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滴轮用什么线最好:牟宗三：中国人的安身立命

　　法住学会召开国际学术会议讨论安身立命问题，我个人没有很好意见，借两段话作为呼应。孟子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另一段: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安身立命是今天讨论的主题。「立命」是孟子首先提出的，此处「命」指命运之命丶命限之命，「立命」即表示命运丶命限可立。用甚麽方法「立」呢? 「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就是立命的原则丶立命之道。

　　立命何以是命运丶命限之命呢?孟子说: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这是说知命者不应站在快倒塌的墙下。孟子下面又说: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盖生死有命，也不能随便死。如抗战时日本鬼子炸我们，响警报，我们还是要躲，如以为生死有命，任其轰炸，不躲避，也不合理。故「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法住学会今天提出的安身立命的「立命」，依我了解，不完全是立命限丶命运之「命」，此「命」范围应更广些；与命限丶命运纯消极的一面比，更有积极的一面。这积极的一面的「命」，大概在《论语》丶《孟子》中尚未有。孔子曰: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此「命」仍指命运丶命限之义。後来宋朝理学家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中张横渠所言「为生民立命」之「命」与命运丶命限之意思不同:命运丶命限非我们所能立，即使圣人亦不能立，则圣人如何「为生民立命」呢?因此，此「命」不指命限丶命运，而另有积极意义。张载下面两句是呼应上面两句: 「为往圣继绝学」是呼应「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是呼应「为生民立命」。因为在社会上，如靠一个人的小聪明是无用的，靠一个人的主观意识也是无用的，不论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或是孔子的智慧或耶稣基督的智慧，都非个人的私见，都非个人主观的哲学；这些往圣不能随便抹杀，不能随便轻蔑。我们现在的人心里肮脏丶心胸狭窄，但释迦牟尼丶孔夫子丶耶稣的心非如此。故要为往圣继绝学，才能看出一道路丶一原则，这原则不止为天地立心，亦能为生民立命丶为万世开太平。虽往圣不一定比现代人好，在科学方面讲是後来者居上，但从发展的机会上讲，後人不一定居上。现在有些人提後现代化，即表示愈先进丶愈发达地区，但发展的机会越小。如香港最先进，有高度的文明，但没有文化。文化与文明亦有差别，文明与文化非等同: 文明是civilization，指生活轨道与应付环境的技术，文化是culture 指教养丶教化。

　　我常有一感觉: 累积三丶四千年的文化，将来後现代化，生活彻底科技化後，人类是否还有当年如康德这样的大哲学家出现?是否还有《红楼梦》这类的文学作品出现?我想，即使出现，是否还有人能看懂也是问题。

　　人类的科技知识愈积愈多，人类的灵感却愈来愈少，脑子全充斥科技，已经没有空间。灵感产生的机会有两个条件: 一是不能离自然太远，而现代科技却到处毁坏自然，这十分可怕；二是不能太舒服，科技的发展却令人愈来愈舒服，科技文明使人幸福，但生活愈方便，愈造成实质个体的萎缩丶枯竭。佛教说:  六道众生里人最容易成佛。为甚麽呢?因为天堂的众生(如长寿丶夭) 享福太多，不能成佛，地狱丶饿鬼生存太苦，也不易成佛。故佛教说「四难」: 人身难得丶中国难生丶佛法难闻丶生死难了。有机缘生即为人很难，做中国人又很难，天天讲佛法，但不一定听到，听到也不一定懂，则能解脱生死很难很难。

　　我民国三十七年就逃难到香港，四十多年还是在逃难，没有停止，因为我无家可归，我原籍是山东栖霞县，但山东栖霞县人不承认我，因我没有户口。我祖宗在山东，但回去无人承认我，只欢迎我带钱回去。我仍在逃难，实为可悲。

　　话再说回来，张横渠的四句，後三句联在一起，为一核心，最高层次是为天地立心。其「立命」与孟子的「立命」有别，除指命限丶命运之外，还指生命之命，亦指生活的正当途径丶方式。一般老百姓丶芸芸众生是没有办法为自己解决生活的。需要社会制度，所以这是客观的，故下一句说「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政道的建立，故谁能敢说为众生立命呢?照中国以前所说: 周公制礼作乐，可算是「为生民立命」为众生闯出一正当的生活途径。人在其中过一正当的生活，并非无命运丶无生死，也有寿夭丶富贵等问题，这即是命限。但我们要有一正命，生死也要有一正当的生丶死，这就叫为生民立命。正当的生死并非容易，这话说出来大家皆难过，中华民族丶中国人那一个能得以正当的生死?谁能答覆我?有人说: 中国的人权是生存权，但中国人哪有生存权?你有正当的生死吗?连刘少奇丶彭德怀都谈不上正当的生死，这是甚麽问题呢?这就是为生民立命丶为万世开太平的问题，这即是张横渠所说的正面意义，比孔丶孟的「命」含义更广丶更积极。人就是要求一正当的生死，这种要求要靠一生活的道路丶社会的轨道来完成。这是政治问题，也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客观化问题。

　　从秦汉大一统到辛亥革命二干多年来，中国都是一君主专制的政治形态。其中有几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王船山曾将之集中为三点: 皇位继承难丶朝代更替难丶为宰相难。首先，皇位继承难以解决；其次朝代更替没有轨则，只有打天下丶马上得之，或革命丶基夺，朝代更替靠武力，枪杆子出政权，政权由枪杆子出即是非理性的语言。这些都不是儒家甘心情愿的方式，从孔子起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法制度。如朱元璋做皇帝後谁做?按宗法社会讲长子摘孙做，建文帝继位，燕王朱棣不服就只有篡夺丶只有打。又如唐高祖时，李世民出来争，结果有玄武门之变，现在仍有此问题，天天培养接班人，仍培养不了。另一问题是宰相困难，在中国封建专制下对宰相的要求相当高，宰相无政治权利，要做一正当的宰相很难，此三点王船山论得很清楚；中国社会一向只有吏治没有政治，宰相所代表的是治权而非政权。政权在皇帝手中，是皇帝打天下得来，是非理性的获得；皇帝是非理性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一个irrational being ，此处无理可讲，宰相帮忙皇帝，其实帮忙也谈不上，只能帮闲。总言之，这三个问题在中国文化里一直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传统宗法制度用在政治丶经济上都很不够，故中国需要现代化，则为生民建立制度以安其生活很重要。

　　王船山对中国历史提了三点，皇位继承难丶朝代更替难丶宰相地位难，这三点又牵涉到中国传统文化，以王船山这样的大思想家到此也无办法。明朝末年黄梨洲对这些方面也有考虑，有「原君」丶「原臣」之作，仍想不出具体办法来限制君权。王船山最後说一句「自非圣人崛起，以至仁大义立千年之人极，何足以制其狂流哉! 」还是把希望寄托於圣人。这话令人悲观，等到甚麽时候才出大圣人呢?传统中国思想家想不出办法，但现在与西方文化接头後，这问题已不难解决。中国那个社会一条线传下来，王船山丶黄梨洲未能解决，根据传统的固有文化往下走难有办法。如梁漱溟先生说: 「中国文化理性早熟。」假定不与西方文化接头，永远如此，这句话虽有问题，但也有相当的道理。这是梁先生了不起之处，即从自己原有的一条路走出来，当同另一文化接触，有眼睛一亮的感觉。以前王船山想不出办法的，我们现在连一个普通人也可想到，不必等「千年之人极」。「千年人极」一类的话既玄又笼统。盖儒家说天丶地丶人三极，即三才之道，则人极早已建立起来，王船山的「人极」不是儒家传统之人极。故为生民立命续成为一严重问题。张横渠当年说的是一大话，但今天我们看现代社会及自己的处境，这句话的意思就非常清楚。

　　社会制度不能违背自然丶违背人心的常道。不能违背人心是如家常便饭的，也恰恰是现实需要的，不能天天吃肥鷄大鸭，为生民立命就要按自然之常丶人性之常来建立一生活的道路。这并非需要特别技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其价值，西方从希腊丶罗马以来也有价值，不能随便以封建或资产阶级的名词来概论之，这两个传统都有其真实性，要平心处理丶皆收。

　　人如能平心把理性呈现出来，中国现代化还有甚麽困难呢?不必如王船山等说要等待大圣人出来立千年人极。现在很多人说中国现代化很难丶很难，难在哪里呢?现代化是一理性问题，科学是一理性问题，民主政治也是一理性问题。理性问题为甚麽单西洋人能作出，中国人不是human being (人) ，不是rational being (理性的存在)吗?这是说不通的。连对中国人的这点信念都没有就十分可怜，为甚麽说我们不能像你那样理性化丶现代化?不能拥有你那一套?这根本说不过去。以上我讲的是关於客观方面为生民立命，若谈到这次法住学会举行安身立命的讨论，从外边生活轨道引申到自己内部丶自己的生命问题，这就十分难说，非三言两语。以前各大宗教丶哲学讲得很多，儒丶释丶道丶基督教皆有贡献，这是内边的问题，与客观的是两面。外边问题即使统统解决，安排恰当，天衣无缝，若对自己内部生命无法，那也无法。安身立命最後是在自己内心，外边只是配合的安排。不过社会轨道好了，就比较容易。内边来说，无论中国人丶西方人，传统文化对之都有大的贡献。这犹如亚历山大所说: 「征服世界容易，征服自己难。即指自己内部生命问题。佛家在这方面体会甚深，宋明理学家丶儒家传统丶道家传统体会都深，大家对这方面统统都不注意，首先把学问忘掉了。从这一意思讲张横渠所说为往圣继绝学就是从内边讲安身立命，单从外边讲往圣的哲学还不够。今天仅讲到此，谢谢大家。

(民国80年12 月23 日讲於「安身立命国际研讨会」，陈尚琨整理。)

原载霍韬晦编《安身立命与东西文化》(香港:法住出版社. 1992年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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