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血罐多久拔一次:以“便民服务”为抓手 着力推进农村基层发展

2011-03-02 　来源：大河网-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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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河南频道3月2日讯  大河网-河南日报报道：2010年，在市、县、乡三级党委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濮阳市85个乡镇办全部建立了便民服务中心，2998个行政村（社区）全部建立了便民服务站点，实现了市、县、乡、村四级便民服务网络全覆盖。
“以人为本、转变职能、方便群众”是这套便民服务体系设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服务理念到服务内容、从管理制度到办事流程，均从群众需要和便民利民的出发点来设置或制定。
正如濮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申延平所说：“便民服务让群众办事由自己跑变成了干部跑，由群众要求办变成了干部主动办，真正做到了让广大农民群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县’。”
困惑：寂寞的乡政府和摸不着门的农民
提起前些年农民到乡里办事难、事难办，清丰县韩村乡乡长赵雪敏深有感触。2005年前后，赵雪敏在该县仙庄乡当副乡长，分管农业税征收。取消农业税以后，干部们一下子摸不着了头脑，不知自己该干什么了，整个乡政府也变得死气沉沉。一些不甘寂寞的人就跑出去开公司办实体，剩下的人上午10点多钟到单位后找个酒场，下午晕到哪里谁也不知道，群众办事找个人都难。熟人托熟人来办个证，光有面子不行，还得摆个场喝两杯，顺便再买两盒烟什么的是很平常的事。
“你不开业便罢，一开业便有一些部门派人上门收费罚款。”一位姓郭的农村企业主告诉记者，他的一个工厂就是前些年硬被吃垮的。“工商、税务、环保、治安、劳动监察、城管……虽然那几年已经没有了执法权，但一些基层站所依旧收费罚款。一是消耗精力太大，没心思去跑市场，二是负担太重无利可图，跟外地同行没法竞争，几百万元的投资强撑了几年，最后血本无归。”
政府工作人员思想不解放，不开放，怎么谈发展，往哪里去发展？
原濮阳市高新区王助乡党委书记丁连勇给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2007年，一个叫袁胜堂的花农找到乡政府诉苦：头几年种鲜花，合同到期没续上，打算用原来的大棚种草莓，想出去考察，请乡里给指个路。丁连勇听说后，组织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就老袁的事展开了讨论，最后决定把乡里原定的外出考察的两万元考察费归老袁使用。结果，袁胜堂拿着这两万块钱激动地大哭一场。考察回来，老袁的大棚收入倍增，每年缴纳的营业税就达几十万元。短短三年，他还带出了一个合作社，带出了近百口子人走上了富裕之路。
“吃着纳税人的饭，还不给群众办事，群众心里啥感受？农民去乡政府报销考察费，理所应当，可他们为什么百感交集？是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老认为我们是管人的，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丁连勇感慨地说。
探索：一间接待室和便民服务大厅
2005年，南乐县梁村乡开展了便民服务工作。据乡党委书记田建引回忆，所谓的“便民服务中心”，就是一间办公室，几张桌椅拼凑在一起，职能站所的工作人员轮流值班。
“那时候，我们一直寻找一个服务农村的突破口，期望能改变政府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田建引说，因政府工作人员的观念陈旧、制度不完善、服务不规范，对上门的群众，也仅仅停留在口头咨询上。
后来，该乡把便民服务中心搬到了乡政府大门口政法大院二楼一个30多平方米的大厅，计生、政法、信访等职能站所都派人去大厅里集中办公，因为地方小，前来办事的群众又多，只好排队站在门外等。“即便如此，集中办证、办其他手续还是很受群众欢迎的，最起码能找到人了，办事的农民虽然要在室外等很长时间，但办事不用求人，不再受刁难，大多数一次就能办成事。”
无独有偶，临近的范县王楼乡也在2006年推行了一种首问负责的便民服务措施。乡党委、乡政府全体工作人员每天轮流到大门口一间接待室里接待前来咨询、办证、办手续和调解邻里纠纷的农民，要求第一个接待的工作人员，必须要把农民群众委托之事跟踪到底。结果推行了两个多月便流于形式，该谁办的事最终还是拖到谁手里，便民服务等于自生自灭。直到乡里的便民服务中心建设以后，这种状况才得到彻底的转变。
……
濮阳市纪委常委王万臣说，便民服务这几年都在不断抓，实践证明，这是推动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抓手。 近年来，濮阳市纪委监察局一直在探索：如何从根抓起，充分发挥“便民、利民、惠民”政策，做好便民服务，搞好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直到2008年，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市里将26个乡镇和500个行政村作为试点，开始抓便民服务中心和便民服务站点的运行，才使该项工作逐步有了着力点、有了“抓手”。
按照市纪委监察局的要求，台前县孙口乡推行了“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把乡政府门前用于出租的六间门市房收回来，投资十几万元装修一新，打通并改建成180多平方米的服务中心。中心内服务设施一次性配备到位，办公桌椅、电脑、电子屏、电话、等候坐椅、饮水机、一次性纸杯、雨伞、老花镜等，甚至连打气筒都想到了。
“咱们上银行存个钱，到移动公司缴个费，人家那里窗明几净、慢语轻声，钱花了咱落个舒心。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群众来办事还要求爷爷告奶奶，这算个什么事？”乡党委书记梁九虎说。
南乐县近德固乡则是一古脑儿将中心大厅由30多平方米扩展到300多平方米，围绕“便民、利民、为民”的指导思想，让民政、财政、“三资”、计生、劳保、小额贷款发放、新农村建设等所有涉农涉企的工作人员，全部搬到中心大厅集中办公。
……
濮阳市委书记段喜中说，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民力，民生关系发展。便民服务为“一创双优”活动的开展增添了活力，广大党员干部能否在心里面装着群众、思想上想着群众、服务上方便群众，能否使农民群众真正享受到热情、便捷、高效、周到的服务，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推动基层党委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营造农村经济社会良好发展环境的重点，也是建设富裕美丽和谐新濮阳的根本。
推进：将便民服务延伸至村
时间定格在2010年。
在经过了近两年的实践后，濮阳市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农村基层便民服务。
濮阳市委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连续召开市委常委会议进行专题研究，市政府专门下发了文件和工作部署，各县区积极落实，各部门充分配合，便民服务的体系建设得到了顺利进行。
乡里设便民服务中心、村里设便民服务站点。现如今，濮阳全市85个乡镇办和2998个行政村及社区都设立了便民服务中心，形成了以市县区行政服务中心为龙头，县乡村协调统一的便民服务体系，实现了市、县、乡、村四级便民服务网络全覆盖。
在服务体制上，坚持资源整合。建设服务站点坚持不增加编制、不增加农民负担，对乡镇办公资源进行优化：一种是通透式办公模式，将民政、计生、财政、劳保、农技、土地等站所的办事项目纳入服务中心，“一站式”为群众服务；另一种是将所有站所集中办公，形成便民服务区；而村级便民服务点则以村委会办公室为依托，为群众提供各类代理服务。
在管理机制上，坚持便民高效。规定了首问负责、限期结办、服务公开等六项制度，坚持符合条件立即办、材料不齐指导办、多头处理并联办、跟踪服务主动办，切实做到便民高效、公开透明、依法公正、无偿代理。
在服务质量上，坚持全程代理。将申请办与代理办结合，站内办与站外办结合，在便民服务站点推行了全程代理制，明确由乡镇包村干部为代办员、村干部为协办员，在村里可以办成的事，直接在村里办；乡镇职权范围内的事，由代办员代理办；必须本人签字或认可的，由代办员引领当事人办。
为确保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濮阳市先后投资110万余元对乡镇办便民服务中心安装了视频监控设备。在市、县电子监察中心监控室，工作人员可随时监控基层便民服务中心的工作情况，并对违规行为警示纠正。
为了促进便民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市纪委监察局每季度都要组织开展县区之间互查互评活动，并对所有乡镇办进行排名，把检查评比结果通报全市，对后三名的乡镇办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点名批评和诫勉谈话。
这个网络的建设，形式上看是市、县行政服务大厅，乡镇办便民服务中心，行政村社区便民服务工作站点的有机组合，实质上是政府职能的强制性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各级的编制人员没增加，财政负担没增加，农民负担没增加，实现了把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政、计生、财政、农业、劳保、城建等部门的30多个项目纳入中心和站点内办理，为农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全方位服务。
转变：思想观念解放一小步，党群关系改善一大步
“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和新的战略机遇，迫切需要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干部作风上、发展环境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大的提升。”濮阳市市长王艳玲认为，转变思想观念，转变工作作风，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才能使濮阳在新一轮竞争中占得先机、赢得优势，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月22日上午，濮阳县柳屯镇便民服务中心，一对上世纪70年代结婚的老夫妻来补结婚证，原来他们要出差到外地，不带结婚证住宿很不方便，而30年前的结婚证早丢得无影无踪。
从咨询到查底档到照相到证件拿到手，一共用了20多分钟。男主人老张激动地说：“啥叫政府，以前咱认为那就是个神圣的官场，到政府去办事，一定要小心，别惹着人喽。这往儿（现在）好了，种地补助款打到卡上，想干个发财买卖还能来贷款，方便得很，要办啥事儿不用托人，直接到这儿来，一会儿就办好。”
“客观上是市县两级纪委监察局的严格要求，主观上是我们的干部通过便民服务这个载体，找到了自己的正确位置，明白了如果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会被人民所抛弃，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柳屯镇党委书记王洪波说。
2011年春节，在太原打工的南乐县梁村乡大郭村青年农民王晓赛最给力的一件事，是他身在外地，乡村两级政府主动为他办理了低保手续。这位父母双亡的孤儿，着实感受到了做人的体面和家乡的温暖。“往前搁几年，这事连想都不敢想。”王晓赛说，该办的事，不花钱托熟人跑上七八趟，根本办不成，不该办的事，只要有熟人肯花钱，没有办不成的。
濮阳市是农业大市、劳务输出大市，众多青壮年常年在外地打工，留守的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些群众都需要高效、体贴、周到的服务，低保、医保、种粮补、林补，各种扶助款项要打到卡上，小孩子们随父母打工出去上学，要办各种证明，贫困学生考上大学需要救助，而这些事情大多数都是工作人员上门送服务。
“说良心话，办事不用花钱，也就是这近两年的时间。”濮阳县城关镇红卫街居委会干部刘彦奇说，“镇政府有了便民服务中心后，我就开始负责为辖区群众代办各种手续，几乎天天都要往便民服务中心跑，很方便，到那儿一会儿就办好了，连根烟都不用让。稀罕的是，也就这两年，上访的没有了，创业干事的人多了。老百姓说发就发了，养鸡的、搞蔬菜大棚的，再加上汽车配件加工厂什么的，全村人人有活儿干、有工资，收入可劲儿地涨，闲事、杂事说没就没了。”
“农村基层便民服务站点，为我们抓好农村党员干部勤政提供了有效载体。”南乐县县委书记魏凤朝说，农村基层干部由管家变成了仆人，便民服务是个“抓手”，是思想解放的一小步，而经济社会发展反馈出来的却是党群干群关系改善的大跨越。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0年，濮阳市乡村两级便民服务站点就为群众办理各类服务事项89221件，群众满意率达98.8%，农村信访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7.2%。
深化：借力服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濮阳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贾太杰认为，便民服务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就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基层干部作风探索的一种有效机制和载体，目的是为农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但是，便民服务不能仅仅停留在日常办证明、发补贴等具体事务上，更重要的是紧紧围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延伸服务链条，为农民生产生活和发展致富提供有效服务，从而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如今在濮阳市，农村基层便民服务的内容已向信息、流通、科技、企业等领域拓展延伸，为群众和企业提供法律政策、科学致富和生产流通服务，深化后的便民服务实现了真正的跨越，使政府职能得到了根本的转变。
高新区王助乡是全市当初26个推进便民服务试点的乡镇之一。2008年底，当王助乡政府的便民服务达到“超市”化以后，该乡党委政府就开始琢磨延伸服务，一方面要求各村必须建立便民服务联系点，拉长便民服务链条，一方面把服务的目光投向了本乡的特色——蔬菜和花卉生产上，把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进行了扩展与延伸。乡政府对全乡的种养专业户进行统计造册，并专人“一对一”帮扶解决贷款问题和土地协调，最终用连保的方法争取到贷款2000多万元。仅一年时间，全乡的蔬菜大棚增加了4倍，告别了竹杆草苫结庐型的原始大棚，盖起了钢筋结构、挑高两米以上的工厂化大棚，产量倍增，质量上也独占鳌头。
濮阳县柳屯镇是个人口大镇，经济强镇，上世纪90年代曾经辉煌过，也经历过上百企业集体“大逃亡”的惨痛教训，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条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乡镇干部的官老爷作风和办事效率低下。镇党委书记王洪波告诉记者，为了经济发展，2010年，柳屯镇从外省和本市请的技术“外脑”达30多人，乡政府不仅每年要为这30多人发工资，还要给这些人当后勤当后盾，正是这30多个“外脑”，使该镇的40多个专业养殖种植合作社变成了摇钱树。当年，全镇财政收入达到4000多万元。
在清丰县大屯乡的便民服务中心办事大厅，乡党委书记范华告诉记者，来办各种手续的农民大概只占三分之一，绝大多数是来寻计问策的，寻发财之计，问致富的策略。面对群众的信任，该乡便民服务大厅成立了“三农”服务中心。为了满足群众的需求，乡里适时做出调整，“群众有啥要求，我们就提供啥服务。”2009年，该乡大批农民自发地盖起了塑料大棚，乡里就从有限的办公经费中挤出了６万元，从山东寿光请来两个技术员，在专家的指导下，当年3000多亩大棚喜获丰收。2010年，该乡又加倍投入请了3位专家，使全乡大棚发展到接近万亩，而每个大棚的年收入也都超过了两万元。
在濮阳县五星乡安寨村，还没进村就看到了千亩大棚示范园区。据村党支部书记刘建林介绍，在该乡便民服务中心的引导下，该村4/5的土地已经流转承包给了新兴的专业合作社，有养鸭工场，有温室大棚，也有简易低温棚，全村农民转行成了农业工人，村里还引资招来了服装厂和来自云南曲靖的投资商。短短三年时间，这个贫困了几百年的“盐碱窝”，变成了人均收入过万元的小康村。
范县白衣阁乡则把便民服务从服务中心延伸到了群众家里，不仅搭建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也成了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该乡由政府出资引进汽车坐垫编织项目，使全乡1000多名妇女坐在自己家里当上了产业工人，一个人一年光收入就能拿7000多元。
清丰县韩村乡更是把便民服务延伸到了田间地头。自从有了便民服务中心，乡党委政府与农科所结成帮扶对子，把全市唯一的省花生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荆建国教授请来当大韩村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并从山东、河南两所农大又请来十多位花生种植科研专家。2009年6月，荆教授为全乡作出了三年规划，确定了产业发展模式；当年10月，1万亩示范田里结出了黑花生、小花生和超级大果花生；2010年10月，濮阳市第一个绿色花生合作社在韩村乡诞生。如今，“无公害花生基地”、“绿色花生基地”、“有机花生基地”、“特色花生基地”、“花生种子繁育基地”、“鲁花集团专供基地”等一大堆品牌挂在各个村头。而这些专家们的工资费用，则全部由乡政府从办公费中支出，全乡3万多农民装进口袋的是纯收入。
……
类似的村庄，在濮阳市广大农村中犹如雨后春笋。“农村基层便民服务中心的成立是一次办公形式的革新，也是工作性质的革新，工作人员所干的都是份内工作，是原本应该做好却没有做好的工作。”清丰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冯海民说。
专门回濮阳县老家租地200亩重当农民的马先生说：“政府职能的转变，尤其是便民服务的开展和延伸，最大的收益者是农民。如今，咱种地，政府派技术员、灭虫队来上门服务，还有保护价格收购，合同预付款，种子还没下地，预定金就打过来，这样一年下来，辛苦归辛苦，赚的钱也是实打实。这样的政府才是老百姓想象中的好政府。”
“要充分发挥便民服务这个载体，将其深化延伸，最终落脚到服务乡村经济发展上，充分体现‘亲民、为民、富民’的原则，实现农村基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那才是结出了正果。”濮阳市副市长徐兰峰说。
总结近年来濮阳农村的变化，申延平给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发展环境也是生产力，软环境差，地方经济就有可能被拖跨；软环境好，思想观念创新，经济社会就会有跨越式发展，社会矛盾自然也日趋缓和。
“便民服务的核心是服务，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丝毫掺不得假，偷不得懒，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着呢。”南乐县寺庄乡王洪店村便民服务代办员、大学生村官李聚行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