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面试完多久给通知:从摩罗到“崇拜摩罗”

                                                              于仲达 ：从摩罗到“崇拜摩罗”


                                                                        
　　
　　
　　                                                                               初见摩罗
　　
　　

　　
    上午，我终于见到了摩罗先生，是在他的家里。一同被摩罗先生邀请到家做客的还有作家老村、小郑、小夏等，我先于他们之前赶到。见摩罗先生之前，我想了许久，准备向他请教几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你从关注个体本位的价值猛转到关注国家尊严、民族自信，文化自觉上了？这种转变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为什么你总是对知识分子抱有期望？是自己力量不够（内心软弱）还是寻求精神支援？当发现没有找到知识分子时，为什么就批判知识精英自己不做知识分子呢？
　　
　　第三、为什么你对佛教推崇却疏远甚至批判基督教？
　　
　　第四、有了好的思想，如何表达？你的长篇小说《六道悲伤》形式西化，有没有考虑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的表达？
　　
　　第五、站在后殖民主义的思潮批判鲁迅的思想是否兼顾鲁迅思想的全面？
　　
　　
　　眼前的摩罗先生，给我的感觉善良、朴素、缄默而又真诚，对苦难有过坚强的承受，那天他只是在听我讲，并没有回答什么，话说不到30分钟，就有人来了，我们只好打住话题。然后我们一起去吃饭，路上又聊了一阵子，席间，摩罗先生的夫人杨帆和儿子笑笑也在场，这孩子很稚气，想象力丰富，画了许多画，摩罗边吃边认真地给他夹鱼，看得出来，他十分疼爱他，甚至有点溺爱。谈起摩罗的精神转变，我记得最深的话就是，他说有两件事情让他变了：一是老来得子，二是一定要把西方人殖民时期对人类的侵略本性血淋淋地揭露出来……听着听着，我的直觉告诉我：摩罗先生真的变了，而那么彻底……
　　
　　
　　摩罗：本名万松生，1961年出于江西省都昌县农村，文学评论家、作家、学者。著有《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不死的火焰》、《六道悲伤》（长篇小说）等作品。2010年初，推出新书《中国站起来》。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与摩罗先生见一面真不容易，中间隔着漫长的13年，这期间我经历了人间世的煎熬，在S城这个人间炼狱挣扎求存，往昔清净的心性不复存在。
　　
　　依然记得1997年那个细雨迷蒙的春天，我还在江南读书，有一次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读到《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上读到摩罗关于王晓明、张炜、苏童的评论文字，他的文章以其敏锐细腻的艺术感染力立即引了我的强烈兴趣，我立即复印下来推荐给一个朋友，而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摩罗是谁。他的第一书《耻辱者手记》，是在1998年出版的，而我读到这本书却是在2001年。这时我才惊喜地知道，这个摩罗已经获得赞誉无数，并被誉为“民间的思想者”，被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钱理群称之为“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继承人”……1998年之后，我正式在S城工作，此间的苦闷、彷徨、压抑、窒息，一切的一切，都让我和鲁迅、钱理群、摩罗等联系起来。摩罗文章里投射出来的炽热情感和底层立场，都让我感到一种精神的呼应和力量，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摩罗等先生的启蒙深表尊敬。在S城工作极度痛苦的日子里，我陆续写下一些文字，其中的思想痕迹都可以从摩罗那里得到确认。作为启蒙者的摩罗，是有一定贡献的。我也承认，由于摩罗最初的启蒙，从此开始了精神探索之路。从S城来到北京大学求学，这其中的动力多少来自于摩罗当年上海游学的启示。今天在之所以这里探讨摩罗，原因就在这里。
　　
　　在沉寂了13年后，摩罗的新作《中国站起来》问世，这本书与前期观点针锋相对，遭到粉丝讨伐，朋友发绝交信，一个“精神界战士”陡然间成了耻辱者的标记。原因是他扳倒了旗手鲁迅，颠覆了胡适蔡元培这些自由主义偶像。这种变化，之前我虽有些觉察，但是，实在不敢相信他的大胆。
　　
　　现在提起摩罗，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情。《中国站起来》出版以来，我仔细读后不觉陷入久久的沉思之中，虽然在网络上留言为之善意的辩护，但是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之情。吾爱摩罗，更爱真理，下面就尝试分析一下。　当年的摩罗，虽然在偏壤小城生活，但是，心态单纯。在一个思想禁锢、精神资源稀缺的偏壤小城生活了三十余年之后，摩罗没有被这种单一的精神资源所窒息、所扭曲，没有丧失自己正直的品性和敏锐的感受力，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摩罗以前的写作，主要依靠个人生命的体悟。在文化资源匮乏的环境下，他写作上的成功、思想上的建树不得不说是自我生命创造的过程。这位先前让我尊敬的民间学人，已经失去了很多优点，蜕变成了浮躁的学者，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成熟”。要做平静的学者，并非不可以，只是蜕变也太迅速了一点吧？如今的摩罗，在一次谈话时竟然轻看以前的自己，甚至推翻先前的结论，我为他感到吃惊。这也证实了我的一种看法，表面上极端张扬的，基本上在几年之内会迅速走向反面。
　　
　　以前，受摩罗影响很深，心灵不停地陷入惶惑之中。现在经过认真通读鲁迅，才终于摆脱了摩罗的影响。在摩罗笔下，鲁迅是一个茫然和虚弱的缺乏信仰的困顿者，然而，在我看来，鲁迅笔下的过客充满了决绝和执着，绝对的坚韧和固执地行走。实际上鲁迅对于终极有着自己独特的办法，面地内心的紧张，有着自己的解决办法。摩罗认为，鲁迅一直没有解决好精神深层的问题，我疑惑鲁迅有必要解决好精神的问题才决绝前行吗？他关注的是行动。到底是鲁迅一直没有解决好精神深层的问题，还是摩罗一直没有解决好精神层次的问题呢？答案明显摆着，是摩罗一直没有。而一个内心依然惶惑的摩罗，谈何拯救别人？谈何组织自己的全部力量反抗邪恶？这片土地果真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存在吗？所谓的知识分子果真能拯救这个世界吗？回顾摩罗先前那些充满抽象激情的文字，真感觉他的虚妄。
　　
　　我敏锐地感觉到有两个摩罗在我脑子里交织：
　　
　　一个是对生命保持敏锐感受和悲悯的摩罗，这样一个摩罗来自民间和大地，安静而又饱满。你可以从摩罗的小说《六道悲伤》，日记《一个人文学者的育儿手记》，以及他对于刘亮程和萧红生命意识的解读，他的文学批评文字比如《王晓明论》，以及他的随笔《第二次诞生》、《站在自己墓碑前的发问》、《城里的姨妈》等中感受到。这是十分独到的摩罗，那是属于他独特生命的感受。这些都不是群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是站在个体的本位发言的。我十分喜欢这样一个摩罗。
　　
　　另一个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界战士”“思想者”身份的摩罗，抨击“非人”专制，《耻辱者手记》里充满奴隶的体验，大打底层和耻辱的牌子，这样一个摩罗充满激情，带给人精神力量的时候，静想不免感觉虚妄。这是一个代替弱势和底层立言的知识精英的摩罗，激情大于理性，是必须加以警惕的。许多人对于这样一个摩罗，多有非议。
　　
　　2005年4月3日，我在《摩罗的挣扎与陷落》一文里对摩罗提出质疑，认为摩罗的类似魔鬼的呐喊，却无法遮掩自己内心的软弱，他在本质上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这一点可以从《因幸福而哭泣》等两部文集看出，文集中充满了文人的激越、沉醉、软弱、无奈，他的在古老东方大地上播种自由、平等、博爱、信仰等美好理念的激情让我感动，他反复言说爱、宽容、信仰、和平，言说甘地、托尔斯泰、马丁•路德•金、德兰修女等等的良苦用心让我感动，我也长期并将永远沉浸于摩罗生活过的苦难里，但现实和理智告诉我，单单祈盼幸福呼吁爱和信仰是不能战胜黑暗的，因为我们生活在民众素质还不高有时还很野蛮愚昧的中国，不是生活在美利坚，如果把战胜黑暗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只能暴露出我们的单纯和幼稚。战胜困境的力量在于本身，不是外部力量。
　　
　　摩罗先生那时的文章越来越失去前期的血性和激情,变得越来越柔婉,充满救赎的哀求和低诉，已经绕开“真”与“善”飞快地向“美”逃遁。在《因幸福而哭泣》后记里,摩罗先生似有深意地检讨说,“最下流的行为，一定是以最高贵的名义出现的，最黑暗的灵魂，一定是以最光明的面目展示的。“我在灵魂的饥饿和惶惑之中，完全失去了鉴别力。我自作多情地认可这个是同仁，那个是知己。在不算太短的时间里，我感觉到自己的心态似乎渐渐比以前平静一些，抵御黑暗之伤害的能力似乎也在一点一滴地生长。要是没有一件令人恶心的事情发生，我还以为自己真的可以跟所谓同仁一起修炼成天使呢。当我突然发现自己遭受同仁中一个无赖的利用、欺骗和愚弄时，我同时也发现自己抵御伤害的能力一点也没有增长。我不但感受到了强烈的愤怒，也感受到了强烈的仇恨……随着时间的流逝，愤怒和仇恨都在淡去，可是心中的蔑视却生长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茂盛。仇恨跟爱的距离已经颇有点遥远，蔑视跟爱的距离就更加遥远。”摩罗先生以自己的真实体验宣告了那种“换一种姿态面对世界”的失败，他的内心经历了痛苦的煎熬后,却无法再回到前期的激情了。其实，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一种假先知的宿命，一种虚妄的救世激情怎能维持许久呢？这是迟早要破灭的精神幻觉，而幻觉破灭以后也是自救的关键时刻。就在那时，我在想摩罗先生此后的路大约有三条可以选择：
　　
　　第一、对人彻底放弃任何期待，真诚放下“虚妄”的自我，信靠基督或佛法，将自己的根基建筑在信仰的磐石上。承认自己脆弱、软弱、微弱，可以避免许多妄想，包括成为超人的妄想。可叹的是，摩罗先生经历了信仰的挣扎之后，不仅放弃了对人（假天使）的期待，连信仰本身也放逐了，此后，他对基督信仰多有误解，甚至对信仰的知识人厌恶，企图饶过信仰，居然提出从人类学的角度解释人本身，这是精神隔膜。
　　
　　第二、放弃对假天使、伪知识分子、假先知的精神期待，自己践行知识分子的主张，象鲁迅那样选择战斗，然而，摩罗先生缺乏的是超凡勇气和坚持说真话的人格魅力，现实生存的困境对他发出了严峻的挑战，于是，一贯激情的摩罗先生迟疑了沉默了，他开始深思。
　　
　　第三、如果无法让自己真正信仰，也无能力让自己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条路就是，做一个平静的学者，寻求个体生命的安顿，放弃启蒙别人引导别人的救世角色，象他自己说得那样，低调生活，低调写作，不冒充“知识分子”，守住自己的良知底线，不说违心的拿不准的离谱的话。在我看来，摩罗先生最有可能走这条路，此路最适合他了，虽然这样做不如先前那样激越，也不失是一位注重节操的学者。可是，摩罗先生无法忍受不发言的寂寞，他试图为自己的行为做学术的建设，几乎否定了过去的价值立场，然而，这一切却暴露了他知识视野的局限。关键不是他现在不关注个体只关注民族、国家、文化、人性、人类一类抽象的宏大话语，问题出在他的论证过程十分简单武断。曾经有人指出，摩罗的转变是出于现实的功利选择，我无法揣测这种看法的正确与错误，如果真是这样，就十分糟糕了。
　　
　　摩罗先生碰巧也看到了我的文章，其实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已有思考，他于2005年7月31日在我的网文下面回了一文《低调地生活，低调地写作——读老村自传》，此文借老村谈论自己最近的思考和变化，文中述及自己生存艰难、读书不易以及“为了谋到一口薄饭，已经足够耗尽我们的全部心力和智力”，读来让我辛酸。可喜的是，此文和我对于生命的思考和安顿不谋而合。更主要的是，摩罗先生对自己作出了反思：
　　
　　“我在早年由于对自己缺乏深刻的省察，也曾不自觉地喜欢虚张声势，好像只要历史给我机运，我就肯定能成为一条好汉。后来被那些险恶的世事吓得噤若寒蝉，终于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
　　
　　“年纪越来越上涨，见识也在逐渐增加，脸皮却越来越薄，对于虚张声势越来越发怵……”
　　
　　“我们早就人到中年，不但知道天高地厚，还知道油贵米贱，以及生活的琐碎和自己的卑微。充分体验过卑微的人往往兼有两种品性：怯懦和旷达。”
　　
　　“少一点应酬，少一点拥挤纠缠，少一点心机之累，可以把心思多多用于审视生命、体验人性，尤其多多用于细细体会那个超越所有个体生命的宇宙大生命。功利固然很需要，荣誉固然很可爱，但是如果勉强求取，难免损心伤性。与其在俗尘中孜孜以求，不如与之隔着一条虚虚淡淡的小河，在柳枝摇曳的疏影中低调地生活，低调地写作。慢慢寻找个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的生物脐带和精神通道。”
　　
　　摩罗先生上述文字写于2005年6月30日，其中充满着对于生命冷静的审视，由此可以看出，他开始从“精神界战士”的呐喊转向个体生命的安顿，扬弃了早期的精英主义代替群体立言的角色，实际上也表明，他无法选择走“终极自由主义者”和“个我自由主义者”任何一条路，我倾向认为摩罗先生的这种反思是真诚的。
　　
　　正如一位网友指出的那样,摩罗不是刘小枫，也不是以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前者属于“终极自由主义者”，后者属于“个我自由主义者”。他们笔行刀锋，令人震颤。而摩罗则无法望其项背，无法担当他试图担当的“文化英雄”的角色，因为他既缺乏前者对文化传统的理性、清晰的整体把握能力和对基督神学价值观念的虔信、敬畏；同时又缺乏后者“拿生命履行自己的理论承诺”的超凡勇气和坚持说真话的人格魅力。我们最终看到的不过是，在超出个人精神容量的疯狂的躁动、“呐喊”之后，残留下一幅苍白、萎缩、颓废的精神世界图景。这表象的深层次里，实际上潜藏着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存活于内心深处的文化理念、精神信仰的虚妄和脆弱，和对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之光实际隔膜，却又自作多情的“忠贞”，尤其是同八十年代的精英知识分子相比。
　　
　　摩罗先生既做不成“终极自由主义者”（学院内的专业神学学者，比如刘小枫），也做不成“个我自由主义者”（学院体制外的文化英雄、批判的知识分子，比如鲁迅），更不愿意老老实实地信仰（比如做基督徒或者佛教徒，长养谦卑心和慈悲心，更新自我生命，增进信仰，否定“己”，破除“我执”），剩下的能做什么的？我在想，这时的摩罗应该静心思考，慢慢融入宇宙大生命，或信仰佛教，或深入做田野调查。总之，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轻易向先前那样空洞“呐喊”了。本来我以为摩罗先生摆脱了鲁迅式的简单愤怒，如果这样，这才是摩罗真正的进步！可是，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摩罗先生来了个华丽的大转身，随着《中国站起来》的出版，非但没有放下先前“精神界战士”的架子，而是一如先前那样追求惊骇的发言效果，加入到众人的合唱之中，机巧地选择了消解，这次他把枪口调转对准虚拟的“五四”知识分子和西方殖民主义，对于鲁迅先生的批判尤其苛刻，让人无法接受。难道矫枉必须过正吗？抑或摩罗的思维方式本来就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呢？我感觉被欺骗了。摩罗先生不仅没有改变精英主义思维那一套，而且隐约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阴影。我忽然之间明白了，摩罗先生上述书评中的所谓对自己的精神省察，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而已，他无法放弃精英主义的那一套，他不过是一个无法耐得寂寞的读书人，如此而已。
　　
　　摩罗先生关于鲁迅的真知灼见往往和过分主观的掺入交织在一起。一种先入为主抽象的激情支配着他的写作。孙玉石先生指出，一个学者的社会思考者的角色与学术研究者的角色总那样的混淆在一起。一些论著是借鲁迅的文本说自己个人内心的话。本来是容易明白的问题却被研究者说得深奥而难懂了。所以，我反对抛开鲁迅的生命或人生体验和现实生活感受，离开现实和文本形而上的空想，或者按照先入之见对《野草》文本和鲁迅本体进行改塑。具体说到鲁迅，他的生命或人生哲学的体验，离不开他对于他所生存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经历。这样说，并不表明我不明白一个深刻而又简单的道理：绝对“冷静”和“客观”的研究，没有作者的内在的对人自身关怀的情感介入，就无法为学者提供研究的动力。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兼顾人类永恒价值和“当下”价值的时候，尽可能客观实际地忠实于研究对象，这样才不至于产生误读。这样一来，从而就把研究者摩罗的内在精神问题与鲁迅的内在精神问题区别了开来。
　　
　　摩罗先生的精神问题是什么？一句话来概括吧，就是个体的灵魂无法得到安顿，从而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摩罗在《站在自己的墓碑上发问》一文借毕巧林之口发出了自己的扣问：“我活着是为什么呢？我生来是为什么目的呢？”早期的摩罗先生信奉人道主义，崇尚自由意志，不料自从卡夫卡人是虫子的消息的传来，他才从“上帝之死了”、“知识分子死了”、“人死了”之后的现实中消醒起来，这时的摩罗先生还没有从内心作好心理准备，他还并不想从人本的立场上撤退，于是，便在谛听天国神秘声音的仰望中寻求信仰。摩罗先生的寻求表明了米兰•昆德拉的那一句话，生命之中最不能承受的是“轻”。面对空无，对于一个不愿意放弃责任的人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背负。生命因信仰而有意义，没有了信仰，生命就会显得多余。怎样理解摩罗这种痛苦呢？正象“多余人”毕巧林的痛苦一样，他的痛苦来自完全超越物质生活需求的形而上的纯粹精神的追求。“多余人”既不满于现实，又无力去发改变现实，与周围环境的隔膜，对于社会责任的游离，使之成了地地道道的“精神贵族”。毕巧林作为虚无主义者对生活没有任何信仰，感觉不到任何强制和约束，鲁迅虽然也在黑暗的虚无感中为寻找生活的意义而进行着激烈的内心斗争，但却总是感受到一种拯救国家，唤醒人民的义务的约束。
　　
　　
　　摩罗先生身上有着过浓的“多余人”的气质，使他过于执着于个体的精神出路的探求，陷入一种“我执”之中。自由主义者很容易陷入极端偏执和无价值支撑的虚无感之中，无法超拔出来。灵魂的安妥要依靠信仰，问题的关键是摩罗真正进入信仰状态了？还是把信仰当成了一种工具？摩罗找来庄子用“宇宙大生命”来确证自己与最高存在的关系，反映了自己在精神归依的惶惑。精神层面的问题是否就是躲进书斋里而营造出来的“终极关怀”所能解决的？恐怕仅靠读书是不能解决精神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到现实生活中亲自践行，象墨子一样不尚空谈，认真、吃苦、耐劳、踏实。鲁迅的《过客》里的过客通过行走，紧贴着大地，从而领悟人与最高存在的关系，因此，大地就成了他的意义所在。人要紧贴着大地行走，要飞起来，不要飞得过高。鲁迅当年过于执着于“人间情怀”，致使他身上背负了太多的重负而陷入激烈的对抗思维之中，从消极的一面来说，当然不利于身心健康；但是，今天作为一个信奉知识分子精神的人，不要自以为看透了这种沉重拒绝背负自己的重担，特别是在没有和社会过上几招之后，就忙着消解，却又陷入苦于消解不掉的焦虑里，从而象“多余人”毕巧林那样陷入纯粹形而上的精神追求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脱离了与某种终极存在苦难大地的联系，改正的办法就是恢复与这种终极存在的联系重视审视自身，回到“当下”和“在场”，拒绝凌空蹈虚。鲁迅身上是很有墨子那种不讲空话、注重实践、行动、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有儒家积极入世精神，也有一种不怕流血汗的大象精神。实干、入世、执着于“此在”、拼命硬干、全身求法、侠义精神、坚持战斗，在流言的伤害中挺立不屈，具有顽强的个性。回到具体社会现实之中，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对“能说不能行”的庄子和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老子，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鲁迅身上鲜明的“人间情怀”使他和同一时期的文人学者区别了开来。正是受这种“人间情怀”的深深影响，我拆解了虚空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在我看来，鲁迅是一个有着“人间情怀”的敢于承担失败的“精神界战士”。由此，我不会陶醉于凌驾于世俗之上的精神生活，作纯粹的形而上的精神玄想，因为，人一旦出生了，就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实，生命不需要理由，生命就是理由，无需找到崇高的借口才能投入实际生活，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不要人为地制造对立。我也要与知识界普遍存在的取巧、油滑、清高、酸腐、冬烘、虚伪、庸俗、自私、工于心计划开界限。  “崇拜摩罗现象”
　　
　　
　　 　　
　　
　　2004年，初进天涯“关天茶舍”，我最先认识的网友就是“崇拜摩罗”，和他认识因为鲁迅的缘故，“崇拜摩罗”是一个真心热爱鲁迅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喜欢摩罗先生。
　　
　　每读他的文章，便会觉得那有鲁迅思想的痕迹，他在《鲁迅、传统与现代人》中，通过对比西方的文化巨人，对刘小枫的论点进行反驳，指出，是刘先生过于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精神结构上的差异性，以至于将鲁迅，这个以“立意在反抗”的精神巨人划归到现代虚无主义者的行列，并大加痛斥，我可以说，他对鲁迅的评论因为过于建构自己的基督教文化立场而忽视了鲁迅在虚无中的痛苦与价值担当。并得出了这样一个发现，鲁迅和尼采、萨特、加谬、卡夫卡一样，因为感领到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而有意识无意识的为自己和所有遭遇现代性精神危机的生命个体寻找和确立生存信念。鲁迅从未安于虚无并一直力求担当呢！鲁迅的精神标本意义在于他构成了中国人建立超验思维，跨过自然本体的传统文化规定的桥梁。
　　　　
　　“崇拜摩罗”从自身对生命的深切感悟出发，通过对鲁迅的远距离关照，得出的都是与学院知识分子不同的观点，让我觉得亲切。以后，我和他有了一些深层次交流，对他喜欢的舍勒，我也喜欢；我们同是属于在民间底层的精神跋涉者，都喜欢生命哲学。但是，我对利勇这样的年龄能否理解鲁迅尚存疑心，以前曾经留言给他，“象你我这样的年龄，真正理解鲁迅并靠近鲁迅，目前是不可能的，先不要说个性气质不能与先生契合，再不要说生存体验单薄，更不要说知识结构严重匮乏读书不够，还有那个意气风发的时代等等，能借助读书理解鲁迅，我看很难，我所做的有限解读不过是尝试弄懂鲁迅的丝毫，依照你我这样的年龄，恐怕不行，我有这个自知之明。”
　　
　　这么多年，我在网络活动中，结识了一批网络思想者，有着相似的精神取向，大都喜欢钱理群、余杰、摩罗诸人，这些人富有激情，思想上不一定有什么建树，尽管没有成为大师，却在思想启蒙上真切影响了一些人。我对这其中的网络思想者进行追踪，并写了长文《散落在民间的精神兄弟》，其中写到的人有：宋先生、摩罗、南朵、陈愚、相似的你我、燃烧的海水、老酷、梁卫星、崇拜摩罗、槟郎、朴素……这其中就有崇拜摩罗，他是军校的学生，许多人曾经对他注册这个网名表示批评冷嘲，但是，他似乎不打算更换这个名字，为什么呢？他在《我的自白——关于名字》一文中说：
　　
　　“2000年9月分，我在一个陌生人手中读到摩罗先生的《耻辱者手记》，从此我的生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不是危言耸听，是真真正正的大实话……在我初中毕业时，曾经有过一段和父亲的打功经历。在工地上，一个老板当着父亲的面直呼我为小崽子，我能想象父亲当时的心理反应。他在轻贱我的同时更强烈的轻贱着我的父亲，他操劳的臂膀不能佑护自己的孩子，他心里得多难受，啊？一个人的尊严就为了保存自己起码的生活条件而被扼杀了，这合理吗？我当时真恨不得把那个老板杀了，因为那种人格上的侵犯在我敏感的心灵上实在难以承受。但是我妥协了，外在的妥协了，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一定要给所有人真正的尊严，无论他是贫富贵贱。”
　　
　　“在读摩罗的书时，我受益最深的就是他那博大的感情，是他那高贵的感情挽救了我……自于生活中的摩罗，我想说的是他毕竟是人，人性的弱点也很难不附着在他身上。但是他不安心这样的附着，我想他是为了摆脱人性的弱点才走向基督教的文化立场上的……我愿意崇拜这样的弱者，我愿意崇拜所有这样的弱者。如果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弱者的话，那么我也在崇拜自己，崇拜在现实中永远在内心深处坚挺的良知！”
　　
　　网友南朵与“崇拜摩罗”很早也因摩罗认识，她回忆到：
　　
　　记得2002年初，在当时的《读书》论坛，我见到一个网友在发帖求购摩罗先生的大著，这就是崇拜摩罗弟弟。因为其时的我同样深深尊敬摩罗先生，就发消息给崇拜摩罗弟弟，我清楚地记得他在回信中的一句话，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我也要做一个精神战士！”一个年轻执著的声音，令我震颤！随后，23岁的他几经辗转，慕名前往北京摩罗、钱理群等他崇拜已久的“精神界战士”家中拜谒求教，我想，尚是一个军校学员的弟弟，怀着一腔怎样激越澎湃的少年情怀，揣着一个觉醒了的孤独的灵魂，只身奔赴北京，走向他的偶像……南朵还把她和崇拜摩罗的信张帖出来，说“以怀念与弟弟共同走过的一段苦苦寻觅精神出路的日子。其间，摩罗先生一直伴随我们共同的精神生命里……”
　　
　　网友铁蛋回忆到，“几年前，当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对摩罗的攻击，我还非常难过，我几乎不忍再他的文字，怕他在自己心中的美好形象受损，我甚至想写文章为他辨护，但终于没有，因为我实不知道如何为他辨护。看到崇拜摩罗兄与南朵姐姐的通信，几乎想哭。我是03年在北京当保安时看到他的作品的，当时一个月只有三百块钱，却一次性买了五本送给朋友。无论如何对他失望，我还是想劝朋友们不要太苛责他，即便他现在就死了，其贡献也足够了，因为他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是少数敢发出声音的人，耻辱者手记，有多少人受其影响，几乎影响了一代人。”
其实，类似崇拜摩罗、南朵、铁蛋、夏加坤、我等人一样经历的人很多，我们都觉得摩罗的转变背叛了自己的精神立场。相比摩罗倒戈批鲁迅，“崇拜摩罗”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从摩罗到“崇拜摩罗”，这是值得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的，可以使我们明白很多东西。
　　
　　象许多人一样，我也欣赏摩罗的勇气和才学，但是，我很难给自己注册一个“崇拜摩罗”的网名，因为这样的定位实际上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那里而选择放弃自我的努力，不利于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世上很难有人经得起别人的崇拜。记得一次谈话，我对“崇拜摩罗”这个网名提出批评，并告戒他摩罗已经不是以前的摩罗了，显然他很不认同，事后不忘回批于我。摩罗先生的新作《中国站起来》问世以后，崇拜摩罗发了一篇文章《精神界战士摩罗神经错乱了吗》，文中说，“摩罗正在起变化，《耻辱者手记》中那个对自己底层奴隶体验发出泣血悲鸣，并为自由呼号的精神界战士已经彻底消失了。我很难理解，一个曾经站在个体本位价值上，去追问社会正义的人，如何能转变成一个陶醉在国家、民族这样虚华的意识形态符号中，并为发现了所谓的殖民主义而顿足捶胸，还以此介入什么崛起论的思潮之中。”文末说，“让我们活的像个人样，比国家尊严、民族自信，文化自觉，要真实的多。”此文迅速引起争鸣。他文字背后的彻骨之寒，锥心之痛，令人震惊。
　　
　　以前，我对知识精英报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忘记了战胜困境，只有自己。重新回到自身，不再对外部报有幻想。关于摩罗的讨论，我有几点重要收获，提醒后来青年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折腾：（不针对摩罗本人，而是延伸一下。实际上呢，摩罗的思想在形成时期也曾经受到了严重蛊惑，他一直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由于未形成自己的思想，精神主体老是跟着书本理论跑。为此，我隐约感觉这种苦恼也一直伴随着他。）
　　
　　第一、置身困境，尽快精神觉醒，意识到你自己已经长大，是个独立个体，不要指望别人能拯救你，加强历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强大自己。不要加入任何小团体、小圈子，对于所谓“朋友圈子”要警惕；尤其要打破偶像，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判断处理问题，学着建立自己稳定的价值观，反抗“精神忽悠” ，在各种眼花缭乱的理论和话语面前，不断开阔自己的精神视野，保持精神的主体性。
　　
　　人，无法靠得住，也绝非另一人的依傍和磐石。萧瀚先生在《打碎你心中的偶像》一文中说得好，偶像崇拜是人类数千年的心智魔障，至今未息。不清楚偶像崇拜的毒素，无论是人还是民族必然是愚昧、可悲的。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说的，从普遍意义上说，人并不那么热爱自由（弗洛姆所谓的“逃避自由”），人的惯性是懒惰的，并不愿意思考那么多关乎真理的问题，人们很愿意有个人什么都替自己做主了，热爱面包远甚于热爱自由——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专制与极权呢？萧瀚先生以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出简单几条，供朋友们参考，现摘录如下
　　
　　1. 心中常怀真理第一、自由第一、公义第一的信念；
　　
　　2. 谨慎地言行，一旦发现自己错了，一定要立即改正，知错而不认是犯下第二个错，在真理面前撒谎会导致罪错递增现象；
　　
　　3. 可以因某人的言行符合真理、自由与公义原则而佩服伊，但要警惕一切以其是为是，以其非为非，正确的方法是倒过来：以是而是其是，以非而非其非；
　　
　　4. 养成热爱阅读、思考的习惯，不盲目赞成或反对；
　　
　　5. 广泛阅读，寻找各种相关、意见杂陈的知识进行比较，选择自己之所信；
　　
　　6. 对一件事或一种观点下判断之前要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资讯，尽可能防止孤证论断；
　　
　　7. 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对一切有助于提升人格的精神资源都要认真对待；
　　
　　8. 当涉及人类生活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时，思考与写作当遵循人性、逻辑、经验、常识四原则；
　　
　　9. 在思考常识问题时也要遵循它与前三者的逻辑与经验的统一，尤其要小心把习以为常的偏见误认为常识；
　　
　　10.如果你对某个具体的人有崇拜倾向，就想象一下伊上厕所的情景；
　　
　　11.如果没有不需要吃喝拉撒睡的人，就没有必要崇拜谁；即使有这样的人也不必崇拜；
　　
　　12.对任何人（包括历史上最优秀的人）都要不卑不亢，在人格意义上彻底祛除等级观念；
　　
　　13.可以尊敬或鄙视他人之言行，但不可仰望或俯视其生命体；
　　
　　14.不可对任何具体的人有完美主义想象，对杰出之人尤要在心中尽可能寻找并发现其缺点以便防止自己被其同化；
　　
　　15.对人的言行，可以真诚赞美或诚恳批评，不阿谀、不诋毁，尽可能理性中正。
　　
　　16.怀疑一切来自代表公权力的言行，如果缺乏有把握的根据，难以赞成或者不赞成，那么选择推定其错误的立场，待有足够证据之后再做最后的决定。
　　
　　类似的方法应当还有不少，但能够很好的实践上述原则我想应该问题不会太大。
　　
　　虽然我在理性上认为上述法则都是有效祛除偶像崇拜的好方法，但很惭愧地说，自我衡量，做得还是很不够。不过，无论千条万条，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讲，信仰一种无形的世界本源性的终极力量，是打破偶像崇拜的心理基础，失去了这样的基础，再强大的理性也常常会开小差，而将人诱导到偶像崇拜或者半偶像崇拜的状态——此时愚昧必然产生。有必要再说一遍，无法打破偶像崇拜的地方和人群，必是愚昧横行、暴虐专制之地——无论对谁的偶像崇拜都将导致暴政，都将远离真理、自由与公义。任何偶像崇拜都必须打破，否则你不可能有智慧。
　　
　　感谢萧瀚先生以上的总结，它将引导我进一步打破偶像，走向自主。我心里十分清楚，不少知识精英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精神困惑和问题，在这没解决以前，他们如何去影响别人？仅仅读他们的文章还可以,可是当你一旦靠近他,你就无法掩饰自己的绝望。一个个痛苦的个体，还在苦苦孕育着自己。鲁迅让我敬重之处在于，他很多时候都把自己当作一个“失败者”，在自我拷问自我煅打“出炉”之前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当下的一些知识精英那里，在没有严格经过这一过程时就早产了，可是他们俨然是真理的化身，佯装“导师”，培养学生，出现在公共场合，指点民众，结婚生子，想想他们的学生和后代，我就害怕，我无法对学院这套知识生产体系有信心……
某一类知识精英，表面上俨然导师、牧师、真理主宰者，实际上呢，他们既缺乏求真的勇气，又缺乏诚实，还有点卑怯，他们根本没有自己标榜得那么高大……《圣经》上说，凡自己的罪责和亏欠，自然由自己背负。《肖申克的救赎》就是这个意思。故而读书人的自我解救之路，只在自己身上，不在别人那里。与其寻找自由，不如守护自由。对摩罗崇拜，失望，热爱，愤恨，批判，由夸赞转为责难的人，更多的应该躬身自省，反求诸己。
　　
　　
　　第二、从小事做起,自己拯救自己。置身当下复杂的语境里，要树立战胜困境的信心，遇到问题，要先反思自己，不要什么都宏大叙事，扯上什么民主专制，迁怒于社会大环境，增强克服困境的主动性与能动性。不要老是把自己当作宝贝，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在自己没有多大贡献的时候，不要期望社会都呵护、迁就、赞美、帮助自己，像对待婴儿一样对待自己。更不要咀嚼小小的悲欢以为这悲欢就是世界，不要滋生诸如“精神界战士”那样的精神幻觉。
　　
　　放着书不读问题不思考，整天对着媒介和公众大放厥词，充当什么“自由主义战士”，不就是一个小人物吗？不就是想炒作吗？居然自认为肩负了启蒙群氓的救世的使命，可以拯救社会，自我炒作，自我膨胀，本身就忘记了自己也是肉体凡胎，这是自我的精神幻觉。这条路是邪路一条，只能引导人走向更为深彻的疼痛、黑暗与寒冷。如果要战胜虚荣、功名、愤怒、血气和情欲的捆绑，只有到信仰里，回归到生命树上，若不自己敞开，光是无法照进真正的黑暗的。全然的破碎中方有全然的新生。庄子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最要命的就是如下这种情况，正如一个网友所说的，“多年以来，我领教了N多种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废物，他们眼高手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往往会为了面子掩饰一个无关紧要的错误而去将天捅破，天塌下首先就砸了他。他们面对错误不是老实承认、力图纠正，而是用自以为聪明的语言去辩解，以为辩赢了，错误就正确了。”原本是自己的问题，却绑架了学术（自由主义、鲁迅、民主公正等）来为自己辩论，实际上他与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与他本人的个性与人的自私本性有关。他最多只是想证明他真诚的欺骗社会是没有错的……　　　　
　　
　　第三、经济独立，逐渐摆脱对于外在的依赖，才有可能走向思想独立。不然的话，为了生存往往说违背原则的话，人格投机，充当工具。
　　
　　第四、精神撒娇者的病象很多，比如煽情、亢奋、悲情、激情过度、标新立异，惊世骇俗、自私、发狂、自大、叫嚣、极端、阴冷、疯狂等等，明明是一个矫饰虚伪的胆小鬼而已，硬是把自己吹捧成什么“自由主义斗士”，往往是学养不够思想贫乏的表现。言语刻薄，有失仁厚；胸无点墨，眼高手低。文字里充满呐喊，却没有真实的生命气息，假装金枪不倒，到处都是伪高潮。苦恼、自责、无奈、伤心等都是负面情绪，藏在深深的洞穴中，不能自拔，要尝试转换情绪。与其这样，不如放下自己。先让自己解脱，再让别人快乐。否则，用那些自己也不能实践的空洞口号，难道不是在蛊惑别人吗？后果是自己能所承担的吗？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全面反思自己，这是真正应该直面的，而不是怂恿仇恨……
　　
　　第五、知识分子以逻辑和思维的力量取胜，道德激情虽好，容易成为打人的棍子，拉帮结派的工具，而且，过度标榜道德容易消解道德。在中国，真正追求学问的人不多，打着学问幌子招摇撞骗的人反而不少。
　　
　　第六、做学问切记搀杂过多个人情绪，恋于宏大叙事，缺乏个案的具体探讨，害人误己。在没有基本羞耻感和深入反思自己言论的前提之下，任何拿理论包装自己的行为都是可耻的。沉浸在“成王、成圣、成神、成佛、精神界战士”的巅峰体验里，并在自我膨胀中自以为是，听不见任何相左的声音，这是邪路的开始。鲁迅对次有很深刻的揭示、批判和反思。
　　
　　第七、写文章切记充满绝对的判断，单向度的思维。关于这点，读点哲学和佛学书籍，转变思维方式。人这颗刚硬的心，以及内心的毒也顺着这种思维的沟渠流出。注视这灵魂的深渊，从阴冷冻伤中挣脱出来还有很久的路要走，而大乘佛学和基督信仰是我认可的路子。
　　
　　第八、钱理群、摩罗、余杰也好，或者更多的人，不仅缺乏深厚的国学修养，也缺乏系统的西学造诣，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没法简单比。他们写作靠言说常识，要警惕弥漫于文字里的抽象激情和道德说教，如果没有自己的分辨力，往往被其蛊惑，这几乎成了诅咒人通向自由的死结。
　　
摩罗的变与不变
　　
　　
　　《中国站起来》出版以来，骂声迭起。
　　
　　摩罗先生亲自向众网友解释说，全书概括起来也可以说只有一句话：中国已经进入第四天，应该从近代史的失败悲情中走出来，学会跟殖民国家和强权国家平等地相处、坚韧地博弈，要以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和民间文化资源作为博弈的力量来源。
　　
　　《中国站起来》分《崩溃》《呐喊》《崛起》三部分，每个部分说了一句话。《崩溃》篇说，五四时贤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否定，进而批判自己的劣根性。《呐喊》篇说，中国人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借用西方人的话说，在“罪性”面前人人平等。《崛起》篇说，当今的国际社会是由西方人以西方的利益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治空间，中国已经被纳入这个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的空间，在这里既需要跟他者相互合作、更需要跟他者相互博弈。中国人应该摆脱劣根性的自卑体验，挺直腰板子，光明正大地跟殖民国家和强权国家争权夺利，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
　　
　　认真读过《中国站起来》以后，说句实话，我感觉摩罗所关注的一些话题，比如国家利益、文化权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这些与个体的权利、个体的尊严一样，同样是有合理性的。关键问题不是结论，而是摩罗论证问题的过程。
　　
　　摩罗先生确实变了，可是用人类学来解释摩罗先生的变化，确实就有点滑稽。我个人认为，摩罗先生的这种变化是故意而为。因为，之前的摩罗先生已经意识到先前选择的以批判反抗为己任的“精神界战士”的角色不适合自己，并说那是“虚张声势”，坦言自己也曾经“被那些险恶的世事吓得噤若寒蝉”，如果承认自己软弱不足以承担“精神界战士”的使命，既然如此，你可以保持沉默安顿个体生命呀？明知自己虚弱，为什么又加入群体的大合唱？为什么又在沉寂5年后弄出来这种论证不严的对鲁迅等知识分子偏解的文字呢？在个体生存权利个人尊严依然被漠视的当下，这种混合着大国崛起的文字适宜吗？摩罗此时的角色怎么象一个国际政治专家呢？看看摩罗先生博客上那些“奥巴马访华让中国提早多少年成为大国”，就会让熟悉摩罗先生的读者一定目瞪口呆。
　　
　　针对摩罗先生的转变，许多人都有各自的解读。我也尝试进行了思考和总结：
　　
　　第一、摩罗先生的转变首先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选择, 是人在遭遇现实困境时的利害抉择，与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和学术本身无关。因为，如前所述，摩罗先生对自己有所省察，这次是故意而为。
　　
　　吴洪森先生跟摩罗私交甚笃，他分析道，在巨大的经济的心理的精神压力之下，摩罗想通过此种方法将自己解脱出来。之前摩罗也曾经作过好几件经济活动的努力，全部失败。这样，原先的路走不下去，又无法固穷，在巨大压力之下，非得改变不可。一个跟头翻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对他是最好的选择了。不管在哪一端的极端主义情绪，单靠个人都是难以维持的。极端主义最后都会投靠到某种势力的怀抱中去。无论在过去的历史，还是今天的现实，极端主义者能坚守思想独立，精神自由的几乎没有。一个人，让自己沉浸在他无法承担和承受的情绪当中，压力过大过久，他不走向自我毁灭，就只好背叛自己。
　　
　　从摩罗先生身上,我恍惚看见了《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冬至》中的陈一平、S城时的“我”。不，摩罗先生未必有陈一平那种坚强的承受能力，也未必有他的定力，他象池大为一样习惯了为自己寻找理由。即便一辈子贫穷，我也不愿意这样背叛自己的精神追求，假若生存艰难，我可以采用其他办法谋生。这也给人一个启示，既然生存能力差,道德高调就不要唱得太高,否则自己没法面对自己。
　　
　　网友梵谷指出，西方知识界在精神上对于独立和自由的追求，是建立于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基石之上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理念，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他们的血液里和日常生活中。而在我们这里，读书为稻粮谋是几千年来的传统了，西方的普世价值不过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权益之计，而非在日常生活中践履的准则，一旦在政治上得势，他们所做的和所说的会完全是两回事，这是个体在现实中趋利避害的结果，亦是制度之恶对个体的戕害。从摩罗那里可以知道，什么人类学、宗教学还是后殖民理论都成了他的工具。
　　
　　你不能指望中国的读书人和斯宾诺莎一样，为了信仰自由，宁可去磨镜片为生，也不去当大学教授。绝大多数打着维护自由尊严的幌子，本质上是谋生技能的匮乏。你不能指望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自由，象鲁迅那样做战士，象庄子那样甘愿贫穷。人活着要吃饭，房子、妻子、儿子、父母，样样都很现实。人如果要活着，尤其是要生活得有尊严一点，尤其生在一个威权的社会，往往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但即使如此，我也仍然不赞同摩罗思想的改变。因为，就生存条件而言，摩罗已经相比以前好多了。
　　
　　摩罗先生的转变，其实也是“知识分子”现实悲剧的缩影。
　　
　　第二、摩罗先生的转变除了现实利害抉择之外，也与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思想资源的不足有关。前面文章提到有两个摩罗，一个是对生命保持敏锐感受和悲悯的摩罗先生，另一个是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界战士”“思想者”身份的摩罗。本质上来说，摩罗先生本就是个文人，他的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学的文学，思维方式是感悟性的，多才思重情感，研究的方向是现当代文学，他有敏锐的心性，适合做文学评论。说到从事思想研究、国际政治研究、殖民史研究、人类学研究、宗教研究等，不是他的强项，再说他也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专业熏陶，知识结构严重欠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怎么仅仅凭借读了一些人类学、西方殖民学、历史学、宗教学等方面的书就简单结论呢？要知道这些专业没有个5年以上的功夫根本不能发言的。正如陈愚兄所言，摩罗先生所说的“人类学”，还停留在20世纪的人类学，专门和殖民地研究相关的。现在人类学研究、原始宗教研究都不知道已经发展到哪里了。摩罗先生不精通外语，并不了解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精髓，以及那些普世价值；人类学，以及知识社会学等，和相对主义有天然的联系，很容易和狭隘民族主义结合。
　　
　　以上两条说明了摩罗先生的变，那么不变的是什么呢？总结如下：
　　
　　第一、不变的是笼罩在摩罗先生身上那种抽象的文人的激情，这种激情最容易蛊惑人心，却丝毫无助于理性地思考和客观地求证。吴洪森先生指出，一个读了一些书的知识分子，一旦被抽象激情所控制，就完全丧失了对日常真实的感受能力和判断能力。抽象激情可以活在自我崇高的虚幻假象中，获得自我陶醉自我膨胀自我满足，犹如吸了海洛因的兴奋激动。知识分子一旦上了抽象激情的瘾，要戒掉很不容易。所以中国文化一直主张常情常理，主张中庸之道。
　　
　　这种抽象的文人的激情可能适合文学作品，可是对学术是一种威胁。有了这种因素，就会任凭激情驰骋，错把激情当作思想，拒绝思考和探索真学问。文人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只有情绪，没有思想。正确的情绪可以鼓舞人，错误的情绪只会恶心人。
　　
　　摩罗先生的学风文风就是如此，谈论问题，毫无科学精神，不讲证据，不讲逻辑，轻率结论。《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等书里肆意批判传统文化，可是对传统文化一窍不通，现在又对五四先贤和鲁迅大加鞭挞，实际缺乏深入研究。只不过先前限制在自己熟悉的文学领域，错误较少而已。如今他的兴趣也不在学术，而在轻率结论，要的是以煽情式的文字来博得轰动效应。例如摩罗在谈到鲁迅时说：
　　
　　鲁迅的小说为什么获得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因为它集中表现了精英群体对于中国社会和现实的共同认识。那么，我们就从鲁迅小说中，窥探一下精英群体对于底层人的基本心态和看法。中国为什么打不垮皇权？因为七斤不愿意剪辫子（《风波》）。中国文化为什么如此野蛮愚昧？因为闰土抱着香炉求神拜佛（《故乡》）。封建礼教为什么这么难于扫除？就因为底层人麻木而又迷信，他们只想着阴曹地府，想着捐门槛（《祥林嫂》）。精英人物的理想为什么总是不能实现？因为华小栓要吃精英人物的鲜血（《药》）。革命为什么无法胜利？因为阿Q企图借革命抢到一张宁式床供自己所用（《阿Q正传》）。
　　
　　总之，底层人太愚昧了，他们不能理解鲁迅、胡适、陈独秀这样的知识精英，不能像精英一样思考民主、科学、宪政、现代化等等问题，不能和精英一道，把中国的社会组织模式改造过来。他们纯粹是中国历史的拖累，是中国精英群体的拖累。
　　
　　摩罗先生上面的发言漏洞百出，让人惊诧。
　　
　　首先，姑且说鲁迅的小说获得崇高地位是因为它集中表现了精英群体对于中国社会和现实的共同认识。那么，诸如下面的“总之，底层人太愚昧了……”，这就是精英群体对于中国社会和现实的共同认识吗？这是谁说的？摩罗先生做过调查吗？
　　
　　其次，鲁迅认为底层人纯粹是中国历史的拖累，是中国精英群体的拖累吗？众所周知，鲁迅先生虽然出生于破落的士大夫家庭，然而对底层农民的感情远比一些口称“我是农民儿子”的人出生农村的人要深厚。鲁迅先生有一种“农民情结”，他笔下塑造了许多真实的农民形象，比如长妈妈、少年闰土、杨二嫂、中年闰土、阿Q等等，他了解底层的农民，关怀底层的农民，默默而又是赤诚地爱着底层的农民，鲁迅不仅描写了封建时代农民生活上的贫困，而且刻画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揭示了他们的愚昧和麻木，揭示了造成他们困难的社会根源。仅仅抓住一句“总之，底层人太愚昧了……”，就来全盘否定鲁迅先生对于底层农民的爱，只怕与鲁迅先生交往很深的闰土的后人也不答应吧？鲁迅对于底层人是爱的，更多是深爱背后的揶揄。鲁迅还始终保持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吴越文化之根的亲切之情,在单独面对吴越文化中生活着的民众的时候,他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同情,“知道他们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他对闰土的态度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更何况，鲁迅先生揭示底层农民的愚昧的目的在于解剖他们自身的症结探讨出路又在哪里，而不是为了揭露伤疤。鲁迅作品《故乡》中为我们客观地展现了当时底层农民的生存环境，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生存现状，真切地叙述了农民的生活疾苦，深沉地表达了“哀其不幸”之情，集中地倾注了对中国社会农民厚重的哀、痛苦的爱。
　　
　　可以这么说，对生命的悲悯和尊重是鲁迅全部言行的基础,他的一生都在为受到伤害的生命呼喊和奋斗。对此，让我莫名惊奇的是，先前以“精神界战士”自居的无比热爱鲁迅研读鲁迅的摩罗先生为何眼睁睁地这么说话呢？鲁迅对底层人感同身受的大爱，无论在他那个时代，还是在当下的文化人里，都是十分罕见的。摩罗先生这种狭隘的美化底层的民粹心态浮现出来，严重时可能导致反智论。又如摩罗先生写《我是农民的儿子》，这种自我标榜的姿态，仿佛农民的儿子就天然有道德优势一样。我S城这样的底层生活工作多年，做过记者，是基本了解底层的。在我看来，底层并不能天然地具有道德优势，不论穷人富人，都有人性的狭隘、偏执、仇恨，和心态的畸形；同理富人中间时常见到浅薄、无聊、自私、傲慢、无知、自我炫耀一样。人性的善恶是存在的，并不分阶级和阶层。无视鲁迅先生深爱底层人民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颠倒黑白，主题先行。 第二、不变的是摩罗先生身上的虚妄的精英主义。先前的摩罗先生自诩“民间知识分子”，没见过他研究过什么切实的农民问题，有的只是浮光掠影的来自个人的悲情，他写过《我是农民的儿子》热衷代言农民，以前是“民间”“自由主义”，现在是“中国文化”“国家利益”，在摩罗先生的文章里，很难找到个体的位置，先前文章中的个体实际上只是一种伪装起来的假个体，他缺乏鲁迅意义上的真正个体本位主义的观念。总之，什么流行摩罗先生就代言什么，思想没有主见。对于别人的批评，摩罗先生却说他们是书生不关注国家利益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角色定位的错落，读书人不是不关注国家利益，而是这问题不是他们所能关注的。摩罗的专业是人类学，关注的却是国家利益的博弈，这是最典型的精英主义，请问摩罗是战略专家吗？同摩罗先生相似的还有余杰先生，本来从事的是文学批评，最后却写了大量政论文章，书生从政，离开了严格的专业训练，不出错误才怪呢。
　　
　　随意走了一趟摩罗先生的博客，看了他文章的标题，感觉很有意思：比如《中美轮胎特保案与自由市场的真相》、《建议北京市区开发森林公墓》、《中国需要伟大战略家》、《金融危机让中国提前十年成大国》、《中国必须摆脱西方经济学圈套》、《德国人和美国人对市场经济理论的质疑》……学者不好好读书，却硬要充当战略学家与政论家，是对学术是亵渎。据我所知，摩罗先生最初的专业是文学，后来改为人类学专业，本来从事人类学研究已经相当困难，需要潜心读书，况且，摩罗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有学科隔膜，应该抓紧时间补课才是正道，可是，摩罗先生最近几年的发言跨越学科相当广泛，难道摩罗先生成了人类学家、金融学家、战略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宗教专家不成吗？
　　
　　摩罗先生不认真读书思考，身上的精英主义习气洗除不掉，这点和余杰有点相似，又爱胡乱发言，于是问题就出来了，极端时干脆饶开学术规则信口开河。他在柏杨逝世之际发表《但愿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一文，对鲁迅和柏杨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提出质疑和批评。摩罗先生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由西方传教士、鸦片贩子和枪炮手发现和描述的，国民性话语表现为一种西方／东方、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关系。十分显然，摩罗先生的思维方式还是先前那种方式，总是摇摆。
　　
　　“国民劣根性”、“酱缸文化”、“灾民理性”、“类人孩”之类的学术语言，都是对于文化反思的一个角度，也是对于中国文化缺乏健全独立的个体意识的反思的一个角度，但是，任何术语的解释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反思，却不必过多责难。请首先丢开一个术语，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国人真的从来就没有奴性吗？说中国人富于奴性，是西方人为了征服中国而杜撰出来为自己壮胆的理论吗？奴性是强权下的产物，经过千年的培养 ，国人的奴性根深蒂固 ，这不需要用西方的理论和术语解释，就能清楚的道理。难道就因为西方人侵略过中国，就说西方所有的都没有合理之处？结合自己多年在S城这样中国社会底层切身的生活经验和体验，我不认为“国民性”观察在基本的方面是存有偏见或者是自虐的，更不认为西人的心态是阴暗的或者是不健全的。相反觉得他们的观察许多地方很准确，往往一针见血；在心态上，也是光明和正面为主，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改变，变得好起来。对待西人的批评，最好的办法还是实事求是地接受，有则改之，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带着光明的心态理解，反省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不断前进。国民劣根性与制度的落后紧密相连，要在制度上有所作为，必须继续批判“国民劣根性”，我们在民族与西方对立而相处的矛盾状态中，应该正确理解现代化、追求现代化，从而建立起文化的自觉。
　　
　　林贤治先生说，正如西方有西方的社会病一样，东方国家的病症自有东方的特点，并非经西方“妖魔化”而来，而是客观存在。这些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无一不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不但在器物方面，而且在制度方面，精神文化方面也都如此。在历史上，没有可以与西方先进国家相隔绝而自行进入现代的。所谓传统的“转化”，也只能在异质文化介入之后方能进行。
　　
　　如果把这些名词书斋化概念化脱离生活化，那么我们就离自由本身越来越远。
　　摩罗读书读成了寻章琢句的书虫，爱钻牛角尖，而不能领悟书中的微言大义，纸上得来，无法面对实际问题。中国的精英主义谈论问题肤泛，从书本到书本，只是书本能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吗？一切靠你辨析，脱离个人，脱离个体，脱离生活，脱离丝毫没有意义。
　　第三、不变的是摩罗先生身上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也是新的蒙昧主义。摩罗先前代言“民间”批判一些人“无耻”；现在代言“左派”骂一些人“洋奴”。这是一种极端的思维作祟，所以思想观点就是忽左忽右忽前忽后不伦不类，二元思维方式严重对立。
　　
　　这些二元思维方式严重对立的文字，按照张文举先生的总结，比较核心的意思大约有：
　　
　　1、鲁迅、胡适等五四前辈所从事的“国民性批判”工作是自虐行为，是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误导，跟着人家瞎起哄。
　　
　　2、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的文明成就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托，是对全世界的抢劫和掠夺，而基督教在这中间起了开路者的作用，基督教编撰了“欧洲优越论”的神话，极具排他性。
　　
　　3、敏感的敌人意识，比如西方人在近代到中国来,皆为了抢劫，所谓“西盗”，不分殖民主义分子、冒险家、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反正一锅煮，统统都是蔑视中国和侵略中国的势力；再比如，论到近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他喜欢用“围剿”一词概括，等等。
　　
　　4、对知识分子、对文化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提醒知识分子不要太自我崇高，太把自己当成一碟菜了。
　　
　　5、对底层，有着牵及心魂的系念，有意无意代表“穷人”说话，对对穷人“不”友善的言语过分敏感。
　　　　
　　关键还不是他在书中的观点，要命的是其书中的阐述简单片面、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并弥漫着一种无由狂躁的情绪，肤浅之处随处可见。也正因为如此，如今的摩罗先生已经把对“五四”知识分子的反思，转变成对知识分子的仇恨了。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摩罗先生当时在接受“五四”知识分子影响的时候失去了自己的思考，那时候的摩罗没有多少自己的独立思考。纵观现在的摩罗先生，思维方式和当初一样，并没有走出那个套子，都是盲目的迷信，让自己脑子成为别人的跑马场。王晓明先生指出，今天的人“愚味”和“麻木”，也就不只是表现为旧式的浑浑噩噩，而更是表现为头脑的机械、思路的狭隘，表现为那种无力、也不习惯从多方面去理解现实、总是被流行意识牵着走的被动的精神状况。（《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第5次印刷，第6页）
　　
　　摩罗先生当时在民间受的苦，根本并没有他夸张得那么厉害，对此他应该深入省察自身，而且他只做过教师这样一种职业，我做过记者，对底层的了解比他深入，我在关键问题的判断不会因为接受什么“知识分子”的影响而改变，摩罗先生对于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的了解不是全面的，而是一如当初那样宏大、空洞、凌空蹈虚，他走到现在十分必然。之前经常向朋友传达我对摩罗先生的忧虑，不幸终于应验了。正如潘采夫先生所言，“摩罗并不是偶然的个案，不少人由于种种愿意，同正常的社会生活经验隔离，失去了思想领域的常识，让幻象遮蔽了真实。而且，很多人由于焦虑和灵魂的重负，会从头脑里剥夺真相，制造幻觉，并不断地告诉自己，那些幻觉就是真相。”
　　
　　还是那句话：先经历历练，扎根大地，经受苦难（不是美化苦难，而是让自己深入普通人的苦难），从一点点做起，再做学问，再写文章，理性思考，严谨论证，一时弄不清楚的问题尽量多参考些正反方面的书，然后再下结论，这样就不会那么假、大、空，不容易出错误。看看摩罗偏激深刻的背后，有着一套理论在支撑，而对于这种理论，他缺乏批判的眼光。脱离了苦难的生活以后，他变得失根而又浮躁。
后记：获悉摩罗著作《耻辱者手记》重版，我留言如下：
　　
　　与多年以前我读到《耻辱者手记》时的振奋心情相比，时至今日，就当下中国语境而言，我觉得再版《耻辱者手记》已无必要。这个社会需要一个个独立的个人，社会也在朝向多元方向发展，所谓“精神界战士”，还是越少越好。
　　　　
　　摩罗先生在《耻辱者手记》所调动的思想资源，他的思考能力，他解决问题的方式，都需要站在更大语境下深入反思，反思某种单一精神资源的桎梏。这是读到此书读者要警惕的。对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一上来就先鼓励他自由思想，他有什么资格自由思想啊？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荒谬的、完全未经推敲或者经不起任何推敲的观点充斥其中。我觉得《中庸》里那句话讲的真好，“慎思”，“思”一定要“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从钱理群到摩罗，有许多东西值得深思。选择什么作为精神成长的核心滋养？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如果对文、史、哲没有一个基础知识结构，仅仅抓住鲁迅的某个精神侧面缺乏真诚而谨慎的思考，究竟是否是误导呢？如果连知识基础都没有掌握，凭什么思考？最多也就是胡思乱想。反思、节制、敬畏，是应该具有基本的态度，“会思考”跟“不会思考”，根本区别就是在于是否有节制性，能不能把自己的思想约束在适度的范围内。北大哲学系教授杨立华说得好，要经常提醒自己，自己有一个非常有限的生命，非常有限的经验，非常有限的一个知识储备，非常有限的思考能力……。
　　　　
　　过早的思考而形成某种浅薄但根深蒂固的观念，阻断了深入了解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哲学精神的可能性。从钱理群、余杰、摩罗再到许多人，都不由自主在自食恶果。我们今天的环境，正是系统学习中国古代哲学、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最好环境，还有什么理由拒绝这种扎实的补课学习呢？作为一个70后人，我承认，《耻辱者手记》曾经带给我热情和力量，更带给了我认识的蛊惑和迷雾，让我曾经陷入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陷阱里。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彻底扭转过来。
　　　　
　　　　
　　当我读到摩罗先生在《中国站起来》中对鲁迅错解时，就很纳闷，摩罗先生那么爱鲁迅，怎么就对鲁迅的思想那么隔膜甚至预设主题进行臆测呢？当然，我从来都认为，人是需要一点鲁迅精神的。今天，我们仍然要读鲁迅，更重要是放在更大的文化语境里读鲁迅。要带着尊重和敬畏去阅读鲁迅，才能真正恢复鲁迅在中国文化里的整体性地位。在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背景下有判断、有好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等自己明白了某种问题时，就要改正过来，不要错误引导后人，制造认识偏差。要有反思，有节制，有敬畏。敬畏心是根本。
　　　　
　　　　
　　“修辞立其“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中的一句话，很简单的讲就是要作文章要从心底来说真话。诚”是《易传.文言》中的一句话，很简单的讲就是要作文章要从心底来说真话。如果连本心都丢了，哪儿还有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