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电商份额排名:陈云谈七千人大会不愿应毛泽东要求讲话原因

核心提示：他不讲话的真正原因，在事隔26年后，陈云做了说明：“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两人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有着差距。

本文摘自：《发展导报》2011年9月23日第17版历史烟云 作者：佚名 原题：《陈云“西楼会议”长篇发言出台幕后》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不久，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毛泽东、林彪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16人参加会议。由于会议是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的，史称“西楼会议”。

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是唯一未作发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在此会议上，陈云却毫无保留地作了长篇发言。

应刘少奇要求，陈云毫无保留地作长篇发言

“七千人大会”严肃认真地对待“大跃进”以来所犯的错误，中央领导人带头检讨、承担责任，创造了良好的民主气氛，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奠定了基矗但是，这次会议只确定了国民经济要大力调整、扭转困难形势的主题，但具体怎么做，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办法，还需进一步摸索。“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这项任务落在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身上。

“七千人大会”后第14天，即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3天，除毛泽东、林彪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16人参加会议。由于会议是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的，史称“西楼会议”。

“西楼会议”的主题是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经济形势和如何调整的问题。讨论中发现，1962年国家预算收支中，“有些收入不落实，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计50亿元。这些情况是原来不了解的，使在场的中央领导人感到震惊。为此，刘少奇强调：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他认为当前的经济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估计得严重，强调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如何克服困难呢？陈云提出几条措施：把1963年至1972年的10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陈云估计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三至五年；在恢复阶段，工业只能是放慢速度，进行调整）；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同时，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和提出的措施。在插话时，他激动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西楼会议”看清了形势，并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具体方针政策，这就比“七千人大会”向前推进了一步。

为何不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却在“西楼会议”上讲

那么，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不讲，为什么在“西楼会议”上又讲了呢？“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是唯一没有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毛泽东是很希望陈云讲一讲的，也曾亲自请陈云讲话，陈云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而他不讲话的真正原因，在事隔26年后，陈云做了说明：“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两人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在解决困难的思路上有着差距。

陈云是中央副主席，在党内排名第五，但论经济工作，是第一号人物，党内公认的理财能手，是新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总管。

刘少奇在“西楼会议”请陈云讲话，陈云经过反复考虑，直率地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再次表现了洞悉经济全局，抓住要害，提出的克服困难办法切实的特点，在中央领导层内引起很大震动，也引起刘少奇的共鸣。

为进一步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同志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陈云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建议国务院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2月26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再次阐述他在“西楼会议”所讲的内容。

邓力群回忆说：“会议的气氛超乎想象地热烈。”“陈云同志也越讲越兴奋，身上出汗了，他就脱掉毛衣继续讲。”陈云的报告丰富了他在“西楼会议”的讲话内容，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更大的作用。

经济调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国务院扩大会议结束后，刘少奇提出将陈云的讲话批转全国，使更多人了解会议的精神。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经毛泽东审阅，于3月18日下发。

刘少奇极力促成陈云出山，重新担负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任务。在中央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国家经济工作时，他提议陈云出任组长。

当时陈云没有参加会议，他知道后一再推辞，说自己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刘少奇去陈云家里劝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陈云为刘少奇真情所动，终于同意出任中央财经小组负责人。

4月16日，刘少奇又将整理的有四五万字的《陈云同志几年来对经济工作的意见》及一万多字的摘要送给毛泽东审阅。之后，将这个材料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当时，党内除了曾印发毛泽东的论集外，汇编印发其他领导人的集子，还没有先例。

尽管陈云不久就因病到南方休养，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进行，但是，陈云“西楼会议”的讲话及其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主张，成为随后中共中央出台的大幅度经济调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矗。

在中央财经小组的主持下，根据“西楼会议”的精神，调整工作不再是修修补补，用周恩来的话说，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着眼于全局，从综合平衡来考虑问题，大刀阔斧地调整。1962、1963年，经济逐渐全面恢复；1964年，经济发展开始超额；1965、1966年，经济得到全面发展。

“西楼会议”对陈云政治生涯的影响

陈云“西楼会议”讲话虽然对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却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为“西楼会议”讲话吃尽苦头，几乎每次中央全会都对陈云“西楼会议”讲话的所谓“错误”进行批判，陈云也多次为此检讨。

自从1962年7月北戴河会议和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云因支持包产到户、主张分田到户而受到不点名批判以后，加上身体时好时差，他实际上就离开了最高决策层和实际工作岗位。从那时到1966年6月，他的绝大部分日子都在外地疗养。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夜，陈云已感觉到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印发了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但其中“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的话语，实际上也点到了陈云。此后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到11人。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副主席，但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五降至第十一，即最后一个。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外，还对陈云进行了批判。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接着召开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陈云自1933年以来，第一次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随后被发配到江西蹲点。林彪事件后，陈云结束在江西蹲点的生活，于1972年4月回到北京。

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年初，陈云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8年12月，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