政府所有和管理）。”的确，在老板们看来，地方政府机构现在很少有掠夺性行为，市政府已经加大了支持力度，以推动高技术发展。

　　T公司反映了中国私营企业主的巨大的多样性。当绝大多数大的私企在政治上嵌入党政体制时，有些企业比其他企业嵌入的更深些。很明显，T公司的老板的嵌入程度要比Z公司和X公司的同道们浅一些。后两者与党政体制的掌权者有着很深的体制性和感情性纽带。即使如此，T高技术公司的成功也是得利于他们与科技机构和大型国有电信供应商之间有着互相交织的感情和功利性的关系。高技术企业主被赋予接近中国党政体制的通道，结果，就培育出其与官员们的关系，尽管相对于其他私营企业主而言，高技术企业主与党政体制还有些距离，但是他们也是嵌入其体制和官员之中的，并且几乎没有与之对抗的感觉。相反，正像T高技术公司的一位老板所言：

　　“政府非常支持我们的公司，并且我们也准备尽我们所能支持政府。”

　　结论

　　到目前为止，中国私营企业主没有施加要求系统政治变革的压力，也似乎不可能与其他社会利益集团联合起来这样做。他们似乎更支持目前的权力结构。勿庸置疑，造成这些倾向的主要力量在本质上是功利性的。在挫败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的任何企图方面，中国的党和政府在战略上是娴熟的并且也是无情的。因此，任何推进向更加自由的制度迈进的企图，都会付出高昂代价。私人资本家的利益也是碎片化的，所以他们不大可能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来要求系统的政治变革。

　　但是，难以有效对抗中国的一党制政府这一点，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私营企业主对更加自由的政治制度缺乏兴趣，从90年代早期开始，政府主导的发展政策日益有利于这个群体。如Z化学公司和X房地产公司的案例所证明的那样，党和政府已经用一种有利于私营企业主的方式祛除和改变了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特征。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变革”已经使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包容正在私营领域发展着的非正规做法，并使这种做法合法化。因此在党和政府的决策和政策执行中，私营企业主已经被整合进去了。中国私营企业主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向上流动性一直是靠他们与政权的联系推动的，因此他们没有理由批评政治现状。

　　同时，犹如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种两极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下层阶级”占了社会的很大部分。在改革过程中，相对失落着的不平感增大了，相对于处于高端的群体，他们感到相当痛苦。人们普遍感觉（一般都是有根据的）那些高端人士是通过不正当的关系和腐败行为获取财富的，这种看法强化了上述不平等感和痛苦感。结果，大众政治授权完全有可能导致要求重新分配财富。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私营企业主也许有理由对多数人统治感到害怕。特别是对那些最富的私营企业主来说，他们不能冒险用当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去换取另一种“不确定的选择安排”。对绝大多数中国私营企业主来说，政治稳定是第一位的。

　　支持政治现状的功利性动机是和他们与党政体制及其代理人之间的感情性互惠纽带交织在一起的。如上面三个详细的案例所显示的那样，中国的私营企业主是通过关系和亲属纽带嵌入党政体制的。即使像T高技术企业这样的企业，它们的发展虽然并不太依赖党政体制，但也从它们的创立者与各政府机构的密切关系中获益。结果是，即使是T高技术企业的老板也对挑战政治现状没什么兴趣。因为他们认识到：“我们的成功部分地是由于我们与各个政府机构的密切关系，并且党的政策也是帮助像我们这样的高技术企业的，没有这种支持，我们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

　　对任何一个要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取得成功的人士来讲，深度嵌入党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对私人企业主来说，与党政体制保持密切的关系，比如与党内有权力者或党内人士以及党的某个下属组织保持密切的个人关系或有亲属关系，有利于他们获取信息、取得贷款、得到许可证、避免繁重的税收和获取土地。所以对私有企业主来讲，与其寻求自主，还不如追求一种能使他们深度嵌入党政体制的制度与感情的混合体。

　　因此比较而言，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将重复英国的经历，在当年，英国城市“资产阶级”处于民主化的第一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由党政体制用一种有利于私人资本所有者的方式发动和领导的。结果是，政府是能够同化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当然，在许多后发国家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包括那些在20世纪前后发展起来的国家。亚当·普沃斯基（AdamPrzeworski）解释说，民主需要接受政治后果的不确定性。从历史上看，对富有者而言，只有当他们感觉到能保证自己的财富仍会免于多数人统治支配时，他们才愿意接受这种不确定性。

　　就中国而言，私营企业主对当前政治体制的深度嵌入，使他们不愿意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功利性和感情性纽带的交织使私人资本所有者“决然”地支持既定的政治现状。经常的相互影响，熟悉的感情和信息，彼此之间的“团体”感，使中国私营企业主更积极地倾向于目前的政治体制，而不仅仅是出于功利性关系。因此，功利性刺激结构的较小变化，比如说再次突出国家方面的各种政策，是不可能强烈影响中国私营企业主对党政体制的看法的。换句话说，那种使私人资本所有者深度嵌入党政体制的感情性、功利性和体制性纽带的交织，使他们对政治现状的支持比其他情况下更持久、更具有“粘性”。

　　这对中国的政治前景意味着什么？只有当中国的私营企业主感觉到“民主”选举是保护其利益的可行手段时，他们才可能支持系统的政治改革。由于缺少能够损害合法性和党政体制的明显效力的大危机，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还很难看到。当然，如果情况发生剧变，并且那些拥有强烈情感纽带的人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出卖，那么再深度的嵌入也不能挽救中国的党政体制。大的经济衰退加之革命性的社会经济形势，也许会使私营企业主出于自身利益与下层阶级联合，并寻求一种更包容和自由的政治形态。

　　除发生剧变的情况外，在中期内，最可能的情况是伴有渐进改革的一党制的稳定状态。由于中国的政治方向是由对系统的政治变革不感兴趣的党的领导层控制的，所以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过程似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对民主社会力量成长的结构性限制要远大于改革前的韩国和台湾地区。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只占总人口的很小比例，并且美国对中国政治未来的影响也是很小的。最可能的情景是中华帝国的遗产和列宁主义的遗产将继续处于支配地位，阻止相对自由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对党的权力的独立制约。

　　但从更长期来看，中国的深度嵌入的私营企业主是可能成为政治经济体制内寻求变革的力量的。如果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持续下去，私人资本所有者将继续在经济和政治权利中获益。更进一步，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主需要中国市场秩序制度化，使他们的财产免于国家的剥夺。从这点来看，他们对法制有兴趣。这意味着，中国自由政治改革的种子会出现在那些能够最成功嵌入党政体制的人中。

　　最后一个可能性是，不惜代价地保持它对合法政治组织的垄断，使中国不能超越统治型国家模式。对财产权保护和市场权力的各种限制可能固化，从而迫使中国私人资本所有者继续与党政体制保持从属性的联系。中共会继续保持对政治组织的垄断，并压制任何潜在的权力竞争者。这会强化中国目前制度的资本主义倾向，并逐渐消解经济变革的动力。在最低限度上，它必须使一个弱“资产阶级”和一个强党政体制延续下去。

　　危险是，随着经济动力的丧失，党政体制就需要一个新的合法性资源。最可能的备选者是能导致排外情绪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会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在中国历史上，资本所有者对国家机构的深度嵌入并非没有先例；在帝国晚期，在许多方面，国家与商人和贵族之间都存在类似的关系。在那种情况下，对人际关系的偏好会逐渐损坏中国用正式的、广泛适用的规则来发展功能良好的官僚政治的企图。做生意时对个人化纽带的依赖被国家官吏大大强化，因为他们把能导致大量财富聚集的非个人商业交易看作是对国家统治的威胁。尽管中国的政治经济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晚期帝国的政治经济，但这个国家也许会滑回到它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前共产主义历史中。当然这种早期的政治构建被证明是不能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