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植发:中国企业慈善捐赠

慈善捐赠行为是个人或企业等捐赠者自愿将人财物赠送给与捐赠者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受赠者用于慈善公益目的的行为。慈善捐赠是一种普遍行为，解决了很多政府“想不到”、“做不好”的事情，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了很大贡献。2008年中国重大自然灾害频发，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震引发了海内外空前的慈善高潮，民间捐赠上千亿元，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本章将探讨我国慈善捐赠行为的历史、现状和最新发展，总结其特点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二节中国慈善捐赠现状

〖1〗一慈善捐赠水平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建立完整的慈善事业信息统计制度，对各类慈善组织及其运营状况、慈善事业经费收支都缺乏基本统计，导致我国慈善事业家底不清，分析决策缺乏依据葛道顺：《我国企业捐赠的现状和政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06年第25期。。国内研究一般以民政部门的统计口径进行，但实际上很多部门都在接受慈善捐赠，工青妇等群众团体、政府部门和直接受赠者都是慈善捐赠的对象，捐赠口径分散，汇总难度很大，使慈善捐赠的具体数据只能是粗糙的估计。2008年，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合作发布了第一份《中国慈善捐助报告》，随后的5·12汶川特大地震使得慈善事业信息统计体系迅速完善，民政部又于2009年发布了第二份《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厘清了中国慈善捐赠的基本状况。

1.中国90%以上的企业、90%以上的个人有过捐赠行为

与欧美不同，企业捐赠一直是我国民间捐赠的主体普通民众对5·12汶川特大地震慈善捐赠的积极参与使得2008年的个人捐赠首次超越企业捐赠。。但中国面有多大，即有多少企业有过慈善捐赠，是一个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问题。杨团、卢汉龙对1999年上海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进行过调查，发现捐赠是一种普遍的企业行为，90%以上的企业历史上有过慈善捐赠，而且60%以上的企业当年有过捐赠行为杨团：《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的演化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4期；卢汉龙：《上海企业捐赠社会公益研究报告》，载马伊里、杨团主编《公司与社会公益》，华夏出版社，2002。。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6年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绝大多数（90%）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社会捐赠。

个人捐赠一直是民间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唤醒了中国的个人捐赠意识。民政部对北京、上海、成都、重庆、西安等城市的社情调查表明，90%以上的被访问者均表示向灾区捐过款物《200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08年5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对北京市民众进行了拦截访问，共回收有效样本519份，其中，有96.53%的受访者有过捐赠行为。此外，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每年都有频繁的捐赠行为。

2.近年来捐赠总额约占当年GDP的0.1%，2008年突破千亿元，约占当年GDP的0.356%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国内公众与企业的捐赠额不断攀升。2007年，捐赠总额达到223.16亿元，约占我国2007年GDP的0.09%，人均捐赠达到17.16元。2008年的重大事件和巨大灾害直接引发了慈善捐赠的“井喷”。初步统计，2008年度全国接收各类捐赠款物总额达1070.49亿元，占GDP的0.356%，绝对值是2007年的4.79倍（见表8-2）。

.　３.中国慈善捐赠水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虽然我国慈善捐赠水平不断提高，但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根据《美国慈善（2008）》（Giving USA 2008）的统计，2007年美国民间慈善捐赠总额为3064亿美元，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2%，而同期中国慈善捐赠总额为223.16亿元（折合约为30.53亿美元），占GDP的0.09%，美国捐赠总额是中国的100倍，即使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美国慈善捐赠也是中国的24倍。从人均水平来看，美国人均捐赠为1024美元，而中国仅为2.35美元，美国是中国的436倍（见表8-3）。

即便以2008年来看，捐赠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仍只相当于美国的1/20和1/6。因此，中国的慈善捐赠水平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二慈善捐赠的表征

慈善捐赠是一种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紧密相关的行为。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方面的特色，使得我国慈善捐赠的结构和特点迥异于西方国家。从慈善资源的来源构成来看，企业捐赠一直是我国民间捐赠的主体，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慈善捐赠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慈善资源的构成来看，财物一直是民间捐赠的主要形式。从捐赠渠道来看，大部分捐赠由官方与半官方机构接收。慈善资源的用途集中于社会助学、扶贫济困和抗震救灾三个方面。近年来，国际对华以及我国对外慈善捐赠均不断增长。

1.企业捐赠长期是慈善捐赠的主体，2008年个人捐赠首次超过企业捐赠

在西方国家，其资金来源主要由个人捐赠、基金会捐赠、遗产捐赠和企业捐赠构成，其中，个人捐赠是绝对的大头，而企业慈善捐赠所起到的经济作用非常微小。以慈善事业最为发达的美国为例，企业慈善捐赠占社会捐赠资金总额的比例长期徘徊在5%左右，远低于个人捐赠（75%），也少于基金会捐赠（12%）和遗产捐赠（8%）。

而在我国，由于基金会发展时间较短，基本属于现收现支，资金存量有限，而民间遗产捐赠也未形成规模，因此，企业慈善捐赠对社会公益慈善捐赠资金的贡献率要远大于国外企业。但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使得个人捐赠迅速增长，达到了历史性的458亿元（见表8-4），占捐款总额的54%，远高于内地企业捐款（388亿元），使得个人捐赠首次超过企业捐赠。2008年，中国内地个人人均捐款34.66元，是2007年的人均捐款额（2.5元）的近14倍，完全改变了此前国内个人捐赠不超过总额的20%的格局。

.２.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慈善捐赠水平更高，粤、京、沪、浙、苏、鲁位居全国前列

经济发展状况对慈善捐赠水平有着最直接的影响。2007年度，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捐赠水平很不均衡：广东省全年捐赠额高达65.6亿元；山东、江苏也都在30亿元以上；浙江超过20亿元；中央部委、企业捐赠额为18.1亿元；上海在3个直辖市中位次最高，为7.4亿元。这大致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见图8-2）。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统计结果显示，2008年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相对发达省份的捐赠总额排在全国前列；而海南、宁夏、青海、西藏等经济欠发达省份捐赠总量相对较低（见表8-5）。

.　３捐钱捐物是民间捐赠的主要形式

除了资金外，个人和企业还可以利用其他资源（例如企业可以用库存物资、劳动力、生产能力、厂房、技术、专业管理知识等）为公益事业服务。笔者根据科特勒的研究结果，将捐赠形式分为四类：资金类捐赠、实物类捐赠、服务类捐赠、权益类捐赠向慈善筹款机构或直接受益者提供不动产所有权捐赠、股权、信托资产或其他权益性资产。。从整体来看，现金捐赠仍是中国慈善捐赠的主要形式，实物捐赠次之，而服务捐赠正在兴起。

资金类捐赠一直是我国民间慈善捐赠形式的主体。卢汉龙对503家上海大中型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绝大部分企业采用现金捐赠，其次是捐赠非本公司产品（以商业企业为主），再次是本公司产品，提供人力服务和援建公益设施的比重并不高卢汉龙：《上海企业捐赠社会公益研究报告》，载马伊里、杨团主编《公司与社会公益》，华夏出版社，2002。。杨团、葛道顺对30个大型企业（跨国公司、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各10个）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现金捐赠是企业捐赠的主要形式杨团、葛道顺：《公司与社会公益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张传良的研究发现，国内企业最主要的捐赠是现金，捐赠产品设备、图书资料企业的比例均不超过50%，仅有5%的国内企业参与过志愿活动张传良：《中外企业慈善捐赠状况对比调查》，《中国企业家》2005年第17期。。

物资捐赠也是一种重要的捐助形式。据统计，2007年全年全国各地共接收物资捐赠折合价值53.85亿元，约占全年接收社会捐赠总额的24.1%（见表8-6）。所捐赠的物资主要集中在医疗设备、药品、教学仪器、生产资料等。2008年全国接收捐赠物资折价208.84亿元，占全年接收社会捐赠总额的19.5%，比2007年增长288%。其中，包括民政系统接收的衣被共5.55亿件，其他物资捐赠折价18.96亿元。

　　２００８年物资捐赠总量之所以大幅度攀升，主要是汶川地震所致。在紧急救援阶段，灾区对帐篷、食物等生活用品以及医疗设备和医药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在抗震救灾初期，捐赠物资种类丰富、总量庞大。据“5·12汶川地震捐赠信息管理系统”统计的数据显示，可计算的抗震救灾捐赠物资折价总额就达125亿元,另外还有大量因信息统计不全而难以计算的捐赠物资,估计为20亿元,两项相加，汶川地震捐赠物资约为145亿元。

4.捐赠渠道高度集中，大部分捐赠由官方与半官方机构接收

个人或企业的慈善捐赠的可选择渠道大致有：直接捐赠，即企业不是将善款捐赠给公益性组织而是直接对某些公益性项目，包括设施和活动等进行捐助；间接捐赠，即企业资助或通过第三方机构操作慈善捐赠项目（见图8-3）。

目前，中国民间捐赠的主要方式是间接捐赠，受赠主体包括各级红十字会、慈善会、各类基金会以及其他慈善组织。在救灾捐赠活动中，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及其委托的社会捐助接收机构也可以接收捐赠。

2007年度中国国内公众与企业的捐赠额为223.81亿元，其主要构成如下：①全国各级民政系统接收社会捐赠共计43.8亿元，其中接收善款42.4亿元，接收物资折合价值1.4亿元《2007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②全国各级慈善会系统接收社会捐赠78.06亿元（含承诺捐赠）；③全国各级红十字会系统接收社会捐赠21.39亿元；④全国各级其他慈善组织（如扶贫办、妇联、残联等）接收社会捐赠7.54亿元；⑤全国各主要基金会接收社会捐赠42.2亿元；⑥其他不经过民政部门和社会组织的捐赠30.82亿元（见图8-4）。可以看出，官方与半官方机构接收了超过60%的慈善捐赠，是民间慈善捐赠的主渠道。

2008年灾害频发，捐赠资源更是高度集中于各级民政部门、红十字会、慈善会。统计显示，2008年上述“三位一体”的募捐主体直接、间接接收款物捐赠共计955.5亿元，占全国接收捐赠总额的89.26%。同时，北京奥组委、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级地方政府接收非救灾捐赠约16亿元，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和带有官方、半官方色彩的红十字会、慈善会等组织占据了90%以上的捐赠资源，其他各类公募基金会、学校、社会组织接收捐赠不足100亿元。

5.慈善资源集中用于社会助学、扶贫济困和抗震救灾三个方面

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慈善公益资源的需求强度也不一致。平常年度，我国的慈善公益捐赠资源主要集中于社会助学、扶贫济困和抗震救灾三个方面。2007年度，我国慈善资金主要流向12个领域，依照所占比例大小依次为：助学，扶贫济困，救灾，修桥、补路、建房等公共工程，助医，发展高等教育，助残，发展体育与赛会支持（如特奥会、奥运会等），关怀儿童、妇女、老人，环保，文化、科技、宗教事业，见义勇为、禁毒、拥军等其他公益事业（见图8-5）。

从比例上看，助学、扶贫济困与救灾三项用度约占善款总额的58%。这一方面体现了目前中国的慈善事业主要致力于应急救助，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慈善的根本关注点在于人的可持续发展。

2008年，助学、扶贫济困、救灾依然是最主要的善款流向。年初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等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激发了民间的慈善捐助热情。据统计，2月份，社会各界支援抗击冰雪灾害，日捐赠量达到6000万元，截至2月29日，社会各界针对冰雪灾害捐赠款物总计22.75亿元。5月份，全国抗震救灾的日捐赠量超过20亿元。5月14日至11月底，全国抗震救灾捐赠款物共计751.97亿元。两次自然灾害所募款物，占我国全年捐赠总量的72.3%。

除去应对冰雪灾害、抗震救灾外，日常捐赠总量为309.7亿元，其中47%用于教育领域，18%用于奥运会及发展体育事业，22%用于扶贫济困等综合慈善领域，6%用于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

6.国际对华以及我国对外慈善捐赠均不断增长

2008年，中国接收来自境外的捐赠款物达135.39亿元境外捐赠=雪灾境外捐赠（7.34亿元）+汶川地震境外捐赠（103.05亿元）+境外在华基金会公益支出（5亿元）+基金会接收境外捐赠（8亿元）+奥运会捐赠（11亿元）+网络报道的其他境外捐赠（1亿元）。其中，基金会接收境外捐赠根据基金会2007年捐赠收入的20%估算；境外在华基金会公益支出参考2007年数据。，占接收国内外各类社会捐赠款物总额的13.4%。2007年，全国接收境外捐赠共86.09亿元。2008年境外捐赠较2007年增加57.27%。与2007年相比，2008年中国接收的境外捐赠来源更为广泛。汶川地震发生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灾区捐赠了救灾资金和物资，海外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也纷纷捐出巨额款物。

中国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的国家，在他国受到自然灾害或其他方面的威胁时，一直坚持人道的原则给予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在2004年12月印度尼西亚海啸中的援助表现更是让国际钦佩。海啸发生后，我国政府立即启动了对外人道主义紧急救援应急机制，向受灾国先后提供了多批累计5.2163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救灾援助。另外，民政部门也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知，积极开展对印度洋海啸灾区的民间捐赠活动。社会各界人士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纷纷向灾区民众捐款捐物，奉献爱心。至2005年2月6日，全国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资金49794.523万元，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红十字会接收26000万元，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慈善会接收23794.523万元民政部第59号公告《全国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使用情况的公告》。。

第三节中国慈善捐赠新趋势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以后，我国慈善捐赠领域出现了很多新事物、新现象。媒体、网络成为愈加重要的外部驱动力；战略性慈善和公益营销开始出现；服务捐赠、股权捐赠出现，捐赠资源多元化；捐赠方式更为先进便捷。

一媒体和网络成为愈加重要的外部捐赠动力

长期以来，政府都是我国民间捐赠的主要驱动者，甚至大范围地存在“公益摊派”问题，企业和个人并非真实自愿地捐出财物。但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期间，媒体和网络成为引导抗震捐赠的关键力量。

地震发生后仅仅10多分钟，灾难发生的信息就通过网络向全世界发布。这段时间，主要媒体的焦点，几乎不间断地对准地震灾区。滚动式直播，打破了传统的节目编排模式，将节目主持和现场采访有效结合，在视频信号不畅的情况下，通过记者的现场电话采访，为民众及时传递出救灾的最新动态，触目惊心的灾区影像和图片成为推动慈善捐赠的原动力。此外，媒体还成为劝募的主要渠道——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从中央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台电视台以及其他平面媒体，纷纷发起了赈灾义演活动，筹集善款数十亿元。

此外，互联网还成为监督和鞭策落后者的重要力量，在“万科门”、外企“铁公鸡”事件中，互联网成为公众表达意见的主渠道，也成为左右捐赠者行为的主动力。总的来看，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媒体和网络确实提升了慈善捐赠意识，推升了此次捐赠的水平。

二战略性慈善和公益营销开始出现

公益营销又称善因营销、关联营销，是企业与慈善组织合作，将产品销售与社会问题或公益事业相结合，在为相关公益事业进行捐赠、资助其发展的同时，达到提高产品销售额、实现企业利润、改善企业社会形象的目的。

目前，中国一些先知先觉的企业也通过慈善捐赠直接获得了增加销售收入的好处。譬如，农夫山泉的“一分钱”公益行动就取得了良好效果，从2001年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这个“一分钱”公益行动已经持续了四届，基本上每两年就更换一个主题，2002年的“阳光工程”，2004年第三届“一分钱”行动与雅典奥运会同行,支持中国体育事业。到了2006年，“一分钱”行动的主题变成了“饮水思源”，农夫山泉从5亿瓶水的销售额中筹集500万元，与宋庆龄基金会共同成立“饮水思源”助学基金，感恩水源地人民为保护水源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一系列公益营销的重拳出击，不只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也给其带来了滚滚财源，在十分残酷的“水战”中独领风骚。

在2008年抗震救灾中，加多宝集团一举捐赠1亿元，此一惊人举动使王老吉品牌的信任度在所有饮料品牌中最高，引发了“封杀”王老吉的狂潮。该公司2008年创下销售额100亿元的佳绩，是2007年50亿元的200%。

三服务捐赠、股权捐赠出现，捐赠资源多元化

资金和物资一直是慈善捐助的主要方式。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全国接收捐赠物资折价208.84亿元，占全年接收社会捐赠总额的19.5%。除了物资捐赠，很多企业还捐赠服务。2007年，保险捐赠成为一种新兴并且十分具有发展潜力的捐助形式，全年共发生保额捐赠24.16亿元。2008年，在汶川地震紧急救援和恢复阶段，各类企业就提供了交通运输、通信、保险等价值约44.36亿元的免费服务民政部第59号公告《全国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使用情况的公告》。（见表8-7）。

此外，近年来，股权捐赠开始出现。2005年1月17日，蒙牛集团发布公告，称牛根生将在有生之年把所有股份红利的51%捐赠给“老牛基金”。牛根生死后，其所持股份将全部捐给“老牛基金”，牛妻和儿女每人只可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牛根生在蒙牛集团拥有10%左右的股份，目前市值超过10亿元。股权红利每年差不多有1000万元。按此计算，牛根生每年向“老牛基金”捐赠的红利超过500万元。

2009年伊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表示要将曹氏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有限公司70%的股份捐出来成立慈善基金，这部分股份市值达到40多亿元。福耀玻璃有限公司表示，曹德旺此举于国于民均是好事。

上述变化说明，捐赠者已经从传统的捐钱捐物向服务、权益等多元形式演变，真正实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四捐赠方式更为先进便捷

随着金融服务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的进步，各种更为先进、便捷的捐赠方式不断涌现。在援助东南亚海啸的时候，中国红十字会与中国工商银行携手合作，共同发起“点一次鼠标献一份爱心”——为海啸灾区网上捐款活动。捐赠者只要开通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家”个人网上银行，就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站链接或直接登陆中国红十字会网站，确定捐赠项目，在线填写捐赠表单，通过在线支付，就可实时完成资金捐献。网上捐款成功后，中国红十字会把所有捐款全额捐献给受灾国家，中国工商银行免收中国红十字会和捐助者任何费用。

2008年抗震救灾过程中，各种先进的捐赠方式更是层出不穷。民生银行利用网上银行的便捷性，迅速联合著名第三方支付平台易宝支付发起组建“银行在线捐赠联盟”，利用互联网的巨大影响力，聚集11家银行开展网上银行捐款。最终参与捐款的网民达到7万多人，捐款额突破1850万元，创造了网络公益的奇迹，大大推动了我国网络公益活动的发展。

目前，大部分著名的慈善机构和公募基金会都开通了多种捐赠方式。譬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为捐赠者提供了现场捐款、银行捐款、邮局捐款、在线捐款（用支付宝在线募捐）、短信捐款(可选择按次捐和按月捐)、按月定额认捐等多种捐赠方式。

第四节中国慈善捐赠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改革开放后，我国个人或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蓬勃发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个人或企业捐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不是很高，捐赠水平仍然很低，参与公益事业仍然不足。阻碍我国慈善捐赠发展的因素有：慈善消费偏好缺失；政府干预过多，扭曲捐赠行为；税收减免制度宣传不够，适用条款过于严格；公益组织发展不足；慈善文化范围不佳，等等。

一慈善消费偏好缺失

偏好是人们对某物品或行为的一种特别的偏爱和喜好。偏好虽是主观的东西，但却能对人们行为产生客观的影响。我国现阶段，人们还比较注重物质的享受，对精神文化的享受存在忽视的现象。人们还没有把慈善视为消费品，看不到慈善供给也可给自身带来一般物品不可替代的效用，即使有些人将慈善视为消费品，也仅定位于奢侈消费品，似乎只有富人才能享有。因此，大多数人根本不存在慈善偏好。偏好的缺失导致的结果：一是许多人缺乏慈善的主体意识，慈善供给主体少；二是慈善缺乏经常性，只是偶然的行为；三是慈善缺乏主动性，而是被动的行为。其实，慈善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每个人不论其富有还是贫穷，都有责任也有能力做慈善。美国的社会捐款中75%以上来源于普通公众每月的小额捐款，而我国民间捐款长期以企业为主，仅在2008年因为5·12汶川大地震，个人捐赠首次超过企业捐赠，但很多个人捐赠者表示以后不会再如此慷慨解囊。

二政府干预过多，扭曲捐赠行为

公益摊派是指政府直接进入劝募市场，向个人或企业发出指令性劝募，个人或企业在压力下，“被迫自愿”地捐出款物，参与公益事业。对依附单位的个人而言，公益摊派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企业而言，公益摊派的影响也很大，杨团、卢汉龙对上海企业捐赠行为进行调查时发现很多企业对政府劝募颇多怨言，但又无从选择，只有服从杨团：《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的演化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4期；卢汉龙：《上海企业捐赠社会公益研究报告》，载马伊里、杨团主编《公司与社会公益》，华夏出版社，2002。。但是，不同所有制企业受到政府不同劝募行为的影响不同，采取的应对策略也各有特色杨团、葛道顺：《公司与社会公益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外资公司受到一定的政策保护，使它们能够远离行政性劝募和指令性摊派，对政府的社会性动员，它们可以从容作出主动选择，自行决定捐赠与否以及如何捐赠，外资公司一般将政府动员视为一种重要的慈善需求信息来源，作为决策参考，纳入自己的选择范围。它们认为，这样可以减少自己选择项目的成本。中资公司也可以主动选择政府动员的社会项目，但中资公司面临政府的行政性劝募时只能被动选择，必须捐赠但可以选择如何捐赠；国资公司甚至不能逃脱指令性摊派而只能按照“指令”捐赠。

三税收减免制度宣传不够，适用条款过于严格

捐赠可以免税，这是国际惯例，各国都有此种制度设计，以激励捐赠行为，我国也不例外，国家先后出台了多个涉及企业捐赠免税的条款。但是，与国外比较，我国慈善捐赠制度设计本身还存在不足，再加上宣传和执行上的诸多问题，我国税收减免制度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从个人公益捐赠免税来看。5·12汶川地震以后，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就个人赈灾捐赠免征所得税问题下发了相关通知，对于捐赠免税政策予以进一步说明，媒体也作了相关的报道和解读。但是，2008年5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对北京市民众进行了拦截访问，共回收有效样本519份，结果50%的受访者完全不知道捐赠可以免税，28%表示了解一点，但不知具体如何操作，只有22%的受访者对捐赠免税非常清楚。与2005年《公益时报》的一项调查所显示的90%的受访者完全不了解捐赠免税政策相比，目前这一比例下降到50%，应该说进步还是显著的，但低学历、低收入、非正式就业的人群仍是捐赠免税知识的盲区。

从企业慈善捐赠免税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了多个涉及企业捐赠免税的条款。通过对上述文件的梳理可以发现，我国企业捐赠免税有捐赠范围和方式的限制。从捐赠免税的范围来看，税法规定，对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可在规定的比例内扣除，而对非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则不允许税前扣除。这里公益、救济性的捐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公益捐赠，包括对教育事业、民政事业的捐赠，后又增补了对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宣传文化事业的捐赠，向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的捐赠；②救济捐赠，包括向遭受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

从捐赠方式来看，目前允许税前扣除的捐赠，其方式主要有两种：①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组织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受赠人捐赠；②直接向特定的社会团体捐赠。这些特定的社会团体经过民政部等有关部门批准注册，不以盈利为目的，接受捐赠的资金必须用于帮困扶贫、环境保护、绿化、统战工作、教育事业等社会公益性事业目前可以直接受赠的社会团体主要有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除了上述两种方式之外，直接向受赠人捐赠的，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虽然我国于2008年1月1日出台新税法，将捐赠免税扣除额度提高到12%，但真正形成激励社会捐赠的“税收环境”，并不简单是“百分之几”的问题，它牵涉到完整的法律机制和社会机制。目前税收环境的问题，除了免税比例之外，更主要的是程序上的衔接、制度化和公平性。与国外比较，我国慈善捐赠制度设计本身还存在不足（譬如，缺乏完整规范的捐赠退税程序、严格的受赠主体限制），再加上执行上的诸多问题，我国税收减免制度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四公益组织发展不足

在中国现有法律框架内，法定承认的慈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大类，即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目前，我国公益组织发展不足，极大地影响了慈善捐赠行为的实际效果，打击了捐赠者的积极性。

1.我国公益事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增大了捐赠成本，降低了捐赠者的意愿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益事业尚处于初级阶段。首先，我国当前的公益机构数量十分有限。以基金会为例，美国基金会达到60万多家，其中活跃的有5.5万家，德国、英国、瑞士都有1万多个基金会，而中国截至2005年底不到1000家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基金会除了数量少以外，还存在规模小、作用有限等不足。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我国48%的基金会资产规模在1000万元以下，38.5%的资产规模在0.1亿~1亿元之间，只有13.5%的基金会资产规模超过了1亿元，每年向社会提供的资助在40亿元左右。在美国，基金会在2000年就已达到56600多家，资产总额达4860亿美元，每年向社会提供的资助达290亿美元。。其次，慈善事业的相关配套制度严重滞后，公益财产管理制度、公益机构分类分级监管制度、行业评估制度和信息统计制度都尚未建立健全，使公益事业的进入和运行大多处于无法可依的混沌状态，公益事业发展落后使企业事前甄选捐赠项目、捐赠渠道，事中监督慈善项目，事后评估项目效果的成本都居高不下，甚至根本不可行，这都增大了捐赠的成本和风险，降低了捐赠者的意愿。

2.慈善组织多头劝募盛行

由于慈善组织数量众多，而捐赠资源相对稀少，处于一个“僧多粥少”的局面，而向公众直接劝募的成本大、风险高，众多慈善组织都将目光瞄准了企业或少数慈善家，而我国现行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覆盖面较小、可操作性不强，对规范捐赠行为和劝募行为所起的实际作用并不大。比如，谁是社会捐赠的主管部门？在什么情况下有资格发起募捐？这为慈善组织的劝募行为大开绿灯，众多慈善组织为了生存，要么直接向企业或慈善家化缘，要么通过政府间接施压，各种劝募活动纷纷抢滩登陆，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劝募手段无不用其极，不分时机，不讲条件，不考虑承受能力，甚至直接干扰企业正常经营，企业疲于应付。

3.我国公益机构自身的管理与运作方面存在缺陷与不足

（1）透明度不够、公信力不足，降低了捐赠者的意愿。由于慈善组织自身发展程度不高，机制不够公开和透明，企业对慈善资源的使用没有知情权和必要的监督权，而且相关的内外监督制度尚未建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慈善组织公信力都普遍不足。在此次抗震救灾中，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机构都曾被社会质疑。由于信息不对称，慈善组织公信力又不足，捐赠者在与这类组织合作时，不得不加大管理控制力度和成本。

（2）专业性较差、服务内容单一、效率低下，影响慈善捐赠的效果。我国慈善组织大多规模很小，资源有限，组织的功能定位又复杂，兼具筹款和执行两大功能，有限的资源分配到慈善事业的各个环节，无法形成竞争优势。这就导致组织未能开发足够的捐赠对象和项目，捐赠人可选择的范围过小；工作人员队伍不专业，工作的效率不高。这些都给慈善捐赠的项目选择和执行效果带来了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我国慈善市场发育不够成熟，慈善组织数量有限，降低了捐赠者的选择自由度，而政府监管又限制了慈善市场的竞争，强化了官办慈善组织的垄断地位，在综合考虑成本和收益后，经济合算、效果上佳的慈善组织更少之又少，同时，广大的慈善组织为了生存，利用现有的监管漏洞，向企业和慈善家大肆劝募，各种手段无不用其极，干扰了捐赠者的正常生活。慈善组织机构自身的管理与运作方面存在缺陷与不足，这些都增大了捐赠成本和风险，降低了捐赠者的意愿。

五慈善文化氛围不佳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要发展，必须存在一个认可慈善、赞许慈善的社会慈善文化环境，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善行未必有善报，甚至会出现好心不得好报的结果，从而抑制捐赠者的积极性。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大众对慈善捐赠的预期过高葛道顺：《我国企业捐赠的现状和政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06年第25期。。传统的“均贫富”、“吃大户”思想，再加上独特的“企业办社会”历史，使公众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慈善捐赠有着相当大的期望，试图以此来弥补收入分配差距甚至取代政府财政支持。在2008年的抗震救灾中，公众通过互联网狠批某些企业捐赠不积极，也与此种期望有关。但是，在任何国家，收入差距都不是靠慈善捐赠这种第三次分配手段来实现的，慈善捐赠只是第一次、第二次分配的补充，其作用远远满足不了当前社会的期望，当现实与民众的较高期望相差较大时，公众的不满情绪开始出现，不仅批评不捐赠的企业（家）“为富不仁”，甚至迁怒于捐赠额较小的企业。

近年来，为了追求卖点，媒体非常热衷宣传企业（家）“为富不仁”，人为塑造了企业（家）捐赠的“赎罪”动机，进一步放大了民众对慈善捐赠的期望值，使民众误以为慈善捐赠是超越正规制度渠道的高效救助手段；而且在社会中进一步营造了“仇富”、“劫富”气氛。在这种氛围下，民众难以尊重企业家的私有财产。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慈善捐赠风险系数被迅速调高，企业只有远避慈善，以免惹火上身。

在我国，企业产权性质对捐赠价值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公众对不同性质的企业捐赠财物来源有不同的合法性判断标准。对于国有企业，社会普遍有一种疑惑，即国有企业是否有捐赠权。国有企业是属于全民的，国企捐赠是“慷他人之慨”来谋求“一己之利”。因此，国有企业以企业财产做慈善捐赠会面临社会的捐赠财物合法性审查，因而会相当谨慎。就民营企业而言，公众认为一些民营企业的私有性也不是很纯粹的葛道顺：《我国企业捐赠的现状和政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06年第25期。。因此，部分民众对民营企业捐赠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在作秀，慈善捐赠不能为民营企业的掠夺行径“赎罪”。

此外，在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非法劝募盛行的环境中，慈善捐赠无异于把企业的财产拿出来公示、公审，风险非常大。一个企业捐款见报后，两个月内别想安宁。首先是工商税务回来查账，看是否偷税漏税，然后是政府主管部门、各种慈善机构的劝募接踵而至，最后就是各种媒体、困难对象都随之上门，给企业形成相当大的压力，直接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因此，很多企业怕“树大招风”，引来麻烦，而不敢捐赠，或偷偷捐赠。

第五节推动慈善捐赠发展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的捐赠理念相对落后，捐赠总体水平还不高，外部的捐赠环境也不尽理想。要推动我国慈善捐赠的发展，需要政府、慈善组织和社会共同着手转变企业捐赠理念，改善政策制度，提高服务水平，优化捐赠环境，使慈善捐赠真正规范化、自主化、大众化、持续化，实现社会文化、公共福利和捐赠主体的多赢。

一转变慈善观念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现代社会更应弘扬这一优良传统，转变慈善观念，培养慈善偏好。一是树立慈善利民利国的观念。《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可见，慈善乃是一种“大”，它既能增加社会消费总效用和实现社会和谐，又能促进社会发展。二是树立慈善是宝贵资源的观念。孔子说：“维善为宝。”在现今社会，不仅财物是稀缺性资源，慈善行为也是宝贵的资源，应加以有效利用。三是树立慈善是生活必需品的观念。宋人罗大经说：“为善最乐。”消费的效用即“乐”，这不仅可以来源于一般消费品，也可以来源于慈善本身。慈善是现代人生活的必需品，消费者形成慈善偏好，主动增加慈善消费，可实现慈善消费的经济行为和乐善好施的道德行为的内在统一。四是树立崇尚慈善的观念。乐善好施者，无论隐姓埋名还是彰姓显名，都值得社会敬重和褒扬。政府应引导社会公众、大众传媒对慈善行为予以高度关注，通过慈善奖、慈善排名榜等方式，宣传乐善好施的精神和事迹，激发公众和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

二政府规范、积极地推动慈善捐赠

2008年，在汶川地震救灾募捐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非常形势下的应急管理手段。长期来看，政府首先应转变角色，从劝募市场中抽身而出，由劝募者、监管者的双重身份向监管者的单一身份转变，当前应坚决放弃对口扶贫、赈灾捐款等指令性摊派，长期内甚至要放弃行政性劝募，至多保留社会性动员等软手段，否则，“自愿”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慈善捐赠的基本特征，捐赠积极性无从谈起，捐赠也就难以持续。

政府应加快立法和制度建设步伐，规范劝募市场，杜绝多头劝募，减少捐赠者的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改革慈善事业的准入制度，消除障碍，加快企业基金会的发展，在慈善市场中引入更多的竞争主体，建立慈善信息公开透明机制，采取相关激励慈善透明的措施，健全公益财产管理制度、公益机构分类分级监管制度、行业评估制度和信息统计制度，使行业组织的进入和运行有法可依，独立发展葛道顺：《我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和发展对策》，《新华文摘》2005年第10期。。

政府应积极落实捐赠免税政策，降低企业捐赠成本。虽然自2008年开始，捐赠免税额度进一步扩大到12%，但限于目前的免税受赠主体和程序限制，免税政策将很难对捐赠产生真正的激励作用。国家应考虑再度扩大免税受赠主体的范围很多学者认为，中国3%的捐赠免税额度过低，但在实践中，很少有企业捐赠占税前利润的比重超过3%，即使在捐赠远比中国发达的美国，企业捐赠占税前利润的比重也仅在1%左右，因此，3%的捐赠免税额度仅增大了某些超额捐赠企业的成本，并未对多数企业造成障碍。，还要简化捐赠免税或退税程序，使企业绝大部分慈善捐赠都能切实获得免税激励。

政府应充分利用市场、大众传媒、社会性动员等机制，使公益成为一种社会文化。但是，当前不应该引导少数企业的大额捐赠，而应鼓励大多数企业普遍捐赠，在保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鼓励企业适当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参与捐赠，形成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葛道顺：《我国企业捐赠的现状和政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2006年第25期。。

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基金会管理条例》，放手发展非公募基金会，为民间投资公益事业开辟宽广通道。此外，要关注、研究社会企业、新型公益创投基金会等新型企业捐赠行为的理论和立法，为这些新事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使捐赠形式更为广泛，更为丰富，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

三慈善组织提高公信力、加强能力建设、实现分工专业化

此次金融危机将给慈善组织带来全面发展的机会，慈善组织应抓住机遇，建立和加强行业自律、能力建设及专业化发展步伐，迅速提高慈善捐赠组织的整体素质，转变服务态度，规范内部管理，提高能力和效率，降低捐赠资源的漏损，提升慈善公益绩效，以此赢得社会和捐赠者的信任。

首先，社会的慈善需求增多，慈善事业将受到更大重视。大批劳动力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给再培训机构及从事发展式扶贫的组织带来了庞大的市场需求。其次，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人们更加珍惜工作机会，因此慈善组织现有人才队伍将更稳定，同时还能吸引其他行业的优秀人才。再次，有助于慈善组织提高公信力和加强能力建设。由于筹资面临困难，慈善组织将注意力从融资转到练内功，提高善款使用效率；同时政府主管部门也在推进信息透明和公信力建设，将促使慈善行业改善形象、形成良性循环。最后，慈善组织分工将更明确。此前，慈善组织的专业化发展得不到足够重视，很多组织为了追求筹款规模而选择多元化路线，业务庞杂、使命不清晰。2009年，慈善组织可能压缩开支发展最核心业务。由于发展不平衡，大型公募基金会和个人、企业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可能将部分实施型的工作机会让渡给小型慈善组织、本身则往资助型基金会的方向发展，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拿出2000多万元进行“5·12灾后重建项目”招标就是一个积极信号，预计将促进慈善行业的专业分工及合作。

四社会媒体共同营造积极的慈善文化氛围

慈善环境不佳会打击捐赠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直接影响捐赠水平。要改变当前不利的捐赠环境，需要社会公众和媒体共同努力，相互协作，使公益成为一种理性、健康的社会文化，树立企业和消费者的慈善理念，使慈善行为得到更多的掌声而不是责骂。主流媒体应积极正面地宣传慈善，抑制某些极端失真、负面的研究和报道。在2008年抗震救灾、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不应该引导大额捐赠，而应鼓励大多数个人和企业普遍参与捐赠，在行有余力、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鼓励企业适当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参与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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