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兰帝皇蜂姿修复精华:[原创]西溪夜话—学校管理杂谈“钱学森之问”问到了中国教育的痛处

    最近，除了北京大学实施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被炒得沸沸扬扬外，另一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就是“钱学森之问”，前者持正面肯定的少，负面否定的多，后者正面回答的少，认为回答不了或者认为是“伪命题”的也大有人在。其实，我到觉得，把这两个命题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看出当下的基础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还存在很大的问题。“钱学森之问”也问到了教育的痛处。
  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办学模式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来？这个问题，钱老自己其实是有答案的。钱老谈到他上个世纪30年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接受的教育时说，“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但是，反观我们的教育，走的却不是这样的路子。这再次说明，要办好教育，新中国已经走过的路子是行不通的。

  盲目模仿办教育是不行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将近代的教育制度否定了，又没有新的东西给我们，于是我们将目光投向了苏联。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还给我们送来了举世瞩目的教育大家，苏霍姆林斯基、别林斯基、赞可夫、克鲁普斯卡娅，哪个的名字都是相当当的，哪个的做法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正如毛泽东批评的“‘言必称希腊”一样，那个时候的中国教育是“言必称苏联”，从教育的基本原理到教材的编排体系，从教育的办学体制到教育的管理体制，从教学的基本方法到教学的基本步骤。虽然苏联的教育家是杰出的，虽然提出的观点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忘记了，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中国自己的路”。因此，苏联的做法在苏联可以大行其道，取得显著成效，但在中国“水土不服”，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应有的气象。
  附庸政治办教育是不行的。既然中国古代的封建教育是不行的，“苏修”的教育也是不行的，那么，中国的教育该走一条新路，探索的结果是走上了附庸政治办学教育的路。文革是从教育领域率先发起的。1966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提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教育革命以摧毁文革前十七年旧教育体制、旧教育思想、培养无产阶级新人为目的，以激进的手段和反文化的形式，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始终。首先表现为对现有教育体制的摧毁。1966年六月起，全国大、中、小学校陆续开始“停课闹革命”，正常的教学秩序中断，校园一度成为武斗的场所。校舍、教具、图书馆遭到破坏，教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批判、迫害。1967年十二月，工宣队进驻学校，工人阶级成为教育革命的领导力量；初高中毕业生走向农村，在校学生开始学工学农。自此，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被取消，全国高校停止招生六年之久。中国大学于1972年起恢复招生，但面向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不再是入学的主要标准，出身和政治表现成为首要条件。在新的体制下，意识形态的灌输取代了知识的传授，学校的中心任务是培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新人。1973年，辽宁考生张铁生因为在高校招生考试中交白卷而成为“反潮流英雄”，北京12岁的小学生黄帅也于74年成为“反师道尊严”的样板。教育革命中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又自闭于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使中国一度陷入严重的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文盲和半文盲有两千两百五十八万之多。
  急功近利办教育是不行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百废待兴，各方面都急需大量的人才，加上“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于是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一批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起来的重点中小学应运而生，虽然缓解了一时之困，但带来的不良后果到现在也没有消除，特别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恶果将很难消除。九十年代，为了使大学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和所谓的缓解“就业难”，实施的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进入新的世纪，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学生就业困难的加剧，导致了新一轮的片面追求升学率。所谓实施素质教育，所谓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谓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在升学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下，被从地方党政领导到学校校长，从中小学生到学生家长抛到了九霄云外。大学除了盲目扩招，就是“升格”，中专升专科，专科没两年又升本科，学院变大学，普通变重点。还有，就是在所谓的建一流大学的“旗帜”下新建楼堂馆所，添置硬件设备，楼房越修越豪华，设备越来越先进，但培养的人才越来越没有“市场”，写出的专著发表的论文越来越没有质量，申请的专利发明的成果越来越成为摆设。在中小学，除了升学还是升学，什么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思想艺术体育工作，都通通给升学让路；什么全面发展，什么综合素质，没有过硬的升学率，一切都是空谈。评价一个地方的教育，评价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评价一个老师的业绩，评价一个学生的将来，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能否升入高一级学校。
  纵观新中国六十年教育，虽然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现代化建设，为富强民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不能否认的，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我们也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改革与发展道路，怎么能够培养出杰出的人才？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集思广益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这一切都昭示教育的春天来了。北京大学实施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也许是其中的一个标示。不管有多少人反对这个制度，我还是坚持，不能把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与制度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个制度本身是好的，考虑执行中的问题是必要的，但我们没有必要否定这个制度。作为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小学教师，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从管理的每一个班级，担任的每一门课程做起，从面对的每一个学生做起。随着“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等适合中国国情和教育发展需要制度的出台和一一落实，离“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就会一步步靠近。
    我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