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白提亮精华露: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11—1949；1950—1976；1977—1985） - 文赋 ...

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11—1949；1950—1976；1977—1985）

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11—1949年）


焦裕银

　　晚清以前，学者治杜，主要是对杜诗的搜集、校勘、杜集的整理、编订、注释与评点，尚无所谓研究论文，而真正以论文形式研究杜甫蔚为风气者，则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自1911到1949年建国前夕，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发表于各种报刊的论文共一百二十二篇。下面就这一时期论文所涉及到的内容归纳几个问题作一简括综述。

　　　　　　　　　　　　　　一、杜诗版本

　　自北宋王洙搜集杜诗诸本，精审慎取，编定二十卷本《杜工部集》，经王琪刻印之后，注杜评杜之风盛起，宋时已有“千家注杜”之称。因此，杜诗版本也随之广为流布，迄于清末，已逾二百种之多。在这众多的版本、注本中，有的因互相抄袭、辗转翻刻而不标明所自出，致使源流不清；有的伪撰事实，假托名公才子，或坊估图利拼集诸注、刻印粗劣，致使真伪莫辨，纰缪百出。因此，研究杜诗版本，便成为治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时期这类论文共四篇，其中以洪业的《杜诗引得序》⑴、程千帆的《杜诗伪书考》⑵最有代表性。洪氏《杜诗引得序》，是一篇比较系统、全面的关于杜诗版本源流考证与注本评介的长篇论文。作者广征博引，以富赡的资料和自己所经眼的版本为主要依据，条贯清晰、考辨详明地论述了杜集由成书，到注释、评点、批选的发展阶段及诸本间的源流关系；对宋至清末数十种杜诗注本作了较详细的评介。作者指出，自王洙参酌诸本，定取杜诗一千四百有五篇，编定二十卷本《杜工部集》，经王琪刻印传世，“自是以后，学者之于《杜集》，或补遗焉，或增校焉，或注释焉，……溯其源，无不受二王所辑刻《杜工部集》之赐者”，指明王洙本是诸本之祖本。作者认为，注解杜诗，始于南北宋之交；集注之起，当在绍兴中叶。谓“宋人之于杜诗，所尚在辑校、集注，迨南宋之末，蔡、黄二本⑶已造其极。元人别开生面，一转而为批选。”刘辰翁“首倡鉴赏，于是选隽解律之风大起。”“明人之作，大略步元人之后尘，以领会篇意、评论工拙为多。”“清代为杜诗之学者，鲜不受钱谦益《杜诗笺注》之影响。”谓清代之解杜注杜者，大略周旋于钱、朱⑷二家之间，“故清代杜诗之学当以二书为首，而钱氏实开其端，功尤不可没也。”“钱、朱二书既出，遂大启注杜之风。康熙一代，作者如林”。谓乾隆中叶自杨伦《杜诗镜铨》之后，注杜之风渐衰，“嘉庆以后，注杜而善者，更无闻焉”。洪氏此文几成定论，后之论杜诗版本者，每每称引。
　　程千帆的《杜诗伪书考》，对王洙《杜工部集注》、苏轼《老杜事实》、黄庭坚《杜诗笺》、虞集《杜律注》、杜举《杜陵诗律》进行了考辨，征引了不少有说服力的新资料，补足了前人辨伪论证之无力。

　　　　　　　　二、生平　思想

　　论述杜甫生平的文章，大致分两类。一是评传性质的，论述杜甫一生的经历与创作，以冯至的《杜甫传》为代表。此文始撰于四十年代，曾分题成篇先后发表在《文史杂志》等刊物上。一是就杜甫生活的某一时期或某个方面介绍论述，这类文章较多，如易君左的《杜甫居蜀》⑸、郭祝崧的《杜工部浣花草堂生活》⑹等。
　　关于杜甫的思想，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杜甫有儒家思想；一是认为杜甫有大同思想；一是认为杜甫有佛、道、景等宗教思想。黄芝冈《论杜甫诗的儒家精神》⑺指出，杜甫求仕心切，他求仕为的是致君泽民，为的是施展他的儒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杜甫儒家思想的内容。杜甫自比稷契，欲安民，但儒家安民必从得君入手，得君必由恩相结托，所谓“君臣之道，以义为表，以恩为里”，所以杜甫的忠君正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本文从忠君、爱民、爱妻儿弟妹、爱朋友及至鸡、鸟、鱼、虫等物类几个方面论述了杜甫诗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同时又指出，杜甫由人而及于物的仁爱之心，与佛理悯生戒杀不同，而是儒家仁民爱物思想的体现。墨僧《杜工部的社会思想》⑻一文，认为杜甫穷困流离的生活境遇与孔子过陈、蔡绝粮的痛苦境遇相似，所以有“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与其说他是个诗人，无宁说他是个社会思想家。”这种说法最早是梁启超提出的。他在1922年的讲演录《情圣杜甫》⑼一文中，不赞成“诗圣”之说，而别开生面立意新奇地称杜甫为“情圣”，说“他是个最富于同情心的人”。他在列举了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诗句之后说：“这种诗几乎纯是现代社会党的口吻。”话虽说得过激，然却非常深刻。志喻《杜甫诗中之宗教》⑽一文，认为杜甫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思想，景仰佛教，与道教亦有因缘，与景教（基督教的一支）亦有渊源，而未专主一宗，笃信一教。

　　　　　　　　三、杜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这类文章近四十篇。
　　关于思想内容。多数文章强调了杜诗作为“诗史”的意义与价值。如翦伯赞的《杜甫研究》⑾，认为“杜甫的诗是诗也是史，是一部用诗歌体裁写出来的天宝前后的唐代历史。在我看来，没有一部唐代的历史著作象杜甫的诗一样真实、深刻而又生动地写出了天宝前后的唐代社会的各个侧面。因此，杜甫的诗不仅在文学的造诣上前无古人，而且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有的虽未用“诗史”这一概念，但强调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如李广田《杜甫的创作态度》⑿一文，说杜甫忠于人生、忠于艺术，而终以艺术服务于人生。耕南的《杜甫诗中的唐代社会》⒀，说杜甫是写实主义的开山祖。认为杜甫的作品之所以值得后人崇拜和赞赏，就是由于他将当时社会上种种变乱情况，详细地加以记载。
　　有一部分文章联系抗日战争的现实，论述了杜甫描写战乱、渴望收复失地这类作品的现实意义。如冯至的《杜甫与我们的时代》⒁，指出身受日寇侵略战争苦难的人们，读“三吏”、“三别”之类作品，感到句句真实，说《悲陈陶》、《悲青坂》、《春望》诸作，“这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我们读这些名诗与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象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这里需要顺便指出的是，有少数文章，如许惕生的《杜甫的反战文学》⒂、一鸣的《杜甫反战诗歌的研讨》⒃，强调了杜甫诗中所谓的反战思想，空谈结束战争希望和平，却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战争，竟连“抗战到底”的政策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一概予以反对，说什么“痛恨蒋共抗战到底的失策”。这是非常错误的。
　　关于杜甫诗的艺术成就。有的专论杜诗的章法结构，如玄修的《说杜》⒄、邵祖平的《杜甫诗法十讲》⒅。有的专论杜诗的用韵、用字，如张世禄的《杜甫诗的韵系》⒆，把杜诗的用韵分作古体和近体两部分，依照《广韵》部目，编成杜诗韵系谱。冯钟芸的《论杜诗的用字》⒇，指出古人所说之古文阳刚与阴柔之美，即今所说的壮美与幽美。认为杜诗是兼而有之的，并且都是上乘。本文专就遣词造句这一因素造成幽美与壮美之别， 论述了杜诗中的这两种风格。吴经熊的《杜甫论 》(21)，从杜甫写实主义艺术成就方面高度评价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进一步论述了杜诗中的真、善、美。认为杜甫有尖锐细密的观察力与惊人的写实手腕，即诗中“真”的表现；他有丰富的感情与同情心和由同情心而产生的非战思想与社会思想，即“善”的表现；谓杜甫诗中的美，并非指词藻、声律等外在的美，而是属于他性格的美。此论确有艺术眼光。

　　　　　　　　四、杜甫的诗论



　　这类文章十余篇。多数专论《戏为六绝句》，其中最早的一篇是李辰冬的《杜甫〈戏为六绝句〉研究大纲》(22)。作者对前人汪师韩、翁方纲等及今人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关于此组诗的意旨与解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另一些文章则是通论杜甫的诗歌理论，其中以罗庸的《少陵诗论》(23)、程千帆的《少陵先生文心论》(24)较有代表性。罗文着重论述了杜甫诗论中“神”的含义及“神”与“发兴”、“感兴”的关系；诗歌遣兴的作用与风格诸问题。程文论述了杜甫诗论与儒家政治思想、文学观的渊源关系。此外，金启华的《杜甫诗论》(25)，将杜甫与李白两人的诗论作了比较，认为李白主张复古，以《大雅》为极则；杜则不然，不厚古薄今，以今人比美古人，多师兼取。

　　　　　　　　　五、李杜比较论

　　此类文章共十二篇，大体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以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26)为代表，认为李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李白是一个复古主义的健将，其诗歌理论是主张复古的，其全部诗作古诗占十之九以上；杜甫作诗，师古而又创新，“是诗国中一位狂热的革命家”，进而从内容、用字、声调诸方面论述了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继承与革新成就。这是辛亥革命以来第一篇李杜比较论的文章，虽表面不加轩轾，实则抑李扬杜。第二种是旗帜鲜明地抑李扬杜。如由毓淼《杜甫及其诗的研究》(27)，认为杜甫诗反映的是平民思想，李白诗反映的是贵族思想。墨僧的《杜工部的社会思想》，认为就李杜两人的价值来说，本不应轩轾，各有千秋，但从人生观而言，杜甫念念不忘人民，则为李白所不及。“李是出发于个人主义的，只想到自己的苦乐，绝不关心到他人的苦乐；杜甫则近于社会主义，以社会大众的苦乐为苦乐，从自己的苦乐推想到他人的苦乐，甚至忘了自己的苦乐，专门关心他人的苦乐。”傅庚生的《评李杜诗》(28)，是扬杜抑李的典型。认为杜甫“称霸古今诗坛”是由于“沉郁”，而沉郁是基于性情的，杜甫在文学情思上的成就是李白所不及的。就诗歌的内容而言，李也远逊于杜。认为杜甫的感情既深又广，由五伦之爱而及于元元之民。李白把一切人的关系都看得冷淡了。太白集中，与国家朝廷有关的诗绝少；杜甫则无意于自己飞黄腾达，唯思报主。第三种意见是不加轩轾，认为双璧交辉，各有千秋。

　　　　　　　　　六、其它问题

　　除以上几方面内容外，还有许多文章是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考证。其中较有创见的是张德钧《杜诗用招提本起》(29)，考证了《游龙门奉先寺》诗中“招提”一词最早出处及意义之演变，材料翔实，论证有力，发前人所未发。另一类文章是关于杜诗某些注释的辨正。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刘禹昌的《“香稻”“碧梧”句法引类及溯源》(30)，解释《秋兴八首》之八中“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二句，精辟深透，一洗前人异解歧说。
　　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发表于1946年11月延安《解放日报》的焕南《案头杂记》(31)和钱来苏的《关于杜甫》(32)两篇文章。《案头杂记》转引了胡乔木同志所写的关于纪念杜甫的指示信；介绍了延安杜公祠、少陵川，谈到延安纪念杜甫将修葺杜公祠，开纪念会。钱文高度评价了杜甫及其作品，强调了杜甫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气节，指出纪念杜甫的重大现实意义。胡乔木同志的信与这两篇文章，反映了解放区对杜甫的重视，也是迄今所见到的解放区关于纪念杜甫的最早资料，弥足珍贵。


　　标题注释：
　　* 此文是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杜甫研究论文选编》第一辑综述的缩写。
　　正文注释：
　　⑴见《洪业论学集》及《杜诗引得》。
　　⑵见程千帆《古诗考索》。
　　⑶蔡梦弼《草堂诗笺》、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
　　⑷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
　　⑸《文艺月刊》1939年3卷1—2期。
　　⑹《旅行杂志》1946年20卷8期。
　　⑺、⑻、⑾、⑿、⒁、⒄、⒇、(23)、(25)、(26)、(28)、(31)、(32)均见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之《杜甫研究论文集》一辑。
　　⑻《文友》1944年3卷6期。
　　⑽《逸经》1937年28期。
　　⒀《珞珈》1934年1卷6期。
　　⒂《中日文化月刊》1941年1卷1期。
　　⒃《更生周刊》1940年5卷6期。
　　⒅《文史杂志》1945年5卷1—2期。
　　⒆《文史哲季刊》1944年2卷1期。
　　(21)《中央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3卷3期。
　　(22)《燕大月刊》1930年5卷1—2期。
　　(24)《文史杂志》1945年5卷1—2期。
　　(27)《文学年报》1937年3期。
　　(29)《中国文化》1946年6卷2期。
　　(30)《龙门杂志》1947年1卷1—2期。

[ Last edited by 木客清吟 on 2005-8-24 at 02:17 ] 苏东坡《虔州八境图》：“回峰乱嶂郁参差，云外高人世得知。谁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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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8-24 02:14  只看该作者

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50——1976年）

郑庆笃

　　自建国之初的1950年至1976年，全国报刊发表有关杜甫研究文章约六百余篇。其中，五十年代约一百四十篇；1960年至1966年上半年约四百六十篇；1966年下半年至1972年，七年当中无一篇文章；1973年至1976年不足二十篇。仅就此不尽完全的统计数字，即可表明这二十七年间，经历了几次升沉反复。从杜甫研究论文的一角，当可窥见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发展变迁的一斑。
　　从五十年代初，许多专家学者开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作指导，尝试着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对杜甫及其诗歌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局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在关于杜甫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杜诗的产生和当时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在对杜诗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的挖掘分析上，诸多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冯至先生五十年代初期在《新观察》上连续发表的《杜甫传》和萧涤非先生五十年代后期在《文史哲》上连续刊载的《杜甫研究》，当是这一时期学术成果的代表。另外一些老一代的学者如俞平伯、夏承焘、谭丕模、刘大杰、程千帆诸先生都写出了极有学术见地的佳作。但见诸报刊的更多文章，却只是对杜诗名篇，特别是入选为中学语文教材的篇目，作字释句析、篇章结构的评解，这对辅助中学语文教学，启发学生加深对杜诗的理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一阶段，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还不够深入辩证，不少文章缺乏细致具体地考察我国古典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和规律，生硬地搬套俄国和苏联文学理论上某些概念和名词术语，对研究的对象缺乏历史的全面的剖析，因之，往往以点代面，造成形而上学庸俗社会学和简单化的弊端。阶级分析的方法固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社会的基本原则，但要分析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首先要考虑到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规律，否则便会违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
　　这一阶段中，特别值得提及和肯定的是刘大杰先生1953年4 月发表的《杜甫的道路》一文，文章实事求是全面深入地评价了诗人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以及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和两者与当时历史背景的关系。文章指出：“杜甫在社会实际生活的体验中，逐步地从个人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走向人民，走向现实主义道路。”无疑，此文代表了作者对杜甫评价的最基本的观点。
　　从1956年开始，学术界特别是高等学校，展开了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逐渐形成了学术讨论中的极左思潮，出现了一些批判文章，批判杜甫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其中不少是适应形势而临时作文，由于片面强调阶级分析，占有资料较少，对讨论的问题欠缺深入研究和客观求实的科学态度，因而得出的多是武断的预先定好的结论。这是当时整个思想领域极左路线在杜甫研究当中的表现。除此而外，还有许多评介性知识性的短文，学术价值不高。在极左思潮泛滥的1958年前后，值得称道的是夏承焘先生连续发表了《杜诗札丛》、《杜诗札记》几篇读杜随笔。文章避开了当时作家思想立场创作道路诸问题的纷争，而是就事论事，一事一论，文简意赅，涉猎极广，辄发前人所未发，颇具独见，对了解诗人，诠释杜诗，极富参考价值。
　　1961年以后，极左思潮逐渐减弱，学术讨论又开始步入正轨。1960年有关杜诗论文约十五篇，而1961年达五十篇以上，但据内容而言，尚缺乏有创见的学术论著。是年虽然就杜诗的人道主义问题展开过讨论，亦未见比较深入而自成体系的佳作。见之于报刊者，多为名篇赏析，间有诠释字句、读杜偶感之类的短篇。
　　1962年是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杜甫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崇敬，成了中国人的骄傲。这一年我国首都及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他国家有的也集会纪念。文化界名流学者纷纷撰写纪念文章，气氛甚是热烈。杜甫这年所受到的推崇和礼遇，恐怕是我国任何一位古代诗人所未得到的，诗人生前一世坎坷，一千二百年以后，却受到举世人们的爱戴，这正是因为他给人间留下了一千四百多首好诗，因而得到后世人们给他应得的最公正的评价。
　　杜甫诞生的一千二百五十周年，恰在1962年，也真是诗人的运气，假如早五年，或晚五年，那是无法设想了。
　　这一年当中报刊文章达三百多篇，而三、四两个月份各占百篇以上，数量如是之多，内容更是丰富多采洋洋大观，涉及到杜甫有关的各个方面。诸如杜甫的生平、思想、信仰、行踪、流寓、交游、为人、喜好，以及创作态度、诗歌主张、继承借鉴、读书嗜学、艺术鉴赏、医药知识等应有尽有；杜诗的内容、艺术、风格、意境、语言、用典、章法、格律、声韵，以及诗作系年、词语考释、鸟兽虫鱼等靡不具备；还有杜甫对后世的影响，前人对杜甫的评论，杜集版本目录，成都草堂、巩县故里的介绍，杜墓真伪考辨等等。数百篇文章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杜甫及其诗歌作了极为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和评价。杜甫的本身形象给我们展示得更加清晰准确鲜明生动了。在众多的文章中，胡小石、朱东润、夏承焘、萧涤非、马茂元、安旗、冯锺芸诸先生的作品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这一年，许多著名诗人学者也发表了一些纪念性文章，郭沫若发表了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大会上的开幕词《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一文，文中称杜甫是“伟大的诗人”、“爱国诗人”。说杜甫在现实生活中“接近了人民，和人民打成了一片”，“他和人民同命运，共甘苦”。誉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响彻千古的名句”。说：“李白和杜甫是像亲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减的光辉。”郭沫若先生的这种评价，和他十年前即1953年给成都杜甫草堂题书的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完全一致的，实事求是的。
　　1966年开始，十年期间，整个古典文学研究被迫中辍了，杜甫研究当然不能例外，前六年竟没有一篇文章。1972年《李白与杜甫》一书问世，这是整个十年动乱中出版的唯一的古典文学专著。书中虽多骇世惊俗的论点，但在当时思想禁锢的势态下，学术界保持沉默，全国报刊上杳无反响，至1973年的几家学报上才有两三篇应景的短文。伟大诗人杜甫仿佛已被判定是一个“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封建卫道士了。
　　1975年开展的所谓“批儒评法”活动，已渗透到社会科学各学科。“四人帮”曲解了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观点，以“儒法斗争”来划线，认定整个历史上的矛盾斗争，都是儒法两家的对立，并把一切历史和历史人物完全纳入这一模式之中。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就是按照这个模式来给杜甫划线定性的。文章首先断定杜甫生活的时代，正值唐玄宗抛弃法家路线，推行儒家路线的大转变大倒退时期。因之，把杜甫的生平也据此划为前后两期；并把诗人所揭露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说成正是唐朝开始推行儒家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因此确认“他的诗是政治诗”，应予以肯定。说这才是杜甫诗歌的真正价值所在。于是杜甫又被定为一个不自觉的“法家诗人”了。紧接着以梁效文章为中心议题，展开了一场规模并不太大的为杜甫划线定性的争论，各执一端的文章作者拿着不同的彩笔，随心所欲地往古人脸上涂抹，或给杜甫加以法家桂冠，或扣上儒家帽子。表面上似乎针锋相对，实质上都囿于“儒法斗争”的圈套之中，结果只能是违背历史，歪曲诗人。这一场争执一直持续到“四人帮”倒台伊始的1976年底反驳梁效文章的出现。这类文章不多，虽意在批判，但由于当时并没有摆脱政治思想上的桎梏，依然坚持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所谓“尊李抑杜”。因此这类批判与被批判，也只能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了。
　　动乱十年，文章约二十篇，多依附于一时政治需要，学术价值无多，除了政治运动的影子以外，漫长十年只是一个空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学术思想得到解放，对杜诗的探讨研究，也随之迅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可喜局面。 苏东坡《虔州八境图》：“回峰乱嶂郁参差，云外高人世得知。谁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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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8-24 02:16  只看该作者

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77——1985年）

张忠纲/冯建国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出现了研究杜甫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至1985的九年间，各种报刊发表的杜甫研究论文多达一千二百余篇。这些数量众多的论文，涉及到杜甫研究的各个方面，现分七个问题，作一简要综述。

　　　　　　　　　　　　一、杜甫研究的重新兴起

　　杜甫研究的重新兴起，是从批判梁效的《杜甫的再评论》开始的。这方面的文章有二十篇左右。大家主要是从政治上进行批判，着重揭露了“四人帮”操纵御用写作班子炮制反动文章的政治目的。
　　这个阶段杜甫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杜甫部分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批评。前者，文章只有三篇，可以陆侃如《与刘大杰论杜甫信》为代表。陆文集中就所谓杜甫后期“轻儒重法”问题，提出商榷。指出在杜诗提到的三百三十多个历史人物中，被“四人帮”封为“法家”代表人物的秦始皇，只提到过一次；“大法家”曹操，只被提到两次；真正的法家人物管仲，也只提到两次；而对“更坚决地执行了法家路线”的武则天，杜甫不仅不怎么“景慕”，反而多所批评。杜甫的诗证明，他不是“轻儒重法”的，而是“尊儒尊孔”的。后者，文章有近三十篇，绝大多数是批评郭老抑杜扬李、曲解误解杜诗的，这可以萧涤非《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为代表。文章指出：“扬李抑杜是《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基调。”对于郭老曲解、误解杜诗之处，一一作了驳正。对如何对待李、杜两位大诗人的问题，萧文认为：李白和杜甫，“一个是浪漫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我们既需要杜甫，也需要李白。”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他如匡扶《杜甫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张德鸿《对〈李白与杜甫〉中几个问题的管见》、刘世南《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意见》、胡守仁《〈杜甫的阶级意识〉析疑》、萧文苑《读〈李白与杜甫〉》、韩培基《郭沫若与杜甫》、钟来因《“杜甫的地主生活”异议》等文，各从不同方面就不同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有的同志对批评《李白与杜甫》提出不同看法，这可以李保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宁业高《杜甫过的不是地主生活吗》两文为代表。李文认为：“郭老基本上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李杜进行了再评价。”“不少见解，很有独到之处，是杜甫研究、李白研究的新的进展。”宁文认为：“杜甫不仅是地主，还是小官僚！”杜甫过的是“小官僚地主的生活”。

　　　　　　　　　　　　　二、杜甫的生平、思想



　　对杜甫生平、思想的研究，这阶段有新的进展。王重九在《杜甫弱冠西游考》中，认为杜甫开元十九年即作西游。郁贤皓在《李杜交游新考》中，认为李、杜初次相会的地点不是旧说的洛阳，而是在梁宋间。对杜甫的被罢左拾遗，一般认为是因疏救房ｇｕǎｎ＠⑴，庞石帚在《杜甫的政治生活与当时的党派斗争》一文中，认为杜甫罢拾遗是因为属于房ｇｕǎｎ＠⑴一党的缘故。钟来因的《杜甫左拾遗罢官原因新考》，不同意这种说法，而以元镇《杜君墓系铭》“以直言失官”之说为是。对杜甫华州弃官、流寓陇蜀之原因，易朝志《试论杜甫的弃官及其他》不同意“关辅饥馑”说和“寇乱”说，而赞成“政治原因”说，即杜甫属于“房党”，同李亨集团存在着政治分歧。对杜甫退出严武幕府的原因，过去有人认为是因为二人有矛盾，曾枣庄在《杜甫退出严武幕府的原因》中，不同意这种说法，而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杜甫本人不愿入幕和杜与同僚意见不合。至于杜甫的离蜀，陈尚君《杜甫为郎离蜀考》，认为不是因严武卒，无所依而离蜀，而是因为严武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召他赴京，而于永泰元年春夏间离开成都的，杜甫的被任命检校工部员外郎，是在退出严幕之后，杜甫的离蜀是在严武生前。
　　对于杜甫政治态度、世界观的探讨，仍然存在着分歧。赖长扬的《略论杜甫对待人民的态度》，认为“诗人对帝王的愚忠，简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杜甫顽固地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千方百计地维护濒于危机的封建制度”，“是极端反动的”，所以，“应当对他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许多同志都不同意这种看法。廖仲安的《漫谈杜诗中的忠君思想》，对杜甫的忠君思想作了分析和评论，肯定了杜甫的忧国忧民和直言敢谏。张忠纲在《应该正确评价杜甫的忠君思想》中，认为杜甫对玄、肃、代三朝皇帝都有讽谕和批判，而疏救房ｇｕǎｎ＠⑴尤为一生大节，与李白、郑虔的友谊也不迎合上峰旨意，足可证明杜甫虽然忠君，但决不是愚忠。王启兴《试论杜甫的世界观》，认为杜甫的世界观“是复杂而矛盾的，既有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落后陈腐思想观念，也有佛、道宗教唯心主义，但也还有值得肯定的政治思想和突破传统、阶级偏见的进步方面。”吕ｃｈéｎｇ＠⑵的《杜甫的佛教信仰》和钟来因的《论杜诗与佛教》，着重探讨了佛教对杜甫及其创作的影响。毛炳汉在《试论杜甫的晚年思想》中，不同意杜甫以道家思想终结的说法，而认为儒家思想仍是杜甫晚年的主导思想。

　　　　　　　　　　　三、杜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这方面的论文数量较多，但对杜诗思想内容的探讨，没有什么大的突破，而对其艺术成就的分析却较前深入了。张志岳在《试论关于杜甫的评价问题》中，认为杜甫“最有资格代表唐诗全面发展的最高峰。和前代的诗人相比，固然可以显著地看出许多前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新因素来；就是和同时代的诗人相比，从多方面所取得的业绩的总和来说，也应该说没有一个作家能赶上他的。”邓魁英《杜诗中的反诛求及其社会意义》，着重揭示了杜诗反诛求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两个阶级的尖锐矛盾；广泛地反映了广大人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的悲惨遭遇和反抗情绪；表现了作者对于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于统治集团的憎恨。”朱安群的《漫谈杜诗的现实主义》，从题材的多样化、典型性格的丰富性、细节描写的真实性、批判现实的深刻性和抒情的真挚性等五个方面比较深入地论述了杜诗现实主义的特点和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对于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王双启的《“沉郁顿挫”辨析》认为，内容上忧愤深广，形式上波澜老成，反映客观现实真实深刻，反映主观世界披肝沥胆，就是杜诗“沉郁顿挫”的具体内涵。周裕锴的《试论杜甫诗中的时空观念》，认为盛唐诗歌常流露出一种带有漫长历史和辽阔宇宙意味的时空观念，晚唐诗歌则常常体现出一种带有个人意味的时空观念，而杜甫却把历史的、宇宙的、个人的观念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沉郁顿挫、苍凉悲壮的风格。而周诒谷的《说杜诗的含蓄》，则认为杜甫运用寄人于物、寄实于虚、寄哀于乐、寄恨于怡、寄此于彼、寄厚于轻、寄深于浅、寄急于闲、寄喜于怨、寄锋芒于婉丽、寄直于曲等含蓄的艺术手法，达到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效果，不愧为运用含蓄这一艺术手段的大师。还有一些文章，如廖柏昂等的《试论杜甫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李汝伦的《杜诗的浪漫主义》、郭维森的《且去发现一个浪漫主义的杜甫》、彭靖的《试论杜甫诗的浪漫主义特色》等，对于杜诗的浪漫主义特色，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论析。
　　杜甫诗歌所以能取得那样高的成就，是与他批判地继承前代的文学遗产分不开的。许多文章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刘知渐的《论杜甫成为“诗圣”的内因和外因》、王友怀的《论杜甫对乐府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张志岳的《略论杜甫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继承和发展》、张明非的《杜甫与六朝文学》、徐有富的《杜甫学习陶诗风格问题》、陶道恕的《“庾信文章老更成”——杜甫学习庾信艺术经验浅谈》、日本加藤安国的《论杜甫的创作与庾信的关系》、吴明贤的《论杜甫与陈子昂》等文章，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杜甫对遗产广学博取、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和前代作家作品对杜甫创作的影响。
　　对杜诗的语言艺术，一些文章提出了很好的见解。刘地生在《杜诗韵字在形成风格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认为，杜甫惯用入声韵，惯用i元音造成韵母， 或用闭塞音P、t、k收尾入韵，这些韵字的发音特点与作品的思想因素一道参与作用， 构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整体风格。吕福田在《试论杜诗中对动词模糊性的运用》中认为，杜诗含蓄蕴藉的意境往往是借助于弹性较大的语言，即语言的模糊性实现的。如杜诗写水常用的“动”，写鸟常用的“度”和“过”，就是一些隶属度较宽的动词，构成了模糊含蓄的意境。

　　　　　　　　　　四、杜诗分期、分类、分体研究


　　在分期研究方面，许多同志分别对杜甫的早期诗歌（指安史乱前）、秦陇诗、夔州诗、荆湘诗等，进行了专门的探讨。成都杜甫研究学会还于1984年4 月专门召开了“杜甫夔州诗学术讨论会”，《草堂》杂志还出了“杜甫夔州诗专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分类研究方面，许多同志对杜甫的咏物诗、山水诗、纪行诗、咏马诗、题画诗、戏题诗等分别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各类诗的不同特色。
　　在分体研究方面，专论杜诗古体的，有金启华的《论杜甫的七古》、西鲁的《浅谈杜诗七古押韵艺术》、王锡臣的《论杜甫七言歌行的特点》等。杜甫律诗，除少数文章专论五律和五排外，绝大多数是论七律的。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叶嘉莹的《杜甫七律诗演进的几个阶段》，将杜甫七律的演进分为天宝之乱以前、收京以后重返长安时期、定居成都草堂时期、去蜀入夔以后时期这四个阶段。作者特别对第四阶段杜甫七律的正格与变体，作了精细入微的阐释，认为：“杜甫此一阶段之七律，对格律的运用，已经达到完全从心所欲的化境，不过，一种从心所欲是表现于格律之内的腾掷跳跃，另一种从心所欲则是表现于格律之外的横放杰出而已。”对杜甫的绝句，向来毁誉参半。李谊等的《关于杜诗绝句的评价问题》，一一批驳了前人对杜诗绝句的误解，认为“杜诗绝句在唐人绝句中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光彩照人的。且为后世绝句诗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唐异明的《别开异径的杜甫七绝》，认为杜甫七绝“别开异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类作品上：“一类是接近民歌，以写景咏怀为主，看去象是随意吟成的绝句；另一类是以作古风之法作绝句，以叙事议论为主，采取组诗的形式。”而陈邦炎的《试论杜甫绝句的得失》，则认为杜甫对绝句的创新，有得有失。从艺术性强的绝句所占比例看，似乎失大于得。“但从文学史角度、从绝句发展演进的角度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对杜甫的文赋创作，向来很少注意。刘开扬首先在1981年《草堂》创刊号上发表了《杜文窥管》，继而又发表了《杜文窥管续篇》，对杜甫存世的所有文章进行了梳理评介。许总的《杜甫“以诗为文”论》，则着重论述了杜甫文赋创作中“以诗为文”的特点：一是遵循形象思维的规律，运用比兴的表现方式，创造、开拓和深化意境；二是以深醇的诗情融入文赋之中。

　　　　　　　　　　　　　五、杜诗版本研究

　　这方面的文章有三十多篇。内容包括宋、元、明、清四代的杜诗刊本、抄本、稿本、批本，其中有对名家名本的研究，也有对一些罕见版本的评介。杨铭庆的《南宋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评介》，对这一海内孤本的内容、版式、价值作了详细的介绍。雷履平的《赵次公的杜诗注》和《记成都杜甫草堂所藏赵次公杜诗注残帙》，前文对赵次公其人其书作了考证，并分析了赵注在笺释字句、匡谬正俗等方面的优缺点；后文确信草堂所藏赵注抄本决非赝品，而很可能是赵次公注杜诗的初稿。邓绍基的《关于钱笺吴若本杜集》，认为钱谦益注杜诗时所用的底本，为南宋初年吴若本无疑。王学泰的《评杜甫诗集的〈黄氏补注〉》，指出《黄氏补注》的特点在征史编年，而且能提出编年的根据。俞润泉的《关于〈重雕老杜诗史押韵〉》，对这一元刊海内孤本作了评介。佛雏、李坦的《〈杜诗言志〉点校本前言》，认为这一新发现的稿本大约写定于康熙年间，作者为一泰州佚名文人。周采泉《〈杜诗言志〉的评价和作者的探索》，则“倾向于该书为陈远新作”。对南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明正德本《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残本）、明嘉靖本《集千家注批点补遗杜工部诗集》、金圣叹《杜诗解》、《傅青主批杜诗》、康熙本《苦竹轩杜诗评律》、《钱注杜诗》、《杜诗详注》、吴见思《杜诗论文》等，都有专文评介论析。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成都杜甫纪念馆所编《馆藏杜集目录》，自1981至1984年，在《草堂》杂志连载七期，对馆藏古今中外的众多杜集版本逐一作了介绍，为杜甫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还应提及的，是陈尚君的《杜诗早期流传考》，作者对王洙《杜工部集记》所载的九种杜诗版本，逐一加以考证，并对北宋之前以各种形式流布世间的杜诗作了探讨，认为樊晃《杜工部小集序》所载的“杜甫文集六十卷”，是杜甫生前整理成帙，死后由其子结集传世的。许多意见颇有参考价值。

　　　　　　　　　　　　　六、杜甫行踪遗迹考辨

　　这方面的文章约有五、六十篇。诸如杜甫在山东、中州、长安、延安、羌村、凤翔、灵武、秦州、同谷、成都草堂、川北各地、夔州、湖北、湖南等地的行踪遗迹，都有专文进行考辨。王帆《土娄庄及陆浑庄考》，认为土娄庄在洛阳东偃师县首阳山下，而陆浑庄则在洛阳南陆浑县陆浑山下，纠正了前人误为一地的说法。张忠纲《杜甫在山东行踪遗迹考辨》，认为杜诗《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中的“石门”，在今山东曲阜县东北的石门山，纠正了黄鹤、钱谦益、邵宝、仇兆鳌等人的说法。陈贻ｘīｎ＠⑶《杜甫秦州行止探》，对杜甫在秦州的前后行踪爬梳清理，认为“很难断定杜甫曾在东柯山麓西枝村居住过。”林家英等人的《评迹辨踪学杜诗——杜甫由秦州赴同谷纪行诗实地考察散记》，对杜诗中的赤谷、铁堂峡、盐井、青阳峡、积草岭、泥功山等地名进行了研究，认为“赤谷在今天水市西南七里处，赤峪河流经的暖河湾一带”。关于杜甫寓夔故居，一说有西阁、＠⑷西和东屯三处；一说除前三处外，还有白帝和赤甲等处。袁仁林的《杜甫寓夔故居考》，通过实地考察，认为“白帝就是西阁”，“赤甲就是＠⑷西，赤甲和＠⑷西都是今奉节的别称。”
　　近年来，还出现了杜甫墓研究热，发表文章有六七篇。丘菊贤《杜甫墓地浅说》主偃师说，傅永魁《关于巩县杜甫墓问题》主巩县说，毛炳汉《杜甫卒地在平江》、张中一《巩县与偃师杜甫墓辨析》均主平江说，熊治祁《杜甫之死及平江墓》，则论证平江杜墓纯系伪托。这场杜墓官司，迄今尚无定论。顺便谈到关于杜甫的死因，近年来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死于腐肉中毒，有的认为死于醉饱后的急性胰腺炎，有的认为死于心肌梗塞，有的认为死于中风，还有的认为死于因肺疾感染所引起的糖尿病合并症。

　　　　　　　　　　　　七、杜诗赏析、词语训释

　　这一时期，有关杜诗赏析的文章约占全部论文的三分之一。这类文章多是为了配合中学语文教学而写，其中有的文章虽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但总的看来，内容上大同小异。萧涤非的《谈杜甫的〈垂老别〉》，既分析作品的思想成就，又研究作品的艺术特色；既有对诗中具体问题的考证，又有对诗中人物形象问题的探讨。对待有争议的问题，态度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最后还提出了一个“从未有人触及”的问题——这首诗写于乾元二年三月三日邺城溃败之后，时在“春暮”，为什么诗中却有“岁暮衣裳单”的话呢？这个问题与作者所提出的答案，也很值得大家思考研究。一篇赏析文章，有分析，有鉴赏，有考证，有评述，写得跌宕起伏，很见功力，堪称这类文章的上乘之作。程千帆的《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王仲镛的《在夔州精心结撰的一组史诗——杜甫〈洞房〉八首浅说》、傅子玖的《毕象尽理，溶情会意——杜甫五言咏物诗的鉴赏》，也是写得很好的。对于具体作品的争论，如《洗兵马》系年问题，徐树仪和廖仲安先后各发表了两篇争鸣文章，徐主乾元元年春说，廖主乾元二年春说，各有所据，均可成说。
　　关于杜诗词语的训释、考证，文章也相当多，如邓绍基近年来在国内许多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杜诗别解”的文章，不乏新见，颇有影响。这方面的例证太多，恕不一一列举了。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王右加官字
　　　＠⑵原字为江左半部右加徵字右半部
　　　＠⑶原字为火右加欣
　　　＠⑷原字为江左半部右加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