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时尚西装女款:芦笛说文解语（1）：汉字改革小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9 17:07:49
芦笛说文解语（1）：汉字改革小议
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之难，在於它易受病态的“民族自尊心”的干扰而无法做到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媚俗取宠容易，要说几句真话，为夜郎心态泼一点冷水，就得有作花剌模子国信使的精神准备，起码得敢冒“自惭自恨”之讥。
研究中文就更是这样。虽然已有某些胆大的学者指出了汉字作为现代信息载体的使用上的不便，他们却忽略了中文作为书面语言本身固有的重大缺陷。其实，汉字本身的缺陷是因，使用上的不便是果，不针对原因进行弥补，汉字拼音化便只能是空谈。汉字拼音化早在二十年代就已在酝酿，但汉语拼音至今只能作为注音工具，无法取代汉字，以致没有中文软件的中国人之间的电脑通讯只能借助英语。这一现象足以说明汉字本身的特点已构成其拼音化不可逾越的障碍。
具体说来，如前人早已指出的，汉语拼音的三个重大难题是：同音字太多；方言发音歧异；分词不易。
第一个问题不必多说，凡用过中文软件的人都有痛苦体会。哪怕是设计得再合理的拼音方案，也将无法区分“权力”、“权利”和“全力”这三个词。
第二个问题也同样严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使全国人都讲普通话。但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两湖一带的人“n”、“l”不分，下江一带“r”、“l”不辨，四川人分不清“s”与“sh”，广东话没有撮口音。要南中国人人讲一口流利京腔，非得让他们逐个记住大批单字的发音不可。即使勉强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屠杀了无数生动丰富的方言口语，使汉语变成死语。实际上，由於历史原因，台湾已经成了这样一块“实验田”，三江五湖去那儿的人全都讲上了规范的“国语”。但正如台湾作家龙应台所说，他们讲的不是“妈妈的话”，而是一种人为的语言。这种语言犹如电线杆，笔直标准，却没有根。
第三个问题虽然看来只是个技术问题，但也不易解决。例如，此处的“第三个”这个词，究竟应写作“disan'ge”还是写作“disan ge”？“第三者”一词就更不用说了。这个问题在动宾结构形成的词中更突出。如果“吃饭”算一个词而必须连写，这个词在“吃了一顿饭”中又得拆开，难以规范。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连词典都编不出来。
汉字拼音化之所以有以上难题，根本原因在於汉字是一种视觉符号系统。汉字的意义是由其视觉上的形体特征决定的，不仅字形通常不指示发音，而且字义相对独立于发音而存在。因此，正如不同国家的人都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一样，汉字不仅可为从黑龙江到香港的口音千差万别的中国人使用，也可为古高丽、安南和日本人使用。日本人可以用多音节的发音来念汉字，就再明白不过地显示了汉字与阿拉伯数字的相似性。相比之下，西式拼音文字就是一种声音符号系统。它就象乐谱一样，不是指意的符号而是声音的记录，掌握了发音规则后即可按谱歌唱。极言之，中西文字的差别，犹如图画与音乐的差别一般。
视觉符号的优点，首先是它不受声音的约束而能为口音驳杂的人群使用。中国经数千年战乱而能维系住大一统，没有象欧洲那样分裂为许多国家，这其中汉字之功厥伟。假如祖先们用的是拼音文字，如今广东人、福建人与北京人决不可能是统一在共同文化中的同一民族。另一优点，就是它能让初学者望文生义，举一反三。一个“车”字前面加上不同的修饰字眼便成了各种车辆：barrow，trolley，coach，cart，wagon，bicycle，tricycle，rickshaw，train，automobile，tram，lorry，truck，car，limousine，taxi，bus，ambulance，caravan，van……。而在英文中这些都是外形与发音毫不类似的词。第三个优点是它的简约性，一字一义的文章通常要比记载多音节语言的文字篇幅经济一些。论者们常津津乐道后两个优点，以此说明汉字的优越。
但汉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也有着重大的内在缺陷，那就是保守、排他与模糊。现代中文虽然只有八十多岁，但这些缺陷却妨碍了它进一步发育成熟为一种完备的现代语言，至今仍是“新文化运动”催生的那个“解放脚”模样。
汉字的保守性本是一切视觉符号系统的特点。一种视觉符号要被讲不同口语的读者广泛使用接受，就不能随意变更，由此造成文字的变化严重滞后于语音的变化。发音变了，字形却不必也不能改变，以致晚清时代的文字与秦汉时代的没有实质差别，却完全脱离了口语，形成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
而在西方，乔叟时代的古英语不必说，就连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文也非一般人能看懂，这是因为英文基本上是声音的记录，语音变了，拼写也就跟着变，到最后就变得面目全非。
现代中文虽经“新文化运动”的改革而变得与北中国的口语接近，但它仍不具备记录语音的能力，仍保留了以形指意的视觉符号的惰性以及文字相对于语音的独立性，文字仍然无法与语音同步变化。假以时日，总有一天它又要与口语完全脱钩，再度变成文言文式的死文。
视觉符号系统的另一缺陷是有限的接纳能力造成的排他性。新词汇的产生完全得靠将已有的字（即造词的“词母”）排列组合一番，却不能用记录声音的办法来接纳民间的或外来的新词汇。“以字造词”这种办法虽然赋予新词便于望文生义的特点，使外行也能猜到“激光”是一种“激”出来的“光”，但其实弊大于利。
以字造词的第一个弊病是它决定了新词汇的产生只能通过“血亲通婚”，只能来源于现存的“字”，只能在故纸堆里讨生活，而脱离了口语和外来语这两股源头活水的滋润。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写，中文便无法吸收大批生动传神的口语词汇，作家们也不能象狄更斯那样直接拼出各种方言俚语，使角色的社会地位、居住地域、文化水平、乃至生理特征都跃然纸上。在《大卫．科波非尔》中，尤利亚·希普将“humble”念成“'umble”，这已成了与这个角色密不可分的个人特色。而这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是难以做到的。
以字造词的第二个不足是它造成了现代汉语词汇的相对贫乏，使之难以充份反映复杂多样的现代生活。捍卫国粹的“民族主义”者们可能不知道，文言文中基本没有双音节词，我们今天使用的双音词绝大部份是日本人以及晚清以来的先贤们创造出来的。即使如此，现有词汇仍有不敷应用之虞。许多反映复杂观念的英文词汇，诸如“implosion”、“cynical”、“paranoia”、“malaise”、“devolution”、“iconoclastic”、“obsession”、“commitment”、“compulsive”、“melodramatic”“stereotype”等，在中文里都没有等价物。如同鬼子们没有“叔、伯、舅”一样，这些概念在中文里也不可能用一个词就说清楚。
实际上，源源而至的新科技名词已经让我们应接不暇，捉襟见肘了。“telegram”是电报，“teletax”是电传，“FAX”是传真，“teletext”、“VAX”则不知是什么东西。再来一堆新发明，靠几个古字的双音节组合总有江郎才尽之时。看来我们各界科学家迟早要步物理、化学家们的后尘，开始“可怜无补费精神”的造字把戏，让“焓”、“烷”、“烯”之类的怪字充满我们的科技书籍。
以字造词的第三个缺点是它妨碍了中国与国际文明接轨。与国际流行作法相反，我们对新的科技术语不采用音译直接引进的方式而以意译杜撰。这样做使学生们在掌握了科技理论后还得回头重学最起码的英文科技单词。学者们十载寒窗之后还只能在狭窄的专业领域里与外国同行交流，一旦语及基础知识，立刻瞠目不知所对。
以字造词的最后一个毛病，是它助长了语言的模糊性。造成中文的模糊性的主要原因是汉语语法的不严密、不完备与不规范，但以字造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不突出，因为科学概念都是通过大量练习来领会掌握的，望文生义的误导作用有限，但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科学中就十分突出。以字造词造成的语言模糊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甲、造词扩大了单字的外延。以字造词，“字”既是构词元素，本身又是独立的单词，往往兼具它所造的几个词意思，从而扩大了概念的外延。例如古文中的“权”字，只有“权力”、“权势”的意思。为了反映古人没有的“权利”、“权益”、“权威”、“特权”等观念，我们围着这个“权”字转，创造出了上列几个新词。经济地利用“权”字固然给了初学者举一反三的便利，但也使“权”字的外延扩大，或多或少兼有了以上几个词的意思。由於“偶数美”的语言习惯，我们常说“有权”这双音语而不说“有权力”或“有权利”这类三音语，造成了含义的模棱两可。例如“人人有权说话”，讲的是“权利”；“有权就有一切”说的是“权力”；而“我有权享受这项待遇（开会，坐小车，出国等）”说的是“权力”、“权利”还是“特权”，只有天知道。这个问题在英文中就不存在，上面这几个沾“权”的词在英文中各是各的，想混也混不起来，而且，单词就是语言的最小独立单位，不可能大卸八块后另作拼装。
这种一字多义助长的模糊思维，最雄辩的例证是一段最高指示。伟大领袖说：“什么天赋人权，我看是人赋人权，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其实，“人权”是“人的权利”不是“人的权力”。伟大领袖此处的模糊并非蓄意为之，而是他的线装书知识背景和祖传模糊文字导致的必然结果。
另一模糊文字造成的祸害就比上例严重得多。“限制法权”郑重其事地闹了多年，后来却有人出来说整件事其实是个误会，是“权利”被误译为“法权”的结果。为什么一字之差竟如此生死攸关？因为“法权”容易给人“法律赋予的特权”的印象，如同“治外法权”一般，而当时大概就是这么理解的。在重大理论上闹出如此笑话，在国际共运史上堪称空前绝後。
即使是在双音词中，我们也常常使用以一个词对付多个不同概念的经济简约原则。古人没有概率观念，今人造出“可能”一词来应付“probable”和“possible”这两档子不同的事。由此，“亩产万斤粮是可能的”这一命题根本就是无法判断正误的。如果它说的是“possible”，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是“probable”，就是胡说八道。
乙、望文生义的误导作用。这种误导多见于以形名结构造出来的社会科学术语，其例子不胜枚举：洪秀全把“上帝”当成“天上的皇帝”；孙中山把“民主”（“人民作主”）当成“君主”（“皇帝作主”）的对立物；伟大领袖把雇农当成“乡村的无产阶级”，把土匪、乞丐、小偷当成“流氓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无产者＝没有财产的人”这一连等式，上至伟大领袖，下至海外学者，在国人心目中都是普遍成立的。按这种连等式，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首先应该是中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原始部落。至于“共你的产，革你的命”的“富有中国特色”的说法，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造成中文的保守、排他、与模糊这三大缺陷的根本原因，是汉语的单音节词汇太多。古汉语完全是单音语，一字一声一义。祖先们除了使用平上去入四声外，主要还得靠视觉的帮助，以字形来区分大量的同音异义字。这就是为什么老祖宗们没有使用拼音文字而创造了一套复杂的视觉符号的原因。这也同样是我们今天无法使用拼音文字来取代现行汉字的症结所在。因此，要对症下药，就得从继承晚清以来的改革，把汉语逐步改造为多音节语言。
此话说来似是异想天开，但其实有一定可行性。可以说，我们今天使用的“完美无缺”的现代中文乃至现代汉语，在一定程度上是人造出来而非天然形成的。不仅标点符号移植自西语，语法的制定也是受西语影响的结果，而且绝大部份反映现代概念的双音节词汇都是日本人和晚清以来的先贤们创造出来的。即以此处使用的许多双音词为例：“现代”、“中文”、“汉语”、“程度”、“人造”、“形成”等词，在《红楼梦》、《老残游记》、《孽海花》等旧白话文学作品中就无法找到，但这些词已经在今天的日常生活里扎下了根。如今人们自然地说出“主观”、“客观”、“主动”、“被动”这些词汇之时，有谁又会想到它们并非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呢？我们现在要做的，无非是顺应近代汉语由单音节语言向多音节语言发展的趋势，突破“以字造词”的陋习，大胆地直接以拼音创造新的语汇。要言之，汉字的全盘拼音化在目前虽尚无可能，但我们可以一步步地改，先把中文改成一个类似日文的半拼音文字。
为此，我们可以首先直接以汉语拼音引进新的科技词汇。“激光”可以写成发音为“拉色尔”的“laser”，“大哥大”可以写成念为“莫拜勒风”的“mobailefeng”，等等。外国的地名、人名，以及中学的数理化生教科书中涉及的一切科学概念都可照此办理。这些新词汇不会受方言发音的影响，可以避开全面拼音化的难题。
此外，不存在于方言口语中的一切书面语汇（例如大量的四字成语和若干文绉绉的双音词）都可以用拼音连写。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这些词汇的发音并不会造成各种方言的消失。而且，即使不加上四声符号，在汉字中夹用有限的多音节拼音词汇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辨识困难。至于容易造成混淆的单字和某些双音词，就仍然以汉字表示。
即使我们不能做到这些，至少可以恢复49年前以音译引进外来语的作法，起码应该停止用“青霉素”、“透视”、“发动机”取代已经流行的“盘尼西林”、“照爱克司光”、“引擎”等词的“民族主义”的倒行逆施。
以上设想的改革当然是十分有限的，根本没有涉及中文如何从口语中汲取营养、吸收词汇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只有让全国各地自创拼音。但这么一来，汉语作为一种统一的民族语言的神话难免就此破灭，所以还是就此打住为妙。
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之难，在於它易受病态的“民族自尊心”的干扰而无法做到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媚俗取宠容易，要说几句真话，为夜郎心态泼一点冷水，就得有作花剌模子国信使的精神准备，起码得敢冒“自惭自恨”之讥。
研究中文就更是这样。虽然已有某些胆大的学者指出了汉字作为现代信息载体的使用上的不便，他们却忽略了中文作为书面语言本身固有的重大缺陷。其实，汉字本身的缺陷是因，使用上的不便是果，不针对原因进行弥补，汉字拼音化便只能是空谈。汉字拼音化早在二十年代就已在酝酿，但汉语拼音至今只能作为注音工具，无法取代汉字，以致没有中文软件的中国人之间的电脑通讯只能借助英语。这一现象足以说明汉字本身的特点已构成其拼音化不可逾越的障碍。
具体说来，如前人早已指出的，汉语拼音的三个重大难题是：同音字太多；方言发音歧异；分词不易。
第一个问题不必多说，凡用过中文软件的人都有痛苦体会。哪怕是设计得再合理的拼音方案，也将无法区分“权力”、“权利”和“全力”这三个词。
第二个问题也同样严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使全国人都讲普通话。但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两湖一带的人“n”、“l”不分，下江一带“r”、“l”不辨，四川人分不清“s”与“sh”，广东话没有撮口音。要南中国人人讲一口流利京腔，非得让他们逐个记住大批单字的发音不可。即使勉强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屠杀了无数生动丰富的方言口语，使汉语变成死语。实际上，由於历史原因，台湾已经成了这样一块“实验田”，三江五湖去那儿的人全都讲上了规范的“国语”。但正如台湾作家龙应台所说，他们讲的不是“妈妈的话”，而是一种人为的语言。这种语言犹如电线杆，笔直标准，却没有根。
第三个问题虽然看来只是个技术问题，但也不易解决。例如，此处的“第三个”这个词，究竟应写作“disan'ge”还是写作“disan ge”？“第三者”一词就更不用说了。这个问题在动宾结构形成的词中更突出。如果“吃饭”算一个词而必须连写，这个词在“吃了一顿饭”中又得拆开，难以规范。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连词典都编不出来。
汉字拼音化之所以有以上难题，根本原因在於汉字是一种视觉符号系统。汉字的意义是由其视觉上的形体特征决定的，不仅字形通常不指示发音，而且字义相对独立于发音而存在。因此，正如不同国家的人都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一样，汉字不仅可为从黑龙江到香港的口音千差万别的中国人使用，也可为古高丽、安南和日本人使用。日本人可以用多音节的发音来念汉字，就再明白不过地显示了汉字与阿拉伯数字的相似性。相比之下，西式拼音文字就是一种声音符号系统。它就象乐谱一样，不是指意的符号而是声音的记录，掌握了发音规则后即可按谱歌唱。极言之，中西文字的差别，犹如图画与音乐的差别一般。
视觉符号的优点，首先是它不受声音的约束而能为口音驳杂的人群使用。中国经数千年战乱而能维系住大一统，没有象欧洲那样分裂为许多国家，这其中汉字之功厥伟。假如祖先们用的是拼音文字，如今广东人、福建人与北京人决不可能是统一在共同文化中的同一民族。另一优点，就是它能让初学者望文生义，举一反三。一个“车”字前面加上不同的修饰字眼便成了各种车辆：barrow，trolley，coach，cart，wagon，bicycle，tricycle，rickshaw，train，automobile，tram，lorry，truck，car，limousine，taxi，bus，ambulance，caravan，van……。而在英文中这些都是外形与发音毫不类似的词。第三个优点是它的简约性，一字一义的文章通常要比记载多音节语言的文字篇幅经济一些。论者们常津津乐道后两个优点，以此说明汉字的优越。
但汉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也有着重大的内在缺陷，那就是保守、排他与模糊。现代中文虽然只有八十多岁，但这些缺陷却妨碍了它进一步发育成熟为一种完备的现代语言，至今仍是“新文化运动”催生的那个“解放脚”模样。
汉字的保守性本是一切视觉符号系统的特点。一种视觉符号要被讲不同口语的读者广泛使用接受，就不能随意变更，由此造成文字的变化严重滞后于语音的变化。发音变了，字形却不必也不能改变，以致晚清时代的文字与秦汉时代的没有实质差别，却完全脱离了口语，形成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
而在西方，乔叟时代的古英语不必说，就连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文也非一般人能看懂，这是因为英文基本上是声音的记录，语音变了，拼写也就跟着变，到最后就变得面目全非。
现代中文虽经“新文化运动”的改革而变得与北中国的口语接近，但它仍不具备记录语音的能力，仍保留了以形指意的视觉符号的惰性以及文字相对于语音的独立性，文字仍然无法与语音同步变化。假以时日，总有一天它又要与口语完全脱钩，再度变成文言文式的死文。
视觉符号系统的另一缺陷是有限的接纳能力造成的排他性。新词汇的产生完全得靠将已有的字（即造词的“词母”）排列组合一番，却不能用记录声音的办法来接纳民间的或外来的新词汇。“以字造词”这种办法虽然赋予新词便于望文生义的特点，使外行也能猜到“激光”是一种“激”出来的“光”，但其实弊大于利。
以字造词的第一个弊病是它决定了新词汇的产生只能通过“血亲通婚”，只能来源于现存的“字”，只能在故纸堆里讨生活，而脱离了口语和外来语这两股源头活水的滋润。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写，中文便无法吸收大批生动传神的口语词汇，作家们也不能象狄更斯那样直接拼出各种方言俚语，使角色的社会地位、居住地域、文化水平、乃至生理特征都跃然纸上。在《大卫．科波非尔》中，尤利亚·希普将“humble”念成“'umble”，这已成了与这个角色密不可分的个人特色。而这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是难以做到的。
以字造词的第二个不足是它造成了现代汉语词汇的相对贫乏，使之难以充份反映复杂多样的现代生活。捍卫国粹的“民族主义”者们可能不知道，文言文中基本没有双音节词，我们今天使用的双音词绝大部份是日本人以及晚清以来的先贤们创造出来的。即使如此，现有词汇仍有不敷应用之虞。许多反映复杂观念的英文词汇，诸如“implosion”、“cynical”、“paranoia”、“malaise”、“devolution”、“iconoclastic”、“obsession”、“commitment”、“compulsive”、“melodramatic”“stereotype”等，在中文里都没有等价物。如同鬼子们没有“叔、伯、舅”一样，这些概念在中文里也不可能用一个词就说清楚。
实际上，源源而至的新科技名词已经让我们应接不暇，捉襟见肘了。“telegram”是电报，“teletax”是电传，“FAX”是传真，“teletext”、“VAX”则不知是什么东西。再来一堆新发明，靠几个古字的双音节组合总有江郎才尽之时。看来我们各界科学家迟早要步物理、化学家们的后尘，开始“可怜无补费精神”的造字把戏，让“焓”、“烷”、“烯”之类的怪字充满我们的科技书籍。
以字造词的第三个缺点是它妨碍了中国与国际文明接轨。与国际流行作法相反，我们对新的科技术语不采用音译直接引进的方式而以意译杜撰。这样做使学生们在掌握了科技理论后还得回头重学最起码的英文科技单词。学者们十载寒窗之后还只能在狭窄的专业领域里与外国同行交流，一旦语及基础知识，立刻瞠目不知所对。
以字造词的最后一个毛病，是它助长了语言的模糊性。造成中文的模糊性的主要原因是汉语语法的不严密、不完备与不规范，但以字造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不突出，因为科学概念都是通过大量练习来领会掌握的，望文生义的误导作用有限，但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科学中就十分突出。以字造词造成的语言模糊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甲、造词扩大了单字的外延。以字造词，“字”既是构词元素，本身又是独立的单词，往往兼具它所造的几个词意思，从而扩大了概念的外延。例如古文中的“权”字，只有“权力”、“权势”的意思。为了反映古人没有的“权利”、“权益”、“权威”、“特权”等观念，我们围着这个“权”字转，创造出了上列几个新词。经济地利用“权”字固然给了初学者举一反三的便利，但也使“权”字的外延扩大，或多或少兼有了以上几个词的意思。由於“偶数美”的语言习惯，我们常说“有权”这双音语而不说“有权力”或“有权利”这类三音语，造成了含义的模棱两可。例如“人人有权说话”，讲的是“权利”；“有权就有一切”说的是“权力”；而“我有权享受这项待遇（开会，坐小车，出国等）”说的是“权力”、“权利”还是“特权”，只有天知道。这个问题在英文中就不存在，上面这几个沾“权”的词在英文中各是各的，想混也混不起来，而且，单词就是语言的最小独立单位，不可能大卸八块后另作拼装。
这种一字多义助长的模糊思维，最雄辩的例证是一段最高指示。伟大领袖说：“什么天赋人权，我看是人赋人权，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其实，“人权”是“人的权利”不是“人的权力”。伟大领袖此处的模糊并非蓄意为之，而是他的线装书知识背景和祖传模糊文字导致的必然结果。
另一模糊文字造成的祸害就比上例严重得多。“限制法权”郑重其事地闹了多年，后来却有人出来说整件事其实是个误会，是“权利”被误译为“法权”的结果。为什么一字之差竟如此生死攸关？因为“法权”容易给人“法律赋予的特权”的印象，如同“治外法权”一般，而当时大概就是这么理解的。在重大理论上闹出如此笑话，在国际共运史上堪称空前绝後。
即使是在双音词中，我们也常常使用以一个词对付多个不同概念的经济简约原则。古人没有概率观念，今人造出“可能”一词来应付“probable”和“possible”这两档子不同的事。由此，“亩产万斤粮是可能的”这一命题根本就是无法判断正误的。如果它说的是“possible”，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是“probable”，就是胡说八道。
乙、望文生义的误导作用。这种误导多见于以形名结构造出来的社会科学术语，其例子不胜枚举：洪秀全把“上帝”当成“天上的皇帝”；孙中山把“民主”（“人民作主”）当成“君主”（“皇帝作主”）的对立物；伟大领袖把雇农当成“乡村的无产阶级”，把土匪、乞丐、小偷当成“流氓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无产者＝没有财产的人”这一连等式，上至伟大领袖，下至海外学者，在国人心目中都是普遍成立的。按这种连等式，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首先应该是中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原始部落。至于“共你的产，革你的命”的“富有中国特色”的说法，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造成中文的保守、排他、与模糊这三大缺陷的根本原因，是汉语的单音节词汇太多。古汉语完全是单音语，一字一声一义。祖先们除了使用平上去入四声外，主要还得靠视觉的帮助，以字形来区分大量的同音异义字。这就是为什么老祖宗们没有使用拼音文字而创造了一套复杂的视觉符号的原因。这也同样是我们今天无法使用拼音文字来取代现行汉字的症结所在。因此，要对症下药，就得从继承晚清以来的改革，把汉语逐步改造为多音节语言。
此话说来似是异想天开，但其实有一定可行性。可以说，我们今天使用的“完美无缺”的现代中文乃至现代汉语，在一定程度上是人造出来而非天然形成的。不仅标点符号移植自西语，语法的制定也是受西语影响的结果，而且绝大部份反映现代概念的双音节词汇都是日本人和晚清以来的先贤们创造出来的。即以此处使用的许多双音词为例：“现代”、“中文”、“汉语”、“程度”、“人造”、“形成”等词，在《红楼梦》、《老残游记》、《孽海花》等旧白话文学作品中就无法找到，但这些词已经在今天的日常生活里扎下了根。如今人们自然地说出“主观”、“客观”、“主动”、“被动”这些词汇之时，有谁又会想到它们并非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呢？我们现在要做的，无非是顺应近代汉语由单音节语言向多音节语言发展的趋势，突破“以字造词”的陋习，大胆地直接以拼音创造新的语汇。要言之，汉字的全盘拼音化在目前虽尚无可能，但我们可以一步步地改，先把中文改成一个类似日文的半拼音文字。
为此，我们可以首先直接以汉语拼音引进新的科技词汇。“激光”可以写成发音为“拉色尔”的“laser”，“大哥大”可以写成念为“莫拜勒风”的“mobailefeng”，等等。外国的地名、人名，以及中学的数理化生教科书中涉及的一切科学概念都可照此办理。这些新词汇不会受方言发音的影响，可以避开全面拼音化的难题。
此外，不存在于方言口语中的一切书面语汇（例如大量的四字成语和若干文绉绉的双音词）都可以用拼音连写。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这些词汇的发音并不会造成各种方言的消失。而且，即使不加上四声符号，在汉字中夹用有限的多音节拼音词汇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辨识困难。至于容易造成混淆的单字和某些双音词，就仍然以汉字表示。
即使我们不能做到这些，至少可以恢复49年前以音译引进外来语的作法，起码应该停止用“青霉素”、“透视”、“发动机”取代已经流行的“盘尼西林”、“照爱克司光”、“引擎”等词的“民族主义”的倒行逆施。
以上设想的改革当然是十分有限的，根本没有涉及中文如何从口语中汲取营养、吸收词汇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只有让全国各地自创拼音。但这么一来，汉语作为一种统一的民族语言的神话难免就此破灭，所以还是就此打住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