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otic pics:张维迎：企业民营化是经济改革的重点\\张维迎:中国本身就是全球 应使每个细胞都自由

张维迎:中国本身就是全球 应使每个细胞都自由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站在“中国本身就是全球”角度考虑问题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很多转型，最重要的是从出口主导型转到出口和国内需求更平衡地发展。1870年到一战之前是第一次全球化，这一次全球化，全球出口占GDP比重从4.6%提高到7.9%，之后大致是去全球化，所以1950年出口占GDP比重达到5.5%，之后开始这一次的全球化，现在已经占到25.6%。第一次全球化，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次全球化，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到2007年，我们的出口是1978年的553倍，GDP是82倍。由此我们判断中国的出口占到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6%，到2007年的37.5%。全世界所有的经济体按照顺序排，前十位的经济体只有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稍微超过中国，其他的国家都比我们要低，包括美国低得更多，才8.4%，日本才16.3%，现在英国也是16.7%。
这么大一个国家，出口占GDP如此之高，确实让我们深思。这个趋势可能未来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每个都按照一个国家算，我们跟世界进行排序的话，大致来讲，广东是第一，排到世界第18位，这是2008年，按照汇率算，广东GDP大于波兰、印度尼西亚。第二位是山东，第三位是江苏，他们的GDP都大于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阿根廷。第四位浙江，大于委内瑞拉、爱尔兰、南非。第五位的河南GDP大于芬兰、泰国、葡萄牙、哥伦比亚。第六位是河北，GDP大于捷克、香港、尼日利亚。第七位的上海，大于罗马尼亚、以色列、马来西亚，四川GDP比重大于新加坡、智利等等。
一百年前，全世界人口有16亿，美国大约是9000万，占5%多，现在全世界有68亿人，中国大致上占近20%，现在，中国的人口规模和一百年世界人口的规模是相当的。其实对很多产业来说，没有一定的规模是不行的，中国电信[3.51 -0.28%]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公司，就是人口多。我们可以这样考虑，中国本身就是全球，如果全球只有这么大的话，我们怎么发展？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过去30年，第一个十年里增加最快的前四位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第二个十年排在前四位的是福建、广东、浙江、山东，全是东南沿海的，到第三个十年的时候，排在前四位的是内蒙古、陕西、天津、宁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说明经济增长的重心在往中西部转移。中国各省之间的差异本身在缩小。
过去我们大致算一下中国任何两地之间的运输时间，现在大体是20年前的三十分之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为我们未来的增长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过去，出口比国内的交易成本、运输成本低，海运成本更低，未来我想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下一步我们应着眼于怎么开拓国内市场。我讲的这个国内市场和我们现在讲的传统内需是不一样的。创造传统内需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用货币、财税政策增加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使中国经济的每个细胞都变得自由起来，创造力就会发挥出来，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本身，它的潜力就是无比巨大的。
张维迎：中国未来发展重在开拓国内市场
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发掘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这应当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很多转型，其中最重要的是从出口主导型转到出口和国内需求更平衡地发展上。中国在过去30年里，平均每年出口的增长是GDP增长的1.5倍，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6%，到2007年的37.5%。全世界所有的经济体，前十位中只有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稍微超过中国，为39.9％，其他国家都比中国低，美国8.4%，日本16.3%，英国是16.7%。
这么大一个国家，出口占GDP如此之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中国未来一轮经济增长，已经不可能再继续过去的高速出口趋势了。100年前，全世界人口共有16亿，美国大约是9000万，占5%多。现在全世界有68亿人，中国大约占近20%，现在中国的人口规模和100年前世界人口的规模是相当的。对很多产业来说，没有一定的规模是不行的。比如，中国电信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公司，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口多。
站在中国就是全球的角度考虑，如果中国本身就是全球，中国会怎么发展？如果中国就是全球，中国的各个地区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相互之间发展贸易潜力有多大？实际上，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唯一差别就是由于主权所引起的交易成本的不同，比如需要护照，有关税以及其他的限制等等。否则，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本身是没有什么大差异的。就像欧盟在一体化、东亚要一体化一样。一体化主要就是指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一样。
中国在过去30年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时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交易成本还要低。同样的生意，和外国企业做，费用、交易成本比国内还要低。比如山东和韩国做生意，运输成本要比到西北还便宜，这正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的问题究竟出现在哪儿？现在，中国任何两地之间运输的时间，和20年前相比，减少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这个变化很好，为我们未来的增长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我们地区相互间的贸易发展很好的话，国际贸易不可能持续高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完全可以靠中国自身的努力来弥补。
所以下一步我们应该着眼于如何来开拓国内市场。开拓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是不一样的。扩大内需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用货币、财税政策来增加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这里所说的开拓国内市场，更多的是制度性和微观经济学的概念，是如何使中国经济的每个细胞都变得自由起来，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让每个人、每一个企业在中华大地可以自由地迁移，自由地做生意。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本身，它的潜力就是无比巨大的。
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曾说过，整个中国相当于所有的欧洲统一在一个主权之下的规模。而在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也曾非常惊叹地写道：中国市场规模不亚于欧洲所有不同国家加在一起的规模。可惜的是，我们过去没有很好地发掘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这应当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张维迎）
（《国企》杂志）
腾讯财经讯 1月9日消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在今天举行的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上表示，去年为了确保我国GDP增长达到8%，使的宏观政策过于宽松，错过了淘汰落后产能的机会。
“其实我在想，如果我们2009年的经济GDP的增长不是8%而是6%，那么我们未来的日子是不是可能更好过一些。”张维迎称。他认为，为了保证GDP达到8%的增长，该倒闭的企业我们不让他们关闭，该收缩的企业不让收缩，这可能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埋下隐患。
张维迎还批评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做法。
他表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供给，而现在我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需求，这是很荒唐的。”
张维迎还表示，西方金融危机的根源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其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等。
“猛药之后肯定有不良的反应，有两种可能性诱发经济的宏观问题，一个就是通货膨胀，导致通货膨胀预期之后，政府肯定会采取紧缩政策，下一轮的萧条就来了；另一种可能是因为不良的投资导致银行信贷不良积累，由此由于金融部门引起的一些经济危机。”他称，这两种可能的情况也是我们应该防范的。
张维迎认为，我们避免下次经济危机发生的方法就是要开发好国内市场。他认为，开发国内市场，需要解决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产权保护脆弱、城乡分割、行政主导的问题。(文/臧中堂)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15日在上海发表观点认为，到2040年中国经济有望占到世界经济的25%左右，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在出席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26届文化讲坛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10周年上海论坛期间，张维迎发表了题为《金融危机和未来30年中国经济前景》的主题演讲。
“现在的中国和100年前的美国无论在发展阶段、社会矛盾还是收入分配问题，甚至劳资关系问题都有很多的类似。”张维迎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30年美国崛起了，相信在未来30年中国也会崛起，从总量上看中国经济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张维迎说，100年前的美国是世界的新兴经济体，但是当时世界的霸主仍然是英国，英镑是世界的储备货币，而今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美元是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两千年前印度是第一大经济体，200年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50年前美国经济占到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在未来30年，到204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有希望占到世界经济体的25%左右。
张维迎认为，各个国家在发展当中都有一个起落，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国家如果不采取市场化的改革措施、不采取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最强的经济。我国过去30年改革的核心就是市场化的改革，包括价格自由化、地方分权化、企业民营化和开放与全球化，也正是这次危机，显示了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奠定了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新的地位。
张维迎表示，如果利用好这次机遇而不犯一些系统性的错误，未来的30年就可能使得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
不过，张维迎强调，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重要的挑战是企业的创新能力太低。在过去30年，中国主要靠廉价成本、廉价资源支撑着我国世界资产的扩张，但是危机之后这种模式不可能持续下去，我国必须提高创造附加值的能力，这依赖于技术进步，特别是研发，但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做得依然不够。
“如果我们只是重复发达国家过去制造的东西，即使我们成为世界第一也不是最强大的，一个真正代表国家的产业和技术是应该对所有的产业发生连锁反应的技术，比如电力和计算机。”张维迎称。
腾讯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中国改革理事会共同发起主办的“2009中国改革论坛暨年度评选活动”2010年1月10日在北京举行，腾讯财经现场直播本次论坛，图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演讲。
以下为演讲全文：
张维迎：才高主任和郑理事长讲的非常好，我其实没有特别多的东西，我就讲三点。
第一点我们改革的基本判断，如果我们把改革看在60年的跨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重点在经济改革，未来30年，我想重点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主要是几方面，一是价格自由化，第二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借着新的国有企业和民营化，第三是地方分权，第四是开放国际化。
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判断，我觉得经济改革，在经济范围能解决的问题，基本上差不多，剩下是技术性的问题。有的人可能有一些误解，说经济改革其实都还很长。我同意，甚至是经济性的问题，包括是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我们朝着方向性的问题性的问题，我想因为是国有的问题，我想不需要开会，自己就可以解决。我想过去判断这些新的问题，叫民进国退，我想是逆转了这样的改革。我自己比较乐观。如果是60年的跨度来看，在2040年之前，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会占到10%左右，现在是35%。10是什么概念？就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是英国搞股改，国有股份占的股份，应该是相当大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是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在危机中采取的措施，可能在过几年形成一些新的国有债务的体现。所以在新一轮的债务重组，可能在90年代那样，也会带来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体制的改革，特别政府投入的很多医疗、社保教育等等很多方面，支出是非常庞大的。未来正常财政收入是没有办法支持的。经济办法是由股份的专卖、变卖套现。现在就是经济体制的转变，我认为还是比较乐观，就是在未来30年，国有企业会降到10%以内。而这些问题，不需要经过一些新的党代会，一些正规的讨论，就可以技术性的解决。
未来30年，主要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要论述一下经济的市场化，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发起改革，尽管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步骤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我想这一点是对的。为什么经济的市场化，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我想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一个国家，我们首先一定要清楚，什么是市场做的，什么东西是政府做的。好多东西，我们对民主化有一个误解，好像所有民主就可以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但民主是不得已的办法，我想政治体制解决是一个手段而已。打一个比方，什么是市场解决，什么是民主解决，好比我们在座的人，我们中午要吃饭，一种办法就是我们自己你拿着钞票，想去哪个餐馆，或者同样的餐馆，你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这是市场化，民主就是自己先投票，有一个程序，50%以上的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是民主。所以民主是个迫不得已的办法，带来了对一部分人权利的剥夺，和效益损失。
而要既定这个过程，市场化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我们就憧憬于政治民主化，我们觉得民主化可以给我们带来好的效果。第二本来可以通过个人决策，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都堆到政府身上，我们就不希望这样，寄托在改变民主的方式，改革政府的效能。从历史来看这个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成功，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它都经过非常长的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知道印度，印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前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台湾和香港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民主化前面，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典范。如果国家政府占领的资源太多的话，民主化是解决不了，像印度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我们看他是民主选举，又是非常腐败的国家。他并没有真正经过市场化的过程，直接由政府控制了好多的资源，来去掉民主化。
第二个原因，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民主化一定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意识基础靠什么？靠中产阶级。其实我们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发展，就是中产阶级不断的兴起的过程，现在讲全球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叫做民主的话，就是讲个人要行使一种权利，而这种后果会影响很多人，不是说我买股票我买多了，我只影响我一个人，而投票，我选某个人，在某一项法律通过的时候，你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会影响很多人的。我们看，我们是两极的，一极是非常富的，一极是非常穷的人，这个穷人是非常容易改变的，就是投票的时候，很容易被少数人给操纵。而富人不需要，他自己有权力，甚至雇用黑社会来做这个。所以他们也对社会做不起什么决定作用。而中产阶级，这些人过的挺好，他有房子、有车，所以不会引起社会动乱，但是他又不够富有，所以不够欺负别人。所以在这个阶层当中，是国民最大的。如果这个阶层不够大，社会就会变成暴民阶层。只有这个阶层足够多，才可以变化一个公平、公正的过程。所以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看一下人类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样，大家看英国，英国的民主化当然很早，但是这个民主化一定是个渐进的过程。英国最初在选举的时候，是要求有土地的。如果没有占有一定土地的人，是不能投票的，包括最初妇女是也不能投票的。但是现在民主化这些东西是不实用的。我的意思是要思考一些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些人能投票，有些人不能投票。我们现在搞民主化，或者和平选举的话，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投票，低年龄不可以投票。只有18岁以上的人才可以投票，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只有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能够表现为一种责任心，能够对投票的后果有责任意识，能够承担责任的能力，你让他投票，这个才是合适的，否则的话这个投票人就可能出问题。
我刚才讲的印度的民主化的问题，其实就是这样，他有大量的赤贫阶级，中产阶级非常的少，所以民主化就被少数人，乱操纵大多数人来进行的人。我原来想放的是一个20年前，1990年我在英国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画的一个图，有的报纸上也登了。当时是这样一个背景。我参加这个会，有各国的记者、政治家、学者。大家都对苏东的改革一片叫好。因为当时苏联刚崩溃，叶利钦刚上台，东欧都出问题了。所以中国的改革，都非常不看好。而且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是败了，我就对会议的主持人提出，在晚上的时间谈一下对中国的改革探讨，后来就在晚上安排了这个讨论，结果我讲说了这些看法。当时有加拿大的记者，有的话我都记下来，20年后如果证明你讲的是对的话，我要围绕这个来一篇文章。现在到2010年，这个证明实践了，我今年还要找一下他，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那个图类似这个话，我国不是仅仅经济改革，只是经济改革前30年是比较大的，后来变成一个尾巴，在整个60年来看，现在比较窄的尾巴然后到后30年，变得比较大，当然到了最后成功的时候，就收弯了。我们的国际经济体制改革是比较大的。
第三个问题是民主改革，我也坦率的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什么，怎样能够精英政治、精英治理与民主化结合起来，中国最差的是民主化变成痞子民主，变成暴力化。中国这个最大的是中产民主。为什么讲中国的中产民主是很大的。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任有意识的中产阶级，那么民主的话，无论是选举还是什么，导致的不是一个精英治理，而是一个暴民治理，所以讲，中国的民主，肯定对经济、市场化不能太急，不可能很快就可以实行，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另外我要讲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法制核心，是要树立法制的核心和法院的权威。我们实际讲的选举，和我们选某一个省的省长、某一个市的市长，选完了认不认帐，这个很重要，这个认帐不认帐有争议。就美国选总统也有争议。如果有争议找一下权威的机构。如果这个法院的机构不能树立起来。你说我赢了，你不认，说我赢了，这个就要打起来，我们强调的法制，你们可以有争议，但是法院判决，谁赢就是谁赢了，这个必须得认同。我们看到台湾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法院的权威性非常重要。
但非常遗憾，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做法，都在弱化法院的权威性，而不是强化，这个非常危险。我们很多包括民间的很多的竞选，这个本来是受权利的保护，就是每个人的权利受到保护，你可以受助与法院，就是各个体系，将就要像拆房子，拆了你的再拆我的，这个就是比较公平的，但是因为现在说话，就是弱化法律的权威性，强化政府部门，所以这个很多部门这个不太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纠纷，都有政府上访、协调，或者用钱买通可以解决的话，早晚会引起大的动乱。如果用法院的办法解决，这个比如有拆迁补偿，你可以不服，但是法院按照这个原则判处以后，你就得执行，那么我们就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乱，所以我想强调、充实一下，这个问题没有被我们政府充分的认识到，就是政府如果采取，靠政府本身来去解决这些社会冲突矛盾的后果，可能是引起社会的不安，甚至是动乱。唯有借助社会司法的权威性，才可以把社会问题分解成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体的问题，这时候的社会才可以安定，所以我想这点非常的重要。至于我们下一步的其他好多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很好去探讨，可惜现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气氛不是非常的好。因为这么大的变革，无论经济改革、产权改革没有大的探讨，公开、私下的，我们没有组建机构去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政治机制改革，说来说去还是停留在口号上，这样就比较麻烦。我自己认为，应该探讨像包括台湾的模式还有香港的模式等等，我们都应该去讨论。我觉得其实我们共产党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对未来解决大陆本身很多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有见解意义的。就好比像工农产品，因为通过工农产品来逐步过渡，这是保证我刚才讲的精英政治、精英治理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这个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讨论。特别是以后一个领袖、一个领导人，无论哪一届政府官员，政府首长的选择，用什么样的程序更合适，这个应该是有一个讨论，我们内部应该认真去研究这样的问题，然后看怎么样能达到我刚才讲的这个效果，一定要保持社会的安定，精英政治、精英势力。如果不认同这些问题，最后反倒会显得比较被动。
当然未来，我说，刚才我一开始讲到，未来的30年，就是如果放的远一点就是2040年，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改革，应该完成了。其实我说的这些，有点借鉴大历史的观点。唐德刚，历史学家，他讲到中国有两个大的结构性的变革，第一次就是从封建到郡县制改变，封建制到这个有两百年的改革，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到汉武帝之后，整个帝国政治稳定建立了，之后就是统治的问题了，接下来的变革就是从帝国制到我们民主社会，现在公民社会的变革，大家也在两三百年的历史，我们现在发展很快，如果两百年算的话，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40年，正好两百年的时间。现在可能由过去的30年，和未来的30年，是我们200年变革最后的一幕。其实我们从1840年开始，都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邓小平帮我们找好一个好的道路。这个经济的变化，都是因为经济的崛起。下面30年，我们要找到在政治上有效的变更。
大家觉得这个有点太遥远了，我们在座的如果各位看历史的话，是很近的事，我们一晃很快就过去了。我和小敏是1983年认识，很快将近30年就过去了。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历史，也是这样。你们看美国，美国是89年发生独立战争，花了9年解放黑奴，一直经过那么多年，美国黑人才获得选举权，但是经过二百多年，美国就选出一个总统，1965年黑人才有了选举权，但是40年后美国人当了总统了，40年前肯定没有人想会有黑人当总统。美国独立战花了44年，妇女才有了选举权，我讲这个历史看起来很长，但是回过头来看，又很短。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就是2040年的时候，中国的大的历史转型，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的，基本上完全。当然还是像刚才讲的是基本完成，不是没有事干了，那时候还有事干，但是方向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有技术性的问题，比如就是股份制的问题，什么时候开这些会就解决了。
以上是我随便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开体制改革会议，随便供大家讨论，谢谢大家。
张维迎称经济改革大体完成 进入技术性收尾
近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发表观点,认为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方面已大体完成,剩下只是一些技术性、操作性的收尾工作。国企改革方面,基本任务也已完成,最大的国企已经上市,以后只剩下技术性、操作性的问题,即以多快的速度减持国有股。
所谓经济改革,当然是指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着眼于制度演进而不是发展结果。以此观之,在某些行业,中国的确已经相当市场化,但在另外一些行业,中国不仅没有市场化,相反与市场却有所疏远。
重商主义导向的市场化
中国经济的核心特征是重商主义。简单地说,即以政府力量主导经济发展,以国家财富的积累为终极目标的经济体制。在对外贸易方面,重商主义鼓励出口,抑制进口,追求贸易顺差的积累;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重商主义鼓励投资,抑制消费,追求国有资产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
在金本位时代,重商主义是有效的国家竞争手段。在纸币时代,这一策略已不再奏效。黄金数量有限,纸币却要多少就有多少。中国出口货物赚到美元,又不肯用于进口,只能回借给美国,得到的只是美国财政部的借据。借据数量攒得越多,中国就越不可能套现。
重商主义的另一重困境是,政府一方面拥有巨额财富,包括天文数字的外汇储备和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却因财政吃紧而不断加税。这形成了一个有趣的财富输送机制,中国这个穷国在政府的引导下源源不断地向美国这个富国馈赠财富。可以不送吗？不行,因为大量工作岗位是依靠这一机制而存在的。
要摆脱这种失衡,唯一办法是放弃重商主义导向的市场化,即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再是为国家积累财富,而是满足公民的物质需求。政府必须放弃GDP增长和财政收入目标,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相对超然的角色。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致力于操控宏观经济的政府部门必须弱化,政府必须放弃经济主导权。重商主义使中国经济潜藏着重大隐患。但到目前为止,尚无重商主义会被放弃的任何迹象。
有多少行业真正市场化？
张维迎指出,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价格放开和国企改革。这是正确的。看一个行业市场不市场,只要看企业是民营还是国有,定价是否自由就可以了。实际上,只要是民营为主的行业,一般定价都是自由的。所以,单看民营和国企的分量也可以判断市场化程度。
这样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委实不高。除了出口加工、日用消费品制造等领域,以及餐饮洗头捏脚等简单服务业,中国几乎找不到真正市场化的行业。农业方面,上游的化肥（尤其钾肥）基本上被中化集团垄断,下游的粮食定价及收储被国有粮食系统垄断,农民议价能力近乎为零,粮食生产只能保持在微利状态。
重化工及资源行业基本被央企和各地国企垄断;电力、石油等行业本来就由央企完全垄断,加上煤炭行业也即将完成再国有化,整个能源行业最终将由国企完全垄断;电信、金融等行业也由国企寡头垄断;在钢铁水泥、装备制造等重工业领域,虽然也存在一些民企,甚至有些还取得了较高的行业地位,但总体而言,依然是国企相对垄断的行业。
教育和医疗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规模也极其庞大的行业。然而这些行业不仅没有市场化,甚至连企业的形态也没有,行业实体仍冠以事业单位之名,既非政府又非企业,既享受财政供养又随意定价收费,成了凭借垄断特权榨取消费者剩余的典型。张维迎谈市场化,却忘了自己就是垄断行业的一员。
从整体的所有权结构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并不高。虽然国企们也模仿了一些民企的激励制度,如销售奖励和利润考核等,看起来好像很市场,但在深层次的资本激励机制方面,仍然是纯正的国企。从国企改革的角度看,经济改革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未来国资会减少吗？
张维迎认为,随着政府承诺的公民福利越来越多,相应开支也越来越高,政府将不得不大量出售国企股份来为福利开支筹资,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完成民有化。张维迎预计,从2009年到2040年,政府持有的企业股份占比将从大约40%降低到10%以下。到那时,中国将最终实现国退民进,使民营企业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体。
首先,这一观点隐含的假设是中国会大规模福利支出。世界上的确有很多福利主义国家,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拥有两大优势,一是自然资源丰富,天下掉下的馅饼当然人人有份;二是人口稀少。第二条非常关键。像中国这样人口密集的国家,基本上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福利主义社会。更何况中国自然资源还十分贫乏。
第二,姑且退一步,接受福利主义假设。那么在福利开支快速增长的压力下,政府如何筹资呢？张维迎认为必须出售国企股权,舍此无他,而我认为,这恰恰是政府最不可能采纳的筹资方案。
理由有三。一,在政府所有的筹资手段中,卖资产是操作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一个。政府减持股票,很容易被人利用导致贱卖。而一旦售出后价格上升,政治风险就会突显。建行当初千辛万苦引进美国银行做战略投资者,以当时情况卖得不算便宜,但几年后绩效改善,股价大升,贱卖之论便立刻充斥舆论。讽刺的是,如果建行改革失败股价不振,责难反而会少些。减持国有资产,总是要面对这样的舆论难题。
二,出售国企股权的政治风险最高。大型垄断国企不是普通企业,而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怪物,既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又直接面对市场。它的一举一动,将直接牵动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因此,政府在放弃国企控制权的时候,必然要面对不确定性很高的政治风险。政治人物也趋利避害,自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三,通过卖国有资产为福利支出筹资,时间上也不匹配。卖资产是一次性收入,而福利支出却是长期持续的,前者无法有效支持后者。实际上,这种情况下政府反而应该持有国企,以获取利润支持福利支出。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看,在面临福利支出压力时,大都选择加税和发国债,鲜有出售政府资产的。
未来国有资产是增加还是减少,恐怕不是取决于政府打算提供多少社会福利,而是取决于这些资产的无效经营到底会带来多大负担,以及市场化行业能否背得起这种负担。
(21世纪经济报道)
结语：
曾经高呼贸易自由化的美国，假借降低失业率之名，频频祭起贸易保护的大旗。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榨取地球资源成为暴发户之后，忽然开始义正词严关心起环保来。
国际社会都已日益清晰地看到，中国注定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有可能超过美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领军者之一，中国应承担起全新的历史角色。在“去国际化”的逆流当中，中国如何推动国际社会以更加完善的多边贸易体系、更透明的WTO规则，来有效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势及其“变种”，值得全世界长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