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灸和艾灸哪个效果好:通识教育：追求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

　　■复旦大学校长 王生洪

　　通识教育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热门话题，反映了人们对人才培养问题的广泛关注，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通识教育的深刻内涵，我们需要进一步加深认识。

2005年，复旦大学成立以通识教育为宗旨的复旦学院，图为学生在开学典礼上。刘畅摄

　　通识教育理念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

　　“通识教育”的概念源自于欧洲的自由教育，它的成形则在美国，确切地说是美国大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适应性的产物。每当美国高等教育出现危机，面临迅速变化时，通识教育总是被看作应付这些挑战、进行革新的催化剂。哈佛大学在300多年的历史中，围绕着通识教育的推行，有过四次大的改革。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通识教育与大学制度一道也被引进。但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之下，通识教育理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要培养“硕学闳材”，要“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主张文理“兼习”。只是在当时救国图强、求才急切的环境中，这种主张不可能得到切实的推行。“经世致用”更为人们所接受，连当时以西方教育制度为楷模的教会大学，也不得不变通地大量开设实用科目。重视专业训练，传授一技之长，是当时中国大学普遍的现象。

　　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在西方大学受过良好教育的归国之士，看到了过于重视专业培养的弊端，大力呼吁通识教育。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先生接受了美国的通识教育思想，但他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努力探索，发展了通识教育的理念。清华创办之初，他担任教务长，就提出大学本科四年的课程应当按“先通后专”来设置。第一年实施通识教育，第二年再进入专业领域。1931年他当校长以后，进一步主张：“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抗战时期，他发表了《大学一解》，更加鲜明地提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通重于专”。他的这些理念付诸实践，使得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在当时独树一帜。1933年清华大学曾经针对学生过于重视实用学科的情况，实行新生入学不分专业的制度。这种课程结构模式后来也为西南联大所继承。当年的清华、西南联大培养出了许多大师级的学者，跟通识教育是分不开的。正是在梅贻琦这样一批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下，通识教育的理念开始在中国的大学生根。

　　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通识教育都是大学应对时代和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时代和社会在变，通识教育的理念也要随时而变、应地而变，不变的是它对教育本然价值的追求，这个价值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以通识教育维护教育本质和大学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院系调整，行业化办学、高度专业化培养成为办学的基本形式，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相适应的，培养了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大批人才，满足了国家工业化对科技人才的要求。但是，高度专业化的培养模式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狭隘的功利主义忽视人的全面发展，不符合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改革开放以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高度专业化培养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知识创新不断加速、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通识教育的意义，使大学教育回归本然的价值追求，这是我们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我认为，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大学教育面临着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第一，人文精神缺失

　　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重技术轻人文、重知识轻心智、重物质轻思想的倾向，很不利于人文精神的发育和生长。我国传统观念中“学而优则仕”的功利思想根深蒂固，近代“唯科学主义”也很有市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曾被广为接受，加之社会市场转型所带来的功利价值追求，使得人文精神被严重漠视。

　　人文精神缺失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是坦率地说，教育是有责任的，特别是大学教育，负有一定的责任。高度专业化的教育模式下，培养目标长期局限于专业技术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长此以往，又强化了学生的专业化依赖和社会对大学的专业化模式的定式认知。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习得的都是些一鳞半爪的知识片断。这种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没有机会、没有能力甚至也没有愿望，去了解和思考越出专业知识层面的某些超越性的问题，更不用说那些事关安身立命的终极性问题。如果说，物质至上的浮躁而功利的社会思潮泯灭了青年们尝试更广泛和更深层思索的动机，畸形扭曲的高度专业化教育模式则是扼杀了青年们进行这种思索的能力。

　　第二，创新动力不足

　　为什么几十年来大师稀少？这是社会对教育的质询。有人认为，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使学生成为了训练有素的“考试机器”，泯灭了探索的兴趣。有人认为，对独生子女的过度保护、过高的家庭功利期待，使学生缺乏勇于探索的精神，缺乏创新的追求。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大学教育更有责任去激发学生的兴趣，点燃学生创造的欲望，为他们提供创新的燃料。我们很难为“创造性人才”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汲汲于知识的一隅、对专业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的人，决不可能成为创造性人才。

　　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真正具有创造力的大师级人物，大多具有多个领域的深厚修养和造诣。许多时候，不同领域之间的跨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小提琴家，这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佳话。有人甚至断言：“在我看来，爱因斯坦如果不会拉小提琴，可能不会想出相对论。”

　　类似的例证在中国和海外华人群体中也不乏其人。复旦的老校长苏步青先生的古典诗词和书法造诣深厚，独树一帜，受到多方推崇。李政道先生、杨振宁先生都有着很好的文化修养和艺术修养，他们在很多大学讲授科学与艺术方面的课程。

　　通识教育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必然要求。创造性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独立的思考、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和博大的胸襟抱负等素质，都是在通识教育的坚实基础上方能得以造就的。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的动力源泉，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我们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这个意义上，推行通识教育势在必行。

　　第三，素质结构失调

　　一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有人以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是完全不相容的，这是一种误解。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通识教育所排斥的，只是当前被高度片面化和极端化的专业教育，它并不排斥科学合理的专业教育。对于学生而言，学会以学术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是一种非常必要的修养。一个学生在某一学术领域中所获得的精神探险的经验，会成为他终身受用的素质。即使他以后并不从事所学专业领域的研究活动，但他却可以是一个有学术精神的实际工作者，他能够以一个学者的态度来思考实际的工作问题，他拥有超越一般从业者的思想能力。这样的专业教育，乃是一种贯彻着博雅精神的专业教育，它与通识教育的精神并无二致。通识教育绝不是去造就空想家，而是要造就具有怀疑与批判精神、创新勇气与能力的善于思考和探索的人。在这个意义上，通识教育并不绝对地排斥专业教育；反之，贯彻着博雅精神的科学合理的专业教育，也一定不排斥通识教育。

　　二是知识传授与心智训练的关系。人才培养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关键在培养学生的品格、能力和智慧。有一种对通识教育的庸俗化的理解，认为通识教育就是拓宽知识面，增加若干概论性质的或者人文方面的课程。这是对通识教育的一种极其肤浅的理解。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让受教育者了解不同知识的内在统一性和差别性，了解不同学科的智慧境界和思考方式，从而达到对客观对象的更高境界的把握。也就是说，通识教育的一个重大追求，是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获得心智的训练和提升。物理学家吴大猷指出：“高等教育的重要责任是将人文与科学间的鸿沟盖接起来。”他认为，科学的要义是追求真理，科学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还包括智慧，“是‘知识和智慧’不可分的一体。片断个别的知识，如缺乏了各种知识的融会关系，则不构成科学。”帮助学生掌握学科的研究方法，让他们在感受科学探索的奥秘和愉悦的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和敢于创造的习惯，就是对学生心智的训练和提升，就是人文精神和精神世界的闪耀和张扬。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心智训练比知识传授更重要。

　　三是共同要求与个人选择的关系。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多样化的人才。面对魔方般的世界，我们必须让学生学会选择。通识教育为实现共同要求与个人选择的和谐提供了途径，它既表达了对人才的共同要求，又给个人留下了选择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求同，在多宽的范围内允许选择，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量的问题。选择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满足个体的兴趣，激发学习的动力，但也会给“懒汉”以借口，给“势利”者以可趁之机，从而使通识教育的目的化为乌有。哈佛大学曾经要求学生在核心课程的选修中，选择一个与自己未来专业期望最远的门类，可谓用心良苦。其实，让学生学会选择，这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的一个目标。我们需要在引导上下功夫，而不必在限制上锱铢必较。因此，通识教育要求我们真正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念，真正把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一切从学生出发，尽最大的可能，为学生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推进通识教育需发挥主动性无固定模式

　　推行通识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逐渐形成趋势，这反映了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普遍要求。尽管每个中国大学对于推进通识教育都有自己的理解，但对于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未来，所有的大学有着共同的使命和义务。我们要努力为社会构建一种自己的大学教育理念，在这种理念中，大学承担着民族文化精神继承和创新、为民族伟大复兴培养一代新人的神圣职责；在这种理念中，培养学生的思想精神是大学的首要使命，它不受其他功利需要的排斥。我们希望培养能够关心人类命运、关心社会发展、关心百姓疾苦的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才。作为一个校长，我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个使命的重要性，这是我推进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力量之源。

　　当然，通识教育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就像每个大学都自己的教育思想与特色一样，每个大学的通识教育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体现着自己的社会认识、教育理念和培养定位。而所有大学不同的通识教育实践，则构成了全社会的教育资源和力量。所以，每个大学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对于大学内部来说，推进通识教育其实是系统的改革，它包括教育内容体系与课程结构的调整，涉及课程组织与选课制度建设，涉及教师的观念转变与能力建设等。所以，大学推行通识教育需要一个全面的策略，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自身的实际条件，精心安排设计教与学的关系及其调整办法。

　　推进通识教育是持续不断的事情，而且总会遇到各种障碍。我们需要更多的合适的师资，要有一批各学科热心于通识教育的优秀教师来承担课程教学，要有大批的教师支持和关心通识教育。问题同样存在于学生之中，专业给了他们太多的限制，他们被要求做的远超过自己想做的，他们需要真正的关心和引导。我们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正在重新开拓。但是，我们相信，贯彻通识教育的有效办法一定会在改革中最终形成和成熟起来，我国大学的使命也一定会在改革中得以充分实现。我们不会等待，我们也不能等待。

　　《中国教育报》2007年10月30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