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研究生党支部立项活动:美国―杀母的文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3:54:07
世纪之交的男性危机（《美国――杀母的文化》第二章）
前一章阐明美国文化的渊源和背景，是从新大陆殖民时代迄今的一个统观，并列出荒原一人小岛等根植于文化深层的、恒常性的象征符号。从这个鸟瞰的角度看，美国从建国前就呈现一个稳定至今的长时期文化结构。要了解为我们熟悉的个体化的现代形态，得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开始，即本章的焦点所在。此时，美国的男性理想首次出现危机。
1. 形形色色的疆界：种族、性别、个人
2.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达尔文主义支配思想界的时代 -这里主要指西方，但也波及全世界。该时代是阿里安种族神话最猖獗的时期 -它认为：北欧阿里安种乃生物进化到目前为止的最佳产品，因此必须严其种界，才能继续当人类进化的尖兵。该时代也流行优生学或进种之学(the science of race advancement)，把民族与民族间的竞争从人种工程学的角度去定义 -当时，中国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即曾提倡它。
支配该时代的话语可总括为下列几点：其一，北欧种是白人里面的良种，而整个白种相对其他有色人种来说又处于进化阶梯的更高档次上。其二，雌雄性别之分化是生物在较高进化阶段才出现的：低等生物基本上是单性生殖，哺乳类的两性在体形上比爬虫类易辨认，而文明人的性别分化则比原始民族更明朗。其三，文明越进化，个人越个体化，文明越落后，其人群则越像部落。按照进化论大师赫尔拔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公式：整个宇宙的进化就是从同质状态到异质状态。
第一点无须再解释。第二点可举世纪末(fin de siecle) -这个名词在这里专指西方十九世纪末形成的一种文化 -的性别理论加以说明。当时流行这样的说法：人类乃高度进化的品种，如出现性别混淆，就是一种返祖现象(atavism)，即回复进化的低级阶段。这个科学理论把一些表现得过份阳刚，敢于像男的一般有进攻性、追求性欲望满足的女人判为返祖现象。根据同样的道理，男的如果过份柔弱、非理性、性欲微弱，也同样退化。1
世纪末仇视女性的理论家首推奥国的奥图·怀宁格(Otto Weininger)。他的两性理论承认凡人身上都是男性化与女性化的混合，比例因人而异，由此出发探究女性化理想是什么，结论为女性化 -怀氏称之为W质体 -是一丛毛病与缺陷的总称：被动、无自我、无真理概念、无反省能力、非道德、无内涵。女性又是爱欲化身，她们不论采取母亲还是妓女形态，都是以男性的理性自我疆界为颠覆对象，乃一股融化、混和、泯灭、非个体化的无理性力量。2 真实的女人很多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则被他说成是男性化，倒过来，女性化的男性亦为贬义。怀氏认为犹太人是女性化民族，他本身是犹太男人，其学说表现出来者毋宁是一股自我憎恨。
怀宁格的观点无疑是偏颇的，是他把私人问题掺杂到当时公认的科学理论里面去。因为，人种进化不能靠单性生殖，而妇女的进化程度也有高低之分。如果整个妇女性都是一丛毛病与缺陷的总称，那么人类的进化还有什么前途?
但即使在比较持平的论点里，这整套话语也出现一个死结。因为，它的前提是：文明程度越高的人种，两性的差别越分化 -在文明的西方社会，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只有在原始部落里，男与女一般粗壮、一般赤身露体、也穿着一样的草裙，在那里像小孩子一般手舞足蹈、蹦蹦跳跳。白种妇女自然比他们两者的进化程度都要高。但正如同文明必须与原始对立才能显示本身优越，文明本身又得透过两性的两极分化去界定。前后这两组对立都不是平等而是等级的关系。文明的男性理性充分发达，个体疆界严密，有高度的自主性 -他的心智进化水平代表自然界进化迄今的最高形态。照道理，要人类继续进化的话，父母双方都该具有这个最高形态，下一代才会超前。但两性都相同的话，又变成性别不明朗化的低进化阶段了。
第三点文明越高，个人越个体化，其最具诗意的表达方式莫如尼采的超人论和群氓说。尼采学说后来虽然被纳粹党歪曲利用，但尼采本人最讨厌的就是民族主义，因为那是部落式的群氓心态，而他提倡的是反群众的杰出的个人。他亦云：走近女人时必须带一条鞭子，感到女性的威胁似乎也与怀宁格同。尼采所处的世纪末，正是群众心理学的盛世。这门学科仍沿用前述的那套共同话语，得出结论：即使在文明世界里，如果出现暴民政治，文明的个体本来已很明朗的自我疆界，一旦身处其中也会遭其溶解，并朝进化低级阶段逆退。暴民乃文明社会里的集体返祖现象，其水平如同原始部落，但另一个比喻则是女性化 -群众是女性的，它非理性、缺乏疆界、泯灭个人、被动、轻信、被煽动家牵着鼻子走。
这股西方思潮，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导引出法国的昂利·蒙特朗(Henri de Montherlant)的仇母论。他是尼采的信徒，宣称历史上衰弱的时代都是崇拜女性的，伟大时代的英雄都必须起来反叛大母神；妈妈之罪就是想把儿子永远闭锁在她身体的黑暗之内。他写有〈论女人〉一文，说：〔希腊英雄〕阿基理斯(Achilles)身上唯一致命弱点就是他妈妈拿过他的部位。 3
上述的话语是世纪之交的西方人共同的，但种族、性别与个人的疆界观念在新大陆被美国发挥到极致。尤其是仇母论，在旧大陆是偶发事件，在美国则演变为一整套的文化。
2. 世纪之交的美国焦虑
世纪之交的西方，不论在社会或文化方面都处于转型期，亦即是感受进入现代性的危机。全民普选的日趋制度化，威胁到中产阶级精英阶层，因此出现用人种退化、暴民心理等贬抑群众的学说。另一方面，传统妇女角色的动摇，新女性（尤其是女权运动）的出现，也促成传统男性角色的危机，必须制造理论，提醒妇女不要混淆性别角色。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宰制虽然处于巅峰状态，但已经感受到黄种人（尤其是日本）的威胁，遂敲响黄祸论的警钟。在美国，又有它自身的问题：黑奴解放后，黑人争取平等的运动越来越密锣紧鼓，必须重申他们是劣等种族。
在世纪之交，对性别混淆的焦虑至为明显地表现在史丹利·贺尔(G. Stanley Hall)的男女教育分途说中。贺尔乃现代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ilhelm Wundt)的美国大弟子，他回国后从事改造教育的工作。贺尔反对中学男女同校，似乎和民国初年中国的保守派观点相同，但后者是基于有伤风化的考虑，贺尔的论据则是以生理为根基的心理学。他认为男与女在心理上很不同，在成长的关头上，必须在不受对方的影响下，任何一方才能顺乎自然地发展得完整。贺尔不是性保守的卫道之士，他甚至支持妇女解放，不过，他的看法是妇女该从男性理想底下解放出来，而不是去变成跟男人一样：
男人与女人不论在活动范围、感觉、皮肤、器官、能力、所犯的罪、所患的疾病各方面都不同；这些差异被今日的科学加以推演、加以强调，因此文明日进，两性差异必日增。在原始状态，男女身体结构与从事活动都差不多，真正进步发生在两性分殊，把原先存在的差异予以繁衍与加强。性别之间的差异，在具性活动的阶段就达到了顶峰。小男孩与小女孩玩在一起，做同样事情，在多方面品味相同，对性无知觉。人到了老年阶段，两性的差距也开始复合 -老汉与老妇变得彼此相同，在此意义上，也成为了无性别。
唯有在青春期，两性的差异最显著。在此阶段上，几乎世界各地有此共识：男女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在这个紧要关头上至少需有二至三年彼此隔离，让心身都发生酝酿作用，达到功能的成熟，导致婚姻生活。这个倾向亦充份表现在家庭生活上。从十二到十四岁之间，兄弟姐妹过着比以前更彼此脱离的生活，无论在家内的操作、游戏、兴味，皆出现分殊。这全是生物学现象，是正常的。因此，学校及其他机关就该把这个分殊推至极端，使男孩日益成为男子，女孩日益成为女子。我们该尊敬性别差异的自然法则，切不可忘记做母亲与做父亲是大不相同的。男女当各自中止相互模仿，中止相互为对方设下模型，好让各自发挥本性，在两性交响乐中奏出和音。 4
到此为止，他不过重述文明越进化性别越两极分化的滥调，无什创意。他的创新在于提倡男性在小男孩阶段必须重温(recapitulate)人类进化的初民阶段。他责备现代教育、尤其是女老师把小男孩都弄成柔弱化了，再下去会造成人种退化的危机。然而，重温是否有意制造返祖现象呢? 非也! 当时另一个流行的学说认为：人从怀胎到诞生是在九个月之内重温从单细胞到人类的千百万年进化过程，而文明人的童年阶段则相当于初民的进化水平。5 我们不禁要问：文明人既然已达更优越的高阶段，为何还去重温低级阶段?
在这里，必须简介当时所谓的达尔文主义之内涵。达尔文本人只研究生物学，不涉及人类社会，且从未为人类前途设定一个目的方向。在他的名字笼罩的时代底下，其实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思潮，在此处可简单化为两类：其一为社会进化论，其二为人种退化论。前者脱胎于启蒙运动时代的人类史单线进步的观念，它后来钻进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说里，将后者变成一个怀目的论的历史哲学。在美国，这种达尔文主义且成为展现深植于基督新教文化里的救世主义的新手段，其目的同为战胜邪恶，把人类提升到至善境界。6 至于人种退化论，则是比启蒙时代进步观出现更早的人类堕落说、历史退步观（上古的黄金时代不再现），文明没落论（例如罗马帝国的衰亡）等等的生物学版。
这两者同为达尔文主义，其意向却全然相反。前者认为文明代表进步，它是宇宙进化已达人类这个理性动物来临、并克服了自然的阶段。后者认为文明违反自然，它让人工的东西掩埋了天生的本能，导向品种的退化和绝灭。前者表现的是启蒙式的乐观，后者则是世纪末的悲观与颓废之叹。当时持此论者控诉工业化的大都会是违反自然的场所，在那里各种污染、毒剂汇聚、恶习、疾病（尤其是梅毒）流行，而在此环境中塑造的人种势必导致文明的没落。
在一八八零年代，美国人开始大量应用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个新名词，它是现代生活的压力及其不自然的节奏对人的神经造成的损害。它很快地成为不健康的现代生活的同义词。7 神经衰弱已不获今日医学界承认，但从世纪末到第一次大战期间它是美国的流行病，其势头犹如今日的忧郁症(depression)一般。
神经衰弱这个名词的创造者正是贺尔的好友乔治·皮耳德(George Beard)，特别被用来指谓男性的性枯竭。8 白种人是全人类最文明开化者，和女性两极分化的白种男性该是最纯粹的男子，但却患上了文明病 -神经衰弱。贺尔为了逆转这个恶性发展，遂提倡从尚未全面进入文明的男孩下手，要求教育者、尤其是女老师不要约束他们的蛮性，在这个阶段上尽量让他们发挥原始本能。既然他们成长的各阶段会重温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待到了成年阶段自然会超越初民阶段，但如能保留一个健康的本能内核，就可让品种朝更高阶段进化。至于女孩，贺尔却不主张她们去重温初民阶段。在他的眼中，女性代表的正是文明化功能，对复活了的男性本能具制衡作用，但文明只有女性一面就静止了，没有男性带头冲锋的文明就是守成。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提到美国人的原野理想。现在不妨用上述两种对立的达尔文主义来参照它。在乐观的启蒙式社会进化论的话语里面，文明是男性，被克服和改造的自然则是女性 -在个体的层次上，男性人格代表理性已控驭了自然（本能），而比较不节制感情、倾向身体化的女性则更为接近自然状态。但在世纪末退化论的话语里，文明则是女性，而返回自然界、图恢复原始本能的男性则用粗犷的原野来象征。这两种自然观都扯不上母亲的怀抱。前者正体现前一章里美国人对未经人手改造的自然是不生感情的这句话。后者则是注射一两剂原始兽性，而这个兽性的自然乃生存竞争的领域。
文明程度最高的白种男性按理该最具男子汉气概(manliness)，他有健康的本能同时加以理性的调节，不像野蛮人或初民一般性滥交 -在这点上，低等民族也像女性一般，少能控制身体和情感作用，他们只不过比文明的女性多了一道性攻击能力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低等民族徒有蛮力，表现的只是雄性(masculinity)，而不是男子汉气概 -他们甚至当龟公，让自己的女人去卖淫。
待到过分文明化的白种男人患上神经衰弱症，上述的说法就难于自圆其说。神经衰弱的男人，性冲动微弱，在雄性方面固然比不上黑人，也说不上有男子汉气概，事实上形同女子。美国这个种族危机，即具体表现在一九一零年的一次闻名国际的拳击赛上：黑人拳师杰克·约翰孙(Jack Johnson)把白人拳王詹姆·杰佛理斯(Jim Jeffries)击败。拳击不只靠蛮力，它还讲究训练和策略，因此这场拳赛成为两个种族的男性理想的较量。白人选手被击败后，引起各地白人的种族暴动。约翰孙偏偏又喜欢与白种女子发生性行为，被联邦政府用过时的法律，构陷成贩卖白奴罪，锒铛入狱，后来又被排挤出境。 9
担心白种男性呈现退化状态，正是贺尔主张让小男孩重温原始的时代背景。同样的顾虑，在那个时代促成了童子军的出现。在十九世纪初，美国母亲教养儿子的角色比重远不如今日，但到了世纪末，母亲的角色变成了主导。同时，小学里开始聘用女老师，女性的阴影沉沉地笼罩在男童头上。于是大众传媒开始敲响男性被女性化的警钟。此种焦虑在二十世纪初催生了童子军运动，该运动具有减轻童军教练及其所教练的男童之男性化焦虑的功能。10
注释：
1.Bram Dijkstra:《Idols of Perversity: Fantasies of Feminine Evil in Fin-de-Siecle Cultur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p. 158-159, 219-220。
2.Otto Weininger,《Sex & Character》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3,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he sixth German editio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New York: G. P. Putnam s Sons, 1906). 怀宁格学说在五四时代曾被鲁迅提及。
3.引自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pp. 199-200. 希腊神话故事里的阿基理斯刀枪不入，乃婴儿时被她妈妈浸泡在具有魔法的河流里的结果，但妈妈提着他脚根的地方没有沾到水。阿基理斯最后死于脚根中箭。
4.G. Stanley Hall：〈Coeducation in the High School〉 (1903), in Charles E. Strickland and Charles Burgess, eds.,《Health, Growth, and Heredity: G. 5.Stanley Hall on Natural Education》(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65), pp. 179-180.
6.Gail Bederman：《Manliness &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Chica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88-101.
7.同上，pp. 25-25.
8.Stephen Kern：《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25.
9.Angus McLaren:《The Trials of Masculinity: Policing Sexual Boundaries, 1870-1930》(Chica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p. 141-142.
详Bederman前引书, pp. 1-4, 41-42.
10.Joseph H. Pleck：〈The Theory of Male Sex-Role Identity: Its Rise and Fall, 1936 to the Present〉, in Harry Brod, ed.,《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 23.
前一章阐明美国文化的渊源和背景，是从新大陆殖民时代迄今的一个统观，并列出荒原一人小岛等根植于文化深层的、恒常性的象征符号。从这个鸟瞰的角度看，美国从建国前就呈现一个稳定至今的长时期文化结构。要了解为我们熟悉的个体化的现代形态，得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开始，即本章的焦点所在。此时，美国的男性理想首次出现危机。
1. 形形色色的疆界：种族、性别、个人
2.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达尔文主义支配思想界的时代 -这里主要指西方，但也波及全世界。该时代是阿里安种族神话最猖獗的时期 -它认为：北欧阿里安种乃生物进化到目前为止的最佳产品，因此必须严其种界，才能继续当人类进化的尖兵。该时代也流行优生学或进种之学(the science of race advancement)，把民族与民族间的竞争从人种工程学的角度去定义 -当时，中国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即曾提倡它。
支配该时代的话语可总括为下列几点：其一，北欧种是白人里面的良种，而整个白种相对其他有色人种来说又处于进化阶梯的更高档次上。其二，雌雄性别之分化是生物在较高进化阶段才出现的：低等生物基本上是单性生殖，哺乳类的两性在体形上比爬虫类易辨认，而文明人的性别分化则比原始民族更明朗。其三，文明越进化，个人越个体化，文明越落后，其人群则越像部落。按照进化论大师赫尔拔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公式：整个宇宙的进化就是从同质状态到异质状态。
第一点无须再解释。第二点可举世纪末(fin de siecle) -这个名词在这里专指西方十九世纪末形成的一种文化 -的性别理论加以说明。当时流行这样的说法：人类乃高度进化的品种，如出现性别混淆，就是一种返祖现象(atavism)，即回复进化的低级阶段。这个科学理论把一些表现得过份阳刚，敢于像男的一般有进攻性、追求性欲望满足的女人判为返祖现象。根据同样的道理，男的如果过份柔弱、非理性、性欲微弱，也同样退化。1
世纪末仇视女性的理论家首推奥国的奥图·怀宁格(Otto Weininger)。他的两性理论承认凡人身上都是男性化与女性化的混合，比例因人而异，由此出发探究女性化理想是什么，结论为女性化 -怀氏称之为W质体 -是一丛毛病与缺陷的总称：被动、无自我、无真理概念、无反省能力、非道德、无内涵。女性又是爱欲化身，她们不论采取母亲还是妓女形态，都是以男性的理性自我疆界为颠覆对象，乃一股融化、混和、泯灭、非个体化的无理性力量。2 真实的女人很多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则被他说成是男性化，倒过来，女性化的男性亦为贬义。怀氏认为犹太人是女性化民族，他本身是犹太男人，其学说表现出来者毋宁是一股自我憎恨。
怀宁格的观点无疑是偏颇的，是他把私人问题掺杂到当时公认的科学理论里面去。因为，人种进化不能靠单性生殖，而妇女的进化程度也有高低之分。如果整个妇女性都是一丛毛病与缺陷的总称，那么人类的进化还有什么前途?
但即使在比较持平的论点里，这整套话语也出现一个死结。因为，它的前提是：文明程度越高的人种，两性的差别越分化 -在文明的西方社会，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只有在原始部落里，男与女一般粗壮、一般赤身露体、也穿着一样的草裙，在那里像小孩子一般手舞足蹈、蹦蹦跳跳。白种妇女自然比他们两者的进化程度都要高。但正如同文明必须与原始对立才能显示本身优越，文明本身又得透过两性的两极分化去界定。前后这两组对立都不是平等而是等级的关系。文明的男性理性充分发达，个体疆界严密，有高度的自主性 -他的心智进化水平代表自然界进化迄今的最高形态。照道理，要人类继续进化的话，父母双方都该具有这个最高形态，下一代才会超前。但两性都相同的话，又变成性别不明朗化的低进化阶段了。
第三点文明越高，个人越个体化，其最具诗意的表达方式莫如尼采的超人论和群氓说。尼采学说后来虽然被纳粹党歪曲利用，但尼采本人最讨厌的就是民族主义，因为那是部落式的群氓心态，而他提倡的是反群众的杰出的个人。他亦云：走近女人时必须带一条鞭子，感到女性的威胁似乎也与怀宁格同。尼采所处的世纪末，正是群众心理学的盛世。这门学科仍沿用前述的那套共同话语，得出结论：即使在文明世界里，如果出现暴民政治，文明的个体本来已很明朗的自我疆界，一旦身处其中也会遭其溶解，并朝进化低级阶段逆退。暴民乃文明社会里的集体返祖现象，其水平如同原始部落，但另一个比喻则是女性化 -群众是女性的，它非理性、缺乏疆界、泯灭个人、被动、轻信、被煽动家牵着鼻子走。
这股西方思潮，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导引出法国的昂利·蒙特朗(Henri de Montherlant)的仇母论。他是尼采的信徒，宣称历史上衰弱的时代都是崇拜女性的，伟大时代的英雄都必须起来反叛大母神；妈妈之罪就是想把儿子永远闭锁在她身体的黑暗之内。他写有〈论女人〉一文，说：〔希腊英雄〕阿基理斯(Achilles)身上唯一致命弱点就是他妈妈拿过他的部位。 3
上述的话语是世纪之交的西方人共同的，但种族、性别与个人的疆界观念在新大陆被美国发挥到极致。尤其是仇母论，在旧大陆是偶发事件，在美国则演变为一整套的文化。
2. 世纪之交的美国焦虑
世纪之交的西方，不论在社会或文化方面都处于转型期，亦即是感受进入现代性的危机。全民普选的日趋制度化，威胁到中产阶级精英阶层，因此出现用人种退化、暴民心理等贬抑群众的学说。另一方面，传统妇女角色的动摇，新女性（尤其是女权运动）的出现，也促成传统男性角色的危机，必须制造理论，提醒妇女不要混淆性别角色。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宰制虽然处于巅峰状态，但已经感受到黄种人（尤其是日本）的威胁，遂敲响黄祸论的警钟。在美国，又有它自身的问题：黑奴解放后，黑人争取平等的运动越来越密锣紧鼓，必须重申他们是劣等种族。
在世纪之交，对性别混淆的焦虑至为明显地表现在史丹利·贺尔(G. Stanley Hall)的男女教育分途说中。贺尔乃现代心理学创始人冯特(Wilhelm Wundt)的美国大弟子，他回国后从事改造教育的工作。贺尔反对中学男女同校，似乎和民国初年中国的保守派观点相同，但后者是基于有伤风化的考虑，贺尔的论据则是以生理为根基的心理学。他认为男与女在心理上很不同，在成长的关头上，必须在不受对方的影响下，任何一方才能顺乎自然地发展得完整。贺尔不是性保守的卫道之士，他甚至支持妇女解放，不过，他的看法是妇女该从男性理想底下解放出来，而不是去变成跟男人一样：
男人与女人不论在活动范围、感觉、皮肤、器官、能力、所犯的罪、所患的疾病各方面都不同；这些差异被今日的科学加以推演、加以强调，因此文明日进，两性差异必日增。在原始状态，男女身体结构与从事活动都差不多，真正进步发生在两性分殊，把原先存在的差异予以繁衍与加强。性别之间的差异，在具性活动的阶段就达到了顶峰。小男孩与小女孩玩在一起，做同样事情，在多方面品味相同，对性无知觉。人到了老年阶段，两性的差距也开始复合 -老汉与老妇变得彼此相同，在此意义上，也成为了无性别。
唯有在青春期，两性的差异最显著。在此阶段上，几乎世界各地有此共识：男女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在这个紧要关头上至少需有二至三年彼此隔离，让心身都发生酝酿作用，达到功能的成熟，导致婚姻生活。这个倾向亦充份表现在家庭生活上。从十二到十四岁之间，兄弟姐妹过着比以前更彼此脱离的生活，无论在家内的操作、游戏、兴味，皆出现分殊。这全是生物学现象，是正常的。因此，学校及其他机关就该把这个分殊推至极端，使男孩日益成为男子，女孩日益成为女子。我们该尊敬性别差异的自然法则，切不可忘记做母亲与做父亲是大不相同的。男女当各自中止相互模仿，中止相互为对方设下模型，好让各自发挥本性，在两性交响乐中奏出和音。 4
到此为止，他不过重述文明越进化性别越两极分化的滥调，无什创意。他的创新在于提倡男性在小男孩阶段必须重温(recapitulate)人类进化的初民阶段。他责备现代教育、尤其是女老师把小男孩都弄成柔弱化了，再下去会造成人种退化的危机。然而，重温是否有意制造返祖现象呢? 非也! 当时另一个流行的学说认为：人从怀胎到诞生是在九个月之内重温从单细胞到人类的千百万年进化过程，而文明人的童年阶段则相当于初民的进化水平。5 我们不禁要问：文明人既然已达更优越的高阶段，为何还去重温低级阶段?
在这里，必须简介当时所谓的达尔文主义之内涵。达尔文本人只研究生物学，不涉及人类社会，且从未为人类前途设定一个目的方向。在他的名字笼罩的时代底下，其实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思潮，在此处可简单化为两类：其一为社会进化论，其二为人种退化论。前者脱胎于启蒙运动时代的人类史单线进步的观念，它后来钻进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说里，将后者变成一个怀目的论的历史哲学。在美国，这种达尔文主义且成为展现深植于基督新教文化里的救世主义的新手段，其目的同为战胜邪恶，把人类提升到至善境界。6 至于人种退化论，则是比启蒙时代进步观出现更早的人类堕落说、历史退步观（上古的黄金时代不再现），文明没落论（例如罗马帝国的衰亡）等等的生物学版。
这两者同为达尔文主义，其意向却全然相反。前者认为文明代表进步，它是宇宙进化已达人类这个理性动物来临、并克服了自然的阶段。后者认为文明违反自然，它让人工的东西掩埋了天生的本能，导向品种的退化和绝灭。前者表现的是启蒙式的乐观，后者则是世纪末的悲观与颓废之叹。当时持此论者控诉工业化的大都会是违反自然的场所，在那里各种污染、毒剂汇聚、恶习、疾病（尤其是梅毒）流行，而在此环境中塑造的人种势必导致文明的没落。
在一八八零年代，美国人开始大量应用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个新名词，它是现代生活的压力及其不自然的节奏对人的神经造成的损害。它很快地成为不健康的现代生活的同义词。7 神经衰弱已不获今日医学界承认，但从世纪末到第一次大战期间它是美国的流行病，其势头犹如今日的忧郁症(depression)一般。
神经衰弱这个名词的创造者正是贺尔的好友乔治·皮耳德(George Beard)，特别被用来指谓男性的性枯竭。8 白种人是全人类最文明开化者，和女性两极分化的白种男性该是最纯粹的男子，但却患上了文明病 -神经衰弱。贺尔为了逆转这个恶性发展，遂提倡从尚未全面进入文明的男孩下手，要求教育者、尤其是女老师不要约束他们的蛮性，在这个阶段上尽量让他们发挥原始本能。既然他们成长的各阶段会重温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待到了成年阶段自然会超越初民阶段，但如能保留一个健康的本能内核，就可让品种朝更高阶段进化。至于女孩，贺尔却不主张她们去重温初民阶段。在他的眼中，女性代表的正是文明化功能，对复活了的男性本能具制衡作用，但文明只有女性一面就静止了，没有男性带头冲锋的文明就是守成。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提到美国人的原野理想。现在不妨用上述两种对立的达尔文主义来参照它。在乐观的启蒙式社会进化论的话语里面，文明是男性，被克服和改造的自然则是女性 -在个体的层次上，男性人格代表理性已控驭了自然（本能），而比较不节制感情、倾向身体化的女性则更为接近自然状态。但在世纪末退化论的话语里，文明则是女性，而返回自然界、图恢复原始本能的男性则用粗犷的原野来象征。这两种自然观都扯不上母亲的怀抱。前者正体现前一章里美国人对未经人手改造的自然是不生感情的这句话。后者则是注射一两剂原始兽性，而这个兽性的自然乃生存竞争的领域。
文明程度最高的白种男性按理该最具男子汉气概(manliness)，他有健康的本能同时加以理性的调节，不像野蛮人或初民一般性滥交 -在这点上，低等民族也像女性一般，少能控制身体和情感作用，他们只不过比文明的女性多了一道性攻击能力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低等民族徒有蛮力，表现的只是雄性(masculinity)，而不是男子汉气概 -他们甚至当龟公，让自己的女人去卖淫。
待到过分文明化的白种男人患上神经衰弱症，上述的说法就难于自圆其说。神经衰弱的男人，性冲动微弱，在雄性方面固然比不上黑人，也说不上有男子汉气概，事实上形同女子。美国这个种族危机，即具体表现在一九一零年的一次闻名国际的拳击赛上：黑人拳师杰克·约翰孙(Jack Johnson)把白人拳王詹姆·杰佛理斯(Jim Jeffries)击败。拳击不只靠蛮力，它还讲究训练和策略，因此这场拳赛成为两个种族的男性理想的较量。白人选手被击败后，引起各地白人的种族暴动。约翰孙偏偏又喜欢与白种女子发生性行为，被联邦政府用过时的法律，构陷成贩卖白奴罪，锒铛入狱，后来又被排挤出境。 9
担心白种男性呈现退化状态，正是贺尔主张让小男孩重温原始的时代背景。同样的顾虑，在那个时代促成了童子军的出现。在十九世纪初，美国母亲教养儿子的角色比重远不如今日，但到了世纪末，母亲的角色变成了主导。同时，小学里开始聘用女老师，女性的阴影沉沉地笼罩在男童头上。于是大众传媒开始敲响男性被女性化的警钟。此种焦虑在二十世纪初催生了童子军运动，该运动具有减轻童军教练及其所教练的男童之男性化焦虑的功能。10
注释：
1.Bram Dijkstra:《Idols of Perversity: Fantasies of Feminine Evil in Fin-de-Siecle Cultur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p. 158-159, 219-220。
2.Otto Weininger,《Sex & Character》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3,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he sixth German editio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New York: G. P. Putnam s Sons, 1906). 怀宁格学说在五四时代曾被鲁迅提及。
3.引自Simone 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pp. 199-200. 希腊神话故事里的阿基理斯刀枪不入，乃婴儿时被她妈妈浸泡在具有魔法的河流里的结果，但妈妈提着他脚根的地方没有沾到水。阿基理斯最后死于脚根中箭。
4.G. Stanley Hall：〈Coeducation in the High School〉 (1903), in Charles E. Strickland and Charles Burgess, eds.,《Health, Growth, and Heredity: G. 5.Stanley Hall on Natural Education》(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65), pp. 179-180.
6.Gail Bederman：《Manliness &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Chica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88-101.
7.同上，pp. 25-25.
8.Stephen Kern：《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25.
9.Angus McLaren:《The Trials of Masculinity: Policing Sexual Boundaries, 1870-1930》(Chica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p. 141-142.
详Bederman前引书, pp. 1-4, 41-42.
10.Joseph H. Pleck：〈The Theory of Male Sex-Role Identity: Its Rise and Fall, 1936 to the Present〉, in Harry Brod, ed.,《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p.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