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为什么不能艾灸:澳门历史研究刍议

　　一、澳门历史研究的现状

　　澳门虽然是一弹丸之地，但自从明中叶开始发展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东西方国家国际贸易的中转港之后，一直为世人所瞩目。400多年来，无数中外学者对澳门历史进行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不少专着和论文。在国内方面，早在干隆十六年（1571），有印光任、张汝霖合着的《澳门记略》一书问世。接着有张汝霖的《澳门形势篇》、《澳门篇》；张甄陶的《澳门图说》、《澳门形势篇》、《制驭澳夷论》；薛韫的《澳门记》；汪兆镛的《澳门杂诗》等专着印行，论及澳门的地理、经济、文化、政治诸问题的历史进程。辛亥革命以后至今80多年来，研究澳门历史更加深入发展，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例如有陈沂春的《澳门》；王仲达的《澳门地图》；黄培坤的《澳门界务争持考》；梁嘉彬的《明史佛郎机传考证》；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刘万章的《澳门考略》；陈正祥的《澳门》；戴裔煊的《明史佛郎机传笺证》；费成康的《澳门四百年》；元邦建的《澳门史略》；黄鸿钊的《澳门史纲要》；黄启臣的《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年）》；邓开颂的《澳门历史（近代）》等著作出版，对澳门历史的对外贸易、人口变动、政治体制、宗教、文化等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发表了不少关于澳门历史的专题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自1909年至今，共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1909年至1929年发表的有《澳门历史》（载《东方杂志》第6卷第4期）等9篇，主要内容是介绍澳门的历史及划界问题；1930年至1949年发表的有张维华的《葡萄牙人第一次来华使臣事迹略》（载《史学年报》第1卷第5期）；陈祖源的《明代葡人入居濠境澳考略》（载《历史学报》1936年第1期）；朱杰勤的《葡萄牙人最初来华时地考》（载《社会科学》第4卷第12期）等18篇，主要考证葡萄牙进入和租居澳门的年代及过程，申明澳门主权一直属于中国；1950年至1980年发表的有戴裔煊的《关于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年代问题》（1957年油印本）等5篇，主要是揭露葡萄牙人企图把澳门变成殖民地的历史事实；1980年以来，有黄文宽的《关于澳门史的考订》（载《岭南文史》1983年1-2期）；黄启臣的《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载《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等数十篇论文发表，着重闸述自16世纪以来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起、发展、繁荣以至衰微的进程，分析其原因及其对中国、世界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有不少论文阐述澳门工商业发展的状态，这可以说国内研究澳门历史一个突破。

　　在国外方面，研究澳门历史者也不乏其人，发表的专着和论文也不少。主要者有Andrew Ljungstedt，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ements in China （1836)；A Margues Pereira，As alfan-degos Chinese de Macau （1870)；Jaime de Inso，A Mais Antiga Calomia Eurpeia no Extremo-Oriente（1836)，Bento da Franca:Subsidios Pora Historia de Macau（1888)，C·A·Montalto de Jesus：History Macao（1902)；Tien tes Chang: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1644,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rtces（1934)；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m:Annd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4（1936)；J·M·Braga: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1949)；Macao,A short Handbook Information and Tourism Department,Macao Government（1970)；Austin Coates A Marratiue （1978)；Manuel teyxeyra，Ouvido—ressin Macau（1979)；The portestant Cemiteries of Macau（1984)等100多本专着。这些外国专着的主要内容是阐述16世纪以来，葡萄牙人利用澳门这个港口进行东西方贸易攫取暴利的进程及影响。与此同时，外国学者也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例如日本著名史学家滕田丰八的《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考》（载《中国南海古代交通史论丛》）；矢野仁一的《明代澳门的贸易及其兴衰》（载《史林》第3卷第9期）；J·E·Wills，Macaos Impac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1608—1808；Roderich fendinand Georg Ptak， The Transportation of Sandalwood from Timort Macoao and chin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1985)等数十篇。主要内容是论述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贸易的情况，和明清中国政府对澳门的管理政策和措施。上述澳门历史研究的状况表明，在世界范围内，研究澳门历史的学者为数不少，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入。如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再拓宽澳门历史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澳门的历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二、深入研究澳门历史之内容

　　（一）广泛搜集中外文的文献资料，编辑出版澳门历史资料专辑。这是深入研究澳门历史的基础工程。梁启超说过：“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得之数据为其研究对象”（《中国历史研究法》）。据我所知，明中叶以来，时人撰写关于澳门的中外文献数据散见在各种书刊、档案以及碑刻是不少的。例如明嘉靖年间（1522-1566）编篡的《广东通志》卷69，就有专论《澳门》的宝贵数据。其它如收集在《明经世文编》一书的吴桂芳：《议阻澳夷进贡疏》（卷342）；庞尚鹏：《题为陈末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卷357）；清康熙年间（1662-1722）刊行的《抚粤政略》一书也收有李士祯：《澳门关闸请设专官管辖疏》（卷1）、《请豁澳门旱路征收缺少银两疏》（卷2）、《请除市舶澳门旱路税银疏》（卷2）；收入《中西闻见録选编》的《澳门近事》；《康煕香山县志》的《澳门》、《道光香山县志》的《澳门》；《池北偶谈》的《香山澳》以及《广东新语》的《澳门》等等，都是研究澳门历史的珍贵资料。特别是流落在葡萄牙首都是里斯本国立多尔·杜·东坡档案馆（Arquivo Nacicnal da Tarre do Tombo）的干隆六年（1714年）到光绪 二十一年（1885年）的1500多件清朝官方关于澳门的公关档案，更是研究清朝时期澳门历史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对于说明1887年前，中国明清政府在澳门行使主权等澳门历史问题，将提供充分的证据。另外存放在澳门何东藏书楼二楼的四大木箱的中文档案，虽然絶大部分是关于文学的，但涉及澳门历史、地理的也有50卷，可供参考，建议将这些资料汇编成册出版，供研究者使用。

　　外文资料的收集对研究澳门历史也是十分重要的，特别要尽量利用目前在澳门的大批葡文档案等资料。例如，存放在原贾梅士博物馆一楼两个金属书柜内的参议会1630年至1900年的316卷档案；存放仁慈堂后巷8号一个地下入口处的七个木柜内的500卷仁慈堂自17世纪以来商业和宗教活动的档案；藏于澳门大教堂内的五教堂区档案；藏于风顺堂街的圣劳伦斯的风顺堂教区档案；藏于花王堂街的圣安东尼教堂的花王堂教区档案；藏于圣拉查罗街的对拉查斯（S Lazars）教区档案；藏于筷子基街的法帝马（Fatima）教区档案；藏于凼仔的卡娜（S.N.Senhora）教区档案等，对于研究澳门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等，都是极其丰富翔实的资料。建议组织力量赶快抢救这些将霉烂的档案，供研究澳门史的学者参考。

　　（二）开展澳门史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澳门史的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以前研究澳门历史，往往侧重于政治史，或是论述葡萄牙人如何入居澳门，或是分析葡萄牙人何时何地入居澳门。而作为综合的、总体的历史研究是很不够的。澳门史应当包括政治史、经济史、交通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这些互相联系、不可或缺的专门史和整体史还研究得很不够。主要原因是研究澳门史的力量比较薄弱。从大陆情况来看，目前还没有专门研究澳门历史的机构，只有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历史系、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少数学者兼搞澳门史的研究。而澳门、香港、台湾等地区，和日本、欧美各国专门研究澳门史的学者也很寥寥。建议国内学者和港、澳、台以至外国研究澳门史的学者加强合作和交流，互相补充，共同努力，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澳门史作综合性的研究。先编写出澳门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等专史，然后在这一基础上编写出多卷本的澳门通史，以反映澳门历史的全貌

　　（三）研究澳门历史的重点和特点。要提高研究澳门历史的质量和水平，必须研究和把握澳门历史的重点和特点，舍此不可能有所突破和创新。澳门历史的重点是什么？我认为是澳门经济史，特别是澳门的对外贸易史。澳门自16世纪中叶开埠以后，直到鸦片战争约300年间，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开放港口和东西方国际贸易的中继港。当时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以此为基地，大力开展澳门与印度果阿（Goa）直到里斯本；澳门与日本长崎；澳门与马尼拉直至墨西哥、秘鲁的国际贸易。这是以澳门为中转港的全球大循环的国际“大三角贸易”。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多种商品如丝货、黄铜、陶瓷等经澳门转运到西方各国；世界各国的商品如毛织品、胡椒、象牙、苏木等又经澳门转运来中国及日本等东方国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经济仍处于先进地位，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各国还不能拿出象样的商品与中国商品交换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均运来大量的银元到澳门购买中国商品，这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澳门在当时世界贸易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澳门本身的经济（包括手工业、商业、渔农业）也获得长足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香港崛起，澳门在东西方国家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不失为中国与西欧国家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港。因此，澳门的经济仍然继续发展。特别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澳门经济更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其增长速度高居世界各国前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仅次于文莱、日本、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成为第六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被人们誉为也是亚洲地区的一条小龙。可是，过去对澳门历史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政治史，澳门经济史的系统研究不够，澳门经济史的著作尚付阙如。有鉴于此，建议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写一部系统的全方位的澳门经济发展史。这不仅可以反映澳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对于今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澳门的经济，也将提供一个很好的历史借鉴。

　　如果说澳门经济史是深入研究澳门历史的重点的话，那么，与此密切相关的澳门文化史，特别是以澳门为桥梁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则应是研究澳门历史的特点。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具有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则似是以澳门开埠始。以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接踵而来澳门贸易。贸易的航道同时是文化交流传播的通道。随着澳门为中转港的中西贸易的日益发展，大批天主教耶稣会士（The Society of Jesus）也纷纷随商舶而来澳门和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活动。他们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是“使中国人同基督教国家的大众一起承认和崇拜上帝”，〔1〕但是，这些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2〕特别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以传授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不仅为中国所无，而且在西方也还是很新颖的”。〔3〕因此，一个不以耶稣会士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效果和社会功能得以实现。这就是：耶稣会士努力瞭解、熟悉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向欧洲他们自己的祖国介绍与传播，激荡着欧洲各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开展，促进欧洲国家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而中国的有识之士，则通过耶稣会士学习和吸取欧洲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两者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举凡在中国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德国千古絶伦的哲学家莱勃尼兹（Gofu-ried Wiltelm Leibmiz）、沃尔夫（Ghristian Wolff）康德（Lmmanuel Kant）和黑格尔（Hegel）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重农经济思想影响下，法国的魁斯柰（Ftancoios Quesnay）、杜尔哥（Anne RobettJacques Turgot）和英国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合铸成法英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中国的语言文字、古典文学、工艺美术、绘画、建筑术以及风俗等，无一不影响着欧洲国家，使之文化繁荣一时。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天文学、历法、水利、数学、地理、物理、几何、医学、音乐等近代科学文化也传入澳门和中国内地，促进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这一以澳门为桥梁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在深入研究澳门历史时，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组织力量编写一部系统的以澳门为桥梁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这对于弘扬中国文化和吸取西方国家有益于我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无意义。

　　（四）研究澳门有关地区的关系史。澳门历史是一个港市史，属区域史的范畴，自然要以澳门特定区域为主体。但要整体研究澳门史和研究澳门史的重点和特点，总是不可能与其周边地区完全隔絶而孤立进行的。特别是澳门成为东西方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中转港之后，必然与全世界各有关国家和地区发生交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生化的联系和关系。例如，澳门一直与包括广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县、乡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香港保持直接的联系；同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的密切联系，同美洲和亚洲各国的密切联系等等。因此，研究澳门历史，就应开展穗港澳关系史、省港澳关系史、澳葡关系史、澳美关系史以至华桥史等等的研究。这样，澳门史的研究才能取得更大的突破和进展。为此，我建议国内外的学者加强联系，分工合作，互通有无，共同设计研究课题和承担研究任务，把澳门史的研究深入一步，求得新的突破。

　　三、研究澳门历史的方法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历史，就其本身而言，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澳门历史是其本身客观发展的进程，不是人们可以想象的。既然如此，我们必须运用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方法去进行研究。就是说，我们只能以澳门历史发展过程的事实为根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从客观历史实际中得出科学的结论。唯其如此，我们应组织力量搜集有关澳门历史的中外文资料进行整理、比较、鉴别、订正，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只有如此，才能真实反映澳门历史本来的真面目。例如，过去往往笼而统之说，“澳门的历史就是葡萄牙统治四百年的历史”。这样的结论就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的事实是，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算起，到清朝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334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建城设官而县治之”〔4〕的方针，即允准葡萄牙人赁居澳门，但要建设城池，设置官吏，对之加强管理。300多年来，明清政府一直在澳门设置议事亭、澳门县丞、澳门海防军民同知（亦称广州府海防同知关防）、参将府、粤海关澳门关部行台（简称关部行台）等行政的、军事的、司法的、海关的机构，派遣守澳官、县丞（副县长）、同知、参将等文武官员直接管理澳门的行政、军事、司法和关税等国家事务，对澳门有效地行使主权。其中有不少廉洁刚正的官员，在澳门行使主权的各项事务中，作出了卓越的政绩，使澳门的主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只是到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月二十八日，葡萄牙政府与清政府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换文生效之后，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才遭到破坏，“由葡国永驻管理澳门及属澳之地”。〔5〕即使如此，澳门的主权仍属中国，因为条约同时“定准由葡国坚允，若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6〕而且，这个条约还留下一个澳门划界问题未解决，而成为一个不完整的条约。所以，实事求是地说，葡萄牙人租居澳门440年，而管理（或说统治）澳门至今应该是105年。可见，过去有些西方国家的史学家认为葡萄牙人于1557年取得澳门主权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国内有些学者，从感情出发，笼而统之断言葡萄牙人统治澳门400多年的观点，也是不符合澳门历史实际的。

　　（二）把文献资料研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研究澳门历史，特别是研究澳门的近现代史，除了依靠史书、档案、碑刻、族谱、册籍、契约等文献资料外，应尽可能做一些实地调查。研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次社会历史调查过程。很可能有许多材料尚未被人发现，为我们前所未知。我们可以通过向当年当事的老澳门人作调查，获得可靠的资料和实证。当然，这种社会调查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反复核对材料，做到尽量真实可靠，并尽可能与文献材料相印证。例如，我们研究澳门的宗教史，特别是研究澳门的天主教史，就不妨多些访问文德泉神父、潘日明神父和林家骏主教、罗启瑞副主教和其它天主教士，他们即可讲述本世纪初以来澳门天主教的传教历史概况，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罕见的中外文献资料。

　　（三）做好定量分析工作。数理统计、经济数学方法和数理模式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大量运用，是有助于建立一套能被更多的史学研究者认可的论证方法，使研究结论更加精确。上面说过，我们要研究澳门历史的重点，即研究澳门的经济史，特别是研究澳门的对外贸易史，有大量的农业、手工业数量统计和大量的进出口商品统计，这就需要我们做好定量分析研究，才能使澳门史的定性分析更加科学。在澳门史这种区域性研究中应用计量方法，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更能科学地、全面地反映社会底层人民大众的生活情况、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状态。这就使得我们从平民百姓的平凡生活活动中，找出某种统计规律性，从中把握深层次的澳门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哲理，使澳门史的研究更加深化。

　　（四）正确处理中文资料和外文资料。澳门虽然是一个特殊的区域，但它是中国的领土与中国密切相关。因此研究澳门历史应该以较为可靠的中文记载的史料为主，结合外文资料互相印证。这样引出的结论才比较科学。同时，在使用外文资料时要有所选择和考订。因为西方殖民者为了掩盖他们逐步占领澳门的实质，在记録史实时，往往是混淆是非，指鹿为马。如果我们完全当作信史资料加以利用，就会得出与历史不符的结论。例如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us de Semedo）于1641年出版的《中国及邻近地方传教志》一书，提出“葡萄牙人帮助明朝政府驱逐海盗，明政府以澳门送给葡萄牙人作为酬劳”的记载，就是错误的荒谬的史料，不足取。而类似这样的记载，在中文的各种资料中是没有的。所以，曾德昭的“驱逐海盗得澳说”是靠不住的，是不可以作为论据的。又如澳门主权问题，琼格斯特（Andrew Ljungstelt）在其着《中国葡萄牙殖民地史略》（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Boston1936）第76页中，说到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因葡萄牙人承认其主权，免地租三年，也是不足为据的。

　　注　释：

　　〔1〕《中国丛报》1836年。

　　〔2〕《明史》卷326，《外国传·意大利》。

　　〔3〕 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光明日报》1979年5月8日。

　　〔4〕 卢坤：《广东海防辑览》卷3，《险要》

　　〔5〕〔6〕《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第7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