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第一儿童医院在哪: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问题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刘悦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刘悦

8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座谈会在京召开。图为座谈会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2011年8月22日召开了国际关系研究座谈会。会议就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状、存在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

李少军（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李少军（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研究现状，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或研究路径：第一，综述与诠释。引进国外新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中国式阐释。这类研究基本上属于综述。其中做得较好的，能够演绎出一些新命题，或对这些新理论进行检验（主要是用案例证实）。第二，阐释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思想，寻求新的理论渊源。有人进行同西方理论的比较。有人阐释其现代的价值与意义。第三，学习西方主流的方法，进行规范的实证研究，向着国际学界的研究水准努力。先学习，后超越。这三种模式或路径，第一种研究居多，第二种研究有上升趋势，第三种研究很少。第一种模式如果是以综述为主，那就不可能创新。如果能诠释出新的意义，或是演绎出新命题，则具有较大价值，但只能算小创新，不可能产生出具有学派意义的重大创新。第二种是中国模式，主要是从中国古代思想中寻求现代启示。这种研究具有开发中国古代思想宝库的新意，但也有局限性。由于中国古代思想家面对的现实与今天迥然不同，因此他们的思想不可能超越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第三种是遵循国际学界的研究范式，按照洋人的游戏规则做研究。这种研究从方法的角度讲很难，国内能真正这样做的人很少。如果这样的研究能成功，那就是国际水准。

周桂银（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周桂银（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我们现在的学者多是做动态研究，过去、现在、将来三段式，以实证方法做学术研究的较少。进行政策研究，人们的问题意识可圈可点，但是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意识都有待提高，这种情况限制了人们进行有重大意义的学术研究。现在国关研究存在四个现象：一是行政化，即学者担任行政职务，有职务就有资源，对学术研究和队伍建设能起到帮助作用，但行政化导致学者的时间变得很紧张，很难再追寻学术好奇心。当然也有学者能行政和学术两不误。二是政策化，即做学术研究时找政策上正确的答案。三是杂家多，专家少。学者由于什么问题都研究，能谈理论但谈不深，因此难以形成学派和学术共同体。这种杂家的队伍很庞大，很多人只喜欢讲老百姓爱听的话。四是崇洋化，跟着西方走，只知道西方的理论、西方的范式与方法。

范勇鹏（中国社科院社科杂志社）

　　范勇鹏（中国社科院社科杂志社）：我们杂志是多学科综合性杂志，在发稿会上，同历史、哲学、经济学等学科相比，国关相对较弱。例如，对于国关稿件，哲学、史学、经济学的编辑有时会从哲学思辨、史料工夫和分析方法提出批评。这里面有其他学科对国关理论前提不够了解的因素，但也表明国关研究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层面都有不够深入的地方。我觉得国关学科在思想方法和演绎能力方面还有待提高。

陈玉刚（复旦大学）

　　陈玉刚（复旦大学）：经过介绍和整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近些年我们带有原创性的、自构体系的理论研究也有不少进展，譬如秦亚青老师提出的关系本位研究，赵汀阳老师的天下体系研究。现在的问题是单兵创新很难形成学派。所谓学派得有一群学者拥有共同的基本命题，扩展地解释不同的现象和问题领域。近些年的学术风气有些急功近利，特别是想一下子就用以指导战略和政策实践。事实说明，过于关注结果的研究往往难以形成系统深入的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

秦亚青（外交学院）

　　秦亚青（外交学院）：学术研究是为了开拓思想，生产知识，满足研究者的学术好奇心。这种研究成果是难以做到立竿见影、迅速普及的。进行学术研究，应该摒弃功利心，要甘于坐冷板凳，不应以畅销为研究的目的。国关学者再忙也要留一方天地给自己。

王正毅（北京大学）

　　王正毅（北京大学）：学术研究应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掌握学术的操作性也很重要。教师有必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学术研究框架，基本的方法，通过这些训练形成基本的价值观。学术研究也包括对策研究，而对策研究是一定要有可操作性的，要能将理论转化为现实

张小明（北京大学）

　　张小明（北京大学）：现今学术研究的功利性太强，要满足学术好奇心很难，但好奇心应该是学术研究的核心。进行原创性研究，首先是需要学者有好奇心，其次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应该是独立的个体。现在的学者在大部分时间里只是研究的工具。

周方银（中国社科院亚太所）

　　周方银（中国社科院亚太所）：进行国关理论研究，应该为解释现实问题提供路径。赞同研究要有学术好奇心，即不为政策，也不讲用处，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坚持做自己觉得有价值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很困难。国内的研究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以做工程的方式进行。我觉得做学问不同于修地铁，不能做到今天多少米，明天多少米，到预计的时间就竣工了，学术研究可能不是这样的，它有自己的规律。进行学术研究不是外部投入增加了，产出就会自动增加。学术的投入更多的应该是主观的投入。

　　陈玉刚：可以把理论研究和现状政策研究拉开一定距离。进行理论研究，可以关注普遍的国际关系问题，可以满足知识上的好奇心，不一定非得有用。从理论的价值和影响来说，越是关心人类的普遍问题，其影响就越大。

国关理论研究的地位与价值

　　秦亚青：国际关系研究分为几种类型，学理研究、战略研究、政策研究等，外交政策研究和学理研究不属于一种类型，政策性建议和学术性论文也不能混为一谈。进行国关研究应提倡多元开放和自主发展，教师要鼓励学生自己选择学术研究的方向与路径。

张睿壮（南开大学）

　　张睿壮（南开大学）：理论研究者也应增进对现实问题的了解，在研究中把外交决策和理论研究相结合，注意理论研究与时政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要积淀，要耐得住寂寞，理论研究不会很快出成果是正常的。时政研究是脚踏实地的，是可以颠覆理论的。学者没有必要硬性分成理论和时政两派。　　

李东燕（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李东燕（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我认为国关领域除了理论问题之外，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基于史料发掘和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都应该得到重视。例如，现在中国外交部的档案已经开放，国外也有许多可供我们使用的历史档案，但中国国关界的学者和学生对历史档案的发掘和利用还不够。现在的一些理论研究没有与具体国际问题的解决挂钩，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又缺乏田野调查的支持。我认为学术有分工，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擅长理论研究的学者可以致力于纯理论研究，但也要鼓励基于档案和田野调查的研究，从不同方面推动和丰富理论研究。

刘建飞（中央党校）

　　刘建飞（中央党校）：理论应该用来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理论研究可分两个层次：第一是纯粹的学理性的理论研究，一般会有不同的学派。但是这种理论研究的成果只对现实有部分解释力。第二是政策性的理论研究，很难分出学派，研究的成果要求对现实有解释力，需要用本国公众，特别是外交人员可以看得懂的语言来写。如果外交官懂理论将会更好的开展工作。

孙学峰（清华大学）

　　孙学峰（清华大学）：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国关学界的情况。冷战结束之后，以海伦?米尔纳为代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首先，研究的主流议题由大战略研究，即国际安全转变为国际政治经济研究，而且愈加重视国内因素，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研究分野愈加模糊。其次，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导致统计方法和形式模型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以历史案例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法愈加边缘化。但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数据基本是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数据，局限性较为明显。此外，据我了解，这些学者对于传统的大战略研究和定性方法包容性较差，人为地限制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化发展。

研究方法

　　秦亚青：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要多元化，可以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也可以积极运用思辨方法，诸如历史的方法、哲学的方法等；可以做定量，可以做定性，也可以采取折中的方法。中西研究方法无所谓什么好什么不好，关键的是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国际研究能否做好，关键不在方法而在于思想。方法是为思想服务的。康德、黑格尔都是构建系统思想的学者，虽然被批驳，但之后的反理性时代仍然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况且，批判本身就是学术的真谛。国际关系教育者，要给学生最大的知识范畴，让学生能够自由选择。

　　张睿壮：国关研究方法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实证方法与传统方法都要允许存在。现在学界的研究方法失衡严重，实证方法运用的太少。中国学者应该加强实证研究，至少要知道这种方法是什么。建议关注重庆大学出版的《万卷方法》丛书，这套书介绍了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

李滨（南京大学）

　　李滨（南京大学）：学术研究应该多元、开放、自主。科学方法不等于定量方法。案例研究也非常重要。应从大量的案例研究中总结、演绎理论。对于哲学、历史等思辨方法，在国关研究中要给以同等重要的地位。过去的资本主义和现在的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有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生产全球化，现在的数据非常的丰富。例如做大企业研究，能够查到联合国的很多数据。但是科学的方法不一定就要完全量化，而且很多理论无法用量化的方法证明。我们应该学会用多元的方法解释问题，除了量化方法之外，可以运用传统的哲学和历史的方法。例如，中日关系，如果单纯按照量化分析，就会得出相互联系越多，相互否定越多的结论，可这无法解释中日关系的现状，这里就要加入其它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所以，只有推动方法的多元，才能将研究做得更好。促进了科学的方法，也促进了历史和哲学的实践。

　　张小明：世界有很多的侧面，我们不能从一个视角来看问题，人也是不同的，每个人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我本人就很不喜欢《国际组织》杂志的文章风格，文章可能是好文章，但我读起来会很累，而且我个人认为有八股文的色彩。相反，我个人更喜欢历史研究的方法，这类文章看起来，没有那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所谓多样化，就是每个人都做自己擅长的研究。理论研究、档案研究、实证研究都很不容易，不要分成级别。在研究中，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径是非常难的。

　　王正毅：经验归纳和逻辑演绎具有同等重要性。有学者认为人作为个体是无法超出其经验范围的，但人都是有逻辑演绎的理性冲动的，知识的产生就是理性冲动的结果。我们不能根据经验归纳来否定逻辑演绎的重要性。不承认逻辑研究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

　　陈玉刚：在现今许多人看来，历史的、比较的、演绎的方法不是方法，只有定量法才能称之为方法。这就有些过了。即使在美国，定量也从未一统天下。要认识到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用什么样的方法适宜，要根据研究对象和想要论证的命题而定。

洋八股与中国元素

　　周桂银：应该加强运用实证研究的能力，促进“洋八股”的中国化，中国元素的世界化。中国元素应该成为研究的主要途径。现在中国学界缺乏实证研究成果。谈到中国元素和洋八股，我认为两个都要用，两个都需要。洋八股可以给我们很多借鉴和启示，将中国元素国际化是需要洋八股的。我认为中国学派的主要思想内容还是应该推崇中国元素。从方法论来说，西方的方法和中国的方法应该是相通的。我认为研究方法中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也是相通的。我个人认为中国国关研究应该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

　　范勇鹏：对事实有解释力的方法就是好方法，不应该过分强调西方因素，中国因素也是很重要的，而且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应该相结合。除了量化的研究方法，也要注重中国传统的历史和哲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的传统资源有它的普遍性，它并不是同西方资源相排斥的。现在国关学界对中国传统资源的研究过于偏重先秦，我认为国关研究不能做断代研究，而应该将整个中国的历代思想串联起来研究。虽然古代思想家所面对的环境与现在的环境不同，但古代的思想是能够产生现实价值的。

尹继武（北京外国语大学）

　　尹继武（北京外国语大学）：现有研究往往强调差异，比如西方有洋八股，中国有中国元素，西方强调霸道，东方强调王道。我个人认为应该在研究中淡化这种差异。这涉及到如何评价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中的文化差异问题。这是一种对于理论生产与文化基础之间的本体关系讨论。就如上述所言，现有国内的理论研究，大致持三种文化差异的看法。一种是无差异论者，认为理论是普世的，文化差异对于理论规律的普适没有影响，所以坚持西方理论命题和中国素材的路径；一种是程度差异论者，认为应该把中国经验和西方理论结合起来；另外一种是本质差异论者，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本质差异，所以中国国关理论应与西方理论有本质差异，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发现这种差异理论。另外，在西方，经验实证研究是主流，但经验实证研究出来的是小理论，大理论是无法通过实证研究做出来的，我认为中国的国关理论发展是可以借鉴这点的。

肖欢容（中国传媒大学）

　　肖欢容（中国传媒大学）：无论中国元素还是“洋八股”，都要注重对事实的解释力。中国学派的形成标准，我认为首要的前提是对事实是否有足够的解释力。如果能做出现有理论无法做出的解释，那么你做的理论就是中国学派的理论。不要在研究中刻意强调中国特色，这样就使得理论研究趋向了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

　　陈玉刚：把中西割裂的倾向要不得，尤其是在理论研究方面。中华文化自古就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能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成果。其实，中国的元素不用特别强调，因为我们生来就是中国人，血液中已经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不过，突出一下“洋八股”问题也有很强的当下性，因为现在的许多学生写东西，一上来就非得把西方几大主义都讲一遍，这种倾向也是要不得的。

研究发展方向

　　孙学峰：理论创造的前提存在经验困惑。当前我们的国关研究最大的不足是发现的困惑没有冲击力或者是没有困惑。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核心困惑，即国家行为体如何克服无政府状态下的压力，基础的理论就是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其他理论基本上都力图补充、修正或取代这一核心理论。而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经验基础则主要出自以欧洲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实践，现实主义依赖的是近代和冷战时期欧美强国的冲突经验，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依据的主要是二战结束以来跨大西洋共同体的合作实践。对中国学者来说，按照西方的办法寻找经验困惑，到他们的领域去研究他们熟悉的经验，是存在先天的劣势的。我们应该从自己熟悉的经验出发，寻找困惑，寻求理论突破。例如，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在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的经验，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入手，这些经验中国学者更加熟悉，驾驭资料的能力也更强。总而言之，要回归到自己熟悉的领域，找到自己的困惑，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的理论。

　　李少军：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基于历史的视角，例如研究进入21世纪的10年。观察这10年国际关系的某一个方面或领域的事实，找到规律性、相关性，然后加以解释。有现成的理论就用现实的理论，没有现成的理论就自己演绎理论。这是一种具有创新可能的研究。

　　王正毅：国关研究中，中美学者存在不同的认识论视角。例如中国是否会称霸，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等问题，中国学者常用历史的逻辑解释中国过去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会称霸。西方学者通常不能理解这种逻辑。西方学者更关心的是中国一旦称霸会不会改变现有国际规则。

苏长和（复旦大学）

　　苏长和（复旦大学）：从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角度讲，中国现在面临机遇和挑战：首先，虽然文明对话的渠道主要由西方控制，但文明对话天平现正在向东方文明倾斜；第二，中国的国际学术话语权虽然不大，但是中国是少有的拥有独立社会科学体系的的国家之一；第三，国际学术议题虽然由西方主导，但我们拥有很多可以转化为学术议题的实践资源；第四，随着中国物质力量的增长，中国思想和理念的能动性也在上升。因此，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形成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具有现实条件和时代意义。

王存刚（天津师范大学）

　　王存刚（天津师范大学）：国关研究应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范式出发。要承认学派的局限性，因为研究主体的认识都有限性。现有的范式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补充。“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完美地解释现实。在国关研究中，中国范式的出现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关键是中国学者要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树立自信心，在尊重既有范式的基础，始终面向现实，进行理论创新。

责任编辑：李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