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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中国古代社会与朝代更替
夏商周三朝更替与华夏族的形成
商代与周代的社会构成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
关于秦朝兴亡的思索
王朝更替与农民战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朝代更替是人们共知的客观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朝代兴亡史。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的文明创造、历史中血与火的冲突等等都和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这些朝代分不开。在朝代的更替中深藏着历史的真理，也许当时人们对此看不清楚，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个真理越来越为人们所理解。在历史上不论经济发展到怎样的水平，不论各个朝代的文化创造达到多么深刻的程度，都离不开这样简洁明白的真理：民心始终是第一位的。这就是说，朝代兴亡不取决于统治者的意愿，而取决于民心的向背。
一 夏商周三朝更替与华夏族的形成
《中国历史》（六卷本）教材中第一卷“先秦卷”［1］可作为本讲的参考书，此书对夏、商、周三朝作了扼要的介绍。
什么是夏?夏本来指夏后氏，是居于夏地的部落联盟的名称。一般认为夏地在今河南禹县，或说在汉水流域，或说在今山西夏县。
夏朝（公元前21世纪一前16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自禹至桀传17君，14世，共四五百年。夏朝的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夏朝的领土范围大致东起豫东平原，西至华山，北起济水，南达淮河。
夏史的可靠文献资料很少。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主要叙述夏立国以前禹治水的事迹，禹即位至桀亡国这段历史，只写了几百字。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桀荒淫残暴，他自比为太阳，说太阳不会熄灭他就不会灭亡。人民不堪沉重压迫，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的诅咒。商汤举兵伐桀，桀死夏亡。
商朝（公元前1600一前1046年），自汤至纣传31王，17世。商朝的中心地区是今河南东北部、山东西南部和河北南部。商朝的疆土东至海滨，西达今陕西，北至今河北，南至今湖北，比夏朝疆域扩大了许多。汤至盘庚期间，商朝曾五次迁都，最后盘庚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图4）。
周族是居住在今陕西中部、甘肃东部的古老氏族部落。周族自公刘迁豳（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开始兴起。豳，处于今陕北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边沿。公刘率领周人，在此修筑茅舍，整治耕地，发展农业。周人的经济有了提高，周边百姓纷纷来归。周族在豳辛苦经营了三百多年，因受戎狄逼迫，在古公直父率领下，迁至岐山下的周原（在今陕西岐山、扶风）。这里土地肥沃，人民安居乐业。
周文王继位后，国力尚不足与殷抗衡，为殷西伯。商纣“囚西伯于羡里”
（《史记·周本纪》），周人只能用宝马、美女贿赂商纣，谋求释放文王。在周的力量有所发展以后，文王便迁都于丰（今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准备灭商。文王卒，武王立，迁都于镐（今陕西长安县沣河东岸），积极准备伐商。
西周（公元前1046一前771年）自武王至幽王传12王，11代，除懿王传位于叔父孝王，孝王复传位于懿王太子夷王外，均为父子相传。西周的疆域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达海滨，北起今辽宁，南至长江，是三代中疆域最大的王朝。
前面讲到商王、周王，其实，中国古代的王权并不是在商代才出现的，王权的产生可追溯到氏族社会末期。有的学者考证，“王”字的最初形象为斧钺形，本来指军事酋长的权杖，是军事统率权的象征。［2］王的前身可能是氏族社会末期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酋长，后来的君王由此演变而来。王权的强化和至高无上，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演化过程。
从以上关于夏、商、周三代一千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夏、商、周三族有冲突也有融合。周族的先祖曾任夏朝的长官，又曾为商朝的方伯。西周建国后，夏、商二族都成为周朝的诸侯。商灭夏后，夏、商二族融合；周灭商后，夏、商、周三族进一步融合。融合的结果，于西周末期形成了华夏族。
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后来的汉族也自称华夏，但已融合了更多的古代民族，不完全等同于三代时期的华夏族。
华夏的“夏”指中原之人。《说文）：“夏，中国之人也。”这个“中国”指中原。西周以“夏”作为中原之人的族称，春秋以“华”作为中原人之族称，“华夏”连称则是汉代以后才有的。
夏、商、周三族有着明显的民族认同意识，他们都把本族来源与黄帝联系起来，自称是黄帝族的后裔。这就是说，夏、商、周三族都认为源于一体。不仅如此，华夏族与四夷（各少数族）之间也不断发生融合。分化与融合是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华夏而为四夷，从华夏来说是分化，从四夷来说就是融合；四夷而为华夏，从四夷来说是分化，从华夏来说就是融合。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多元一体的统一体（详论见本书第五讲“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二 商代与周代的社会构成
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我们从中国历史的演进、特别是朝代的更替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阶级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为什么会有朝代更替?这就不能不谈社会阶级的客观存在。
商代社会由贵族、平民和奴隶构成。
贵族是商代的统治者，包括商王、王室宗族、官僚和诸侯邦伯等。商代社会结构的显著特点，在于其发达的宗族体系。各级宗族既是社会组织，也是政治实体，带有政权性质。宗族是血缘关系的结晶，商王是最高的统治者，商族是最有实力的宗族，而商王又是这个大宗族的族长。其他贵族也是依靠各自的宗族获得权力的。商代的贵族总称为“百姓”，泛指许多宗族首领。
平民是商代社会的又一主要阶级，他们从事农业、狩猎等生产劳动，参加战争和戍卫，参与祭祀活动，为商王服务。
处于商代社会最下层的是奴隶阶级。据殷商甲骨文、金文和文献记载，商代的奴隶很多，其名称有隶、臣、妾、奚等。战俘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另一来源是亡宗灭族者。
商代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他们为贵族从事垦田、耕作、田猎、劳役等各项无偿劳动。征伐时奴隶还要从军，承担军中的各种贱役。部分男女奴隶在贵族的住所从事家内劳动。贵族无偿地占有奴隶的劳动，而且经常杀戮他们，最典型的是人祭和人殉。人祭就是以人为祭品，殷墟卜辞中有不少关于人祭的记载。人祭的手段十分残暴。所谓人殉，就是用活人为死者殉葬，企图在阴间继续役使他们。考古资料表明，商代的人殉非常普遍，贵族的墓葬多数都有殉人，少者一二人，多者数十人乃至数百人。
西周社会仍然由贵族、平民和奴隶构成，不过，其等级制度的色彩比较明显。西周的贵族包括周王、诸侯和卿大夫等。周王又称“天子”，意即“上天之子”或“上帝之子”，代表“上天”或“上帝”在人间行使最高统治权力。除王畿外，周天子将土地和奴隶分赐给周人的宗支（姬、姜等姓）。这些宗支的“宗子”当时称为诸侯“私家”。可以看出，从王到诸侯以至卿大夫，其间存在着宗法的血缘关系。
在贵族之下，还有着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平民大众。他们居住于城市（称为“国”）及其近郊，所以被称为“国人”。“国人”们在战时服兵役，平时周王或诸侯兴建宫室或公共工程时，也要征召他们服役。他们有权参与国政大事。“国人”加上后来分化出来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是当时的平民阶层，他们是周代“国民”（或称“公民”）中的重要阶层。平民与贵族也存在着利益的冲突。在西周时期曾经发生过国人暴动事件，对当时的政治有很大影响。
西周社会中还有庶人或庶民。庶人从事农业劳动，并承担公田耕作和各种劳役。但庶人并不是奴隶，他们使用一份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私田上劳动的收获归自己所有。庶人在西周社会中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阶层。
西周社会最下层的则是奴隶。当时奴隶名称繁多，并有等级之分，见于文献记载的奴隶名称有皂、舆、僚、仆、台、牧、圉等。奴隶被广泛役使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生产领域，有的则为王公贵族从事家内劳动。
周人的文化本较殷人为低，在灭殷以前，曾在很多方面摹仿殷的文化，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和殷代一样，西周的学术只限于贵族的范围，形成“学在官府”的局面。贵族子弟在“辟雍”等学宫中受教育，学习诗（举行礼仪时咏唱的歌辞）、书（典籍文诰）、礼（仪式规章）、乐（举行礼仪时表演的音乐舞蹈）、射（射箭）、御（驾车）等贵族必要的技艺。在贵族统治下，文化不能广泛流传到平民中间去，这在当时称为“礼之专及”。因此，在西周社会，一部分人是有德有礼的“君子”，另一部分人则是受辱受刑的“小人”。
西周是宗族分封制社会，维系宗族血缘关系要靠婚姻制度，这里需要讲一讲西周时的婚姻形态。西周的婚姻形态与商代没有很大区别，一夫一妻制与贵族的多妻制并行，所不同的是，西周的婚姻已在礼制上更具有规范性，形成了一系列法定或约定俗成的礼仪。《礼记·昏义》有这样的话：“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周代的婚礼，有六项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称为“六礼”，包括从议婚到完婚的完整程序。
所谓“纳采”，即发动议婚。男方觉得某家之女可作议婚对象，便请媒妁执雁作拜见之礼，提亲说合。若女家同意议婚，则男家再去女家求婚。第二道程序是“问名”，即遣媒人前往询问女方姓名，问名回来后通过占卜以定吉凶。第三道程序是“纳吉”，男家卜得吉兆后，遣媒人前去告知女家，决定缔结婚姻。第四为“纳征”，男家将财物聘礼送往女家。第五为“请期”，男家选择吉日婚期，告知女家。第六是“亲迎”，即新郎前往女家迎娶新娘。这套婚姻礼俗形成于周代，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婚姻仪式基本上都是按照“六礼”来进行的。不过，西周时原始婚姻的遗风依然存在，每年春季，未婚男女可以幽会私奔，不受任何限制，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礼教”的影响，这是被严格禁止的。
总之，西周社会的宗法制对后来中国历史的演进有很大影响。“宗法”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中国历史的身上。
三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年）历史共294年。在这个时期，西周的分封制、贵族政权逐渐瓦解，社会出现新的变化。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254年的历史，是先秦地区性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相互兼并到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过程。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化令人瞩目的是：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新的贵族地主。与此相应，在政治上表现为“公室”与“私家”的争斗。自周平王东迁洛阳，直至春秋中期，私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不断加强，此后以卿大夫为代表的私家与公室的争斗愈演愈烈，其结果各诸侯国的公室程度不等地衰落下去，卿大夫逐渐掌握政权。
公室与私家的争斗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公族与公室的较量。按照周代的规定，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君位，其余诸子分封为大夫，他们是公室的后代，史称“公族”。这些公族子孙与掌权的公室互相争权夺利。二是异姓卿大夫与公室的争斗。
在春秋列国以卿大夫为代表的私家与公室的争斗中，鲁、齐、晋三国最有代表性。春秋时期的鲁国由公族执政，私家势力的代表是季氏、叔氏、孟氏三家，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史称“三桓”。三桓趁内乱之机去扩大自身的势力，在各自的封地内修筑城邑，并以此为据点操纵鲁国政局，出现了“公室卑，三桓强”（《史记·鲁周公世家》）的局面，最后完全控制了鲁国，历史由此进入战国时代。
春秋中期以后，齐国异姓贵族田氏崛起，逐渐取代公族而主国政，最终夺取了齐国的政权。至于晋国，其公族势力在春秋前已退出历史舞台，卿大夫是异姓贵族，他们逐渐掌握国家政权，并最终使晋国分为魏、韩、赵国，史书称为“三家分晋”。
春秋时期出现的公室与私家斗争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西周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经济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越来越尖锐，必须改变政治体制，使之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旧的宗族统治趋于灭亡，而新的官僚政治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过，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宗族统治的影响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失，它的因子附着于新的官僚政治体制之中，而君主的世袭制仍然以血缘关系为其基础。
关于春秋时期私家力量的逐渐壮大，这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当时生产工具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商代和西周，称之为“青铜时代’：。青铜铸造代表了商周手工业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和战争是商、周社会最重要的两件大事，青铜铸造主要为此服务。
商代的青铜，除了少量用来制造生产工具外，大多数用来制造礼器和兵器。在西周的手工业中，最重要的仍然是青铜工业。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一般将古代生产工具发展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青铜器始终未能取代石器成，为主要生产工具，而铁器广泛使用后，石器工具便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因为铁工具坚固锐利远远超过了石器和青铜器。春秋时期铁器有很大发展。历史文献中的“嫩”（铁）字最早见于西周春秋之交。有一篇记述秦襄公（公元前776一前764年在位）出猎的诗中有“驷蛾孔阜，六辔在手”（《诗·秦风·驷鐡》）的名句，意思是说秦襄公打猎时乘着四匹黑色大马驾的车，手里执着六条缰绳。这里的“蛾”字即“铁”字，用以形容马的毛色。战国中期和后期已普遍使用铁器，这从一些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得清楚。铁农具的使用提高了开垦土地的能力，便于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个体生产成为可能，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的发展要求冲破宗族的束缚。加之当时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土地分配、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中国历史向统一国家的方向发展。战国时期魏、楚、齐、秦、韩、赵、燕的社会改革运动就是上述要求在政治上的体现。例如秦孝公时的商鞅变法，就是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件。商鞅师从鲁人尸佼，尸佼是一位“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的杂家，有广博的知识。商鞅尊信法家学说，在秦孝公支持下两次变法，一次始于公元前359年，一次始于前350年，包括改革土地田亩制度、普遍推行郡县制、迁都咸阳、奖励军功、统一度量衡、改革赋税制度、革除戎狄风俗等。变法并不平静，斗争激烈。孝公死后，商鞅受到车裂（五马分尸）的酷刑。但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之首，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战国前期列国中有秦、齐、燕、楚、赵、魏、韩七个强国。越国疆土虽大，被楚削弱，在战国历史上不占重要地位。还有一些小国，包括在今山东境内的鲁、莒、邹、杞、滕、薛；在今河南境内的郑、卫、曾；在今河南、安徽交界的蔡；在今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交界的宋国等。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至于谁能统一，那就要取决于谁的社会变革取得的成果最多。
战国时期之所以有七雄并立，并非偶然。七国中的赵、魏、韩、齐四国由春秋时晋、齐两国卿大夫执政发展而来，对宗法传统破坏得比较彻底，秦、楚历来没有严格的宗法传统，燕国宗法传统保存最多，在七雄中最弱。鲁、郑、卫、宋等国，历来宗法传统严密，春秋末执政的大夫又都是公族，宗法传统未受到多大冲击，它们进入战国时期后，国力积弱不振。由此可见，只有变革旧制度，才能为历史的演进创造必要的条件。
战国后期社会变革引起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当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和部分占有劳动者人身，剥削劳动者的剩余劳动，逐渐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来源于四个方面：1．分封贵族转化为地主，他们扩大私田，成为地主阶级中最早的一批成员；2．官僚和军功地主。他们是列国官僚和军人，得到国君赏赐的土地而成为地主阶级。举例来看，前面已提到秦国商鞅变法，其中有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军功爵制，有这样的规定：凡在战争中建立功勋的奴隶可以获得解放而编人户籍，贵族和平民可以受领田宅户口，成为地主；3．商人和高利贷者兼地主，他们经营商业和放高利贷发家后，又通过贸易关系兼并土地，转化而为地主；4．平民上升而成为一般地主。他们开垦私田，加上买进少量土地，得以剥削农民，过上优裕生活。
农民阶级由自耕农、佃农、“庶子”和雇农组成。自耕农大批从旧时的庶人、国人转化而来。所谓“男耕女织”的古老传统，基本上是自耕农的写照。耕织相结合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在秦商鞅变法时才形成，后来在秦汉之际的历史文献中才有明白记载，如：“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吕氏春秋·上农》）“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淮南子·主术训》）后世史书所说的“食货”，即指耕织相结合的小农经济而言：“食”指农业生产，“货”指家庭手工业。
再说到佃农，他们是从自耕农中分化而来的。部分自耕农因不能维持生活而卖掉土地，成为赤贫流落他乡，租佃地主之田。至于“庶子”，因为没有准确的名词，只好沿用历史文献来解释。从秦国法律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定：将农民奖给有战功者作为“庶子”，他们每月一般要为有战功者服役六天。农民最低层者称为雇农，也叫“庸夫”、“庸客”，他们是完全失去土地又无固定主人的农民，或者流人城市成为“庸保”、“市佣”，生活没有任何保障。
在地主和农民两个基本阶级之外，还有工商业者和奴隶。工商业者从官府分离出来，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战国时期官私奴隶数量不少。官府奴隶主要来源于罪犯。因为犯罪被罚为奴隶的，《秦律》称为“隶臣妾”，终身为官府服役。战国时的奴隶仍然可以像物品一样被赠送、买卖，用奴隶殉葬的现象仍然存在。不过，从战国时期社会阶级构成的主流来看，中国历史开始跨进了封建制社会。
战国时期是一个历史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社会各方面都有开创性建树，也是学术文化繁荣的时期。“诸子百家”各个学派的流传分布带有其地域的特点：儒、墨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楚、秦发展。道家起源于楚、陈、宋，后来流人齐国。楚人保留着比较原始的“巫鬼”宗教，对齐、燕有影响。后来阴阳家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如果说在春秋时代文化中心偏于邹、鲁，战国时代的文化已无此种局限，文化交流和影响蓬勃开展起来。
四 关于秦朝兴亡的思索
公元前247年秦王赢政（公元前251一前210年）即位时年仅13岁，太后和吕不韦执政。公元前238年秦王赢政成年，去旧都雍（今陕西风翔南）的祖庙举行冠礼。次年亲政。他喜读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任用李斯、尉缭，采用阻止六国合纵、各个击破的战略。前230年派内史腾灭韩；前 229年派大将王翦灭赵（赵灭国后，公子嘉逃往代郡自立为代王，至公元前 222年被秦攻灭）；前227年派王翦攻燕，公元前222年燕亡；前225年派大将王贲灭魏；前224年派王翦攻楚；前222年楚亡；前221年派王贲灭齐。秦王赢政即位的第26年实现了统一。在咸阳建都称始皇帝（图5），由此揭开了此后封建王朝的帷幕。
秦朝统治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但秦代的制度对于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一统”的理论和实践。“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是战国时期法家、儒家和道家的共同政治理想，不过，在如何达到“大一统”以及“大一统”实现以后如何治国上有不同的观点。
“大一统”的理论及其实践体现在秦王朝的政治制度上。秦统一后，国土辽阔，最初设置36郡，包括：陇西、北地、上郡、汉中、蜀郡、巴郡、邯郸、钜鹿、太原、上党、雁门、代郡、云中、河东、东郡、砀郡、三川、颍川、南郡、黔中、南阳、长沙、楚郡、九江、泅水、薛郡、东海、会稽、齐郡、琅邪、广阳、渔阳、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管辖京畿诸县的“内史”，是和郡平级的行政单位，然而不在36郡之中。后来随着疆域的开拓，又设九原、南海、桂林、象郡、闽中5郡。除内史管理的京畿地区外，秦有41郡。郡下设县，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行政单位称为“道”。秦县的数量大约有一千个。秦始皇统一中国采用郡县制，奠定了“大一统”中央政权的政治制度基础。
在“大一统”理论指导下，秦朝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中央政权组织。中央执政集团中最重要的官职是所谓“三公”，这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太尉原称尉、国尉，是朝廷首席武官；御史大夫地位略次于丞相，是负责监察的大臣，位列上卿。“三公”之下又有“九卿”，分工管理不同的政务部门。实际上所谓“九卿”，官职并不限于“九”。
秦代“大一统”所体现的官制有很重要的意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汉代基本依据秦制而有所损益，确立了中国历代王朝官制的基本格局。
秦朝制定的“车同轨”、“书同文”［3］等具体政策措施也是值得肯定的创举。
秦朝兴亡在历史上只是一瞬间，从公元前221年至前206年短短的十五年，这说明了什么?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被征发赴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西南）戍边的900名士兵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南）遇大雨，道路不通，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按照秦朝法律规定，误期者要服斩首之刑。农民出身、在戍卒中担任屯长的陈胜和吴广，在生命不保的紧急情况下商议举兵反抗秦的暴政。他们利用民众的迷信心理，用朱砂在一方丝帕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放在鱼腹中，号召同行的戍卒：已不能按期到达，必死无疑，“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于是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又攻蕲县（今安徽宿州南），接着攻陈 （今河南淮阳）。此时起义军已发展至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士卒数万人。攻克陈后，陈胜立为王，号为“张楚”（张大楚国）。
陈胜、吴广率众起义后，各地民众纷纷响应。“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贾谊：《过秦论》）。陈胜起义军的将军周文率军西进击秦，行抵函谷关时，已经集结战车千乘，士卒数十万，直接威胁秦朝统治中心咸阳。但周文未能成功。陈胜在转战至下城父（今安徽蒙城县西北）时，被御者庄贾杀害。
秦二世（秦始皇的小儿子，名胡亥，始皇死后，立为皇帝，称为二世）三年 （公元前207年）八月，二世以东方战争责难赵高。赵高指使亲信在望夷宫逼杀秦二世，又以为继任的秦贵族子婴“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 （《史记·秦始皇本纪》），取消帝号。子婴被废帝号改称秦王，46天之后，刘邦军人咸阳，秦亡。
陈胜起义虽然遭到失败，但是从根本上动摇了秦朝的统治，正如司马迁所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记·陈涉世家》）陈胜个人虽败，但是他们分立派遣的其他军事政治集团终于灭亡了秦朝，陈胜大泽乡反抗暴秦的首功是不可磨灭的。
秦亡后，到西汉时期，许多人从不同角度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贾谊［4］在著名政论《过秦论》中说：“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说得很深刻。夺取天下与治，理天下应根据形势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然而秦却以夺取天下之策代替治理天下之策，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强化君权，严酷刑罚，企图建立“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的绝对君权专制统治。
第二，实施暴政。
第三，思想文化上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和学派的存在，实施文化专制主义。
秦始皇宣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使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种“皇权”是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秦灭六国后，法家的李斯出任丞相，向秦始皇提出建议：除秦官定史书《秦记》外，其他历史记载都予以烧毁。除去博士官所掌管的以外，天下有私人收藏《诗》、《书》、百家语者，都必须交地方官员烧毁。有敢私下讨论《诗》、《书》的，处以弃市之刑；以古非今者，诛灭其家族。官员知情而不报者与其同罪。焚书令颁下30天仍拒不遵行者，罚作筑守边城的劳役。李斯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批准。焚书后不久，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曾经信用的侯生和卢生不满于始皇贪于权势、迷信方术，于是相约逃亡。秦始皇大怒，命御史严厉审问诸生，将所谓“犯禁者”460余人坑杀于咸阳渭水畔，以警告天下文人学士。秦始皇焚书坑儒等极端措施是对文化的摧残，也激起了士人们的反抗。
另外，不能不提到秦朝苛暴的徭役征发。秦始皇统治的最后几年，连续组织了多项规模巨大的土木工程。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筑长城”，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为直道”（《史记·六国年表》）。秦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长达1万余里。又在渭河以南营造以阿房宫为主体的宫殿体系。秦始皇陵即骊山工程也有数十万人进行施工。史书记载阿房宫工程和骊山工程使用人力多达70余万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根据对秦始皇陵土方工程量和当时的劳动生产率的核算，可知这个记载是符合实际的。此外，秦朝又肆意征发军役，北敌匈奴，南戍五岭。当时丁男出征，丁女转输军粮，远戍者战死于边地，转输者僵仆于道路，不计其数。徭役是当时人民最沉重的压迫。值得注意的是，以运输为主要劳役形式的服役者多来自战国时六国故地的关东人，承受繁重徭役负担的主要也是关东人。前面提到的屯大泽乡谪戍渔阳的900人中，阳城人（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陈胜、阳夏人（今河南省太康县）吴广等均为关东人。秦始皇时代的反抗力量主要活动于关东，这不是偶然的。
尽管秦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中央政权组织和行政管理制度，在统一君主制国家的建设方面有所规划和设计，但是它忘记了两件最主要的事：一个是民心和民力，再一个是统一君主制国家的建设手段和方式，它用残暴的掠夺方式对付人民，用极端专制的方法对待思想文化，这决定了秦朝的短命。民心不可侮。秦王朝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对于中国后来的封建王朝都是有益的。
五 王朝更替与农民战争
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8年）是在陈胜、吴广农民战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出身于平民阶层，曾任秦基层政权亭长，他曾因公事出行咸阳，见到秦始皇车列，感叹道：“嗟乎，大丈夫当为此也！”（《史记·高祖本纪》）和刘邦争夺天下的项羽，是楚国名将之后，随叔父项梁避难江东，见到秦始皇出巡，叹道：“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从秦以后的封建社会历史，不论是农民战争或其他夺取政权的战争都以做皇帝、另立王朝为目标。
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最后刘邦取胜，正如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所说：“项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读通鉴论》）所谓“明”指有宽广的胸怀，能从秦朝暴政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在他制定的政策中有这样的内容：平民在战乱以前的身份地位以及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在回到故乡以后，政府加以认可，使之成为编户齐民；同时使一定数量的奴婢得到人身解放。
刘邦的功臣集团大多出身微贱，除张良家世高贵外，其余多为平民百姓。萧何、曹参、任敖、周苛都是普通小吏，陈平、王陵、陆贾、郦食其、夏侯婴等是一般平民，樊哙是屠狗者，周勃是织席、吹箫服务于丧事者，灌婴是贩缯者，娄敬是挽车的普通役人。清代历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称他们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这些“布衣将相”们多少能了解民间疾苦，对自己有一定的约束。例如萧何以丞相之尊，置田宅时，挑选穷僻之处，经营宅第，并不大兴土木，骚扰百姓。他说，后世子孙如果贤良，则会效法我的俭朴；如果不贤良，家产也不至于为强势之家所夺。可以这样说，西汉王朝建立的政治基点，是对秦朝暴政的否定。
汉高祖刘邦去世，群臣称赞道：“高祖出身低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史记·高祖本纪}）《汉书·礼乐志》有这样的话：“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当时的“拨乱反正”主要是改变秦之暴政为平易之政。刘邦去世后，西汉王朝经历了吕后专政时期，随后进入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执政的文、景时期。文、景两代共39年，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国家安定，经济富实。文、景以后，汉武帝执政时代，情况便开始有所变化。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不能阻挡豪强之徒对于土地的兼并，官僚地主聚敛财富，霸占土地，使农民陷于极度困苦之中。尽管有远见的大臣们为抑制土地兼并，向皇帝提出建议，但这些都不能解决封建社会中的顽症——豪强对土地的掠夺。社会矛盾的激化，民不聊生，不能不引起新一轮的流民活动，导致再一次农民战争。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起义；后来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明证。再后来隋代、唐代、元代、明代、清代的农民起义莫不如此。历代农民战争有他们自己的纲领口号，或要求减轻租赋、徭役，或要求人身平等，或要求有可耕种的土地，但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制度。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拨动历史。天下太平不久，社会肌体旧病复发，压迫加重，酝酿再一次的天下动荡。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这种现象有人称之为“周期率”。其道理并不复杂，封建制社会内的“治”和“乱’’都受制于这种制度，在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之前，这种“周期率”总要发生作用。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看，这种制度称之为君主专制制度，始于秦始皇。秦始皇将“天下”作为其个人的私产，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及其家族的利益和权力，称之为皇权。农民战争的目的并非推翻这种制度，而是在这种制度的框架内重新换一个家族，换一个皇帝。刘邦在取得天下以后，他向自己的老父夸说天下就是他的私产，任何人都比不上（《史记·高祖本纪》），这和秦始皇的口气没有本质的区别。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长时间，尽管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上都曾经有过许多创造，但是，要依靠这种制度带来长治久安，那只是一种幻想。
君主专制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它，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任务。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很长时间的文化心理积淀，要消除这种制度的思想影响，并非一件简单的事。在皇帝和皇权的长期统治下，在中国历史上逐渐形成这样的文化心理：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是皇帝，人间的祸福都来源于皇帝的“旨意”。人们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依靠他拯救众生。因此，在中国封建制社会中，皇帝及皇权的长期统治便凝聚成对皇帝敬畏的世俗宗教意识。农民战争并不反对这种意识，企图用一个“明君”去代替“暴君”。真正对这种制度进行理性思考，指出皇帝为天下之“屠毒”者、“敲剥”者、“大害”者，思考如何创设一种新的制度，这要依靠先进知识分子自觉的理论思维。清朝初年大思想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一书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杰作。
如果说农民战争动摇了旧封建王朝的统治，那么，新王朝的建设必须经过知识分子的努力，将某些治国的思想转化为一定的制度和方略，并得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首肯，得以采纳推行，这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政治相对稳定时期虽各有特色，但是重视知识文化，重视知识分子却带有普遍性。《汉书》作者班固说，汉武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丰功伟绩，他能够“峙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汉书·武帝纪》），重视网罗人才，为他们创造发挥才能的机会，这与秦始皇“焚书坑儒”形成鲜明对比。武帝时所谓“儒雅”之士、“笃行”之士、“质直”之士、“推贤”之士、“文章”之士等等不可胜数。总之，历史之所以成为人的群体活动舞台，并非哪一个阶级、阶层在这里扮演独角戏，而是众多人群展示各自智慧才华的场所；这些智慧的结晶就是“文明”。中国历史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是一部文明的演进史。
[思考题]
1．为什么了解朝代的更替是学习中国历史的切人口?
2．怎样看秦朝的兴亡?
[参考书目]
1．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
3．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注 释
［1］《中国历史·先秦卷》，总编：张岂之，主编：刘宝才、钱逊、周苏平，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2］林活：《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3］所谓“书同文”，指秦王朝以秦文为基点，力求使文字统一。秦文字有八体，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和隶书，其中主要是小篆和隶书。秦朝并未能真正完成“书同文”。
［4］贾谊（公元前200一前168年）年少时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迁为太中大夫。后被贬。著作有《新书》五十八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