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南湖丽景二期:“惑”：《论语》的迷雾与光芒

',1)">
人生多“惑”，不免向先贤们请教，这让人想起了孔子说的“四十而不惑”。
孔子一生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在40岁的时候，想在齐国推行“仁义礼乐”的愿望却落空了，无奈的孔子自齐返鲁。无心求仕，潜心自修，提出了“40而不惑”的主张，他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论语·颜渊》）又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同上）又说：“智者不惑。”（《论语·子罕》）又说：“40而见恶焉，其终也矣！”（《论语·为政》）在此，孔子描述的“惑” 的特征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极端，因此主张“不惑”，即理智，不偏不颇，40而不惑，表明孔子40岁已成为一位具有独立见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有独特的见识，再加之正确的处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以上这一段说法，见之很多大众化的解读，也不新鲜。一般人做论，总是不由自主地已经将孔子先在的假定为圣人了，于是，他的一切观点都是“圣论”，人云亦云起来。
孔子和我们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人生本来波波折折，得意和失落是在所难免的，面对如此困惑，哭也好笑也好，该来的都要来，该走的留也留不住，我们普通人，只能事事随缘，随遂自然，免增烦恼，联系孔夫子因其政治理想的无法实现而时常留露出来的失望情绪看，其“智者不惑”的说法也不像是赞美，倒似自嘲。孔子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其出位之思总有左顾右盼的遮挡，“中庸”的说法多少有那么一点“前一脚后一脚”的感觉；不偏不倚这句话不过是一种说法，严格意义上的公正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总不能因为说有了现实的不平衡、有了爱恨情仇的萦绕于怀、有了左右为难的选择就痛不欲生，“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有便有了，过多的徘徊于情感的两极，就会失去了阳光的感觉。
对于“惑”与“不惑”的理解，不是一过40岁，就突然之间不惑了；人生其实充满了困惑，不惑乃是对一次次惑的解决，一次惑的解决不意味着终生解决；因此，对“四十而不惑”这句话就不能执于“四十”这个年龄的界限，有的人一生都拿不起，亦放不下；有的人少年即阅尽红尘，满目沧桑。重要的是，承认人生的无奈，比如对死亡、对美、对爱恨情仇，承认我们的力量有时只能是苍白的无奈，人生行走在时间的缝隙中，连着苦难和幸福的两极，那座独木桥本就紧窄，又何必牵肠挂肚，徒然烦恼，只能使人生更加痛苦。孔子当然不是一个以儿女情长为天地之间最大事的人，这是时代的原因；但是孔子亦有自己的理想，对于自己的理想来说，是什么内容倒是分别不大，与我们凡夫俗子的蝇头之利的小愿望亦无分别，说到底，“中庸”与“执”是相通的，儒道佛也是相通的，人生到了至境，面对的是同样的拷问：这个飘忽的短暂的生命该如何着落？安置灵魂，找到位置，寻求行程中短暂的安稳和快适，是这些圣贤们之所以为圣的缘由；然而如果过于执着于圣训，那就距离圣人们的愿望远矣。
然而，这并不是孔子思想的全部，不是《论语》思想的唯一中心。
当下大众文化喜欢把作为儒家学说中心经典的《论语》的意义解说成心灵鸡汤，这是不全面的，“心灵鸡汤”也不是《论语》最重要的思想，这容易把人引向迷惑，难道两千多年的“圣书”其意义仅在于此吗？《论语》的真正光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士人乌托邦理想的思想体系；二是儒家治世思想的政治方略；三是士人自我成人的心灵之道。事实上，《论语》中核心的内容是儒家的乌托邦理想秩序的建构，包括后期儒家思想发展中的“仁义礼智”主要核心思想的阐释；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在这一乌托邦理想基础上的政治行为策略，在对弟子的教诲中，孔子比较详细的阐释了自己的行政观点，以夫子赞赏的态度向弟子们展示了其政治理想。儒家士人在精神旨趣上留意“担当意识”，表现浩然之气，有一种忧怀天下，眷顾黎民苍生的气质。这种走向是排斥为帝王书、做家奴的思想的，在中国古代士人知识分子那里，“致君尧舜上”之“尧舜”并不是现实的帝王，而是三代之上有圣主的理想君主。这一“尧舜”，不但不是歌功颂德，而且还是对当时君王的一种“立法”之限制。这种价值观是士人理想的实现，是担当意识的实现，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目标，是外指的、社会人格的实现。后期儒家士人扮演了“政治中间人角色”，儒家士人凭藉文化知识参与意识形态建构努力而获得了一种社会定位的描述。
理解历史中的人物，当然是放到历史中去理解，所以不臧否历史中生活过的人，这是一种语境化的“同情”，对于中国文化中的公案，还是放到历史中去说的好。那些先贤都是人类绵绵不绝思考晶莹之链条中的一粒粒明珠，我们需持敬仰和尊重，今天我们把历史中的很多罪过归咎于孔子或儒家学说，这如果不是教化的需要，就是因为人们懒惰的恶果；历史只有拉开足够的距离才能有更清晰的面目出现，这不是感情所能够决定的；当然不排除历史的遮蔽，但是文化既有隐身和遮蔽，还有复苏和需求，这些文化自身的逻辑会在历史的某一个转弯之处默默的守候，真相偶一显现，其光芒会令人胆战心惊。儒家、儒家士人以及其参与意识形态建构都要放在具体的时代和文化语境中去阐释，脱离开具体问题的论述往往会搔不到痒处，泛泛而论，看似有理，实际却毫无价值。儒家文化不是一统的文化，在两千年的变化中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有时思想甚至截然不同，因为中国特有的治学方式，这种叠加的文化呈递需要我们耐心的抽丝剥茧，方可穿透迷雾，捡拾到真金。对《论语》的解读，当以上述的思考进行，才能拨开迷雾，见其彩虹，这样的读书，似乎更恰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