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支部组建方案:余言评: <冷眼看文革>(释仁哲)

  

2004/01/28 余言评 中国思维网  <冷眼看文革>

  这篇奇文的作者,貌似公正而实属对全面否定文革采取鄙驳态度.他指责人们" 极力打扮自己,让自己成为无辜人、受害人,都试图说明自己是多么清白、道德多么高尚，每个人都试图推卸责任。这些做法已经是亵渎了自己和历史，也掩盖了问题的本质."什么是本质呢?作者特别指明是"毛主席忧心忡忡,如何结束官僚和人民的对立"! 

  这或许是因为没有经历过文革而无知妄谈,但作者竟会如此颠倒黑白!难道祸国殃民的责任,居然是那些自我打扮的"受害人",而不是当年名燥一时的"***一类政治骗子"?虽然作者认为文革中"也的确有个别的人出污泥而不染,指的是顾准、遇罗克、张志新等人",可是作者怎么会理解:他们究竟为什么去思考那些"犯上"问题的.比如个人祟拜.封建出身论等等.

  作者试图分析文革,不妨先去领悟一下红楼梦中描述封建中国传统的"贾.荣.宁"三字经的奥妙所在.有点起码历史常识,再去骂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犯贱吧!

  文革中多少无耻丑恶的下流文人都极力伪装真面目,曾经何等神气,又何等自命不凡,但历史是无情的.热衷乱中夺权的害人之马都罪责难逃!怎么是官民对立?分明是权势害人!

冷眼看文革 释仁哲 

　　那是怎样的十年？那是怎样的一段往事？恐怖，疯狂，专制，灾难，还是命运的玩笑？为什么个人很少缺乏理性，而群体却往往疯狂？为什么原本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却偏要以灾难收场？为什么个人的荣辱起伏，政党的兴衰动荡，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在满腔激情、永无终结的争斗之后，发现自己其实是被愚弄，就像是黄粱美梦醒于凄凉的空旷，人们会怎么想？ 

　　仅仅过去了二十年，但是遥远地仿佛是流逝了千载，广场上飘扬的红旗、呐喊的口号、挥动的语录、墙壁上的大字标语、对领袖的顶礼膜拜、对文物的破坏践踏、人与人之间莫名其妙的厮杀，这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匪夷所思，对今天的人来说又是多么地陌生！这段历史太肮脏了，肮脏地把每一个当事人乃至整个民族都污染得臭不可闻，于是每个人，以及整个民族，都选择了遗忘、逃避、漠视。就这样，我们亲眼看到了鲜活的历史，如何被掩埋于历史的黄沙之下。 

　　仅仅的一点反思，是迫于政治的需要，也是为了安慰那些受害者。可是，谁不是受害者？难道只有那些受到迫害、遭到肉体的精神的折磨的人，才算是受害者？我们听信了太多的臭辞滥调：帝国主义的威胁，自然灾害，和平演变，四人帮和林彪的阴谋伎俩，个人决策的失误，是灾难的全部原因。大凡政治争斗的结果，总会找到靶子和替罪羊，这并不奇怪，可问题是，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这个替罪羊身上，符合历史的真实么？这样轻率的解释，是向谁做出的交代呢？民族的损失究竟谁来承担？如何保证历史不会重演？ 

　　每个人都应该反思，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是完美无可挑剔的，也不是后人想象的那么高尚，相反的，他们往往龌龊不堪。不能因为他们是受害者，就相信了他们的哭诉，轻易地给他们以同情和眼泪，我宁可认为他们是罪有应得、玩火自焚。当然，也的确有个别的人出污泥而不染，那个污秽的时代背景，把他们衬托地格外尊贵崇高，我指的是顾准、遇罗克、张志新等人，正是这些脊梁般的灵魂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民族还没有完全的堕落，还有希望。 

　　首先要反思的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身上有太多传统遗留下来的劣性，最典型的就是由于人格不独立，或者说不想独立，导致他们的意志和理想被阉割，进而使他们的奴性根深蒂固，像犯贱的妻妾一样在权力者面前撒娇作怪。没有证据表明“百花齐放”的实施是所谓的“引蛇出洞”，毛泽东主席有这样阴险么？事实上，他的确是希望党外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振兴、创建党的优良的风气、建设国家提出非常好的建议和主张。但是很快，这样一个美好的设想，变成了一场诬陷和屠杀的竞技场。这一方面是执政党缺乏必要的体制和度量，一方面不是知识分子犯贱的结果么？他们自高自大，口不择言，信口开河，是出于发泄而不是出于建设事物的感情底色，让他们喊出“打倒共产党”、“欢迎国民党回来”的口号。在西方的封锁，与苏联交恶，蒋介石日夜叫嚣“反攻大陆”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喊出这样的话来，难道他们的命运不是早就注定了吗？其结果，不仅给他们自己带来了灾难，也给国家带来的无可挽回的损失。当然，并不能因此说，知识分子是真想造反，真的希望蒋介石回来，其实他们是和古代的士大夫一样，在帝王面前撒娇逞强，哗众取宠，希望帝王能礼贤下士，哄着他们，顺着他们，重用他们，而他们则可以为帝王肝脑涂地。三国时代张松，出使许都，在曹操面前竭尽狷介狂妄之能事，他讽刺曹操、羞辱曹操，然而他的本意却是希望曹操能善待他，重用他，他就把西蜀地图献给曹操。结果张松玩过火了，被乱棍打出教场，他失望地喊道“一世聪明，谬托知己”。最后，来了个刘皇叔，在他面前一番表演之后，张松的每个细胞都被感动了，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这张松也就成了刘备的犬马，最后为了刘备落了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张松就是士大夫的最好写照，现在知识分子依然如此，他们当年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说出了很多过火的话，导致他们遭受了屠刀。事后，他们在新的权力者面前哭诉，展示自己的伤疤，换取同情，希望得到重用。这些有着非常渊博专业知识的人，政治人格却幼稚得像是穿着开裆裤的孩子。 

　　其次要反思的，是我等这样的普通群众。虽然，轮船要驶向何方不是水手的责任，但是并不等于是说，水手就因此放弃思辨的权力和自由，对航程不做任何的思考。身在海盗船上的水手，无论是有心想要去抢劫，还是无意地打发日子、得过且过，他都是海盗，你不能以被逼、身不由己、没有认识到形势这样的借口，来推托他们责任，以及必要的惩罚。所以，即使是卑微的水手，也应该关心目的地和航线，如果他认为目标和手段是错误的，那么他就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改变现实，至少，他可以选择弃船而去。上了贼船，并不是继续当强盗的口实和条件，只要不去努力改变现实，或者放弃，那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是罪恶的盗贼。如此看来，文革中的普通人也并不是毫无责任，实际上，不论是被迫参与，不论是别有用心，还是乱中取乐换得刺激，普通群众都是灾难的主要载体。我不能相信几亿人被人利用达十年之久还不能醒悟，这里面肯定还有原因。这可能是普通百姓长期被边缘化后的一种发泄，对历史加在身上不公的一种戏谑的嘲讽，以一本正经、全身心投入的方式，把所有得东西搞得一塌糊涂，把本来是很平常的事物赞美到神圣的地步，从而让他难堪。自私、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趟混水，人性的阴暗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善良的、可怜的、被遗弃的一群，但同时又是极其可憎、不明大义的、唯利是图的一群。不能通过空幻的道德教化，让他们突然间高尚起来，改变他们处境的唯一的方法，是组建真正代表他们政治要求的团体参与政治游戏，否则，他们永远是处在社会被压迫的底层，定期爆发他们不满的一群。 

　　最应该反思的，但是却又毫无反思的，是各级的干部，或者说官僚。完全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些大小干部，是文革爆发的真正原因。和台湾的勾心斗角，和苏联的冲突，对西方的敌视，和周边所有国家的摩擦，四人帮和林彪的政治阴谋，统统都是构不成主流的和弦与插曲罢了。毛泽东主席曾经反复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威胁，不能理解为是来自国外的威胁，事实上这是来自党内官员的蜕化，或者说腐化，这正是毛主席说的“官僚化”。在延安，在那所破旧的土城，在那个大军营，共产党面对大敌当前、自己的弱小以及物资匮乏的处境，上上下下同心同德，步调一致，气氛融洽，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主席，如同放羊一样悠闲地管理着这个党和军队。然而对于统治整个国家，特别是大城市，当时的人们根本就没有经验，拿着菜刀冲向敌军，和如何建设规划，毕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所以他们只能把延安的军队方式的管理模式强加到全国，于是我们看到了日后体制是如何的僵化、矛盾丛生，以及邓小平主席必须的改革。特别的，那些冲锋陷阵的官员，在胜利面前居功自傲，开始像古代的官僚那样互相勾结，滥用特权，走后门、贪污贿赂，占尽了体制的便宜，这都让毛泽东主席忧心忡忡，在印象当中，这个党应该永远像是在延安时候那样，淳朴、坚韧、富有朝气，可是为了私利，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样子呢？老人愤愤不平，可是面对昔日的战友，又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暗示，并通过一次次运动，一次次政治宣传，想让官员的品德重新纯净起来，让他们能和老百姓像以前那样融洽相处，鱼水一家人。然而这是多么地不现实！当进入大学的学生、当大部分物资的占有者、军队和机关中被提拔最快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干部和干部子弟的时候，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政治腐败的速度，比食物腐烂的速度还要快。而且，昔日的官员，感到自己在建设的时候，没有在战争时代那样受宠了，所以他们失意并且愤怒，不惜代价地要得到往日的地位。所以，彭德怀将军利用大跃进向毛泽东发难，虽然不能怀疑其中有替民请愿的成分，但是要是说他是和知识分子站在一起，代表着社会的正义要求，则是很荒谬可笑的。 

　　官员迅速蜕化为封建官僚，毛泽东主席再也看不下去了，于是他发动了“四清”运动，开始了向自己官吏宣战的序幕。然而，“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他的工作组更像是在做样子，他们根本就没有领会毛主席的意思，只是整了几个人就匆匆上去交差。于是，毛主席认为刘少奇就是这些官僚的总代表，是幕后的黑台，于是把炮口对准了刘少奇。这次，毛主席没有依靠军队，也不能依靠往日战友，因为这些战友是今天他的目标，他采用了发动红卫兵的方法，一夜之间让几百万各级官员名声扫地，成为人们攻击的对象。文革爆发了。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对于文革的爆发，没有清白无辜的人，没有不应该负责任的人，特别是官员们。文革后的邓小平也有清楚的认识，他并不认为被打倒的老干部们无可挑剔，相反的，正是他们纵容和推动了权力的滥用。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们明白为了对抗“凡是派”就必须在政治上结盟，于是他默许了老干部们的所作所为。所以我们可以同情所有人的不幸遭遇，因为他们即使犯下天大的过错，也不应该经受这样无人道的审判和惩罚。但是，要谈起谁是正义和良知的承载者，谁是历史进步力量的代言人，那我们还是慎重一点为好，因为，客观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存在。在刘少奇追悼会上，邓小平对王光美说的一句话耐人寻味：“我们赢了！” 

　　文革结束了，但是它的余震却需要几百年的消化才能趋于平稳，忽略不计。今天的人们被市场经济的利益引诱而暂时转移了注意力，但是并不是说矛盾已经完全解除，和八十年代汹涌起伏的复古、改革、民主等各种运动交织的政治环境相比，今天出奇地平静，平静得让人心虚。邓小平在权力交接的时候，曾经反复叮嘱后来人：“稳定压倒一切！”这真是再清醒不过的言论，因为无论想有怎样的作为，稳定的外部环境都是必需的。但是今天，这种稳定有点牵强和虚假的成分，这种稳定是“严打”等运动威慑的结果，是粉饰太平的宣传的结果，也是政府遮掩事实、自欺欺人的结果。我们不知道这些表面下隐藏着什么，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社会的现实绝不是媒体宣传的那样，他们居然把今天说成了盛世！ 

　　邓小平主席曾经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发展上面，他设想着，只要经济发展起来了，那么这些矛盾自然都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掉。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设想过于美好，且不说发展来的环境和人文问题，也不说发展的过程如何与民主的过程相悖，单是发展带来的两极分化，就已经大大背离了初衷。这不仅是财富的极大差距产生的种种社会和心理问题，更是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官员滥用权力始终是其中的关键。权力让公正陷入绝境，引发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不满，这种不满已经到了麻木的程度。所以事实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眼下最大的问题、主要的矛盾，是官僚和人民的对立。这些官僚，不论其打着什么样子的旗帜，声称自己代表谁的利益，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只能认为他们就是封建的官僚，成为人民利益的障碍，也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唯一的出路：坚决遏制权力！这是无数的睿智的人得出的相同的结论。 

　　因此说，文革虽然造成了灾难、粗暴地践踏了人权、侮辱了宪法，但是并不能对它进行全面的否定。至少，发动文革的初衷就值得我们思考：如何结束官僚和人民的对立。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许应该重新评判，但是这个问题的本身，却是实实在在地需要我们面对、解决。今天的人们，轻率地向文革吐口水，极力打扮自己，让自己成为无辜人、受害人；对待业已过去的这段往事，每个人都试图扮演事后诸葛亮，每个人都试图说明自己是多么清白、道德多么高尚，每个人都试图推卸责任。这些做法已经是亵渎了自己和历史，也掩盖了问题的本质。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在责难旁人的时候，自己却成为了自己唾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