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肝炎病毒感染:大小凉山之彝族奴隶社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3 01:35:37
李绍明口述 王林录音 原载《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4期
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研究是建国初期全国的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也是一次重大的学术活动，面涉及很广，影响也很深，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的历史背景
２００１年全国的彝族有776万人，四川的彝族有189万人。四川彝族主要聚居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川南的乐山和宜宾地区也有一些。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四川彝族人口没有这么多，大概接近一百万人。
现在的凉山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而以前没有行政区划的概念，“凉山”只是一个地方的概念。当时的凉山分为“大凉山”和 “小凉山”。大凉山指现在以凉山州为中心的地带。大凉山的东边是小凉山属乐山地区，小凉山有四个县，即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简称“雷、马、屏、峨”，这一片地方叫“小凉山”，是四川的小凉山。大凉山的西边，在云南境内还有三个县：华坪、永胜、宁蒗，这三个县也主要居住的是彝族，叫做“云南小凉山”。所以凉山包括了四川的大凉山和小凉山，以及云南的小凉山。这是一个习惯的称谓，并不是说大凉山就大，小凉山就小。有一个谚语，说是“大凉山山小，小凉山山大”，意思是大凉山的山脉比较舒缓，其中还有一些山间盆地，相反小凉山的山脉很陡峭。这一地区的社会制度与全国其它地方的社会制度不同，是奴隶制社会。
对凉山社会制度的研究从新中国建立以前就开始了，中国和外国有不少人研究凉山。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里的社会制度太特殊了，世界少有。用现在的行政区划的概念来看，凉山奴隶制的区域包括现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乐山市的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雷波已经划给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的宁蒗彝族自治县、华坪县和永胜县。这个行政区划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最初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只包括从西昌地区划出来的几个县，后来经过西昌地区与凉山州合并，成立了一个大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渡口市（今攀枝花市）成立时又将西昌地区的米易和盐边两县划归了攀枝花，所以凉山从地理概念和行政区划的概念来讲是不同的。
这一地区以前有两个特点：第一，除了交通沿线比较通畅外，其他地区的交通都不畅，外人无法进入。交通沿线一般是汉人的聚居地区，比如安宁河谷以前的乐西（乐山―西昌）公路沿线，也就是现在的成昆铁路沿线。西昌还有一条西祥（四川西昌―云南祥云）公路，这两条路加起来叫川滇西路。除这条线比较通畅而外，其他的都不通畅。其实乐西公路也不是很畅通，因为彝族的聚居区就在通道的旁边，而且相距很近，彝族奴隶主时常阻道。这就是解放前所谓的“夷务问题”。第二，彝族的腹心地区汉人进不去，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军队、官吏都进不去。因此外国人取了一个名字叫“独立倮倮”。“倮倮”是解放前对彝族人的称呼。
所谓“独立”，并不是说独立于中国之外，而是指这个地方中央政府的势力和地方政府的势力都达不到。解放前说的“夷人滋事”，就是指奴隶主抢夺掳掠行人的钱财以及人身，把人也作为财物来抢。只有奴隶社会才有这种抢人习惯，这是“夷务问题”的实质。当然这应由彝族奴隶主负责，其下层百姓参加，是在奴隶主的胁迫下抢人。从明代到清代的几百年间“夷人滋事”是经常的，不仅是汉人，周围的其他民族如苗人、傈僳人、藏人都深受其害。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凉山从明代开始就很有名，叫“巴布凉山”。“巴布”是个地名，现在写作“巴普”，朝廷通常对巴布凉山都谈虎色变，明清王朝都采取围堵的办法，在驿道的沿线设立了营、汛、塘、堡这些机构，加以防止。在明代和清初叶都起过作用，但是到明末和清末中央王朝势力衰落的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尤其是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封建王朝内忧外患，军队抽去对付外敌，内部人民起义不断，也要弹压。再加上驻军本身的腐朽，拿军队的枪弹去换彝人的鸦片，助长了彝族奴隶制的发展。到了清朝末期咸丰以后，这个地方简直不可收拾。所以凉山之有名，就是因为它是奴隶制社会。
由于汉人一进去就出不来，所以关于凉山彝族奴隶制一直没有很详细的记载。最早对凉山奴隶制感兴趣的是外国人，派了一些探险家进去探险，其中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军官，主要是法国人和英国人。探险也是一种研究。1890年法国奥尔良亲王率领一帮人深入大凉山腹地探险。1906年法国有一个军官叫多隆（Dollone），带了一个考察队在凉山地区考查，写的书这几年我国才翻译过来。宣统时英国有一个叫巴尔克的胆子大，带了一两个人进入到了凉山的核心地带牛牛坝（位于现在的美姑县），进去以后被彝人杀死了，牵动了外交，这是清末有名的“巴尔克事件”。清朝政府派四川总督派兵两路围剿牛牛坝，一路从西昌进去，一路从雷波进去。进去以后彝族就退到深山里找不到，清军也就出来了，说是打赢了。这一事件导致在1910年（宣统二年）在大凉山腹心区建立昭觉县。
“昭觉”就是昭之觉醒的意思。昭觉县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县府又撤出来了，在里面只有一年的时间，修了一圈城墙，一个县衙门，还撰修了一部县志，但整个凉山的情况依然故我。
“巴尔克事件”后来说成是凉山人民的反帝事件，我在牛牛坝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了解到这个事件的真相。巴尔克到了牛牛坝以后，有两个黑彝奴隶主谈论说，这个人不象我们的人，鼻子高，眼睛蓝，问他是哪里人？他带有两个翻译，他说英语，一个翻译译成汉语，另一个再译成彝语。他回答说，我从英国来。彝族人没有英国这个概念，翻译就译成“从很远很远的天那边来的”，再转译一遍就成了“从天上来的”。一个彝族头人说，这家伙说他从天上来的，他是和我们不大一样。另一个头人打赌说，他说他是天上来的，你敢不敢把他杀了？这个头人说，我就敢把他杀了。拔出刀来从巴尔克的头上砍下去，这一刀没把他砍死，巴尔克有枪，给了这个头人一枪，也没有打死。头人旁边的侍从们涌上来几刀就把他砍死，并把随行的人全部杀死了。“巴尔克事件”以后，外国人也不敢进去了。
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那时候军阀混战,更没有人管这些事情。但有些“娃子”（奴隶）开始往外逃，出来后诉说奴隶制的压迫，在西昌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用笔名写了一本《倮区汉奴吁天录》，仿照《汤姆叔叔的小屋》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又叫《黑奴吁天录》，是写黑人奴隶的。这本书在民国初年的影响很大，是铅印的。这本书也引起当时政府的注意，比如当时的地方政府派了一些人到雷、马、屏、峨和大凉山去调查，但是深入不进去。这件事情除了引起政府和民众的关注之外，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
中国学者最早进入这个地区的是丁文江，他是一个地质学家，1914年在今凉山州会理、会东一带作地质调查，也涉及彝族人文的研究，但未深入；其次便是杨成志，他是很有名望的一个民族学家，后来做过很多大学的教授，1928年他从云南进入凉山进行调查；１９３４年常隆庆从雷波进入大凉山，他也是一个地质学家，攀枝花铁矿的发现者，他也作过一些人文调查；１９３７年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马长寿进去调查；1938年徐益棠到小凉山进行调查；1939年柯象峰、梁瓯弟分别到凉山调查；1941年庄学本《西康彝族考察报告》出版，江应木梁到大小凉山调查；1943年林耀华调查凉山的彝族；1944年马学良到云南调查彝族的语言文化；1948年胡庆钧去凉山调查；1951年赵卫邦到凉山调查。
当时这些学者是冒着生命危险和当娃子的危险进去的。当时要花钱请保头，这笔钱保头得一部分，另一部分用来买通当地的彝族头人。这些学者们进去调查以后回来都写了书、报告和文章。通过这些学者的调查，凉山的情况逐渐为人所知。这些调查的结果说明凉山的社会制度确实同外地不一样，是一种很特殊的制度，是奴隶制度，这在解放以前已是很普遍的看法。
至今一些小报经常登载的当时的轶事很能说明其社会制度的特殊。抗战时期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飞越驼峰，有几架飞机在凉山失事，美国飞行员跳伞后被当地彝民抓住了。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好，从地上来的也好，我抓住就是我的钱财。彝族头人认为是天公送下来的娃子，第一件事就是把飞行员的鞋脱了，强迫他做苦工。由于是盟军的飞行员，国民政府就通过汉源的地方军阀羊仁安来寻找。先打听飞行员在哪个家支手里，然后拿银子去赎，谈价钱，赎一般的人如果是5坨银子，赎美国飞行员就给10坨银子，因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比较珍贵。赎出来飞行员就住在富林。现在这个飞行员和当年进去赎他的人的后裔们还见过面，共叙中美之间的友谊。这件事情小报登得很多，说明了当时的奴隶社会性质。
有了学者们的调查，解放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否就按照他们这些调查结果去做？也不是。因为这些学者们所走的范围毕竟有限，是否整个凉山都是这样的？并没有把握。大家都承认凉山是奴隶制度，但奴隶制所占的比重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奴隶社会？没有人说得清楚。解放以后对凉山社会制度的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既是社会改革的需要，也是学术上的需要，但主要是社会改革的需要，因为这涉及到新政府对凉山彝区的施政问题。这是研究凉山奴隶制的背景。
二、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研究过程
1950年国家派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大凉山去访问，第一个任务是改善民族关系，宣传民族政策；第二个任务就是了解当地的情况。解放以后工作队可以进去了，但也是逐步进去的，这个过程拉得很长。有些腹心地区到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４年才解放，才允许人民政府派人进去。
四川的小凉山地区由川南行署派川南民族访问团去访问。四川当时分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四个行政区，小凉山的雷、马、屏、峨属于川南行署管辖。大凉山当时不属于四川，属于西康省。当时到西康的是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团的任务之一就是调查这里到底是属于什么社会性质。中央民族访问团当时有两名有名的学者，都是中国科学院的副研究员，一个是胡庆钧，做彝族社会调查，这位老先生现在还健在；一个是陈士林，主要是做彝族的语言调查，后来他创造了彝族的新彝文。
我于１９５２年到凉山，川南访问团需要调查雷马屏峨的彝族社会情况，我就被派到峨边去调查。峨边总的属于彝族边缘地区，但也有腹心地区。我调查了一个月以后，觉得这个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奴隶制，这是肯定的，但大部分边缘地区已经封建化。当时没有可能进到腹心地区，比如峨边有一个腹心地区叫西河，还没有解放，工作队也进不去。我附带讲一个我经历过的笑话。1952年我们到峨边去调查的时候，一起有两个女同志，那时候都很年轻，女同志比我大一点，也不过20岁左右。一个奴隶主看上了我们这两个女同志，想拿银子来买。他的观念就是人是可以像东西一样买卖的。我们说，我们是政府派来的，人怎么能卖给你？我们又和这奴隶主开个玩笑，问他出什么价钱？他说胖一点的多些，50锭银子，瘦一点的少些，40锭银子。在那里买卖人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买卖奴隶小孩子几锭银子就行了。既然奴隶可以买卖，奴隶主对奴隶也可以任意处置。
到1955年，凉山社会性质的情况比较清楚了，民族关系也疏通了，自治州、县也建立了，凉山社会改革的条件比较成熟了。1955年12月，四川省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从1956年开始在凉山进行民主改革试点。当时是把凉山作为奴隶社会进行改革的，制定了民主改革条例，这也是经过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就是说这个改革和汉区的土地改革不同，关键是要解放奴隶的人身，不仅仅是土地的改革。土地是一种生产资料，要进行改革；更主要的是废除人身占有的改革，这一点是根据凉山的特殊情况制定的。对于阶级成份的划分也不一样，不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而是奴隶主、劳动者、半奴隶、奴隶。
“半奴隶”是指安了家的奴隶，其情况比单身奴隶好一点，有一点财产。这个称谓不太科学，当时为了对奴隶进一步细分所致，其实就分为“单身奴隶”和“安家奴隶”就比较恰当。按照当时的政策，占有土地和占有3个以上单身奴隶或3户以上安家奴隶就划为奴隶主；劳动者基本上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占有奴隶，也不被剥削；安了家的奴隶称为半奴隶；奴隶就是单身奴隶。这4个阶层基本和凉山原有的4个阶层是一致的，第一个阶层彝语叫“色坡”，意思是 “主子”，指黑彝奴隶主；第二个阶层叫 “曲诺”，指广大的百姓，也叫 “白彝”；第三个阶层叫“阿家”，指安家娃子；第四个阶层叫 “嘎西嘎诺”， “嘎西”的意思是锅庄,“嘎诺”的意思是围着锅庄转的手脚，指锅庄娃子，也就是家庭奴隶，这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这种划分现在看起来还是符合实际的。
1956年改革试点之初四川藏彝地区就发生了叛乱，不仅是彝族地区，还包括康巴地区。在藏区是农奴主的叛乱，凉山是奴隶主的叛乱，反对改革。因为改革把他们的土地分了，把娃子解放了，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虽然改革的条件很宽松，采取的是赎买政策，保留他们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不挖底财，政治上进行安排。这同汉区还不一样，汉区的地主是扫地出门，是敌对分子。这里是按当时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奴隶主还享有正当的公民权。这是以缓和的方式进行改革。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叛乱，原因还是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既然发生了奴隶主的叛乱，所以当时是一边改革一边平息叛乱，但是效果不大。中央在1956年7月召开了一次关于藏彝地区改革的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周总理主持，毛主席一直参加，规格很高。会议检讨了这一段改革平叛的问题，毛主席作了结论。后来我们听了关于周总理对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其中有这样的话：不要太急，诸葛亮可以对孟获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不能十擒十纵、百擒百纵呢？
当时一方面有粟裕大将坐镇凉山平息叛乱。另一方面于１９５７年初派出中央慰问团，下面有几个分团分别到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还有一个分团到云南的小凉山。慰问的目的主要是做政治争取工作，我在这时也参加了中央慰问团在凉山州的工作。
我从1952年进入川南访问团接触这个问题，写了一些调查报告；1956我到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先做学术秘书。1956―1957年做社会性质的调查研究，1958―1959年做历史调查研究，彝族奴隶制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也做彝族史的研究，后来写出《彝族简史》。当时强调集体著书、集体编著。我是主撰人之一，1959年以后，我到了羌族组，搞羌族调查研究。以后又做藏族的调查研究。
1965年中国科学院决定要编少数民族三种社会形态的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中国少数民族的农奴制、中国少数民族的奴隶制。有些民族保留着原始社会残余。有几个民族是农奴制，如西藏的藏族、新疆的某些维吾尔族、云南的傣族。奴隶制就在凉山这一百万人口的地区，是最典型的，其他一些地区只是一点残余，如傈僳族。所以当时就确定凉山为一本。原来这本书的计划很大，准备搞成几十万字的学术专著。但编成以后到北京去汇报，邓力群说，你们的书是“科学大厦的奠基石”，不要超过20万字，让大家都看。写成一本比较通俗的学术专著，但也要说清楚理论和观点。根据这个意见又对书稿进行重新整理。书稿很难压缩，我们几人在昆明住了两个月，后来我在北京又住了一个月，才将书稿压缩成现在的样子。书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书以后书名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这已经到1982年了。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书，就是要进一步从事实上、理论上把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性质阐述清楚。
〔口述者简介〕李绍明，四川省人大常委、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学术顾问、四川省彝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整理者简介〕王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副编审。
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研究是建国初期全国的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也是一次重大的学术活动，面涉及很广，影响也很深，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的历史背景
２００１年全国的彝族有776万人，四川的彝族有189万人。四川彝族主要聚居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川南的乐山和宜宾地区也有一些。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四川彝族人口没有这么多，大概接近一百万人。
现在的凉山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而以前没有行政区划的概念，“凉山”只是一个地方的概念。当时的凉山分为“大凉山”和 “小凉山”。大凉山指现在以凉山州为中心的地带。大凉山的东边是小凉山属乐山地区，小凉山有四个县，即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简称“雷、马、屏、峨”，这一片地方叫“小凉山”，是四川的小凉山。大凉山的西边，在云南境内还有三个县：华坪、永胜、宁蒗，这三个县也主要居住的是彝族，叫做“云南小凉山”。所以凉山包括了四川的大凉山和小凉山，以及云南的小凉山。这是一个习惯的称谓，并不是说大凉山就大，小凉山就小。有一个谚语，说是“大凉山山小，小凉山山大”，意思是大凉山的山脉比较舒缓，其中还有一些山间盆地，相反小凉山的山脉很陡峭。这一地区的社会制度与全国其它地方的社会制度不同，是奴隶制社会。
对凉山社会制度的研究从新中国建立以前就开始了，中国和外国有不少人研究凉山。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里的社会制度太特殊了，世界少有。用现在的行政区划的概念来看，凉山奴隶制的区域包括现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乐山市的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雷波已经划给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的宁蒗彝族自治县、华坪县和永胜县。这个行政区划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最初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只包括从西昌地区划出来的几个县，后来经过西昌地区与凉山州合并，成立了一个大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渡口市（今攀枝花市）成立时又将西昌地区的米易和盐边两县划归了攀枝花，所以凉山从地理概念和行政区划的概念来讲是不同的。
这一地区以前有两个特点：第一，除了交通沿线比较通畅外，其他地区的交通都不畅，外人无法进入。交通沿线一般是汉人的聚居地区，比如安宁河谷以前的乐西（乐山―西昌）公路沿线，也就是现在的成昆铁路沿线。西昌还有一条西祥（四川西昌―云南祥云）公路，这两条路加起来叫川滇西路。除这条线比较通畅而外，其他的都不通畅。其实乐西公路也不是很畅通，因为彝族的聚居区就在通道的旁边，而且相距很近，彝族奴隶主时常阻道。这就是解放前所谓的“夷务问题”。第二，彝族的腹心地区汉人进不去，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军队、官吏都进不去。因此外国人取了一个名字叫“独立倮倮”。“倮倮”是解放前对彝族人的称呼。
所谓“独立”，并不是说独立于中国之外，而是指这个地方中央政府的势力和地方政府的势力都达不到。解放前说的“夷人滋事”，就是指奴隶主抢夺掳掠行人的钱财以及人身，把人也作为财物来抢。只有奴隶社会才有这种抢人习惯，这是“夷务问题”的实质。当然这应由彝族奴隶主负责，其下层百姓参加，是在奴隶主的胁迫下抢人。从明代到清代的几百年间“夷人滋事”是经常的，不仅是汉人，周围的其他民族如苗人、傈僳人、藏人都深受其害。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凉山从明代开始就很有名，叫“巴布凉山”。“巴布”是个地名，现在写作“巴普”，朝廷通常对巴布凉山都谈虎色变，明清王朝都采取围堵的办法，在驿道的沿线设立了营、汛、塘、堡这些机构，加以防止。在明代和清初叶都起过作用，但是到明末和清末中央王朝势力衰落的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尤其是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封建王朝内忧外患，军队抽去对付外敌，内部人民起义不断，也要弹压。再加上驻军本身的腐朽，拿军队的枪弹去换彝人的鸦片，助长了彝族奴隶制的发展。到了清朝末期咸丰以后，这个地方简直不可收拾。所以凉山之有名，就是因为它是奴隶制社会。
由于汉人一进去就出不来，所以关于凉山彝族奴隶制一直没有很详细的记载。最早对凉山奴隶制感兴趣的是外国人，派了一些探险家进去探险，其中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军官，主要是法国人和英国人。探险也是一种研究。1890年法国奥尔良亲王率领一帮人深入大凉山腹地探险。1906年法国有一个军官叫多隆（Dollone），带了一个考察队在凉山地区考查，写的书这几年我国才翻译过来。宣统时英国有一个叫巴尔克的胆子大，带了一两个人进入到了凉山的核心地带牛牛坝（位于现在的美姑县），进去以后被彝人杀死了，牵动了外交，这是清末有名的“巴尔克事件”。清朝政府派四川总督派兵两路围剿牛牛坝，一路从西昌进去，一路从雷波进去。进去以后彝族就退到深山里找不到，清军也就出来了，说是打赢了。这一事件导致在1910年（宣统二年）在大凉山腹心区建立昭觉县。
“昭觉”就是昭之觉醒的意思。昭觉县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县府又撤出来了，在里面只有一年的时间，修了一圈城墙，一个县衙门，还撰修了一部县志，但整个凉山的情况依然故我。
“巴尔克事件”后来说成是凉山人民的反帝事件，我在牛牛坝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了解到这个事件的真相。巴尔克到了牛牛坝以后，有两个黑彝奴隶主谈论说，这个人不象我们的人，鼻子高，眼睛蓝，问他是哪里人？他带有两个翻译，他说英语，一个翻译译成汉语，另一个再译成彝语。他回答说，我从英国来。彝族人没有英国这个概念，翻译就译成“从很远很远的天那边来的”，再转译一遍就成了“从天上来的”。一个彝族头人说，这家伙说他从天上来的，他是和我们不大一样。另一个头人打赌说，他说他是天上来的，你敢不敢把他杀了？这个头人说，我就敢把他杀了。拔出刀来从巴尔克的头上砍下去，这一刀没把他砍死，巴尔克有枪，给了这个头人一枪，也没有打死。头人旁边的侍从们涌上来几刀就把他砍死，并把随行的人全部杀死了。“巴尔克事件”以后，外国人也不敢进去了。
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那时候军阀混战,更没有人管这些事情。但有些“娃子”（奴隶）开始往外逃，出来后诉说奴隶制的压迫，在西昌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用笔名写了一本《倮区汉奴吁天录》，仿照《汤姆叔叔的小屋》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又叫《黑奴吁天录》，是写黑人奴隶的。这本书在民国初年的影响很大，是铅印的。这本书也引起当时政府的注意，比如当时的地方政府派了一些人到雷、马、屏、峨和大凉山去调查，但是深入不进去。这件事情除了引起政府和民众的关注之外，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
中国学者最早进入这个地区的是丁文江，他是一个地质学家，1914年在今凉山州会理、会东一带作地质调查，也涉及彝族人文的研究，但未深入；其次便是杨成志，他是很有名望的一个民族学家，后来做过很多大学的教授，1928年他从云南进入凉山进行调查；１９３４年常隆庆从雷波进入大凉山，他也是一个地质学家，攀枝花铁矿的发现者，他也作过一些人文调查；１９３７年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马长寿进去调查；1938年徐益棠到小凉山进行调查；1939年柯象峰、梁瓯弟分别到凉山调查；1941年庄学本《西康彝族考察报告》出版，江应木梁到大小凉山调查；1943年林耀华调查凉山的彝族；1944年马学良到云南调查彝族的语言文化；1948年胡庆钧去凉山调查；1951年赵卫邦到凉山调查。
当时这些学者是冒着生命危险和当娃子的危险进去的。当时要花钱请保头，这笔钱保头得一部分，另一部分用来买通当地的彝族头人。这些学者们进去调查以后回来都写了书、报告和文章。通过这些学者的调查，凉山的情况逐渐为人所知。这些调查的结果说明凉山的社会制度确实同外地不一样，是一种很特殊的制度，是奴隶制度，这在解放以前已是很普遍的看法。
至今一些小报经常登载的当时的轶事很能说明其社会制度的特殊。抗战时期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飞越驼峰，有几架飞机在凉山失事，美国飞行员跳伞后被当地彝民抓住了。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好，从地上来的也好，我抓住就是我的钱财。彝族头人认为是天公送下来的娃子，第一件事就是把飞行员的鞋脱了，强迫他做苦工。由于是盟军的飞行员，国民政府就通过汉源的地方军阀羊仁安来寻找。先打听飞行员在哪个家支手里，然后拿银子去赎，谈价钱，赎一般的人如果是5坨银子，赎美国飞行员就给10坨银子，因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比较珍贵。赎出来飞行员就住在富林。现在这个飞行员和当年进去赎他的人的后裔们还见过面，共叙中美之间的友谊。这件事情小报登得很多，说明了当时的奴隶社会性质。
有了学者们的调查，解放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否就按照他们这些调查结果去做？也不是。因为这些学者们所走的范围毕竟有限，是否整个凉山都是这样的？并没有把握。大家都承认凉山是奴隶制度，但奴隶制所占的比重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奴隶社会？没有人说得清楚。解放以后对凉山社会制度的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既是社会改革的需要，也是学术上的需要，但主要是社会改革的需要，因为这涉及到新政府对凉山彝区的施政问题。这是研究凉山奴隶制的背景。
二、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研究过程
1950年国家派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大凉山去访问，第一个任务是改善民族关系，宣传民族政策；第二个任务就是了解当地的情况。解放以后工作队可以进去了，但也是逐步进去的，这个过程拉得很长。有些腹心地区到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４年才解放，才允许人民政府派人进去。
四川的小凉山地区由川南行署派川南民族访问团去访问。四川当时分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四个行政区，小凉山的雷、马、屏、峨属于川南行署管辖。大凉山当时不属于四川，属于西康省。当时到西康的是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团的任务之一就是调查这里到底是属于什么社会性质。中央民族访问团当时有两名有名的学者，都是中国科学院的副研究员，一个是胡庆钧，做彝族社会调查，这位老先生现在还健在；一个是陈士林，主要是做彝族的语言调查，后来他创造了彝族的新彝文。
我于１９５２年到凉山，川南访问团需要调查雷马屏峨的彝族社会情况，我就被派到峨边去调查。峨边总的属于彝族边缘地区，但也有腹心地区。我调查了一个月以后，觉得这个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奴隶制，这是肯定的，但大部分边缘地区已经封建化。当时没有可能进到腹心地区，比如峨边有一个腹心地区叫西河，还没有解放，工作队也进不去。我附带讲一个我经历过的笑话。1952年我们到峨边去调查的时候，一起有两个女同志，那时候都很年轻，女同志比我大一点，也不过20岁左右。一个奴隶主看上了我们这两个女同志，想拿银子来买。他的观念就是人是可以像东西一样买卖的。我们说，我们是政府派来的，人怎么能卖给你？我们又和这奴隶主开个玩笑，问他出什么价钱？他说胖一点的多些，50锭银子，瘦一点的少些，40锭银子。在那里买卖人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买卖奴隶小孩子几锭银子就行了。既然奴隶可以买卖，奴隶主对奴隶也可以任意处置。
到1955年，凉山社会性质的情况比较清楚了，民族关系也疏通了，自治州、县也建立了，凉山社会改革的条件比较成熟了。1955年12月，四川省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从1956年开始在凉山进行民主改革试点。当时是把凉山作为奴隶社会进行改革的，制定了民主改革条例，这也是经过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就是说这个改革和汉区的土地改革不同，关键是要解放奴隶的人身，不仅仅是土地的改革。土地是一种生产资料，要进行改革；更主要的是废除人身占有的改革，这一点是根据凉山的特殊情况制定的。对于阶级成份的划分也不一样，不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而是奴隶主、劳动者、半奴隶、奴隶。
“半奴隶”是指安了家的奴隶，其情况比单身奴隶好一点，有一点财产。这个称谓不太科学，当时为了对奴隶进一步细分所致，其实就分为“单身奴隶”和“安家奴隶”就比较恰当。按照当时的政策，占有土地和占有3个以上单身奴隶或3户以上安家奴隶就划为奴隶主；劳动者基本上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占有奴隶，也不被剥削；安了家的奴隶称为半奴隶；奴隶就是单身奴隶。这4个阶层基本和凉山原有的4个阶层是一致的，第一个阶层彝语叫“色坡”，意思是 “主子”，指黑彝奴隶主；第二个阶层叫 “曲诺”，指广大的百姓，也叫 “白彝”；第三个阶层叫“阿家”，指安家娃子；第四个阶层叫 “嘎西嘎诺”， “嘎西”的意思是锅庄,“嘎诺”的意思是围着锅庄转的手脚，指锅庄娃子，也就是家庭奴隶，这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这种划分现在看起来还是符合实际的。
1956年改革试点之初四川藏彝地区就发生了叛乱，不仅是彝族地区，还包括康巴地区。在藏区是农奴主的叛乱，凉山是奴隶主的叛乱，反对改革。因为改革把他们的土地分了，把娃子解放了，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虽然改革的条件很宽松，采取的是赎买政策，保留他们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不挖底财，政治上进行安排。这同汉区还不一样，汉区的地主是扫地出门，是敌对分子。这里是按当时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奴隶主还享有正当的公民权。这是以缓和的方式进行改革。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叛乱，原因还是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既然发生了奴隶主的叛乱，所以当时是一边改革一边平息叛乱，但是效果不大。中央在1956年7月召开了一次关于藏彝地区改革的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周总理主持，毛主席一直参加，规格很高。会议检讨了这一段改革平叛的问题，毛主席作了结论。后来我们听了关于周总理对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其中有这样的话：不要太急，诸葛亮可以对孟获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不能十擒十纵、百擒百纵呢？
当时一方面有粟裕大将坐镇凉山平息叛乱。另一方面于１９５７年初派出中央慰问团，下面有几个分团分别到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还有一个分团到云南的小凉山。慰问的目的主要是做政治争取工作，我在这时也参加了中央慰问团在凉山州的工作。
我从1952年进入川南访问团接触这个问题，写了一些调查报告；1956我到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先做学术秘书。1956―1957年做社会性质的调查研究，1958―1959年做历史调查研究，彝族奴隶制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也做彝族史的研究，后来写出《彝族简史》。当时强调集体著书、集体编著。我是主撰人之一，1959年以后，我到了羌族组，搞羌族调查研究。以后又做藏族的调查研究。
1965年中国科学院决定要编少数民族三种社会形态的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中国少数民族的农奴制、中国少数民族的奴隶制。有些民族保留着原始社会残余。有几个民族是农奴制，如西藏的藏族、新疆的某些维吾尔族、云南的傣族。奴隶制就在凉山这一百万人口的地区，是最典型的，其他一些地区只是一点残余，如傈僳族。所以当时就确定凉山为一本。原来这本书的计划很大，准备搞成几十万字的学术专著。但编成以后到北京去汇报，邓力群说，你们的书是“科学大厦的奠基石”，不要超过20万字，让大家都看。写成一本比较通俗的学术专著，但也要说清楚理论和观点。根据这个意见又对书稿进行重新整理。书稿很难压缩，我们几人在昆明住了两个月，后来我在北京又住了一个月，才将书稿压缩成现在的样子。书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书以后书名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这已经到1982年了。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书，就是要进一步从事实上、理论上把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性质阐述清楚。
〔口述者简介〕李绍明，四川省人大常委、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学术顾问、四川省彝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整理者简介〕王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