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难忘战友情纯音乐:华炳啸：为了“睁眼行宪政”的纪念(2)

华炳啸：为了“睁眼行宪政”的纪念(2)

　　蔡先生一边听我说，一边翻开我的书的有关章节，我则把有关重要内容指给他看。他一边点头，一边和我更加深入地探讨了有关概念，尤其是对人大制度改革和公意与众意、参理院与议政院的概念很有兴趣。在作了深入了解后，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提出的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两院制很有创意，从根本上看保留了一院制的整合形式，但在其内部又形成了新的两院制格局，即保留了一院制的好处，又汲取了两院制优点，虽然推行起来会有困难，却值得在学术上深入探讨。我建议，还是不要用参理院和议政院的名称为好，因为你不能说政协只议政不参政。我感觉还是叫人大常委会和政协更好，大家更容易理解。”

　　我考虑了一下，然后请教蔡先生：“那么能否就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称之为公意院和众意院？一个代表公意、表达公意、发挥立法功能，一个代表众意、表达众意、发挥参政议政功能？至于在政治实践中最后叫什么合适，并不重要，我想更侧重从政治哲学层面上加以探讨。”

　　蔡先生闭上眼睛想了一下，然后才说：“也可以的。你的这本书本来就是政治哲学的专著。恩，这样也能体现出你的这种人大制度内的两院制与其他国家的两院制确实是根本不同的一种新型代议制度，是一个新的创造。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两院制是根据公意和众意来划分的，他们的两院制是各国历史的产物，而你的是理性设计的产物。如果能实现当然好，而且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公众参与。我写过一些公众参与方面的论文和书，你可以看一下，也许会对你有帮助。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社会主义就是以公民社会为主义’，那么，你是怎样认识社会主义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的？”

　　我回答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叫国家主义或党国主义而是叫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社会主义运动来使政治国家权力回归为政治社会权力，最终消解国家，实现没有压迫和剥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奋斗目标。这种追求公共利益的政治社会权力与追求私人利益的市民社会权利不同，政治社会权力来源于公权利，而市民社会权利则来源于私权利。我所认为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就是建立在‘市民社会权利-公民社会权力-公意国家权力’基础之上的一种‘多元共治’新格局，也即建立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社会-市场’三分法的基础之上。宪政资本主义制度是以市民个人权利也即消极自由权利为根本出发点，以资本力量或市场权力为中心和主体所构建起的个人自由主义制度大厦，而宪政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民的社会化参与权利也即积极自由权利为根本出发点，以公民社会为中心和主体所构建起的共同体主义制度大厦。市民社会是公民社会的基础，而公民社会应当是公意国家的直接基础，市民社会则是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根。这种公民社会能够校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内在缺陷，推动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演进、阶级国家或官僚国家向公意国家演进，最终消解国家的绝对强制力内核与市民社会的绝对自利性内核，使其都能被逐渐吸纳进入全体自由人共同契约规制之下高度自治的全球公民社会，也即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当然，那将是一个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逼近目标的漫长过程。就目前阶段来说，建构和完善多元利益表达的参与层面、二元公共政策竞选组阁的竞争层面和一元公意价值整合的共识层面等三大政治功能层级，实现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和公意国家的多元共治，将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蔡先生听了感慨地说：“我看你的书里也引用到了朱厚泽先生的话，他早就提出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与国家主义根本不同。你提出的‘参与-竞争-共识’三大层面理论，还是很有创见，也有一定的可行性。宪法规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为社会主义正名，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刑法社会，到民法社会，再到宪政社会，从依附型社会，到独立的市民社会，再到公民社会，这是必然趋势。问题是，现在有些官员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仍然是‘全能国家控制社会’的主义。”

　　我接着说：“社会主义理应实现法律规制下的普遍社会自治，包括市民社会自治和公民社会自治。还有，公平正义与平等是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我在1996年写的小册子《关于十五年后中国新改革的思想提纲》中，就强烈呼吁以实现平等人权为核心任务的社会主义新人权运动。自由主义更强调自由人权，而社会主义不仅讲自由人权，更进一步讲平等人权。您一直致力于推动的反歧视立法研究与社会运动，就是对平等人权的现实追求，就是一个行动中的社会主义者的楷模。”

　　蔡先生说：“宪政民主是把法律地位平等、公民权利平等如选举权平等之类的平等权利作为出发点的，反就业歧视、城乡选民平权，公民平等的普选权，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衡和对市场权力的校正，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真内容。没有这些，就没有社会主义。你的这些研究很有开创性，要再往深里做，譬如，可以把公民社会和公众参与作为一个专题，着重研究具体怎么做。你是主要从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宪政社会主义的，我建议你今后要加强一下对宪法学的研究，多从宪政变革的角度，从民主立法的角度去推动宪制体系的完善和宪法实施。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在新的历史时期，搞清楚什么是宪政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宪政社会主义是推动思想解放、走向宪政社会的现实需要，也能成为建设宪政制度的重要理论依据。但在技术层面上，我们要破除姓社姓资之分，多去研究和借鉴发达的宪政民主国家的制度建设经验。”

　　我于是请教先生：“我在我的书里提出要超越自由主义制度，对自由主义制度是持批评意见的，不知道先生怎么看？”

　　蔡先生略微笑了一下说：“我说研究和借鉴发达的宪政民主国家的制度建设经验，并不是说就要照搬。我反对全盘照搬。你等一下，我给你送一本我新出的书《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这本书你有没有？没有我就送你一本。”

　　先生缓缓站起身来，去了一间房子翻找起书来，似乎没有找到，就又到另一间房间翻找起来，中间我不忍心看着先生劳累，忙说找不到就自己去买一本学习。先生却继续翻找，最后在一位阿姨的帮助下找到了新书。先生拿着书缓缓坐下，翻开书找到了第45页，指着第二段给我念：“‘善意批评民主制的弊端，以防止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时少走弯路，与根本否认民主的价值，反对把民主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是根本不同的。’我在后面还说，可以汲取前人教训，超越一些历史阶段，但是我也强调，‘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的政治改革能超越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民主制阶段，而建立起更符合民意的新的什么制度；也很难想象不要选举制只靠公众参与，或是协商型民主，只要法制靠良好的治理。’”

　　先生念到这里，把书递给我，叹了一口气才用坚定的眼神看着我说：“现在的反民主势力很反动也很厉害，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说清楚。在这点上，我们都是一致。你的书把‘宪政’价值摆在‘社会主义’价值的前面，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宪政社会主义’，而且一开篇就首先论证了‘威权主义制度神话的破灭’，虽然你也批评了自由民主制的弊端，（我插话说明，我是审慎而坚定的宪政民主派，我书里把法治与分权制衡作为不可偏离的思想遗产继承了下来，并承认亨廷顿把竞争性选举与民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两个维度），对啊，你还批评了王绍光的民主理论，支持竞争性选举与普选，提出了新的议会制模式，可见你是善意批评民主制的弊端，目的在于更好地建设我们的民主制。这些就是我们之间对话的基础，也算是我们的基本共识。你所提的‘多元共治’，实际上是打破了‘党国垄断统治’格局，但不是全盘推倒，而是要在宪政制度下让垄断性权力退出一些领域以实现多元参与和多元共治，我认为这是基本符合现阶段的改革需要的。如果我们的党能接受这一理论主张，那么这样的党就有希望成为先进的民主政党，从而实现在宪政制度下的长期执政和长治久安。如果你僵化地拒绝宪政民主，那宪政民主也必然会实现，并会淘汰你出局。有人说，激进转型代价太大，可你如果选择了一种极端保守的不妥协姿态，那么也就是你自己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激进后果。改革就是一种妥协，你不能总想着把全部权力始终都抓在一只手里，这样很危险。要懂得适当放权，有序推进宪政民主。我们当然都希望改革能成功，可是很多自由派已经不抱希望了，现在左右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情绪越来越极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要超越左与右去寻求‘宪政共识’，要注意团结所有支持宪政民主的人，不要过分争论意识形态的提法，而要在人大制度改革、宪政变革和竞争性选举等等民主化的具体步骤与实际举措上扩大共识的社会基础，坚持普及宪政民主价值。只要是改革，那不言而喻我们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所推进的一种改革，这时候就没必要空洞地去过分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要防止一些人借口制度不同而拒绝学习借鉴。你是研究社会主义的，所以言必称社会主义，而我是研究宪法学的，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制度现实，就是一种前提，不用时时挂在嘴上。这种制度现实，自由派目前是撼动不了的，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现实。从价值理念上，从你刚才谈的社会主义概念上，我是认同的。中国是个大国，要实现大国崛起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要宪政民主的走新路，不能总在人治集权的老路子上绕不出来。可是，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制度，重在实践，重在行动。要共同行动，就要积累和维护共识，要脚踏实地地从一点一滴去做起。当然，在理论上，你要继续完善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同时要落实在行动上，要看它能不能为大多数人所认可，这个还要靠你们的努力，也要看形势的发展。”

　　接着，蔡先生谈到了新加坡的一党独大制，说新加坡实际上做得都比我们好，但是宪政社会主义不能学新加坡，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同时要多汲取发达的宪政民主国家的具体经验与教训。在他看来，‘共识’、‘竞争’、‘参与’这三个层面如何结合好，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很值得深入研究，也值得去试点探索。当我提到那一天正好是邓小平的8·18讲话发表二十周年时，先生感慨地说：“那时候是改革的最好机遇期，上下都有动力。现在，越拖难度越大，上面推动的动力也没那时候足了，阻力越来越大。唉，时间好快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却又急不得。”随后，先生又谈起了他在全国人大的工作经历和个人从事社会活动的一些体会，谈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在体制内保持一种宪政民主理想并努力践行，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也需要高超的智慧和韧力。听到这里，我转达了俞可平教授的问候，并说俞教授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是共产党人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一个行动中的社会主义改革者，并嘱咐我一定要以先生为学习的榜样，在体制内务实地推动社会进步。我接着说：“俞老师特意以您为例，告诉我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牺牲更多，但贡献也更大，能发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您曾经是中央机关最年轻有为的司局级领导干部，如果放下学术理想，一心经营仕途，也许都已经是部长了，他说您有这个实力。但您选择了一条更艰辛的宪政道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而所有这些牺牲历史都不会忘记。俞老师还让我转告您，他很挂念您，这两天就抽空来看望您。”

　　蔡先生很认真地听着，渐渐眼眶湿润，头靠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颇有些感触地喃喃说道：“他是这样说的？唉，都一样的，我们都是在做着很大的牺牲啊，真正能理解的人不多。不牺牲，没有办法，对不起自己的信念。光靠我们的牺牲是不行的，还要继续靠你们年轻一代，你也要有不为名、不为利、愿意自我牺牲的准备。你知道林则徐有一首诗‘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前两句吗？”

　　我努力回想了一下，不好意思地回答说：“这首诗很早就是我的座右铭，时常吟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是前两句印象模糊了，只记得有任重道远而力不支的意思，表达了林则徐为国家和民族牺牲自我、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伟大精神。”

　　先生湿润着闪亮的眼睛，开始缓缓地动情吟诵到：“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客厅里很静很静，先生的声音很小，很弱，但每一个字音都很锐利，像尖刀一样剜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也不禁湿润了。

　　先生略微停顿了一下，平复了一下心情，然后继续对我说：“我已经是‘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了，我想你也知道我的情况，我的时间和精力都不多了，可是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更重更多的任务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一代的学人去继续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已经一百多年了，整整几代人的牺牲和探索，走了不少弯路，积累了不少教训和经验，但结果我也许是看不到了。可我相信我的儿子他一定能传承我没有完成的事业，在你们这一代和我的儿子那一代人身上，一定能看到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成功。这是规律，是民心所向。林则徐主张‘睁眼看世界’，说‘苟利国家生死以’，而我们现在是要‘睁眼行宪政’，‘苟利宪政生死以’。一些人醉眼惺忪，搞夜郎自大，看不到国家的危险，会害了国家的。必须靠大家推着他们醒一醒。我也一直为此努力推动着，可惜啊，已经是再竭衰庸已不支了。就看你们的了。”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先生，下意识地说着一些诸如当前医学发达、治疗奇迹屡有发生的话，并说：“为了宪政民主研究事业，先生也一定要挺住，只要有必胜的信念，并积极配合治疗，就一定能康复。很多人都在为您祈福。”

　　先生似乎是为了安慰我，精神勉强为之一振，提高声音说：“我现在的治疗很成功，很顺利。再有一个月就恢复得差不多了，可能十月份就要去你们陕西，和陕西省人大合作召开一个反就业歧视的研讨会，到时候我会联系你，你也参加。我会把你推荐给一些朋友。等我好些了，我还要再思考一下你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我还没有顾上看明白。但我在大方向上支持你，大方向没有错，具体问题以后咱们再慢慢讨论。你应多注意从宪法学角度研究一些宪政改革与宪法实施问题，尤其是人大民主制度的完善、人大代表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你如果有兴趣，以后多参加我们宪政研究所的活动，大家一起来推动。”

　　我感觉先生累了，并发现不知不觉间已经谈了一个半小时。这样漫长的谈话对于大病未愈的病人很不合适。所以，我连忙起身告辞。

　　蔡先生却仍然平静地说：“我都休息好了，今天精神还可以，不要紧的。”

　　我实在不忍心再打扰先生，就说：“我对您很仰慕，愿意尊您为师，学习您的精神，也会经常请您指教。学生期待着您早日康复，金秋十月到西安重聚，到时候再向老师好好请教。今天您的指教已经让学生受益匪浅，等您身体好了，我希望您能就这本书谈一点批评意见。我会继续保持和您的联系。”

　　先生却不紧不慢地说：“先别急。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吧。在你们陕西省其他人我也不熟悉，但有一个人可以托付，他是你们省人大法工委的主任赵建刚，是我的老朋友，你回去就去找他，就说我让你找他的。建刚人非常好，他会在当地给你一些帮助。不过，你见了他，不要说我的身体，不要让他知道。还有，我们今天也谈了不少内容，你回去以后可以根据谈话的要点整理一下，再总结上几条，看能不能形成一篇对话，写好后你给我，我来修改补充，可以去发表。我现在身体不好，也没那么多精力，你就根据我的意思去写，就写宪政社会主义是个理论创新，可以为宪政国家建设破除意识形态障碍，解放人们的思想，值得更多的人去关注、去研究，同时要注意保持理论的开放性和建设性，更要强调宪法实施是宪政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也要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的宪政制度建设来说，未来的十年最关键！再不抓紧有利时机推进改革，也许就没机会了。”

　　我听了后非常感动，一边感谢一边说：“这些都不急，等您康复了我再写好请您修改。您现在休息好、早日康复比什么都重要。”

　　先生看我要走，就在送我的那本《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的扉页上郑重地为我签了名字，然后双手递给我。随后，又找了一片纸，把赵建刚主任的电话写给我，嘱咐我回去就去找赵主任。在先生起身要送我时，我忽然想到应该留影作为纪念，但不知先生一脸疲倦是否合适。我惴惴不安地征询先生能否合影一张，先生听了后，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面容憔悴，穿得这样子，怎么照啊，上相恐怕不雅。”

　　我意识到先生并不愿意外人看到他病中的样子，于是很抱歉地表示，就等下次他来西安开会时再留影吧。没有想到，先生略微沉吟了一下，却说：“我去换一件衣服，就照一张吧。”

　　我连忙表示，夏天穿这件T恤衫合影完全可以，很生活化。先生抬头看了看我，接着缓缓站起来，喃喃地说道：“好吧，我去整理一下。”先生步伐缓慢地进了一间房间，对着镜子检查仪容，整了整衣服，又擦了一下眼镜，才缓缓走出来，叫出一位阿姨来为我们照相。照相的时候，先生努力挺直了身体坐起来，强打起精神，眼神也再次焕发出一种神采，如同一位布道者面对着广大的听众。照完第一张之后，先生说，再来一张。照完后，先生缓缓靠回到沙发上，身体顿时放松了下来。我随即调出刚拍的数码照片递给先生看，他勉强点了点头，又喃喃地带着些伤感地说：“照得不好，你将就着做个纪念吧。”

　　临别之际听到这样的话，我瞬间心里一阵发酸，又怕先生感觉到，就低下头来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向蔡先生告辞。先生似乎觉察到了什么，略微提高了一些声音对我说：“我这几天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手术很成功，医生说问题不大，再过一个月就能基本恢复了。对外就不要说起我的身体了。后面几年我还有一些计划要推动，有合适项目会随时联系你。一两个月后，我还要去陕西开会，到时候再好好谈。你把稿子写好，要寄给我看，我改了后才能发出去。”

　　我点头应诺着，站起身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说着一些祝福和感激的话。先生也已经站起来，坚持要送我出门。我怎么忍心让病中的先生送我这个无名小辈呢？连忙坚决拦住先生，想扶先生回房休息。先生似乎很不高兴，用责怪的口吻对我说：“我也要适当走一走，活动活动。”我很无奈，就抓紧时间一边告辞一边迈出了家门。出乎意料地是，先生竟然跟着就走出了家门，要继续送我。我连忙紧张地说：“蔡老师，您就别出来了，这已经让学生很不安了。小心出来着凉。您要多多保重身体。”

　　先生却根本不顾我的再次阻拦，这让我隐隐感受到先生有一种执拗的性格。先生执意送我到了电梯口，并在等电梯的时候有力地握住我的手，用充满磁性的眼神紧盯着我说：“你还年轻，一定要把研究坚持做下去，不断出新成果。在追求宪政的道路上，你不会孤独，我会竭尽所能支持你的。要有责任感，不要辜负高老的厚望，不要随波逐流，也不要遇到挫折就灰心。研究宪政，必须要有定力，有建设性，关键在解决中国的问题。希望还是在你们身上啊！”

　　我也紧紧握住蔡先生的手，郑重地说：“蔡老师，您放心！士为知己者死。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话，不辜负您的知遇之恩，薪火相传，一定为宪政社会主义研究事业奉献毕生的精力。”

　　先生听了后，握住我的手摇了两下，没有再说话，看着我走进了电梯。我微笑着挥着手，沐浴在先生暖暖的目光里，一直到这暖暖的目光被电梯门缓缓地收窄，直到完全被阻隔。我感受着先生留在我手心里的那种特别的温度和力度，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竟会成为我们之间最后的握手。看着先生乐观的态度，我甚至一直认为先生很快就会康复，至少还能继续奋斗若干年。蓄积已久的一种感动瞬间决堤似地冲击着我，压抑而悲伤的泪水夺眶而出。等到电梯停到了一楼，我才擦了擦脸颊上的泪痕，但擦不去的是先生投射在我心灵深处的那道犀利、温暖而永恒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