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六十年代”老热词，其实外延涉及到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后期。总之，都在三十多年之久，属于精神记忆收藏品。 其他老词——家庭成分、各种票证、根红苗正、黑五类、三结合、支边、支左、下放、知青、宣传队、工宣队、保皇派、造反派、红卫兵、红小兵、大串联、大毒草、破四旧、立四新、减票布、红宝书、老三篇、购粮证、全国粮票、地方粮票、军用粮票、三线建设、半边天、铁娘子等。
6、红宝书
红宝书，一般泛指《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袖珍本。文革前，毛泽东选集都是大开本，还有竖排本。文革开始后，印制红宝书达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据说，古今中外出版物中，毛泽东的著作出版量达到数亿册，远远超过第二名——《圣经》。《毛泽东选集》后来改成四集合订本，还是缩小版。单位职工，部队官兵，免费发放，人手一册。那时讲究通读《毛选》四卷，笔者发的那本红宝书上，几乎每篇文章都画上红道道。《毛主席语录》，就是集会游行，群体活动中，每个人手中挥动的那个小红本。林副主席标志性的微笑，形象，就是挥舞红宝书的那幅照片。时过境迁，笔者的那本红宝书不见了，N年后，改学《邓选》了，改学“三个戴表”了。笔者收藏了好几本《毛选》，其中包括入伍当新兵时首长发给的那本。
某天，笔者在旧书市场上淘书，看上一本老版《毛选》，品相不错，估计当年书的主人不大认字，也没翻看过几页。定价一元的红宝书，花了十元钱买到手，回家细细翻看，只见扉页上工整的写着很熟悉的人名——原来是市长大人当年曾读过的“红宝书”。
7、三大件
三大件也有其历史演变，最初的“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家里有了这“三大件”，娶媳妇基本都能搞定！七十年代，有三大件的家庭，不足三分之一。后来，“三大件”演变成了“三转一响”——除了手表，自行，缝纫机都能转，还得有收音机，能听响。我家经济条件还可以，在我记事起，爸爸手腕上就有一块“罗马”表；在我刚上小学时，家里又有了一台“熊猫”五灯电子管收音机；当我上三年级时，家里又有了一辆“飞鸽”牌标定自行车；当我十多岁时，家里又买了一台“飞人”牌缝纫机。放下机头，缝纫机就是我的写字台，打开机头，我早早的学会了用缝纫机打补丁。懂行的人都知道，补补丁，尤其是肘部、臀部和膝部的补丁不好打，需要掏进去，还要匝的平整，老见功夫了！
那年头，为了三转一响，人间演绎了多少悲喜剧。一个汽车团的老兵，回家相亲，对象的条件是要一块手表。老兵在一次单独跑车中，看到搭车人手上的一块表，起了歹意，蓄谋将乘车人杀害。结果受害人未死，案件终告破获。杀人者想要得到的，其实就是一块价值三十元的“钟山”牌国产手表。
8、现行反革命
这词老点。现行反革命，当年属于政治犯。按照过去的标准，现在大多数人都够着“反革命”的标准了。象什么对单位领导发牢骚的；对政局发表反面意见的；对领袖人物说三道四的；同情不同政见者；读书读报呼口号的口误等等，都可以抓“现行”。轻者劳动改造，重者立马枪毙！那时是群众专政，军管会说了算，不用“破例子”侦查；检察院起诉；人民法院审判；律师辩护。当年的“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后来大多都平反了。
9、大老粗
典型的大老粗是李云龙。革命队伍里的大老粗，是历史局限形成的，后来带到了建设时期。那个时期大老粗很时髦，很光荣。知识分子倒有些令人瞧不起。
有个笑话，流传地域很广，流传时间很长——说是来了一位很有派头的新领导，站在高高的台上，给群众讲话，这位领导说话爱大喘气：“我是县长（大家一听是县长，立马叶烈鼓掌）——派来的；”
“是专搞妇女的（大家一听毛骨肃然）——工作的；”
“我和你们妇女主任搞了许多年（大家头一次听到这么大胆，这么雷人的领导讲话）——革命工作；”
“我是个大老粗（这句话大家还没听出毛病）——我粗不粗，妇女主任……”（@#￥%8#&*此处省略两个字。如不省略，黄羊成了大老粗了）。
10、鸡奸犯
“鸡奸犯”这个词，是文革时期的特定词。那时政治犯，刑事犯，都要张榜公布。少年时不谙人事，只知道有“流氓犯”，大概是坏男人欺负了女人，肯定是不要脸的人。至于男人也可以欺负男人，当年不可思议。涉及到“性”，肯定是不好。一般判刑的都是老头欺负小男孩，是流氓，都要判刑。当年的“流氓”界定是很宽泛的——性骚扰肯定是；还有“荤笑话”也算；婚外恋也跑不了；婚前同居，都包括；就是正当恋爱，如果时间在漆黑夜晚，地点在幽静之处，千万别叫“工宣队”抓住，如果逮个现行，你是众口莫辩，请将案情如实招来，细节娓娓道来，否则，叫你单位领导来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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