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如何连接miracast:“中国泡沫”——会成为日本泡沫的翻版吗？

郭峥嵘 @ 2006-10-29 21:46 为什么用带引号的中国泡沫？因为中国经济的泡沫是否真地出现一时还无法得到取证，中国经济的泡沫是否会演变为日本经济曾经出现的泡沫更是一道无法证实的预言命题。那么，我们应该从那些线索来寻找问题的症结？现象学的方法是很难为我们提供实质有效的方法，从现象中归纳所得到的结论会让我们回到旧式的逻辑中去。从旧式的逻辑中得到的结论对我们预言未来也是毫无用处的。即使这样，我们仍然需要将众多的现象罗列出来，再建立一个卡尔﹒波普尔式的猜想，为研究经济的学者们提供一个反驳的机会。 让我们来阅读一段文字：“上百万人从事房地产买卖，人们花超过自己年收入10倍还多的钱买房子，向银行贷款。周末，到处是看房的车队。排队抽号买房的现象随处可见。人人相信：不动产投资一定赚钱，土地价格只能涨不会跌。到最后，人们好像患有‘自我强迫症’，强迫自己加入买卖，觉得大家都在做，自己不做是不是太傻了。买房的人，眼睛眨都不眨，不像买，像抢。地价与房价，就这样被催促着越涨越离谱。” 如果不明确地告诉你，这段话是日本丸红商社地产业务负责人井坂忠明，在2006年8月10日，关于19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膨胀情境的描绘，你是否以为，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最近几年北京、深圳、杭州的讲述？ 中国现如今房地产价格在不断地攀升，上海、北京和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最为典型，股票市场如火如荼，上涨的行情已经延续了一年有余，人民币存在着明显的升值压力，泡沫经济似乎已经离我们不远了，这与八十年代后期的日本越来越相似。1986年12月到1991年4月，是日本泡沫经济发生的时间。在上述时间段，日元升值，货币宽松，房地产、股票价格节节攀高，资产效应使日本经济表象极度繁荣，人们心态高昂浮躁，整个经济如同吹起的肥皂泡。 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后，并不能简单地做出一个结论。事情除了性质之外，还有程度的划分。量变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导致质的变化。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哪个阶段？持续高速的增长到底能够持续多久？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让我们回到历史中一些值得借鉴的事件中去，在充分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假设，在新的假设的基础上推断未来。 日元升值的轨迹 日元升值是日本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日元的升值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贯穿了日本经济泡沫产生和破灭的整个过程。因此，在不同的时间段日元升值的具体情况对我们的分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日元升值之前，日本一直维持着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日元的升值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1年之后，日元开始了升值的步伐。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6日元，采取的仍然是固定汇率制度；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采取的是浮动汇率制度；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90-140日元。 回顾战后日本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一直维持在战胜国制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当时实行的是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在经历了经济复兴期(1949－1954年)后，日本确立了“追上并超过欧美”的战略目标，采用“出口投资主导型高速增长”的战术，终于实现了平均每年以10％递进的“奇迹的高速增长”(1955－1973年)。与此同时，日本在这期间的批发物价也成功地保持在年平均上涨率为1％，这也引起了海外的惊讶。 　　正是这连续保持近22年之久的固定汇率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使得日本企业能够长时期不必理会汇率的变化，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和扩大产品出口等方面，最终使日本产业获得了重返国际市场的机会。由此日本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也由1946年－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到1956年－1960年的23.4％。 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出口贸易急剧增长。据统计，1961－1965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17.9％，1966－1970年为15.1％，几乎为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两倍。1965年，日本对美出口和进口分别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28.3％和25％，并首次出现顺差。196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在“依奘诺景气”的1968年，日本的经常收支在1美元兑360日元的汇率下，出现了“长期的黑字”，GNP规模也超过德国，达到世界第二位。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1971年，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仅分别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日本的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追赶型产业化”已经得以完成。日本的外汇储备开始大幅度增加，日本终于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 1971年8月15日，在日本投降26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迫使日本和西欧先进国家提高对美元的汇率。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冲击”。紧接着，在同年12月，西方十国财政部长在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召开会议，决定将日元汇率提高16.88％，达到1美元兑308日元，并以此作为基准汇率，可上下浮动2.25％。以“史密森协议”为起点，日本继续由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换。被日本视为权威坚守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就这样被美国单方面废弃了。一般认为，这是日元升值中的第一个阶段。在发生“尼克松冲击”的当年，日本经济一度出现衰退，增长率由上一年的10.2％降低至4.3%。但是在固定汇率制下出现长期黑字的日本经济实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日元升值16.88％后，日本并没有陷入大萧条。景气在1972年1－3月期间达到谷底后开始回升。1972年日本出口的增长率仍保持在19％的水平，贸易顺差达到51亿美元。 日本由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实非自己所愿。日元汇率从固定汇率制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是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才实现的。并且到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日本产业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日本有条件允许日元升值的强大物质基础。而日本产业竞争力提高和出口增加主要靠本国企业的发展，日本企业的许多核心技术都是自己开发的，这也使得日本企业日后能够承受日元升值带来的压力。尽管实施浮动汇率，1971年至1985年日元的升值过程还是比较平缓的，从1：315升至1：200的水平，这一阶段的日元升值并没有阻碍日本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规模已有两个德国那么大，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机器人、半导体、液晶显示器和其他工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更是惊呼日本的“威胁”。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像尼克松一样，里根政府也寄希望于利用汇率——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的对外竞争力，降低贸易赤字。 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的发动下，OECD七国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广场饭店签订了日本人迄今仍耿耿于怀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其主要内容为，将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比率在两年内贬值30％，从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日元汇率开始迅速上升，进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升值周期。这便是日元升值的第三阶段。这期间日元大幅升值，在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1995年4月，日元曾一度达到1：80的水平。广场协议，开启了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风与泡沫经济的兴起，后来被众多学者公认为引发日本经济衰退至今的罪魁祸首之一。 日元升值是经济泡沫破裂的导火索吗? 日元升值是否直接导致了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让我们从经济的各个角度来观察日元升值前后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广场协议”以后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 “广场协议”前，日本对外收支盈余急剧增加。1982、1983和1984年，日本的经常收支盈余分别为68.5亿、208.0亿和350亿美元；贸易盈余分别为69.0亿、205.3亿和336.1亿美元。日本贸易盈余的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同期，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分别为121.5亿、181.8亿和330.8亿美元。美国期待通过日元升值来抑制日本的出口攻势，促进日本扩大进口，纠正两国间的收支不平衡。但是，这种期待却落了空。 “广场协议”以后，日本对外收支盈余的扩大之势并未减弱。1985、1988和1992年，贸易顺差分别达461.0亿、775.6亿和1066.3亿美元；同期，经常收支盈余分别为491.7亿、796.3亿和1175.5亿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由1984年的263.1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770.5亿、2000年的3616.4亿美元。到2003年8月末，日本的外汇储备达5551亿美元。 统计数据表明，日元升值并未起到纠正日本对外收支不平衡的作用。这说明日本的产业结构对汇率波动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也就是说日本的制造业的基础是相对坚实的。即使在如愿升值幅度如此巨大的前提下，日本的制造业也能够消化其中大部分的不利因素，同时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虽然日元的快速升值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致使其出口增长减缓。1985年10－12月期间与前一年相比，出口呈负增长。1986年4－6月期间，名义出口额减少了19.5％，实际出口额减少了7.8％。由于出口的减少和进口的增加，日本经济陷入了由日元升值带来的不景气，1986年的经济增长率由前一年的4.4％降低至3.0％。这就是所谓的“日元升值萧条”。但是到了1987年，美元汇率趋于稳定，日本终于摆脱了“日元升值萧条”，经济开始好转，并于1986年12月开始了以“平成景气”为开端的经济上升，步入了景气恢复的正轨，经济回升开始加速，对外贸易增长迅速。1984年贸易规模超过了3000亿美元，到1988年、1990年和1993年其规模分别扩大到4000亿美元、5000亿美元、6000亿美元以上，且自1986年起，日本多数年份的贸易顺差规模都保持在500亿美元以上。日元升值并没有给日本的对外贸易造成实际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日本企业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的技术创新能力。 从金融角度看，一国货币只要存在升值预期，外资或者热钱就会大量涌入，压迫该货币继续升值。以日本为例，1985年的“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大幅升值。这之后的10年间，日元汇率平均每年上升5.2%。也就是说，如果国际资本在日本买入某一资产，如股票、房地产、债券、日元等，即使这一资产没有盈利，它也可以通过汇率的变化获得每年5.2%的增值率。在日元升值的早期，只有少量国际资本进入日本，买入日本的股票。此后日元升值，股票上涨，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进入日本。这种状况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进一步刺激了日元的升值，二是导致日本国内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日本政府在此事件上很难逃脱责任。按照日本政府的思维定式，日元升值必然带来经济萧条。为了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的政策。因为强势日元导致了日本劳动力成本急剧升高，国内物价飞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降低成本，利用海外廉价的劳动力，大批日本传统的制造业企业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而且这种趋势越演越烈。不但日本大企业纷纷到海外投资办厂，而且为这些大企业提供零部件的中小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被迫随之向海外转移。日本在海外的大举投资，相应地缩小了国内的生产规模，致使国内产业空洞化现象逐渐加深。加速对外投资，同时也导致日本内需不足。 财政方面，1986年，日本的经济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为了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日本大藏省和日本银行试图通过大幅降息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度到1988年度的政府预算，都将克服“日元升值萧条”作为重要政策课题。在金融政策方面，日本连续5次下调利率，公定利率水平由1985年的5%降至1987年3月以后的2.5%。此外，日本还通过增加政策性贷款，扩大公共投资规模。由于利率太低，日本银行也向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公司等高风险和投机的借款人贷款，投向生产领域的银行贷款急剧衰退，贷款投向的比重发生逆转。到1990年，生产领域的贷款比重下降为25％，而非生产领域的贷款比重上升为37％。此期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率(以日元计算)每年只有5.7％，而股票(1986－1989年)、住宅用地(1987－1990年)、商业用地(1987－1990年)的价格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31.3％、14.41％和15.6％。城市土地价格的投机性上涨，成为投机性泡沫的基础。土地成为银行贷出巨额资金的抵押，这些资金又被用来购买土地或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同时，这些新获得的土地或股票又被作为抵押从银行里获得更多的资金。“非生产领域的日资扩张引发了虚拟资产的价值膨胀，进而被高估，形成泡沫经济。”企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被“泡沫”所包围，这种状态严重影响了实质经济的正常循环，并为1990年的股市大跌、企业倒闭、泡沫经济崩溃埋下了伏笔。 自广场协议后的10年间，日元汇率平均每年上升5.2%。这意味着，如果国际资本在日本买入某一资产，如股票、房地产、债券、日元，即使这一资产没有盈利，它也可以通过汇率的变化获得每年5.2%的增值。在日元升值的早期，只有少量国际资本进入日本，买入日本的股票。此后日元升值，股票上涨，吸引了更多的国际资本进入日本。这进一步刺激了日元的升值，使日本国内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再加上当时日本国内实行的是非常宽松的低利率货币政策，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刺激了日本的地价、股价及高级绘画作品等的价格持续看涨。价格的持续上涨，助长了投机行为，最后终于在1988年到1989年间发生了无法用其本身条件来解释的飞涨。日经平均股价上涨到38915.87日元的历史最高水平，相当于1984年的3.68倍。东京市中心地价提高了2.7倍。 “泡沫经济”在1989年底达到顶峰。日本政府认识到土地价格严重偏离实际价值，便开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来阻止银行向投机者贷款。1989年11月25日，日本银行将贴现率提高到4．25％，1990年8月再次提高到6％，宣告了金融缓和时代的终结。霎时如晴天霹雳一般，日经平均股价从1989年12月至1990年1月的3.8万日元暴跌为1990年2月至4月的2.9万日元，日本陷入债券、股票和日元这三种行市一齐暴跌的“三重疲软”之中。这个时候，土地价格的“泡沫”也开始破灭。 从表面的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看，“广场协议”与日本的泡沫经济似乎确有某种联系。“广场协议”促成了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成为改变日本经济增长基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转折点恰恰也是日本泡沫经济的起始点。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广场协议”后，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就年平均汇率来看，1988年与1985年相比，主要货币的升值幅度分别为：德国马克70.5%，法国法郎50.8%，意大利里拉46.7%，英国英镑37.2%，加拿大元近11%。日元升值幅度最大，达86.1%。 为了防止美元贬值过度，1987年2月22日，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召开了7国财长会议，决定将汇率稳定在当时的水平。从另一方面看，“广场协议”后，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均对美元升值。但是，那些国家并没有发生像日本那样严重的泡沫经济。这说明，“广场协议”与泡沫经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看来升值与经济泡沫的破裂并没有简单的和直接的逻辑关系，否则其他国家的经济事件便无法解释。那么，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分析一下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什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日本经济起飞的初期，位居日本出口产品前五位的是钢铁、棉制品、船舶、服装和收音机；到了七十年代，排在前五位的是钢铁、船舶、汽车、金属制品和收音机；八十年代，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汽车、钢铁、船舶、科学光学仪器和金属制品；九十年代，排在前五位的是汽车、办公用机械、影像设备、钢铁和科学光学仪器，排在后面的还有半导体集成电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产业发展是建立在技术创新和升级换代的基础上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本的产业基础仍然是坚实的，并没有太大的泡沫出现。因此，虽然日本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上世纪末，平均投资率超过30%，但是从投资的效率上来看，资产的回报率也超过30%。相反，大量的投资和过低的投资回报率将会导致经济关系不协调、通货膨胀加重、银行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增大。 日本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方面，并不具有任何供其大量开发的余地。日本是一个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都很贫瘠的国家，大部分的出口产品是通过进口原材料加工来完成的。日本1955年的就业人口总数为4118万，1995年的就业人口总数为6457万，增长了57%；1953—1979年日本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0.9%，1960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63美元，1980年为9400美元，而1996年日本GDP为44730亿美元，人均产值为36500美元。也就是说，日本GDP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就业人口的增长，归其原因是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匮乏。由于制造业劳动力价格不断地上涨，同时能源、原材料价格在七十年代也出现了大幅地飙升，日本可依赖的资源越来越少，技术引进、研发和创新成为维持经济增长、赢得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的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三十多年。由于日本的GDP已经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国内民众的自大情绪也日益高涨。接受“广场协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达到日本政府“为了提高日元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的宏大目标。客观地讲，日元的升值一定会对日本国内的出口型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1986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和实际出口额的短期下滑就是例证。 前面说过，可供日本政府利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是贫乏的。到了在八十年代，这些要素已经变得十分昂贵，成为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负面因素。同时，技术的开发、创新和应用也是阶段性的和有限度的，对尖端技术开发的难度和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此时，日本政府为了应对日元升值的压力，维持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也是日本政府可以利用的唯一要素——资本。 当日本政府打开了资本的闸门后，流动性泛滥的问题便出现了。也就是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当利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对资本的需求就会变得无限大。日本国内当时很容易得到贷款，贷款的利率又很低，对实业投资的需求已经在逐渐地减小，大量的资本在缺乏投资方向时，便涌向了土地、股票和一些艺术品，造成了价格的暴涨。例如当时梵高的《向日葵》拍买到74亿日元的天价。同时，在日元升值预期和趋势都十分明确的情况下，大量的国际资本进入日本国内，进一步推高了房地产和股票的价格。 我们同时要注意到的是，日本的金融市场相对于制造业的起步要晚，市场化程度低，基础更加稚嫩和脆弱。日本国内主要银行的股东基本上是由大企业组成的，在对金融风险的控制方面受制于其股东（同时也是客户），可以说日本的银行基本上失去了风险控制的内部机制。日本的股票市场在当时也算是新兴的市场，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考验，投资者缺乏风险意识。同时，日本股票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主要是银行，而银行的股东又是这些大企业，实际上成了变相的自我投资。这样一种连环套实际上使金融的风险度成倍的放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断裂将会导致整个金融市场出现坍塌。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日元升值的过程中，日本国内的经济发生了诸多连锁的反应，而这些反映叠加到一起产生的负面效应造成了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我们可以设想，虽然日元出现了升值，但是如果升值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如果日本政府没有大幅降息并扩大货币供应量以维持经济的增长，如果日本金融市场的机制更加地市场化，如果日本政府以及民众的情绪没有那么亢奋，以后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应该说，日元升值也许是一个导火索，但并不能代替其他因素成为一切后果的替罪羊。新的猜想 从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因素很多，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很难简单地下一个结论。如果我们仅仅把一些特殊事件中的特殊因素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那么显然是在犯“想当然”的毛病。因为在这一特殊事件中将某一特殊因素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接着就会在下一个特殊事件中将另一个特殊因素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这样下去我们会发现我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可供普遍适用的理论性模型，或者说是“假设”。也就是说，如果简单地将“日元升值”作为整个事件发生的原因，我们无法从中推理出一个更为普适的逻辑推论——比如“货币升值导致金融市场振荡”，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看出，这样的推论很显然是有漏洞的。 我想，首先应该做的并不是将该事件中一些具体的特殊因素抽象为一些概念，而是在一些既有的抽象概念中寻找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因为相同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比如美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网络泡沫的破裂，通过这些事件的检验，可以更好的验证逻辑关系的合理性。 通常，与一国的经济增长相关的四大要素是：资源、劳动力、技术和资本。还有一点要素（可以称为第五大要素）需要补充的是，由四大要素所构成的经济结构。我们在宏观经济学的课本中可以看到，丹尼森、库兹涅茨、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都建立了经济增长的模型，对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进行了划分和排列，甚至将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用具体的数字进行了描述。这些模型很大程度上只能在局部的时间上或者空间上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大部分理论却因为“时过境迁”而失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大部分的理论承袭了西方相对机械的微观式的逻辑推理方式，对辩证法以及中庸之道等宏观性的思想并没有有效地加以利用。 。。。。。。 从文化的角度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带有进攻性的文化，这样的文化与中国的“中庸之道”相距甚远。这种精神通常会导致行为方式的极端化倾向，使整个群体的行为最终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日本产业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发展的速度令世界眼晕。日本在资本市场的开拓上采取了同样的激进方式，过度地利用了资本的能量，最终只能是自食其果。 中国外汇储备超万亿，福兮祸兮？ 上海证券报9月5日刊登的文章报道，我国外汇储备截至7月底已经达到9545亿美元，距离万亿大关咫尺之遥，而7月当月的外汇储备增加了134亿美元，200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为8189亿美元，截至到7月底，今年新增外汇储备高达1356亿美元，而2005年我国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外汇储备增长2090亿美元，今年头7个月的新增量已经达到去年全年的65%。 在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些问题。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当好的事情过度了，失去了控制，也会转化为坏的事情。坏的事情，也会否极泰来，向好的方面转化。 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使中国摆脱了贸易平衡问题的困扰，并且通过出口外向型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一千亿美元时是好事，超过五千亿美元时也不是坏事，超过一万亿美元时我们就应该有所警惕了，因为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有点失控。如果让外汇储备继续照这样的速度增长下去，可能坏的苗头就会产生了。 外汇储备增加就意味着基础货币投放增加，这也是今年以来市场流动性泛滥、信贷过快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外汇储备的增加还会加剧人民币升值的进程，人民币升值将会进一步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加剧了中国国内流动性泛滥的程度。货币的流动性同样不能过度，适度的流动性会刺激经济的增长，过度的流动性就像洪水猛兽，如果不加以有效疏导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灾难。 贸易顺差剧增，还会引发国际贸易摩擦，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贸易战的爆发。由于中国整体的经济规模较大，对国际经济格局会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当贸易顺差出现快速增加的情况时，不管在实际效果和心理效果方面就不会像韩国、新加坡等中小国家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冲击。我们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的全球格局非常复杂，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做法和思路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必须更加宏观地看待所面临的问题。 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的急剧增加只是事情的表象，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支撑外向型经济增长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大量的投资，而自然资源和技术开发是中国经济的软肋。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有缺陷的。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依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投资维持高速增长的话，最终也逃不出经济泡沫的结局。虽然现在中国经济的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好坏之间是可以转换的，如果不能把握好做事的度，结局将难以控制。中国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吗？ 日本经济学家今井建一认为，中国现状和当时的日本不一样，日本泡沫经济时期，资产整体规模超过GDP规模，一旦资产发生变动对经济影响很大，而中国股市规模小，占GDP比重不到30%，资产效应不大。在今井建一眼中，处于高速度发展中的当下中国，更像1960年代的日本。事实上，中国当下的发展水平和1960年代的日本极为相似。在这个时期，虽然过度投资和金融泡沫肯定会引发经济波动，如增长速度下滑等等，但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会克服波动带来的影响，因而陷入低迷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可能不超过两年。日本银行金融机构局官员福本智之也指出，其实日本房地产泡沫不是80年代末这一次，60年代也有一次，但总体没有太大影响。那时候日本正处于高增长时期，轻易摆脱了其后遗症。中国其实更像日本60年代的泡沫时期。 此时中国与彼时日本的差异，还可以一直罗列下去：中国的汇率没有像日本那样走自由化道路，中国泡沫的始作俑者是地方政府，日本则是大企业；中国尚不具备当年日本并吞八荒的全球制造能力，对全球贸易影响有限，不会像日本那样树大招风；彼时，日本的城市化、现代化已大功告成，是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人均GDP一度超过了美国。当下中国呢？还只是一个城市化道路上追兵。今日中国较之彼时日本，至少落后了40年。 以上这些评论在我看来都是相对比较客观的，中国的发展水平还远远没到泡沫破裂的程度，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策略上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错误，即使出现一些短期的和局部的错误，也是可以加以改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未来的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制定政策的政府领导班子是否能保持长期的稳定，是否能保持相对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在这方面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从人文科学的角度看，一个群体是很难长期一致地保持理性的。 其实，人民币升值并不可怕，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象征着中国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它并不是导致经济出现泡沫以致泡沫破裂的必然原因。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在运用货币或者资本的过程中是否有过度的倾向，是否过度地运用了资本要素来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未来中国如果出现经济危机或者经济的严重衰退，其原因可能会出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大量制造廉价产品并大量出口，造成全球其他经济体的集体抵制，并促使原材料价格的暴涨，最终导致中国经济的严重滑坡；二是，中国在投资方面缺乏节制，造成资产质量和银行贷款质量的下降，同时在资本市场上过度融资，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经济危机。因此，“中国是否会出现泡沫经济”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是在这样的起起落落中完成的。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也会离我们而去。 （本文部分有关日本经济发展史的文字和数据取材于《日元升值是非曲直：升值综合症引发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