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夜间巡逻简报:陶铸落难——曾志回忆录

　　陶铸似乎已精疲力尽，冷漠地看着家里的情景，一句话也不说。

　　我们房子的隔壁是春藕斋，主席经常在那儿活动，陶铸厕所的窗子，正对着春藕斋的墙。一天晚上，3点来钟的样子，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声，是警卫在报告，说发现什么人往上爬。第二天又有几个警卫队的负责人来察看，我问陶铸的警卫秘书曾云，究竟是怎么回事？曾云说：“不晓得他们搞什么名堂，哪来的人爬墙。”我太天真了，我说是猫，我好几次看见猫在墙上来回走。我还让曾云将此情况反映上去，曾云没有理我。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什么有人爬墙！完全是在制造事端，借口这件事，将警卫由四人增加到十几人。把陶铸厕所的窗子钉死，窗子封死，玻璃上涂满墨汁。又在陶铸的卧室里，对准他的枕头，安装了一个耀眼的灯泡，白炽的光线直射到他的脸上，使他彻夜不得安眠。将一直比较关心和照顾我们的曾云也调走了，连去西门看大字报的一点点呼吸自由空气的机会也取消了，“卍”字廊完全变成了一座牢房。

　　警卫人员对陶铸的态度也越来越坏，动辄瞋目裂眦，恶声呵斥。每天三餐饭，他们列队从我们房门走过，故意放声唱辱骂陶铸的歌，什么“反革命犯陶铸，砸烂他，打倒他……”有时，站在床头的警卫，整夜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成心搅得陶铸无法入睡。陶铸苦恼极了，实在忍无可忍时，也会同他们吵起来，他们骂陶铸是混蛋、毒蛇，是国民党叛徒和特务，陶铸轻蔑地说：

　　“你们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干革命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生下呢，如果我是国民党，你们岂不成了国民党的儿子和孙子了吗！”

　　当然，这种争吵是不会有好结局的。“播罢‘红灯’、‘海港’时，窗灯射目壁如灰。梦魂欲觅终难觅，怕听钟声鹊噪枝。”从这首小诗中，我们可以想像出他当时的情景。

　　到了1968年3月底，对陶铸的看管又第三次升级，警卫人员增加到两个班，在屋里设了三个岗位。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盯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子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我俩说话时也是贴身而站。

　　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一种精神酷刑，它使你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真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比五花大绑，更使人感到紧张、沉重和痛苦，神经稍微脆弱的人，非精神失常或自杀不可。

　　然而，陶铸对这种精神折磨却处之泰然，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宁和坦然的心境。在看守的眼皮底下，他竟然能够旁若无人、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事情。

　　为明心志，陶铸用毛笔写了一纸，端端正正的摆在桌上：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陶铸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拚命读书，除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外，对历史书籍和唐诗宋词也很有兴趣，但是最心爱的还是那部《名臣录》，他每每以那些古代的直节忠臣而自比。在一首诗里，他写道：

　　卍字廊前花木森，

　　风送芬芳入杳冥。

　　静坐偶欣惟蝶舞，

　　夜眠深苦是蚊鸣。

　　汉家狱辱因何怨，

　　宋室廷刑岳慨承。

　　人世烦冤终不免，

　　求仁奚用为身名！　

　　陶铸还酷爱书法。书看累了，就提起毛笔练字，以陶冶和安抚性情。没有宣纸，就用旧报纸来代替。两年多的时间，他将家里的新旧报纸都写光了，摞起来足有两米高。1969年他被遣送到合肥后，我打扫北京家里房间，望着这堆报纸，好一阵酸楚袭上心头，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陶铸了！我随便从中抽出几张来，留作永久的纪念，其余的付之一炬。

　　1970年，陶铸去世后，有一天女儿整理他的遗物，顺便翻了翻我留下的这几张报纸，意外地发现，在许多旧诗词当中，竟夹着他自己的诗和词，我没能把绝大多数报纸带出来，真是痛悔莫及。

　　正是凭着这样的机智，他才得以在看守的紧盯之下，用诗词抒发了自己的满腔悲愤、刚直的气节和磊落的襟怀。除了以上引用过的几首外，还有一些寓意很深的诗，如：

　　料峭风寒花独开，

　　孤芳心事费疑猜。

　　成尘我爱香如故，

　　妒忌无端究可哀。

　　独自沉吟独自宽，

　　熬膏煎血又年年。

　　每忆莫愁湖畔月，

　　头颅惨白不成妍。

　　批斗会以后，陶铸双眼喷火，高声说“要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发现陶铸生癌，周恩来组织了第一流的专家参加医疗小组；陶铸凭信念活着，痛得死去活来，也不哼一声；汪东兴的一番话，如同五雷轰顶

　　1968年8月，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人的“批斗刘邓陶大会”，为了互相响应，在中南海分三个场子，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斗陶铸的有300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拚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他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鸡蛋大的肿包。为了拍实况纪录片，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

　　我俩心碎神疲地回到家中。正在家中养病的女儿，两眼红肿，颊上还挂着泪痕，端着盆热水走过来，想让我们泡泡那双站得浮肿酸痛的脚。女儿发现了父亲额上的血肿包，扑上去想给揉揉，陶铸一把推开她，脸色惨白，双眼喷火，高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拚了。”

　　我那时病痛交加，瘦得只剩下60多斤，经过这场野蛮批斗以后，更显得虚弱不堪。陶铸悲愤交集，指着我对看守说：

　　“你们为什么斗她？难道这个样子斗我还不够吗？她是个病人呀！”说到这里，两行老泪顺着他憔悴的面颊缓缓流下。

　　1968年国庆节前后，陶铸突然说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拖到1969年元月，又出现胃部不适和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请来医生看看，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病情仍然不见好转。到了3月份，陶铸的眼睛和皮肤变黄，我央告医生，仍然不予理睬。直到3月中旬，才来了位医生，检查腹部，发现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包块。草草诊断为肝炎，便将陶铸送进302医院传染病房。入院后检查，才搞清不是肝炎，是胆囊部位的癌症，需要立即动手术。

　　病情上报给总理后，总理批示要积极治疗，并指定上海第一医院的董芳宗主任主刀，301医院的陆惟善主任做第一助手，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吴杰也参加医疗小组。这个阵容，确实是国内第一流的，体现了总理对陶铸的关怀。

　　陶铸又被从302医院转到301医院的外科。他们将陶铸病房的窗户用木条钉死，下面的两块玻璃用报纸糊上，四个警卫轮流在门口监视着，哪里还像什么病房，十足的牢笼！

　　动手术需经家属和本人签字，他们怕陶铸不同意，动员我去做说服工作。哪知医生刚说明意图，他二话没说就签字了。我们当时没敢告诉他是癌症，只说是胆管堵塞，需要做胆囊切除术。

　　但是陶铸心里很清楚，只是没有道破罢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去追究自己的病，只是有一次，他实在疼痛得太厉害了，才脱口说了一句：“没想到癌这么痛！”

　　我给汪东兴写了封信，要求允许我每天去医院看护，但是直到手术后第三天的下午，才让我去探视。陆主任向我介绍了手术的情况，他说给陶铸做的是胰腺癌根治术，是普通外科最大的手术，手术进行了八个多小时，除了切掉胰头的癌瘤外，还切除了胆囊和十二指肠，胃切掉三分之二；大网膜去掉了四分之一。

　　在白罩单的映照下，陶铸显得格外瘦削萎黄，两个鼻孔、伤口及手臂上，全都插着管子。但是他很平静，脑子也很清楚，见我来，用眼神和手势向我示意：一切都顺利，请放心。

　　但是手术后第四天，病情却急转直下。由于严重的肠胀气，将手术切口撑裂，大量的腹水向外流淌。医生用吸引器不停地抽吸胃肠液及胆汁，每天要抽出4000毫升又黑又腥的液体。随后陶铸又并发了可怕的肺炎和胸膜炎，持续高烧，神志模糊，生命垂危。

　　我去看他时，见他正处于昏睡状态，我连声唤他，好不容易才睁开眼睛，见到是我，便喃喃地说：“曾志，看来我过不去了。亮亮，你要好好照顾亮亮……”还想再说什么，一阵膈肌痉挛，打呃不停，随即寒战高烧，又昏迷过去。

　　谢天谢地，危险期总算度了过去。在医院住了两个来月，他恢复得很快，回到家来，能在走廊散步一个小时，看书习字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1969年9月下旬，陶铸又感到腹内阵阵疼痛，发低烧，脉搏微弱，医生诊断是癌肿扩散，已无法治疗，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

　　我至今想起他那副痛苦的样子，仍觉心中酸楚，那是言语难以形容，常人难以想像的精神加肉体的双重疼痛。他常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吃点流质，虚弱得连大便的气力都没有，需要我用手去抠。

　　陶铸以惊人的毅力向病魔挑战，任凭痛得死去活来，也咬紧牙关绝不哼一声。我劝他：“忍不住你就哼几声吧，也许会好一些。”他说：“你已经够苦了，听到我哼，会更难受……”此时的他，与其说凭肉体活着，不如说是凭信念、凭意志活着。

　　对陶铸悲惨命运的最后一击，终于降临了。

　　1969年10月15日早上7点钟，汪东兴派人来叫我去，对我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去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

　　我如同五雷轰顶，勉强自持，问道：“什么时候走？”

　　“明天。”

　　“明天不行，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

　　“那就18号！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我回去后，将汪东兴的话如实相告，陶铸沉思良久，然后毅然决然地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第二天，中直政治部王良恩主任来谈话，陶铸躺在床上平静地说：“好吧，我同意离开北京。”王良恩又说：“审查你的历史，你有变节自首的政治问题。”陶铸冷冷地说：

　　“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你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此生此世，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的时间了，我强压悲痛，为他收拾行装。他考虑得很周到，请我帮他装了一箱子的书；要我买一双雨鞋和一把伞，因为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厕所；还要再准备一床薄被里，以便自己换洗。

　　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他洗个澡，我估计去合肥后，是不会有人为他洗澡的。我把水放好，再把他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慢慢地为他擦洗，我望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灰暗的面容，心中无限的凄凉。我问他还有什么话交代，他说：

　　“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带大。”

　　他要了亮亮、外孙小亮和我的小照片，包好后放在内衣口袋里。他说相片在我怀里，就好似你们时刻都在我身边。我说你一定要力争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生离死别的三天，我们就这样互相勉励安慰着，没有说一句凄切的话，更没有掉一滴泪。

　　18日这一天，无情的分别到了，我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为他送行。由于他肠道已经梗阻，所以吃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他说若不是为了你，我是什么也吃不下的。

　　上路的时间到了，护士替他打了一针杜冷丁，顿时就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他将毛衣、棉衣、大衣都穿在身上，但仍然感到冷。我曾要求送他去机场，没有获准，只好在家门口送行。

　　陶铸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门，踏上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途。

　　我们微笑着握手，郑重地道再见；我为他打开车门，两人再次地握手；车开走了，我们依然互相挥手，向对方致以最后的敬意。

　　一周后，我也搬出了这所留给我无限思念、无限苦痛和无限空虚的家。

　　我知道陶铸将不久于人世，他将凄凉而孤单地走完这人生的最后一程，但他情愿牺牲自己，来换得我一个自由。我现在反而无法想像，当时我们的诀别会是那样的冷静，那样的从容，那样的坚强！我们微笑着做了这一生一世的最后告别，彼此都没有流泪，因为泪水已无法表达我们那种渗透骨髓的痛苦和依恋。

　　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悄然病逝。

　　那些人假借烈性传染病，深更半夜以白单裹尸一烧之了。死前不许我们去，死后也不准去料理后事。从我们分别到他逝世，只有43天时间。

　　他满含冤愤悲怆，连同他未竟的事业，以及弥留之际未能与亲人诀别的遗憾，孤单单、凄凉凉地去了。

　　陶铸从1966年6月走马上任，到1969年10月抱病离京，我俩相依为命在“卍”字廊生活了三年多。我补偿了以往由于工作繁忙，或者说是个性好强，而被忽略了的妻子的义务；作为报答，陶铸赠我一首诗，是用钢笔写在一片小纸上的。我小心翼翼地将它卷起，用塑料纸包紧，缝在棉衣里。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了，我才把它拆出来，公之于世，立即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被广为传颂。

　　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

　　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

　　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

　　枯蔡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

　　心底无私天地宽。

　　如今陶铸已经去世30个春秋，然而那些如烟的往事却时时飘荡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房里。透过岁月的风尘，我永远能见到一张面容，而且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生动、那样的亲切。我不时觉得，陶铸也许根本没有离开过我们，仍然活在一切爱他、敬他、理解他和同情他的人们的心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当然不可能见到毛主席，但我比许多人都幸运，因为我得到他的关照与保护。

　　1967年元月，陶铸被打倒后，我写信给毛主席，“我怎么办呀？我是请假来养病的，组织关系、工资和供给关系都在广东，现在陶铸倒了，我若回广州，像我这样的身体，体重才67斤，能经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审查批斗吗？但我在这里，什么关系也没有，中南海的造反组织要赶我走又怎么办呢？”毛主席在我的信上批道：“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批件送到汪东兴同志那里，东兴阅后派秘书送给了我。不久，中南海的造反派抄家，将这封信也给抄走了。

　　转眼到了4月份，我又开始感到惴惴不安，于是又给毛主席写了信：我若再不回去，人家会以为我逃避审查批斗，但回去又怕身体吃不消。特请示主席，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但这次毛主席没有回复。事隔两年后，从汪东兴那里了解到，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后，曾与总理商量：“你看曾志要回去，连黄永胜他们都不能立足了，都跑到北京来了，曾志能够回去吗？算了，不要回去了。”

    由于毛主席的保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才免受皮肉之苦和人身的摧残，只是有一回，中南海造反派分片批斗“刘、邓、陶”，强行拉我去陪斗。在批斗场上，造反派揪住我，要我低头弯腰，这时有人示意他们不要动我，让这批莽汉退了下去。我知道，这都是由于毛主席的缘故，如果没有他的保护，在那么恐怖的批斗大会上，我是必死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