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容院肩颈专业知识:辛亥中的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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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中的保路运动
2011-10-04 01: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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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中的保路运动
稍稍了解辛亥历史的都知道,辛亥革命军兴,成败之关键不仅在湖北,也在四川,在川鄂两省同时爆发,却率先在四川演变成民变的保路运动,成了辛亥起义的导火索。
保的是什么路?
话说19世纪末,全世界都在大张旗鼓地兴修铁路:1871年的普法战争,普鲁士人依靠铁路调兵遣将,打败了优势的法军,奠定了德国统一的基础;美国、加拿大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让这两个巨大的、有大片未开发地区的国家,风驰电掣般驶入了近代。“要自强,修铁路”成为当时各国精英的共识,而辛丑义和团之役,热衷于破坏铁路的义和团惨败,两次沿着京津铁路线杀向北京城的八国联军,则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铁路至大,路权为尊,国之重柄,不轻与人,成为许多官绅、乃至东部普通民众的共识,在这种共识的推动下,国人开始由早先的轻视、惧怕铁路,视路权如敝帚,变成十分热衷于路权,开滦铁路的力争,京张铁路的自主兴建,和詹天佑的一举成名,都是这种渐渐觉醒路权意识的反映。
中国人意识到路权的重要,外国政府、金融资本又何尝意识不到?外国政府和官方金融资本迅速插手,从元气大伤、财力匮乏的清廷手中,拿走了众多铁路干线的建设和经营权。
在许多头脑开通的清廷官员看来,这不仅仅是肥水外流,更是主权丧失,而在那些拟议修铁路的地方,尤其四川、湖南、湖北等西部省份,当地绅民对铁路认识尚不足,有些人甚至不知铁路为何物,但一些旅日川鄂籍留学生却对路权大感兴趣,他们开始回乡散播舆论,称“国造民营可省费三成”,甚至在茶馆中宣扬,国人自造、民营铁路,可以避免风水破坏和“先人庐墓”被惊扰。这时候正是清廷开始改革图存,留学生被各地督抚当宝贝疯抢的当儿,不少留学生可以出入四川总督衙门,他们开始游说总督锡良,让他领衔建议,将川汉等铁路改为商办。
其实商办铁路,清廷自己也求之不得。早在1898年颁布的《矿务铁路章程》中,清廷就明确表示,矿务铁路的各种办理方法“总不如商办”;1903年12月,《铁路简明章程》颁布,规定各省官商只要获得批准,便可修筑经营铁路,捐资50万两以上,还可以获得官衔,更让各地官绅商办铁路的积极性大增。
川汉铁路西起成都,东至汉口,全长3000多公里,一旦修通,千年蜀道将天堑变通途,铁路本身的利润丰厚固不待言,由此带来的商业利益更加诱人,当时清廷已经批准这条铁路官办官修,但始终难以筹措到资金(仅四川部分
1905年,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绅商要求从美国人手中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最终湖广总督、新政改革的旗手张之洞用675万美元将路权赎回。“铁路国造”一开始就出现了杂音:张之洞和锡良都想“肥水不流外人田”,前者不许川汉铁路修入湖北境内,而后者也如法炮制,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川汉铁路一期由四川人修建,由四川万县至湖北宜昌,铁路修成25年后,湖北再“倍价收回”。
此后川汉、粤汉两地便分别搞起了“铁路国造”,但官办的模式很快就实施不下去:铁路公司形同衙门,冗员充斥,办事效率低下,各级官员又将经费当做“小金库”任意挪用,仅锡良一人就挪用了300万两,而铁路修建却动作迟缓,川汉线居然因为先从东修或先从西修扯皮几年,连最基本的勘线都没做,而早在1900年就动工的粤汉线,一开始即为官督商办,全长
迫于四川绅民压力,川汉铁路公司于1905年改为官商合办,又于1907年改为商办,提出将新旧筹资分为四种股份,即“认购之股”(各方主动购买的新股票)、“抽租之股”(即将“田亩加赋”方法保留,只是由捐税改为股权)、“官本之股”(地方财政拨款)和“公利之股”(发行专门基金、彩票等筹资入股),这样一来,整个四川几千万人,大多数成了这条铁路的股东。
然而商办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弊端:公司经营权操纵在官僚和买办手中,他们利用“主权”的幌子大开“利源”,如负责粤汉铁路征地的王先谦不仅借机圈占沿线土地,更挤占干股,坐收渔利。到了1909年,矛盾变得十分突出:粤汉铁路计划筹资6000万银元,实际只筹措到1600万,其中831万为发行股票筹得,其余都是抽捐、摊牌、拨款,仅仅修完长沙-株洲线就花掉近1000万元,贪污、浪费之巨可想而知;川汉线的问题更严重:计划筹资5000万两,到了1909年只筹集到700多万两,加上此前的拨款、抽捐不足千万(1910年为1200万两),其中还有200多万被各级官、绅管理者层层贪污,而铁路进展又如何呢?直到1908年11月,在詹天佑主持下,方进行了宜万线勘线,确定先修湖北境内宜昌-秭归段,全长
事实上当时全国的“铁路商办”都遇到困难:根据1909年邮传部查勘各地自办铁路实况的报表,川汉、西潼、洛潼、江西、安徽合计估算资金应为7200万两,而实际到位仅1310万两,仅占应集资金的16.6%。这些铁路估算里程3420里,实际建成仅89里占2.6%,且筹措到的资金也主要为租股、土药股、盐茶股,真正民间主动认购的很少。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中枢通过据称多达15次的调查认定,中国民间资本匮乏,商办铁路不合时宜,资金、技术均不符合要求,且“缺乏统筹”,效率低下,以川汉线为例,如果照当时的进展速度,修完这段铁路要约100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前款不敷逐年路工之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之用,款尽路绝,民穷财困”,最终大家倒霉。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就是将路权国有化,由政府出面向外国银行团融资,并统一协调铁路建设。
然而这一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各省股东的抵制。在他们看来,自己在原始积累阶段甘冒风险投入资金,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源”,如今政府、洋人来“摘桃子”,是与民争利。为捍卫自己利益,他们打出“捍卫主权”的堂皇旗号,并利用当时清廷立宪所成立的咨议局,调集民意予以抗衡。
平心而论,从纸面上,清廷的国有化政策是正确的,但各省股东的疑虑也不无道理:清廷官办工商业衙门化、买办化严重,收归国有非但不可能抑制贪污、浪费和低效,甚至可能雪上加霜,事实上若非“官办”此路不通,当初根本就不会有所谓“商办”,各地股东的抵触除了保护自身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清廷机制的严重不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依靠自己的声望,暂时排除干扰,在
问题最严重的川汉线不归张之洞管辖,缺乏口碑的地方官更难推动铁路国有化进程。1909年,他们不得不找了个“理财专家”出任川汉铁路公司总收支,来改善财政情况,这位大管家名叫施典章,四川泸州人,曾任广州知府,是个头脑灵活、见过世面的新派官僚。此人上任伊始,便提出一条妙计:从现存经费中拿出350万两进行证券投资,再用赢利建设铁路。
橡胶惹出大祸端
施典章看中的,是当时一本万利的橡胶股票投资。
此时汽车产业蓬勃发展,橡胶需求量大增,一些英国籍商人开始在东南亚种植橡胶,并在上海推销伦敦发行的橡胶股票。自1908年至1910年6月,最疯狂的橡胶股涨到原先股价的18倍,上海滩钱庄、票号几近疯狂,嗅觉灵敏的施典章也找到这笔财路,把大量公款扔了进去。当然,他不仅直接买橡胶股,还向钱庄放贷,自己则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1910年夏,“橡胶泡沫”开始破灭,原先涨到近2000两/股的橡胶股跌到只剩个零头,卷入其中的中国钱庄、票号纷纷破产,上海当地政府存放在票号中的官银,投入救市的资金,也都打了水漂,川汉线的财政窟窿再也堵不住了:不但橡胶股票投资泡汤,那些扔进钱庄的高利贷资本,也因钱庄倒闭而打了水漂。
“橡胶股灾”令在事件中负有责任的交通银行创始人李经楚、铁路局长梁士诒下台,1911年,主张激进国有化的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获得全国铁路的操盘权。出于“橡胶股灾”后的财政压力、整顿路权的现实需要,也出于进一步打击政敌、借机谋取买办私利的考虑,
宣统三年春,盛宣怀向摄政王载沣提出,铁路商办是清谈误国,照此办理再过30年也修不成铁路,当务之急是将铁路收归国有,再由政府出面与列强协商,争取好的借款、管理条件,避免主权过分流失,争取铁路早日投入使用。几乎与此同时,给事中石长信提出“干线官办,支线商办”一说,指责张之洞当年赎回路权是导致粤汉铁路迟迟不能通车的关键,主张由官方收回干线铁路,重新找外国政府、财团融资、合作。
这个说辞非常合乎载沣的脾胃:贬斥汉族督抚,利权收归满人和皇族为主的中枢,又可“多快好省”地建设铁路,他即刻批示“不为无见”,交给邮传部讨论。邮传部的老大正是盛宣怀,讨论的结果不问可知——石长信上书是在
表面上看,这个协议条款较为优厚:建成铁路后的管理权仍归中方,人事权由中方牵头,施工、还款等方面的条款也似合理。但该协议有许多致命的、原则性的错误。
首先,当时几条铁路的路权尚在商股手中,国有化并未启动,清廷实际上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出去出售;其次,《铁路干路国有定策》只谈原则,却把国有化细则交给盛宣怀操纵,后者出于政治倾轧和买办私欲,对两湖、广东和四川提出了不同的国有化方案。
湖北、湖南由于张之洞管理得宜,资金损失不大,盛宣怀提出用“国家保利股票”1:1按原股面值置换;广东亏损较多,他提出60%保利股票+40%无利股票的置换方案;四川因资金亏损中有300万系“橡胶股灾”亏空,盛宣怀认为不应“慷国家之慨”,决定不予承担。
表面上看盛宣怀义正词严,但实际上却大有问题:施典章并非民间股东聘请,而是官方“空降”的朝廷命官,川汉铁路的股权虽然以商民为主,经营管理却一直把持在官方手中,让民间全部承担亏损,而负有更大责任的官方却无需任何担当,理难服众;盛宣怀1月就任,半年功夫便强推国有化,且以近乎“强买强卖”的手段逼迫绅民无利、亏损让股,很难不给人以国家与民争利、经办人假公济私的强烈印象(尤其盛宣怀本人还是个买办);此时清廷正是皇族、满族少壮派得势,向汉族督抚发动清算的时期,盛宣怀依附载沣,露骨地对张之洞、袁世凯等汉族官僚的成算开刀,在铁路发展战略上处处反其道而行之,更给人以政治投机的感觉;具体操办中,盛宣怀徇私舞弊,上下其手,将襄阳几百里铁路列入“支路”允许商办,却把邻近的夔府铁路列为“干路”收归国有,难以服众。不仅如此,只谈“国有化”,却不谈是否继续“田亩加赋”,以及已经收取的“田亩加赋”是否偿还,这等于是赤裸裸侵夺最基层农民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盛宣怀的借款协议所规定“3年修成”的铁路,仅宜万线的
保路运动:从保皇到革命
最早发动保路运动的并不是四川,而是湖南。
原来此时川边出事,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正带兵在外镇压,总督职权由布政使王人文护理。王在
蒲殿俊和罗纶都是“体制内人物”,并无反清意识,他们提出的“和平保路”,包括集会、示威游行、血书、演说、罢市、罢课、抗税、传单,为争取市民、贫民持续抗争,壮大自己声势,他们组织慈善会、施济局,向贫民发放救济和补贴,据说成都1/10的人都领取了他们的救济。为确保抗争秩序,避免清廷镇压,他们在市中心搭建光绪“圣位牌”,并摘录光绪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句,作为抗争的护身符,这种圣位牌迅速被各家各户所沿用,造成巨大声势和压力。
王人文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他不顾载沣、盛宣怀申斥,上疏条陈,弹劾盛宣怀,支持蒲殿俊等人的主张。
然而清廷看到的却是另一个危机:不是政府威信的破产,而是“犯上作乱”的先例不能开。
不到10天,保路同志会的会员就从最初的2400膨胀到10万,遍布全川142个州县,
“破约保路”的口号传遍全国,抗争者表现出极强的组织力、号召力,而这是清廷所最恐惧的,载沣认为,民气越嚣张,政府越不能示弱,否则“更难措手”。7月底,清廷解除王人文职务,命令赵尔丰回成都。
事实上此时保路同志会中也已躁动不安:在“建制派”中,蒲殿俊较为温和,而罗纶则已倾向激进,主张借助民气,倒逼朝廷;四川不仅是袍哥势力强盛的地方,更有许多革命党人潜伏活动,他们不约而同看到了此次运动的潜力,开始渗透入同志会,并迅速在成都以外的分会中扩大影响。
恰在此时,赵尔丰又帮了清廷一个倒忙:尽管他本人意识到不应一味镇压,但在朝廷严旨下却不敢据理力争,他与盛宣怀和湖广总督端方密商,决定先诱捕同志会首要,然后武力弹压,一举奏功。
成都血案让四川保路绅民对清廷深感寒心,从此摒弃了“圣位牌”,变保清为反清。不仅如此,不论温和派的蒲殿俊,还是激进派的罗纶,当时都没有推翻满清的意愿,他们的威信也尚能制约外地袍哥、同盟会“借鸡生蛋”,利用同志会组织起义的努力,如今成都保路同志会被封,蒲殿俊等温和派领袖被抓,外地本就有反清倾向的袍哥、同盟会再无约束,遂利用汹涌激愤的民意起事。
“保路同志军”早在等待这一良机,
袍哥本就在四川全境基础深厚,网络遍布,此时他们用木板涂上桐油,写上起义公告顺流放下,沿河沿江的袍哥会众捞到木板后群起响应,起义烽火2天内遍及成都周边十几个州县,这就是著名的“水电报”。
保路同志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之对阵的新军下级军官中多有同盟会众,无意弹压,而巡防营又被袍哥渗透,大批哗变,成都迅速被围困。
清廷大惊,
端方是满洲贵族中的改革派,同样主张怀柔,但载沣等人依旧不听,严令端方率领精锐的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主力入川镇压。9月中旬,端方取道宜昌,进入四川。
湖北新军原本有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端方入川一下抽调了1/3,武昌登时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在
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就这样以一个令最初发起者,以及与他们针锋相对的载沣、盛宣怀等清吏瞠目结舌的结局而载入史册:捧着光绪皇帝圣位请愿的保路同志们,最终亲手埋葬了他们一开始一心要依赖、保护的“我大清”,而各方不惜代价争了多年的路权,在政权更迭后却似乎被所有人遗忘,此后几十年间,四川也没能修成多少铁路。
至于始作俑者盛宣怀,在用两条铁路激变四川、湖北,拉开清朝葬礼序幕后,又捧出袁世凯,为清廷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根钉子。由于千夫所指,他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从汉口登上德国商船仓皇逃亡日本,可清廷自己还能“永”多久呢?1年后他返回上海,重新回归买办商人的本色,并在1916年病逝,比他在无心中一手弄垮的清廷,好歹多活了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