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适合男士的歌:巴金与陈登科心有灵犀

巴金与陈登科心有灵犀



▲ 1990年4月9日，巴金与陈登科（右)、梁寿淦（左）夫妇合影



▲ 巴金撰写《纪念雪峰》的手迹。此文刊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香港《大公报》



陈登科撰写的《对当前文艺工作的一点看法》一文，刊于1979年7月10日的《光明日报》



巴金与曹致佐



▲ 陈登科（左）与曹致佐

　　1990年4月9日下午，我陪陈登科、梁寿淦夫妇从华东医院出来，便驱车前往武康路。

　　一上车，陈登科长长叹了口气，说：“吴强病得不轻啊！”车驶近巴金寓所，陷入深深悲痛之中的陈登科低沉地说：“不要停，兜几圈。”他不想如此伤感地去登门访客。

　　4月6日，开完全国人大会议的陈登科回到了合肥。翌日，我在电话中告诉他吴强的病情加重，他便决定立即前来上海，一是看望吴强，二是向巴金报喜。陈登科与吴强，是同乡，至交。至于他与巴金有没有交情我并不知晓。据我所知，巴老年事已高，病痛缠身，一般情况下已不见客。若贸然上门而被谢绝，那多难堪。我立即给小林打了电话。小林表示，要征询一下爸爸的意见。不一会，小林来电告知，爸爸听说陈登科要来很高兴。后来梁寿淦老师告诉我，陈老出发前还特意去理了发，整理了飘拂的络腮胡子。

　　9日早晨,陈登科夫妇乘火车赶到上海。中午我便陪他俩去华东医院看望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吴强。

　　从医院出来，轿车从淮海西路转向复兴西路，过了乌鲁木齐路，一直沉默的陈登科不胜感慨地叹息道：“上次吴强陪我看望巴老，一晃已过去了九年。”他的眼睛透过车窗望着吴强住过的那幢高楼。

　　过了一阵，陈老强忍住心中的忧伤，示意开车。

　　这一次巴金没有站在院中等候。由于健康的原因，行动不便，他倚靠在客厅一角的藤椅里。比茶几略高的小方桌上放着蛋糕、糖果，还有那架小的收录机。陈登科一边热情问候一边上前躬身与他握手。两人的手紧紧握了很长时间，还相互深情地端详。巴老说：“你今年75了吧，留胡子，有气度，长髯公。”陈登科惊喜地说:“你记得我的岁数！你理了发，86岁高寿，是大家的福气！”陈登科落座后说：“巴老，我这次去北京听到可靠的消息，看来快了。”巴老含笑说：“你没白忙。”陈登科真诚地说：“全靠你的点拨和鼎力相助。”

　　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21日下午2点30分，在会场的休息室，陈登科和巴金相遇。谈到即将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他俩有许多看法相似。巴老还谈到了冯雪峰，说，前些时候刊物上发表了冯雪峰的遗作，找来一看，原来是他作为《交代》写下的什么东西。我读了十分难过。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他还说，所谓“遗作”，其实都是冯雪峰生前在历次“运动”中，尤其是“文革”期间，被迫写的一些自侮自辱、违心违实的“检查交待”文字，未经家属同意，被发表出来，无疑是对作者人格的侮辱，是对其形象的损害。巴金的话，触动陈登科想起了一个人。《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自有后来人》这3部电影可以说家喻户晓。作者是谁？又有几个人知道？那就是沈默君，50年代著名的军旅作家，被称为中国的“西蒙洛夫”。那几部经典电影是他对中国电影事业的杰出贡献。他被打成右派，连降9级，被驱逐出长春电影制片厂。流浪到安徽农村，靠做木匠糊口。他的电影久演不衰，而他却被剥夺了对自己作品拥有的权利。还美其名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好作品是属于人民的，而他是反党反人民。这……这是什么逻辑？强词夺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文革”中，《自有后来人》被改编为京剧《红灯记》，红遍全国。沈默君一路乞讨到北京，去国务院文化组陈诉原委，声称自己是《红灯记》的原作者，要求申冤、平反。江青勃然大怒，说这个人坏透了，玷污革命样板戏，破坏京剧革命。还责令他老实交待妄想剽窃革命成果的反革命阴谋……明明是以权压人，欺世盗名，还大言不惭，然而，在那个“歪理十八条”的既荒唐又疯狂的年代，“旗手”就是至高无上的象征。她的话就是“革命”的绝对真理。沈默君被赶出首都押回安徽。沉冤莫雪，沦落天涯，他悲愤绝望地写了自喻为蟹的对联：“进也罢退也罢，老子横行；蒸也好煮也好，死也硬气。”横批“天下第二蟹”。

　　当晚，陈登科在床上辗转反侧。联想到自己，“文革”前已写了三百多万字，出了《风雷》等5部长篇。江青点名诬陷陈登科是国民党特务，全国通缉，到处追捕。革命年代，他曾经在枪林弹雨中冲锋突围，在血流成河中杀开血路；如今，身经百战的侦察员岂肯束手就擒。他隐匿北京，潜逃上海，与多多（后为他女婿）乘着小船在苏州河上漂泊了4天。落魄到身无分文，无食果腹，走投无路，最终难逃暗无天日的法网，被铐上手铐，关进建国东路的牢房。囚禁5年。大牢可以桎梏他的人身自由，却禁锢不了他倔强的头颅。他自编密码，在看押的眼皮底下，创作了长篇小说《赤龙与丹凤》……一想起往事，心中就风起浪涌。作家算什么？作品算什么玩意儿？有什么保障！他越想越觉得巴老因“冯雪峰遗作”被任意宰割所引发的深思，并由此形成“国家应该有一个法，来保护广大作家的著作权”的意见，实乃深谋远虑，他完全同意。于是连夜赶写了关于要求制定出版法的议案。第二天便提交给大会。他在议案中说：“建国以来，我们的出版工作，一直没有健全的法制。原来的出版工作条例，几经更迭，更加上“四人帮”对出版工作的践踏和破坏，现行条例已无章可循了。宪法中规定的出版自由，必须用法律形式予以保障，作者应该对自己的作品，拥有著作权和版权。”

　　不久，陈登科又在7月10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对当前文艺工作的一点看法》。文中指出，“应该修改国家的出版法，应该允许作者有版权，不然，文责自负就是一句空话。”他是为民请命，却没有一石激起千层浪。正当陡生一种“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悲凉感时，江晓天（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从北京打电话告知他，8月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巴金《纪念雪峰》的随想，还逐字逐句念道：“作家陈登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作者应当享有版权，我同意他这个意见，主要的是发表文章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说文章一脱稿，作者就无权过问。”

　　孤军匹马而深感寂寞之时，巴金掷地有声的遥相呼应，犹如一股暖风拂面而来。陈登科深受鼓舞。11年过去了，眼看当年他们开渠引水的努力即将促成水到渠成，陈登科才会说出了“全靠你的点拨和鼎力相助”这句话。

　　在接下去交谈中，陈登科还告诉巴老，在论证制法的过程中，阻力还是不小。出版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禁锢主义束缚的阴影，还时不时地干扰并成了阻力。讲到这里，陈登科问巴老：“电影《林则徐》看过没有？”巴老说：“看过呀，是部好作品！”陈登科叹了口气，说：“这位作者真是，可怜、可悲、可惜啊！”

　　《人民文学》1957年5月6月的合刊本，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林则除》。作者是吕宕、叶元。后来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因吕宕已被打成右派，影片就删除了他的名字。吕宕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一天晚上，农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劳改人员集中在打谷场上，当电影放映队开始放映后，吕宕低着头欲哭无泪。银幕上放映的是《林则徐》，而他已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他不平，他想喊冤，但是，他已屈从于恣睢暴戾的奴役生话，深知，若要捍卫自身的权益无异于以卵击石。他只得忍气吞声。不过，他文心不死，从1960年至66年，写成电影文学剧本《闯王李自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被抄家，这一剧本也在劫难逃，还成了新的罪证。后来这部稿子不知去向。

　　吕宕的悲惨经历，令两位老人神伤嗟叹，义愤填膺。巴老关切地问，他现在怎样了？陈登科回答：“79年底，我带着《回忆雪峰》和《对当前文艺工作的一点看法》去看望他。我对他说，我是文联副主席，人大代表，我支持你提出要求恢复著作权的申诉。没隔多久，他在寄给我的信中说：‘读了你带给我的两篇文章，原本已经死透的心又燃起希望。可是我到哪儿去申诉呢？现写成《给叶元的一封公开信》，一切听凭你的处置。’我就在80年《清明》第2期发了。现在他的心脏虽然已经搭桥，但走路困难，足不出户，天天昂首盼望，到哪一天才会有保护作家权益的法律条文，还他一个公道。至于创作，虽有心却无力。不过，他还是写写停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鲁迅先生》上集,发表于1981年第9期《电影文学》杂志。长影认为是一个好剧本，但因牵涉到一些历史的原因，还得等一等……至于下集，因病体虚弱，握笔无力……这样一个人才，如果不是‘反右’和‘文革’的摧残扼杀，一定会写出许多好作品。”

　　巴老叹息道：“作家是造不出来的。要毁掉，易如用手指揿死一只蚂蚁！”

　　陈登科加重语气说：“我在监狱里一直在想，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想来想去，最后想明白了，作家，这就是罪！”

　　沉默，还是沉默。他俩在想什么？吕宕的遭遇也许引发他们的切肤之痛。“文革”中，巴金的被批被斗被辱和丧妻之痛；陈登科的囚禁大牢妻离子散和18岁大儿子蒙冤被判20年徒刑；无数作家丧失尊严受尽迫害家破人亡，都是祸起文字饮恨笔墨。这……这，倘若作家的安危被视如草芥，那么还会有谁诗兴大发，纵情笔端？

　　作家的权益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成了这次见面的主要话题。当谈到《著作权法》即将颁布，他们对文学创作的前景充满着希望，气氛也越来越轻松，又纵意而谈，融融洽洽。当陈登科夫妇告别后走到会客室门口，陈登科又转过身来，与巴金对望了许久。那种无声的，气息相通，莫逆于心的凝视，包含着心有灵犀的理解和信任。

　　当晚，在与陈老聊天时，我提出了一直萦绕于心的疑问：“你为作家的权益挺身而出，当时为什么无人问津？”陈登科答道：“现在回想起来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有些长期被封杀的作家，因能重返文坛而知足，岂敢得陇望蜀；新生代的作者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直抒胸臆，一吐为快。对版权，也许茫然不知。”讲毕，陈登科满怀感激地说：“巴老的那篇文章，虽说是对我的议案的推波助澜，其实是他阅尽文坛波澜后的登高望远。往事不堪回首，痛定思痛，巴老热切希望通过立法来确保作家的创作。好的作品示人以真实。把心交给读者的作家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文学创作的长久繁荣，才会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陈登科略一停顿，又继续说下去：“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有巴老的支持，千里同心，我尽抛心力终无悔！”

　　对于文坛上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还有材料可以印证：

　　巴金1979年9月10日日记：“上午黄裳来。”（《巴金全集》第26卷第351页）

　　他俩谈了什么？黄裳在1979年9月12日致姜德明的信中提及：“与巴金闲谈，他非常同意陈登科提出的要搞一个出版法，现在作家有许多权益没有保障，实例甚多，不只是经济问题。这个问题也没法说清。”

　　从黄裳所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如何保护作家的权益？巴金一直在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他对陈登科的支持，无疑就是对中国广大作家的最大关心。

　　在陈登科拜访巴金5个月后，也是在陈登科和巴金发出呼吁的11年后的1990年9月7日，著作权法草案终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同日，杨尚昆主席发布3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著作权法》，并宣布该法将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

　　在《著作权法》实施18年后的2009年11月17日，国家版权局第一任局长宋木文同志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版权制度二十年》一文中写道：“在1979年6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著名作家陈登科同志提出：‘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必须用法律形式予以保障，作者应该拥有对作品的著作权和版权’。”

　　陈登科为著作权所作的不懈努力已被披露，然而，人们并不知晓巴金为此所作的贡献。从事《陈登科生平与创作年谱》研究工作的陆志成曾在《陈登科的两个议案》一文中述说：“关于这个议案，陈老同我谈过，并且用肯定的语气告诉我：是得到巴金先生的启发和赞同。”他还在文中说：“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公诸于世的时候，陈老感慨地说：‘当年巴金同志的文章，所发挥的声援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如今，作家已懂得必要时可以运用《著作权法》为自己维权，可是过去却因“无法无天”而受制于专横和肆虐。陈登科的振臂一呼，巴金的山鸣谷应，虽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淡忘，甚至为后辈所不知。然而他俩在文字因缘中共证同心的真知灼见，已溶化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法律条文中，其影响之深远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恩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