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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实践 王国刚 2011年01月26日15:45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实践--中国共产党新闻 
内容提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博大精深，其中关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生产资料所有制、商品价值、企业经营和社会再生产等10方面的理论是西方宏微观经济学中所没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包含了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如果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不仅经济改革难以展开和深化，就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也将因理论缺失而举步维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弄清哪些话不是马克思说的、哪些话是马克思没有说的、那些话是马克思说的但并不具有直接套用意义的、哪些话是马克思说的但需要根据发展了的实践予以进一步发展的、哪些话是马克思说的但在目前条件下尚难实现的等问题，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至关重要的。
王国刚：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关键词：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 经济实践
近年来，在借鉴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一种弱化乃至放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倾向在我国经济学界有所蔓延，并影响到经济实践活动。这种倾向的主要表现是，一些人认为，只有西方宏微观经济学才是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经济学，因此，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置于经济学之外，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论证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根据；一些人羞于谈及（更谈不上研究或宣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似乎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属于知识落后或观念陈旧的范畴。笔者认为，这种倾向不仅是片面的，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实践展开都是甚为有害的，因此，特撰写此稿，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一点个人见解。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与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的知识缺陷
凡学习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它是马克思在总结前人（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研究成果并历经几十年潜心深入研究而创立形成的。这一理论体系至少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全面地总结和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自己的创见；二是揭示了人类社会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既透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又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则和内在机理，并提出了一些对未来社会经济状况的设想。1999年，英国BBC举行了一系列民意测验以评选1000年来最伟大的人物；同年10月，BBC宣布，人们评选出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卡尔·马克思，而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分列第二、三、四名[1]；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不少人又积极从马克思理论中寻求解释，以至于《资本论》在德国等西方国家多次脱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博大精深。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等论著，也不仅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及其他先人之间的往来书信，而且包括收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46、47、48、49、50等各卷中的手稿。从内容比较看，就经济建设而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绝大多数知识是西方宏微观经济学所没有的，其中至少可概括为10个方面的理论：
1、关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P4-5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强调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P11
面对复杂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结构，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P216
2、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4]P7
为此，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应“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P832但这种个人所有制不是私有制，因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象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5]P875
3、商品价值理论。在马克思所处时代，尚未有“市场经济”概念，所以，马克思也没有使用“市场经济”一词。但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却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内在规律、基本机制和关键要点，这包括商品两因素、劳动两重性、价值形态、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商品交换、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竞争和资本竞争等理论。其中，关于商品价值的社会关系，商品价值量的定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关系，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商品拜物教的实质，货币的产生和形成，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工资和工资的国民差异，需要、需求、供给和竞争的关系，产业内的商品竞争必然发展为产业间的资本竞争等思想，在市场经济理论都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4、企业经营理论。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占有基础性地位。马克思从分析资本入手，揭示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一系列带规律性的现象，其中包括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各自的功能，资本有机构成，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及资本集中各自的功能，产业资本循环的内在规定性，资本周转，固定资产的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并由此决定的折旧、折旧金的使用，商业利润和银行利润的来源，股份公司的功能、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利息收入和企业主收入，创业资本和创业利润等等。
5、社会再生产理论。在马克思所处时代，尚未有“宏观经济”概念，所以，马克思也没有使用“宏观经济”一词，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却揭示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带规律性的机制。其中包括社会再生产的两部类通过交换而平衡、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式扩大再生产、货币在实现社会再生产中的功能，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生产价格、利润率趋向下降，社会劳动总量在各个产业部门间的分配及其与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等等。
6、金融理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包含了丰富的金融理论，其中包括货币功能、纸币发行量与通货膨胀，资本集中的功能，信用的作用，信用和虚拟资本，股票价格的计算，地租的资本化与土地价格等等。
7、地租理论。马克思深入研究了土地、地租和农产品价格问题，系统阐述了劳动地租、产品地租和货币地租的演变过程，揭示了绝对地租、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地租与农产品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垄断自然资源所获得的超额利润的来源，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的生产价格均衡等等。
8、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在《资本论》和相关手稿中，马克思深入系统地研究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生产劳动与价值创造之间关系、非生产劳动与价值分配之间的关系，总收益和纯收益、总收入和纯收入及其与价值转移和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阐述了社会总产品的分配程序和内在机理。
9、剩余产品和自由时间的理论。在《资本论》和相关手稿中，马克思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剩余劳动与剩余产品的关系，剩余产品的来源、性质和功能，剩余劳动、剩余产品与财富的关系等等。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在提高劳动强度和紧张程度的同时，也“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了条件，“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以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6]P221-222剩余价值只是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在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中的表现。
10、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结果的认识，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设想，其中包括：未来社会是一个不存在国家、政治和政府的社会，“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3]P96，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等等。
政治经济学从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问世算起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算起也有200多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同时，也分离成了不同的学派和流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对经济运行机理的系统揭示，不仅在100多年的历史检验中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所称服，而且为众多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认同（这才有了英国BBC的民意测验结论）。上述10个方面的内容，是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和宝贵知识，也是西方宏微观经济学中所没有的。可以说，如果仅仅知道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的知识，不知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不仅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的掌握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而且对经济学的实践指导也将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
一个容易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这么多内容为什么没有被西方宏微观经济学所吸纳？可能的成因大致有三：第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以关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理论为基础的，根据这一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它必然被比它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而西方宏微观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为基本前提的，其中，相当多内容虽属市场经济的共性内容，但在不少的西方经济学家眼中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由于历史观不同，后者不愿意吸纳前者。第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它深刻解释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而西方宏微观经济学以商品的效用理论和供求理论为基础，否定剥削的存在。因此，由于立场的不同，后者无法吸纳前者。第三，马克思是一个天才的哲学家，在其《资本论》和众多论著中更多运用的是辨证逻辑方法，通过演绎推理和实证来阐述或论证每个原理；而西方宏微观经济学主要运用的是数理逻辑方法，通过数理模型的推演和数据支持来阐述或论证每个原理。因此，由于方法论不同，后者难以吸纳前者。西方宏微观经济学未能吸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这更加说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独立价值。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实践的指导
长期来，相当多从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主要将这一理论体系看作是革命的理论，即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内在规律，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很少将这一理论体系看作是经济建设的理论，由此，从逻辑关系出发，给不少人造成了一个误解：既然中国已实现了社会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那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也就失去了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一些推崇西方经济学的人也从这个角度轻视乃至贬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事实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同时包含了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就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而言，如果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不仅经济改革难以展开和深化，就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也将因理论缺失而举步维艰。
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践中所获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是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根据中国国情，艰苦奋斗，大胆创新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坚持马克思理论指导地位、将马克思理论中国化的产物。
1、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深刻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7]P85-86这样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只能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为指导，在西方经济学中是找不到任何理论根据的。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在马克思理论指导下展开，经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和卓绝奋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改革进程远未完结，在经济建设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我们还会遇到如何处理好稳定、改革和发展的三者关系问题，为此，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改革和稳定为发展服务的基本取向，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不可偏离的。
2、自由时间与GDP增长率。财富通过生产劳动而创造，劳动是按时间计量的，由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场合，劳动时间越多，也就意味着所创造的财富越多。从80年代起，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展开，人们看到了发达国家每周五天工作制的现实，也期望着中国能够改变每周6天工作制状况，但鉴于经济发展水平太低，主张实行6天工作制的意见一直占上风。如何权衡缩短劳动时间和保障GDP增长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并无可借鉴的理论，但马克思关于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财富与自由时间的理论则给我们以重要指导。1993年以后，我们先是实行两周一次的5天工作制，然后，实行了每周5天工作制。迄今，10多年过去了，GDP增长不仅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
凡学习过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帕累托最优理论。它认为：“如果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任何他人境况变坏的条件下使得自身状况变得更好”[8]P318，资源的配置效率就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了。这实际上意味着两个问题发生：一是如果真的达到了帕累托最优，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市场机制的功能也就发挥到了极限，它不可能再有任何新的更好的发展了，因此，经济发展也就停止了（否则，就应倒退了）；二是如果财富的计算不再是以实物和劳动来计算，那么，帕累托最优就失去了实践意义。与此不同，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的理论，不仅具有资源配置效率的内涵，而且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3、股份公司与国有企业改革。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是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80年代，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利润分成、利改税到经营承包责任制，但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基本没有改变；90年代初期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股份公司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然而，如何认识股份公司制度，却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西方经济学理论将股份公司看作是一种私有化的企业制度，我国也有一些人持这种看法，因此，反对实行股份公司制度。但马克思并不这样认为。他指出：在股份公司中，“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5]P493“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彼此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5]P494那种认为实行股份公司就是私有化的认识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逻辑矛盾，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股份公司具有“扬弃”私有制的功能，怎么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却成了发展私有制的机制？事实证明，股份公司制度一种实现资本集中、推进社会化生产进步的企业制度，在中国经济中又是公有制的一种有效实现方式。
4、公房改革。公房改革曾经是中国改革中的一个难点。自80年代中期开始，在探讨公房改革过程中，就有人提出要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以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为公房改革的定价基础；90年代又有人提出，应按照商品住宅的市场价为基础来研究公房改革和对应的房租，并认为如果低于市场价这一基础，就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危险。但中国的实践并没有囿于此论，而是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选择了适合自己方式来推进这一改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中包括“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3]P194中国在自己的实践，从20世纪50年代起，曾实行变个人消费为集体消费，将职工工资中本应包含的住房、教育、医疗等费用以集体消费的方式集中使用，由此，使得住房在形式上成了由政府财政投资形成的资产。显然，住房实质上是由职工工资收入所形成的，因此，以公平为基础、按照带有归还含义的标准价将公房销售给职工，并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1999－2001的3年间，在没有引起大的动荡的条件下，全国各地普遍完成了公房改革。回顾这一进程，可以看到，公房改革的指导理论在西方宏微观经济学中是找不到的。
5、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2003年8月以后，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发生了多次物价上涨现象，对此，如何认识？一些简单以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的人，先是强调“要防止通货膨胀”，随后，在2004年6月份以后、2007年3月份以后和2010年6月份以后，在物价上涨率超过3%时，又疾呼要运用紧缩货币政策的机制来“治理通货膨胀”，由此，提出了如何认识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问题？
根据马克思理论，物价上涨至少有三种情况：一是价格向价值的回归。从商品价格与价值的关系看，由于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当价格低于价值时，物价上涨不过是一种是价格向价值的回归。二是商品供不应求。在需求不变而供给减少的情况，可能发生由商品供不应求所引致的物价上涨；在供给不变而需求增加或供给增长慢于需求增长的条件下，同样可能发生供不应求所引致的物价上涨。三是货币发行过多。马克思从货币流通规律出发，认为纸币发行量一旦超过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就可能引致物价普遍上涨，这种物价普遍上涨称为通货膨胀。中国在2004年、2007年和2010年的CPI上涨主要由农产品（包括粮食，猪肉和肉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的供不应求所引致，不是物价的普遍上涨（在这些期间，相当多消费类工业制成品处于价格下行走势）。但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除通货膨胀外，就没有其他类型的物价上涨，由此使得一些信奉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人，简单地将一切物价变动都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冠之并寻求货币政策予以化解，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如此，主要选择了财政政策，给农民和低收入群体以财政支持。与此相比，马克思的理论更加丰富和符合经济实践。
6、价值创造与股市的财富效应。有股份公司自然就要有股票市场。在促进资本集中从而促进股份公司发展方面，股票市场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这是无庸质疑的。但股票交易市场是否具有财富效应却值得商讨。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提出并反复论证股票交易市场的财富效应（简称“股市财富效应”），认为在股市走高时期，一些获利的投资者会扩大他们的消费，由此，将拉动需求，促进GDP增长；反之，在股市走低时期，投资者将削减消费，抑制需求，由此，抑制GDP的增长。这一认识被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他们根据中国股市的数据和其他资料，从各个角度论证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甚至以股价上涨增值为由提出了股市创造价值说法，并将这些认识运用于高校教学。由此，提出了两个值得商讨的问题：
第一，商品交易活动是否创造价值？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商品交易活动本身属非生产劳动，虽然对生产劳动来说，这些活动是不可或缺的，但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与此对应，股票交易市场的活动也不创造价值。毫无疑问，从事股票交易市场活动的各种中介机构可以获得收入，也需要缴纳税负，但这并不证明股票交易市场具有创造价值的功能。这些收入和税负，或者是从创造价值的领域中转移过来的或者是股市参与者的收入再分配的结果，不是股市交易活动创造的。
第二，股市走势是否影响投资者的消费？就个案而言，的确存在着在股市投资中获利的投资者扩大其个人消费的现象，但重要的不是这些投资者是否扩大其个人消费，而是他们扩大消费的资金从何而来？例如，某一投资者先前以10元/股的价格买入某种股票1万股，在股价上升到15元/股时卖出，由此，获利5万元（舍去佣金等费用），并将这5万元全部用于个人消费，由此，在直接关系上，似乎消费扩大了5万元。但只要一细究就不难发现，实际上，从全社会来看，消费并没有扩大。因为这一投资者所获得的5万元获利资金来源于按15元/股买入股票的另一投资者，对后者而言，他的消费减少了。马克思明确指出：“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A可以把这个证书卖给B，B可以把它卖给C。这样的交易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5]P529“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5]P531
7、土地价格与地租。2004年以后，商品住宅价格大幅上升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商品住宅价格上扬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既包括由土地供给价格上升和建筑成本上升等引致的成本推进型价格上扬，商品住宅供不应求引致的需求拉上型价格上扬，高、中、低各类商品住宅的供给结构不合理引致的结构性价格上扬，也包括一些开发商和投资者利用商品住宅市场的供给短缺、制度不完善和监管不到位等，采取囤积、抬价、投机等方式推波助澜地使商品住宅价格走高。但所有此类分析都停留于一般商品市场理论范畴，并未真正体现出与土地价格特点直接相关的商品住宅价格特点。
马克思认为，土地价格是地租资本化的产物，即“资本化的地租表现为土地价格或土地价值”[5]P704。地租可分为绝对地租、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绝对地租是使用任何等级的土地都必须支付的地租，级差地租Ⅰ是由土地的地理位置、肥沃程度等自然因素决定所应支付的地租；级差地租Ⅱ则是由土地上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等因素所形成的地租。在土地租用期内，租地者因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改良土壤等可能引致的农产品产量增加、单位农产品成本降低从而收益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依然支付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Ⅰ，并不支付级差地租Ⅱ；但在土地租用期满后，由于土地上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和已改良过的土壤不能移动，因此，土地所有者可利用这些因素要求续租者支付级差地租Ⅱ。
近年来，中国各城市在批租商品住宅建设用地中，根据土地在批租时的现实状况分别考虑到了由绝对地租、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所决定的土地价格，但受具体条件和城镇化进程制约，并不可能充分估算级差地租Ⅱ数量，也不可能充分估算哪些土地在什么时候、多大程度上将产生级差地租Ⅱ。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原先较为偏远的城市郊区，在批租土地时考虑到地理位置因素计算了由级差地租Ⅰ所决定的土地价格，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这些城郊地区划入了城市并且基础设施、商业设施、文教卫生设施和绿地等条件大为改善，由此决定级差地租Ⅱ形成了；但因已批租的土地使用期限为70年，在70年未满条件下，这些级差地租Ⅱ归租地者所有，这样，已购买这些地区商品住宅的居民就感到有一个房价上涨的收益。在这些地区，那些尚未批租的土地，在批租中的价格将明显高于基础设施、商业设施、文教卫生设施和绿地等条件未改善时的价格。另一方面，就是原先已支付过级差地租Ⅱ的土地也将因市政设施的进一步改善而获得增值，由此，城市中心的土地价格将随着城市的功能发展而提高，与此对应，在城市中心购买商品住宅的居民也会感到房价上涨的收益（尽管这种收益常常表现为观念上的收益）。显然，研究中国的商品住宅价格并制定有关政策，不能离开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此外，在研究土地价格走势中，马克思的下述观点也应予以特别重视：“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从利息率由利润率决定来说，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此外，把利润率撇开不说，由于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大，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土地价格，即使和地租的变动以及土地产品价格（地租构成它的一个部分）的变动无关，也有上涨的趋势。”[5]P703
马克思理论在中国经济实践中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还可以举出更多的实例，但由上已可看出，在中国经济实践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或缺。
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此，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为此，学习和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又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在此前提下，注意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1、弄清哪些话不是马克思说的。10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普及过程中，一些国家（如原苏联等）为了强调自己的实践符合马克思理论，一些人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将一些并非马克思说过的话冠之于“马克思主义”。由于这些话为实践所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并不符合历史的本来进程，由此，给人们造成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些误解。
例如，我们一些教科书中认为，自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变革，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则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变革。这些认识的直接来源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9]P341-342，并非马克思的论述。
又如，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必然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是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提出的。但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论著中并没有“贫富两极分化”或“富的越富、穷的越穷”之类的表述。马克思说过的是：“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常备的过剩人口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3]P707事实上，几千年来，除一些特殊年份外（如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等），还没有那个社会制度真正造成了全社会范围内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长时间（如几百年）的“穷的越穷”。马克思深知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走势、功能和状况，不可能得出“资本主义必然造成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的两极分化”这样极端的结论。
再如，一些人从“资本是追逐利润的”这一命题出发，认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是马克思对资本本性的揭示。但实际上，这段话不是马克思的，而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揭示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时，以第250个脚注方式引用的他人的话。其引用的全文是：“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3]P829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认为，资本追逐利润一定是坏事。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50卷的手稿，在许许多多地方，他都肯定了资本追逐利润的经济功绩和历史功绩。
2、弄清哪些话是马克思没有说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是马克思在吸取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经济实践状况经过潜心研究而创立的，不可能揽括人类社会的所有经济学知识。在随后的100多年历史中，随着经济发展，各国经济学家又分别根据变化了的经济状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理论。这些经济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所没有的，但却是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来说，如果仅仅懂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和借鉴马克思之后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至少包括：边际革命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竞争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等，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市场理论、消费与投资理论、总需求与总供给理论、货币作用理论、增长和稳定理论等，货币金融学中的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理论、货币政策理论、利率理论、风险管理理论、资产组合理论、金融市场理论、资产定价理论、有效资本市场理论等，产业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理论、产业部门结构理论、产业区位布局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发展理论等，以及发展经济学、财政学、税收学、公司财务学、国际金融学、国际经济学等诸多学科中的一系列理论。
3、弄清那些话是马克思说的，但并不具有直接套用意义的。例如，马克思在论及剩余价值生产时，曾做过一个假设，即雇佣8个工人为其劳动，小业主就将转变为资本家[3]P341-342。但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实践中，将是否雇佣8个工人作为划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标准。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又如，在论述按劳分配时，马克思曾说到：“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4]P13。对此，一些人生搬硬套地非说，按劳分配属资产阶级法权范畴。
4、弄清哪些话是马克思说的，但需要根据发展了的实践予以进一步发展的。例如，在关于商品两因素，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的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反映的则是社会属性。但工业革命200多年的历史证明，当今商品的使用价值在自然属性之上又附加了众多社会因素，离开这些社会属性，仅靠自然属性，常常是不能为消费者所接受的。又如，马克思从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机器代替人”的现象出发，曾认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工人失业的现象将越加严重，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对就业者构成了严重压力，因此，“同现役劳动军相比，常备的过剩人口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但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在减少已有产业部门的就业人口的过程中，不断创造着新的产业部门和新的就业岗位。200多年来，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各种措施的落实，人口明显增长（有的达到数倍之多），但就业人口也明显增加，失业率却大大降低。再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增殖、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等过程中没有引入资本负债关系，也没有论及资本运作的风险问题。但在现实中，这些经济机制至关重要，几乎没有一家企业不存在资本负债关系或资本运作风险。又再如，马克思认为银行是经营货币商品的经济组织，但随着人们对货币和金融的认识深化，金融产品的非货币现象大量发生，在发达国家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上已成为经营金融产品的经济组织。
5、弄清那些话是马克思说的，但在目前条件下尚难实现的。马克思曾对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做过许多的设想，但因我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还未能达到其设想的高度，因此，在现今条件下还不可能实现。对此，不应置之不理，更不应歪曲地理解，而应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充分解释，并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经过长期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实现。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这意味着，它不可能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供照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这对丰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学理论，既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造发展，也不利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国的经济学者应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造者和生产者，因此，需要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紧密结合中国实践，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理论的“合理内核”，认真总结各国经济活动的经验和教训，创造出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本文写作于2005年8月，简要修改于2010年12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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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责任编辑：高巍）
内容提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博大精深，其中关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生产资料所有制、商品价值、企业经营和社会再生产等10方面的理论是西方宏微观经济学中所没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包含了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如果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不仅经济改革难以展开和深化，就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也将因理论缺失而举步维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弄清哪些话不是马克思说的、哪些话是马克思没有说的、那些话是马克思说的但并不具有直接套用意义的、哪些话是马克思说的但需要根据发展了的实践予以进一步发展的、哪些话是马克思说的但在目前条件下尚难实现的等问题，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至关重要的。
王国刚：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关键词：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 经济实践
近年来，在借鉴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一种弱化乃至放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倾向在我国经济学界有所蔓延，并影响到经济实践活动。这种倾向的主要表现是，一些人认为，只有西方宏微观经济学才是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经济学，因此，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置于经济学之外，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论证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根据；一些人羞于谈及（更谈不上研究或宣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似乎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属于知识落后或观念陈旧的范畴。笔者认为，这种倾向不仅是片面的，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实践展开都是甚为有害的，因此，特撰写此稿，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一点个人见解。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与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的知识缺陷
凡学习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它是马克思在总结前人（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研究成果并历经几十年潜心深入研究而创立形成的。这一理论体系至少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全面地总结和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自己的创见；二是揭示了人类社会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既透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又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则和内在机理，并提出了一些对未来社会经济状况的设想。1999年，英国BBC举行了一系列民意测验以评选1000年来最伟大的人物；同年10月，BBC宣布，人们评选出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卡尔·马克思，而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分列第二、三、四名[1]；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不少人又积极从马克思理论中寻求解释，以至于《资本论》在德国等西方国家多次脱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博大精深。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等论著，也不仅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及其他先人之间的往来书信，而且包括收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46、47、48、49、50等各卷中的手稿。从内容比较看，就经济建设而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绝大多数知识是西方宏微观经济学所没有的，其中至少可概括为10个方面的理论：
1、关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P4-5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强调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P11
面对复杂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结构，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P216
2、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4]P7
为此，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应“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P832但这种个人所有制不是私有制，因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象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5]P875
3、商品价值理论。在马克思所处时代，尚未有“市场经济”概念，所以，马克思也没有使用“市场经济”一词。但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却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内在规律、基本机制和关键要点，这包括商品两因素、劳动两重性、价值形态、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商品交换、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竞争和资本竞争等理论。其中，关于商品价值的社会关系，商品价值量的定义，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关系，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商品拜物教的实质，货币的产生和形成，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工资和工资的国民差异，需要、需求、供给和竞争的关系，产业内的商品竞争必然发展为产业间的资本竞争等思想，在市场经济理论都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4、企业经营理论。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占有基础性地位。马克思从分析资本入手，揭示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一系列带规律性的现象，其中包括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各自的功能，资本有机构成，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及资本集中各自的功能，产业资本循环的内在规定性，资本周转，固定资产的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并由此决定的折旧、折旧金的使用，商业利润和银行利润的来源，股份公司的功能、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利息收入和企业主收入，创业资本和创业利润等等。
5、社会再生产理论。在马克思所处时代，尚未有“宏观经济”概念，所以，马克思也没有使用“宏观经济”一词，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却揭示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带规律性的机制。其中包括社会再生产的两部类通过交换而平衡、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式扩大再生产、货币在实现社会再生产中的功能，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生产价格、利润率趋向下降，社会劳动总量在各个产业部门间的分配及其与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等等。
6、金融理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包含了丰富的金融理论，其中包括货币功能、纸币发行量与通货膨胀，资本集中的功能，信用的作用，信用和虚拟资本，股票价格的计算，地租的资本化与土地价格等等。
7、地租理论。马克思深入研究了土地、地租和农产品价格问题，系统阐述了劳动地租、产品地租和货币地租的演变过程，揭示了绝对地租、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地租与农产品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垄断自然资源所获得的超额利润的来源，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的生产价格均衡等等。
8、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在《资本论》和相关手稿中，马克思深入系统地研究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生产劳动与价值创造之间关系、非生产劳动与价值分配之间的关系，总收益和纯收益、总收入和纯收入及其与价值转移和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阐述了社会总产品的分配程序和内在机理。
9、剩余产品和自由时间的理论。在《资本论》和相关手稿中，马克思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剩余劳动与剩余产品的关系，剩余产品的来源、性质和功能，剩余劳动、剩余产品与财富的关系等等。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在提高劳动强度和紧张程度的同时，也“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了条件，“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以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6]P221-222剩余价值只是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在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中的表现。
10、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结果的认识，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设想，其中包括：未来社会是一个不存在国家、政治和政府的社会，“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3]P96，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等等。
政治经济学从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问世算起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算起也有200多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同时，也分离成了不同的学派和流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对经济运行机理的系统揭示，不仅在100多年的历史检验中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所称服，而且为众多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认同（这才有了英国BBC的民意测验结论）。上述10个方面的内容，是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和宝贵知识，也是西方宏微观经济学中所没有的。可以说，如果仅仅知道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的知识，不知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不仅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的掌握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而且对经济学的实践指导也将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
一个容易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这么多内容为什么没有被西方宏微观经济学所吸纳？可能的成因大致有三：第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以关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理论为基础的，根据这一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它必然被比它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而西方宏微观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为基本前提的，其中，相当多内容虽属市场经济的共性内容，但在不少的西方经济学家眼中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由于历史观不同，后者不愿意吸纳前者。第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它深刻解释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而西方宏微观经济学以商品的效用理论和供求理论为基础，否定剥削的存在。因此，由于立场的不同，后者无法吸纳前者。第三，马克思是一个天才的哲学家，在其《资本论》和众多论著中更多运用的是辨证逻辑方法，通过演绎推理和实证来阐述或论证每个原理；而西方宏微观经济学主要运用的是数理逻辑方法，通过数理模型的推演和数据支持来阐述或论证每个原理。因此，由于方法论不同，后者难以吸纳前者。西方宏微观经济学未能吸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这更加说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独立价值。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实践的指导
长期来，相当多从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主要将这一理论体系看作是革命的理论，即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内在规律，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很少将这一理论体系看作是经济建设的理论，由此，从逻辑关系出发，给不少人造成了一个误解：既然中国已实现了社会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那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也就失去了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一些推崇西方经济学的人也从这个角度轻视乃至贬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事实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同时包含了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就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而言，如果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不仅经济改革难以展开和深化，就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也将因理论缺失而举步维艰。
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践中所获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是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根据中国国情，艰苦奋斗，大胆创新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坚持马克思理论指导地位、将马克思理论中国化的产物。
1、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深刻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7]P85-86这样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只能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为指导，在西方经济学中是找不到任何理论根据的。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在马克思理论指导下展开，经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和卓绝奋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改革进程远未完结，在经济建设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我们还会遇到如何处理好稳定、改革和发展的三者关系问题，为此，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改革和稳定为发展服务的基本取向，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不可偏离的。
2、自由时间与GDP增长率。财富通过生产劳动而创造，劳动是按时间计量的，由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场合，劳动时间越多，也就意味着所创造的财富越多。从80年代起，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展开，人们看到了发达国家每周五天工作制的现实，也期望着中国能够改变每周6天工作制状况，但鉴于经济发展水平太低，主张实行6天工作制的意见一直占上风。如何权衡缩短劳动时间和保障GDP增长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并无可借鉴的理论，但马克思关于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财富与自由时间的理论则给我们以重要指导。1993年以后，我们先是实行两周一次的5天工作制，然后，实行了每周5天工作制。迄今，10多年过去了，GDP增长不仅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
凡学习过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帕累托最优理论。它认为：“如果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任何他人境况变坏的条件下使得自身状况变得更好”[8]P318，资源的配置效率就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了。这实际上意味着两个问题发生：一是如果真的达到了帕累托最优，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市场机制的功能也就发挥到了极限，它不可能再有任何新的更好的发展了，因此，经济发展也就停止了（否则，就应倒退了）；二是如果财富的计算不再是以实物和劳动来计算，那么，帕累托最优就失去了实践意义。与此不同，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的理论，不仅具有资源配置效率的内涵，而且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3、股份公司与国有企业改革。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是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80年代，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利润分成、利改税到经营承包责任制，但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基本没有改变；90年代初期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股份公司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然而，如何认识股份公司制度，却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西方经济学理论将股份公司看作是一种私有化的企业制度，我国也有一些人持这种看法，因此，反对实行股份公司制度。但马克思并不这样认为。他指出：在股份公司中，“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5]P493“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彼此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5]P494那种认为实行股份公司就是私有化的认识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逻辑矛盾，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股份公司具有“扬弃”私有制的功能，怎么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却成了发展私有制的机制？事实证明，股份公司制度一种实现资本集中、推进社会化生产进步的企业制度，在中国经济中又是公有制的一种有效实现方式。
4、公房改革。公房改革曾经是中国改革中的一个难点。自80年代中期开始，在探讨公房改革过程中，就有人提出要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以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为公房改革的定价基础；90年代又有人提出，应按照商品住宅的市场价为基础来研究公房改革和对应的房租，并认为如果低于市场价这一基础，就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危险。但中国的实践并没有囿于此论，而是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选择了适合自己方式来推进这一改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中包括“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3]P194中国在自己的实践，从20世纪50年代起，曾实行变个人消费为集体消费，将职工工资中本应包含的住房、教育、医疗等费用以集体消费的方式集中使用，由此，使得住房在形式上成了由政府财政投资形成的资产。显然，住房实质上是由职工工资收入所形成的，因此，以公平为基础、按照带有归还含义的标准价将公房销售给职工，并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1999－2001的3年间，在没有引起大的动荡的条件下，全国各地普遍完成了公房改革。回顾这一进程，可以看到，公房改革的指导理论在西方宏微观经济学中是找不到的。
5、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2003年8月以后，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发生了多次物价上涨现象，对此，如何认识？一些简单以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的人，先是强调“要防止通货膨胀”，随后，在2004年6月份以后、2007年3月份以后和2010年6月份以后，在物价上涨率超过3%时，又疾呼要运用紧缩货币政策的机制来“治理通货膨胀”，由此，提出了如何认识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问题？
根据马克思理论，物价上涨至少有三种情况：一是价格向价值的回归。从商品价格与价值的关系看，由于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当价格低于价值时，物价上涨不过是一种是价格向价值的回归。二是商品供不应求。在需求不变而供给减少的情况，可能发生由商品供不应求所引致的物价上涨；在供给不变而需求增加或供给增长慢于需求增长的条件下，同样可能发生供不应求所引致的物价上涨。三是货币发行过多。马克思从货币流通规律出发，认为纸币发行量一旦超过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就可能引致物价普遍上涨，这种物价普遍上涨称为通货膨胀。中国在2004年、2007年和2010年的CPI上涨主要由农产品（包括粮食，猪肉和肉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的供不应求所引致，不是物价的普遍上涨（在这些期间，相当多消费类工业制成品处于价格下行走势）。但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除通货膨胀外，就没有其他类型的物价上涨，由此使得一些信奉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人，简单地将一切物价变动都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冠之并寻求货币政策予以化解，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如此，主要选择了财政政策，给农民和低收入群体以财政支持。与此相比，马克思的理论更加丰富和符合经济实践。
6、价值创造与股市的财富效应。有股份公司自然就要有股票市场。在促进资本集中从而促进股份公司发展方面，股票市场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这是无庸质疑的。但股票交易市场是否具有财富效应却值得商讨。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提出并反复论证股票交易市场的财富效应（简称“股市财富效应”），认为在股市走高时期，一些获利的投资者会扩大他们的消费，由此，将拉动需求，促进GDP增长；反之，在股市走低时期，投资者将削减消费，抑制需求，由此，抑制GDP的增长。这一认识被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他们根据中国股市的数据和其他资料，从各个角度论证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甚至以股价上涨增值为由提出了股市创造价值说法，并将这些认识运用于高校教学。由此，提出了两个值得商讨的问题：
第一，商品交易活动是否创造价值？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商品交易活动本身属非生产劳动，虽然对生产劳动来说，这些活动是不可或缺的，但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与此对应，股票交易市场的活动也不创造价值。毫无疑问，从事股票交易市场活动的各种中介机构可以获得收入，也需要缴纳税负，但这并不证明股票交易市场具有创造价值的功能。这些收入和税负，或者是从创造价值的领域中转移过来的或者是股市参与者的收入再分配的结果，不是股市交易活动创造的。
第二，股市走势是否影响投资者的消费？就个案而言，的确存在着在股市投资中获利的投资者扩大其个人消费的现象，但重要的不是这些投资者是否扩大其个人消费，而是他们扩大消费的资金从何而来？例如，某一投资者先前以10元/股的价格买入某种股票1万股，在股价上升到15元/股时卖出，由此，获利5万元（舍去佣金等费用），并将这5万元全部用于个人消费，由此，在直接关系上，似乎消费扩大了5万元。但只要一细究就不难发现，实际上，从全社会来看，消费并没有扩大。因为这一投资者所获得的5万元获利资金来源于按15元/股买入股票的另一投资者，对后者而言，他的消费减少了。马克思明确指出：“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A可以把这个证书卖给B，B可以把它卖给C。这样的交易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5]P529“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5]P531
7、土地价格与地租。2004年以后，商品住宅价格大幅上升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商品住宅价格上扬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既包括由土地供给价格上升和建筑成本上升等引致的成本推进型价格上扬，商品住宅供不应求引致的需求拉上型价格上扬，高、中、低各类商品住宅的供给结构不合理引致的结构性价格上扬，也包括一些开发商和投资者利用商品住宅市场的供给短缺、制度不完善和监管不到位等，采取囤积、抬价、投机等方式推波助澜地使商品住宅价格走高。但所有此类分析都停留于一般商品市场理论范畴，并未真正体现出与土地价格特点直接相关的商品住宅价格特点。
马克思认为，土地价格是地租资本化的产物，即“资本化的地租表现为土地价格或土地价值”[5]P704。地租可分为绝对地租、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绝对地租是使用任何等级的土地都必须支付的地租，级差地租Ⅰ是由土地的地理位置、肥沃程度等自然因素决定所应支付的地租；级差地租Ⅱ则是由土地上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等因素所形成的地租。在土地租用期内，租地者因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改良土壤等可能引致的农产品产量增加、单位农产品成本降低从而收益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依然支付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Ⅰ，并不支付级差地租Ⅱ；但在土地租用期满后，由于土地上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和已改良过的土壤不能移动，因此，土地所有者可利用这些因素要求续租者支付级差地租Ⅱ。
近年来，中国各城市在批租商品住宅建设用地中，根据土地在批租时的现实状况分别考虑到了由绝对地租、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所决定的土地价格，但受具体条件和城镇化进程制约，并不可能充分估算级差地租Ⅱ数量，也不可能充分估算哪些土地在什么时候、多大程度上将产生级差地租Ⅱ。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原先较为偏远的城市郊区，在批租土地时考虑到地理位置因素计算了由级差地租Ⅰ所决定的土地价格，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这些城郊地区划入了城市并且基础设施、商业设施、文教卫生设施和绿地等条件大为改善，由此决定级差地租Ⅱ形成了；但因已批租的土地使用期限为70年，在70年未满条件下，这些级差地租Ⅱ归租地者所有，这样，已购买这些地区商品住宅的居民就感到有一个房价上涨的收益。在这些地区，那些尚未批租的土地，在批租中的价格将明显高于基础设施、商业设施、文教卫生设施和绿地等条件未改善时的价格。另一方面，就是原先已支付过级差地租Ⅱ的土地也将因市政设施的进一步改善而获得增值，由此，城市中心的土地价格将随着城市的功能发展而提高，与此对应，在城市中心购买商品住宅的居民也会感到房价上涨的收益（尽管这种收益常常表现为观念上的收益）。显然，研究中国的商品住宅价格并制定有关政策，不能离开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此外，在研究土地价格走势中，马克思的下述观点也应予以特别重视：“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从利息率由利润率决定来说，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此外，把利润率撇开不说，由于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大，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土地价格，即使和地租的变动以及土地产品价格（地租构成它的一个部分）的变动无关，也有上涨的趋势。”[5]P703
马克思理论在中国经济实践中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还可以举出更多的实例，但由上已可看出，在中国经济实践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或缺。
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此，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为此，学习和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又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在此前提下，注意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1、弄清哪些话不是马克思说的。10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普及过程中，一些国家（如原苏联等）为了强调自己的实践符合马克思理论，一些人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将一些并非马克思说过的话冠之于“马克思主义”。由于这些话为实践所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并不符合历史的本来进程，由此，给人们造成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些误解。
例如，我们一些教科书中认为，自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变革，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则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变革。这些认识的直接来源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9]P341-342，并非马克思的论述。
又如，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必然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是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提出的。但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论著中并没有“贫富两极分化”或“富的越富、穷的越穷”之类的表述。马克思说过的是：“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常备的过剩人口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3]P707事实上，几千年来，除一些特殊年份外（如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等），还没有那个社会制度真正造成了全社会范围内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长时间（如几百年）的“穷的越穷”。马克思深知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走势、功能和状况，不可能得出“资本主义必然造成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的两极分化”这样极端的结论。
再如，一些人从“资本是追逐利润的”这一命题出发，认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是马克思对资本本性的揭示。但实际上，这段话不是马克思的，而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揭示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时，以第250个脚注方式引用的他人的话。其引用的全文是：“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3]P829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认为，资本追逐利润一定是坏事。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50卷的手稿，在许许多多地方，他都肯定了资本追逐利润的经济功绩和历史功绩。
2、弄清哪些话是马克思没有说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是马克思在吸取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经济实践状况经过潜心研究而创立的，不可能揽括人类社会的所有经济学知识。在随后的100多年历史中，随着经济发展，各国经济学家又分别根据变化了的经济状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理论。这些经济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所没有的，但却是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来说，如果仅仅懂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和借鉴马克思之后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至少包括：边际革命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竞争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等，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市场理论、消费与投资理论、总需求与总供给理论、货币作用理论、增长和稳定理论等，货币金融学中的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理论、货币政策理论、利率理论、风险管理理论、资产组合理论、金融市场理论、资产定价理论、有效资本市场理论等，产业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理论、产业部门结构理论、产业区位布局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产业发展理论等，以及发展经济学、财政学、税收学、公司财务学、国际金融学、国际经济学等诸多学科中的一系列理论。
3、弄清那些话是马克思说的，但并不具有直接套用意义的。例如，马克思在论及剩余价值生产时，曾做过一个假设，即雇佣8个工人为其劳动，小业主就将转变为资本家[3]P341-342。但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实践中，将是否雇佣8个工人作为划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标准。这显然是不科学的。又如，在论述按劳分配时，马克思曾说到：“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4]P13。对此，一些人生搬硬套地非说，按劳分配属资产阶级法权范畴。
4、弄清哪些话是马克思说的，但需要根据发展了的实践予以进一步发展的。例如，在关于商品两因素，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的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反映的则是社会属性。但工业革命200多年的历史证明，当今商品的使用价值在自然属性之上又附加了众多社会因素，离开这些社会属性，仅靠自然属性，常常是不能为消费者所接受的。又如，马克思从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机器代替人”的现象出发，曾认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工人失业的现象将越加严重，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对就业者构成了严重压力，因此，“同现役劳动军相比，常备的过剩人口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但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在减少已有产业部门的就业人口的过程中，不断创造着新的产业部门和新的就业岗位。200多年来，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各种措施的落实，人口明显增长（有的达到数倍之多），但就业人口也明显增加，失业率却大大降低。再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增殖、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等过程中没有引入资本负债关系，也没有论及资本运作的风险问题。但在现实中，这些经济机制至关重要，几乎没有一家企业不存在资本负债关系或资本运作风险。又再如，马克思认为银行是经营货币商品的经济组织，但随着人们对货币和金融的认识深化，金融产品的非货币现象大量发生，在发达国家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上已成为经营金融产品的经济组织。
5、弄清那些话是马克思说的，但在目前条件下尚难实现的。马克思曾对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做过许多的设想，但因我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还未能达到其设想的高度，因此，在现今条件下还不可能实现。对此，不应置之不理，更不应歪曲地理解，而应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充分解释，并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经过长期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实现。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这意味着，它不可能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供照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西方宏微观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这对丰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学理论，既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造发展，也不利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国的经济学者应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造者和生产者，因此，需要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紧密结合中国实践，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理论的“合理内核”，认真总结各国经济活动的经验和教训，创造出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本文写作于2005年8月，简要修改于2010年12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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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责任编辑：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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