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描写同学的片段200字:转贴何同桂?：孙犁在饶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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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是“荷花淀派”的开山人物，他的《荷花淀》、《芦花荡》等名篇，几乎无人不晓，但在先生晚年，他却非常肯定地说：“我最喜欢一篇题名《光荣》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孙犁后来提到这篇唯一“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写于饶阳县东张岗村。
1947年冬季的一天，北风呼啸，尘沙扑面，土改工作队冒着严寒，进驻饶阳县第一大村———东张岗。工作队员中有个高高瘦瘦的中年汉子，就是当时已享誉全国的作家孙犁。孙犁是个党性观念和自律意识很强的人。进村以后，为了迅速和农民打成一片，立即在集上找剃头师傅推掉留了几年的头发，又买了一双农村老汉常穿的那种蒲草编织的草鞋，加上一身家做的棉袄棉裤，一看就几乎是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汉了。孙犁长期在农村生活，又做过记者，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调查研究的经验也很丰富。他每到一家，见水缸不满就抢扁担，见生火做饭就拉风箱，见老人先致意问安，有小孩抱起来就逗。有时遇到开会或人多的场合，还会主动给人们来两口字正腔圆的京剧，很受人们欢迎。尤其那些农村妇女，都愿意跟他拉家常，摆闲话。因他没什么职务，人们见面都亲切地喊他“孙同志”。这样不到一个月，他和工作队一起很快摸清了情况，发动群众比较充分，在这个村很快打开局面，受到县里和上级表扬。此后，孙犁又被调到大官厅村去“掌握”土改工作。
大官厅和东张岗都是饶阳县的大村镇，也是有名的富村，有很多地主和财东。当时收缴的浮财既有金条银元、绫罗绸缎，也有奇珍古玩、珠宝玉器，同时还有些古版书籍、名人字画。就像孙犁后来在写到大官厅时所说：“仅丝棉绸缎、单夹皮棉、整匹绢纺，就堆满了五间大屋子，间间顶着房梁。”他进驻大官厅时，就睡在这所堆放浮财的房子里。守着这些值钱的东西，孙犁毫不动心，一尘不染。他一进村就在农民大会上讲过：“你们看，我来时是一条白粗布被子，一身黑粗布棉衣。你们看看，我带来这点家当，走的时候，多了一针一线，就是贪污了你们的果实。”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尽管组织不让回家，他也没带换替衣服，但却从没动过村里一件衣物。直到春暖季节，才获准回安平老家取衣裳，换下那身穿了整整一冬的棉袄棉裤。
孙犁是有名的书迷，见到好书就爱不释手。那天，到一家“扫地出门”的地主家检查，他见正房那满是尘土的方桌上，放着一部竹纸印的《金瓶梅》。孙犁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就站在那里拿着仔细地翻看了几页。最后，还是轻轻吹尽尘土，认真放回原处。多年后孙犁对这件事还不能忘怀，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有些惋惜地写道：“那时纪律很严，是不能随便动胜利果实的，现在想来，可能是明版书，贫农团也不知注意，一定糟蹋了(《芸斋梦余》)。”
那时，有个工作队员拿了村里一个拇指大的小石猴，拴在烟荷包上，结果却被地主大做文章，四处传言说这个石猴是家里的镇宅之宝，给土改工作造成了很坏影响，不得不把这位同志调走。这件事对孙犁触动很大，并据此写了一篇叫《石猴》的小说。他在文中说：“兴妖作怪的不是猴儿，是我们的敌人。老侯同志作风不好，叫人家借尸还魂，受点处分也不冤枉。”
孙犁在东张岗和大官厅工作了整整一年，结交了不少朋友，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他晚年的文章中，多次写到这两个村的情况和所能记起的人们。例如，在大官厅工作时，村里有座小学，每次贫农团的大会都在小学开，经常一开就是半夜，所以和老师们混得很熟。那位校长非常热情厚道，每逢集日改善伙食，总要请孙犁去一块儿解馋。所谓改善，无非就是馒头肉菜。一到开饭，校长总是喊一个名叫秀容的女教师给他盛菜。这个教师比学生大不了多少，总是甜甜脆脆地应答着，给孙犁捞一碗非常丰盛的肉菜，大大方方地端给他。孙犁对这位女教师印象很好，也十分感激。及至老年，遍查文集，却找不到有关记述的文字。直到1995年，他已八十多岁，已经很少写文章，一些名家或领导求文索序也都谢绝，但他却拖着病弱之躯，热情洋溢地写下了一篇《记秀容》，使我们记住了这位乡村女教师可爱的名字。
孙犁的天职是创作，所以无论何时都不会停下手中的笔。在东张岗，他写了《秋千》，在大官厅他写了《石猴》、《正月》、《女保营》。到1948年夏季，土改基本结束后，他又回东张岗住下来，集中写了《光荣》、《种菜的人》和《浇园》等多篇小说。那几个月里，他扎在屋里，几乎是足不出户，饭桌窗台即为书案，油灯经常亮到天明，有时写起来甚至连吃饭喝水都忘了。
在饶阳的这段日子，孙犁写了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也为创作长篇做了必要的准备，所以说这些日子是孙犁创作的黄金时期。直到晚年，他还念念不忘饶阳这块热土。
（转自2007年12月28日《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