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ab是有理数:农民总理陈永贵

陈永贵 1914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一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陈没有上过学，是大跃进期间扫的盲，文化水平确实不高，但却聪明好学。58年到县里开会，中午大家睡午觉，他去找人对笔记，那些有时间宁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累得慌，一位熟人笑道：“永贵，别记了，睡吧，四十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然而令所有人（包括陈本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陈15年后不但当上了中央委员，还进了政治局，成了排名第七的国务院副总理。

30多年前，陈永贵从大寨走进中南海是毛泽东以“新鲜血液”把他注入中国政坛的， 1973年9月中共“十大”陈进了政治局，12月陈永贵在昔阳县级机关干部会上介绍十大情况时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经过多年“防修反修的伟大实践”，毛泽东认定大老粗除了能办事之外，还有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领导层中便有了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几乎当上毛接班人的王洪文，来自陕西的工人干部，后来当了副总理的吴桂贤，还有从售货柜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再加上陈永贵，着实体现了一股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也挺犯愁，在昔阳的大会上谈起了自己的压力大和不适应。“我他妈一个农民，连字还认不得哩，还得批文件！……关我在这里，我又不是这种人。有人说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当这个呢。这很不自由哩！”。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问：“你咋批文件哩？”“咋批？”陈说：“他们画圈我画圈呗”陈点了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他信得过的人的名字，解释说：“他们画我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

有人说陈永贵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宰相”。 一次，记者拿着一篇文章对陈说:“这是专门给《人民日报》写的，你光口头说‘同意’不行，你得写上‘同意’两个字。”他一笔一笔地画，第一次写错了，“意”字多写了一横。第二次又多了一横。对他来说，握笔远不如握锄头轻松。

　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亏得他聪明，终于想出了一个扬长避短的办法。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批准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一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

一个副总理离京这么长时间总要出点活吧？陈到大寨找来了笔杆子宋莎荫，让他起草一份给毛主席的报告。陈蹲在炕上边抽烟，边口述，把他琢磨了很长时间的想法归纳成五点，叫作“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

“近两年我跑过不少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怎么搞好？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所谓标准工分，其实就是评思想好、劳动态度好、既能大干又能干好的标准人，自报工分要同这个标准人的条件比。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可以从根本上摆脱工分挂帅的烦琐哲学”。陈永贵要是能写出《资本论》，那么上述这两段就是他的《资本论》；陈永贵如果能写出《新民主主义论》，那么上述这两段就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两条后边还有三条：不准社员个人盖房，住宅一律由集体投资建造，把社员欠集体的粮债痛痛快快全部免掉。

毛泽东读了陈永贵的五条建议，这位以气魄恢宏著称的伟人也觉得拿不定主意了。这些动作都不小，实行起来全国震动，到底行得行不得？

事实上在大多数地方，大寨模式与贫穷连在一起的。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大面积的磨洋工。八亿农民磨洋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

陈永贵的大寨经验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和阻力。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我们省不学那一套”。赵紫阳在四川也走出一条奇路。甩掉大寨模式，大搞物质刺激。胡耀邦把他那套学大寨的经验说成是劳民伤财。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想了一个更冒险的办法，分田到户。这些并不合乎毛主席路线的做法，却比陈永贵更能代表中国农民。

陈永贵文化虽然不高，但他的讲话充满了乡俗俚语，人又很聪明，听他的讲话比听一字不错的官话套话来劲多了。后来，笔杆子们还造了一个词，叫“陈永贵风格”。 1963年著名作家赵树理在山西太原听了陈永贵的一席话，佩服得很，说陈的讲话里充满了辩证法。陈永贵在全国各地视察，留下不少“名言”。陈永贵在向昔阳的干部介绍“十大”情况的会议上，开篇就用错了一个词，他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民愤很大！”听众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县委书记张怀英在后排纠正道：“老陈，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哦”陈改口说：“现在我的名声很大！”说完侧过头来问后排：“这回对哩？”。陈永贵转了八百里秦川，说：“地是好地，就是人懒”，把陕西人说得老大不高兴。甘肃定西土地贫瘠，干旱缺水，是全国闻名的穷地方，陈到那转了一圈却说：“这样的条件多好呀！”。他参观北大荒的军垦农场见到路上有许多马粪，就批评人家不注意拾粪积肥，陈永贵走后，一位师长骂道：“他妈的，他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地，收都收不过来，还他妈的捡马粪”。

东平县离泰山很近，在东平视察时，当地领导请陈上泰山看看，陈说“以后退休了再去吧，还是多看几个工程吧。”结果陈永贵一生没上过泰山。到了杭州，当地领导劝他游西湖，他也说以后再看吧，结果一生也没游过西湖。同样他路过黄山没上黄山，到了拉萨没进布达拉宫。对陈来说，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是最美的景象。

陈永贵到中央后，当然可以带家属来，但是他不干。他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便叫老婆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最后跟陈永贵打招呼。陈永贵拍桌子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把所有关系又退了回去。

陈永贵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六十块钱（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六十块提高到一百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三十六块钱。一百三十六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实际上他并没有拿到这个数。

陈永贵经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饭，按规定可以不交钱，可是陈永贵要带头不搞化公为私，让自己的秘书交了一百块钱。陈永贵说：“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要着钱了扎饥荒。”　　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他穷，想给他多弄点钱，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也是个不小的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跟陈永贵一说，陈永贵不让要。“报什么客饭？”陈永贵瞪着眼严厉地说，“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于是又退掉了。大寨的每天一元五角的工分最后也没要。有人曾问陈永贵为什么不要，陈永贵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嘛。”陈永贵有北京市工商局发的特供本，拿着特供本差不多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优质商品。陈永贵花钱很仔细，尽管他的收支由张艮昌管，但是他不准任何人买任何他认为奢侈的东西，那个特供本其实是白白拿着。

俗话说，谁家锅底没点黑，可陈永贵就敢于自揭家丑。陈永贵自己在支部生活会上说：“我坦白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送给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家里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要赶快还给人家……”。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水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类礼物陈永贵一律上交。

著名编剧、小说家马烽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能够拒腐蚀、永不沾，这是最令人敬重的。”　

四人帮倒台， 陈失势后，揭发陈的材料如雪片一般飞到中央，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你来写，我说。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写完陈永贵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978年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学大寨的经验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胡耀邦对陈永贵倒没有什么个人恩怨。陈永贵下台后，胡耀邦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有人主张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

 陈永贵在任期间就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一条胡同的小院里，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要求找个更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12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 

 搬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就是了。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

1983年春，陈永贵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由于被确诊为晚期肺癌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60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5元是不行的。”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医院病逝。追悼会上出现了华国锋的孤独的身影。 4月4日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除了狼窝掌（陈永贵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儿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