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津贴报销时间限制:苦阳子：红色帝国为什么分崩离析——柏林墙倒塌下的反思

　　然而，世界秩序的真正导演者，难道是几个在大宇宙进化中微乎沙尘，渺乎滴水，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预测的个人吗？其实不然，那个把人类千百年来鸡犬难闻、老死不往的社会串为一体，形成秩序的真正动力，是自然圆动物理法则作用下的圆工具机械化所推动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产生，本能地要求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国际化。这一革命导致了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使不同国家的原料按同样的方式得以加工，将工业产品提供给不同的国家共同消费。大工业的国际化发展，在不断加深国家之间交往的同时，带来了世界性的贸易磨擦和政治冲突。而资本的自然力量，又本能地会创造出一种能适应和保障其自由发展的国际机制。这时，体现历史正面发展方向性要求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也就应运而生了。

　　社会的运动并不是按正题的发展方向简单、直线演进的。历史的进步是合力的结果。宇宙演进的“二合出三”圆和律注定，在一种代表社会运动方向的正题力量诞生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招之作为它反题运动力量的出现。由此一种反资本自由扩张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形成扼制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国家联盟和国际秩序，也就不可避免地登上了世界舞台。于是“雅尔塔格局” 也就不再是三巨头仅仅凭自由意志所能捏合的了，而是社会节约发展，圆和运动的一个合力的结果。而“柏林墙”的倒塌，恰恰正是圆工具全球化所推动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世界化趋向，在消解、融合、扬弃了作为资本扩张反题的共产主义运动后，为“ 雅尔塔格局”走向崩溃画上的一个句号。

　　一  民德部长会议的一个划时代决定

　　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以电脑、卫星为标志的全球化圆工具变革所导致的世界性大震荡中，不仅在苏联激发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中国导演了的“六，四”风波，在波兰复兴了独立工会运动，在匈牙利造成了共产党内部分裂，而且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摧毁了延续半个世纪的柏林墙。

　　1989年11月8日，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了十一届十中全会，取代昂纳克担任总书记的克伦茨宣布该党政治局集体辞职。11月9日，由部长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个震惊全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集体决定——宣布开放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象征东西对抗的柏林墙及全部边境口站。这便意味着那条始建于1961年8月，长达154公里之下曾抢杀过无数条生命的柏林墙，弹指间土崩瓦解。由此而导致了一场久久封闭、压制在民主德国专制体制中的千千万万自由个体纷纷拥向西方的移民浪潮。据联邦德国内政部统计，从1989年11月18日早晨4点至19日早晨4点，仅仅一天的时间，就有90多万民德公民拥入联邦德国。另据当时民德内务部公布的资料，柏林墙开放后最初两个星期，官方签发出国旅游签证达1000多万，占该国公民总数的三分之二。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无法禁锢的极其强大的自然力量——通往自由道路的人性特质使然。

　　在“柏林墙”倒塌的世界性震荡中，捷克斯洛伐克暴发了“布拉克之春”，保加利亚出现了“宫廷政变”，罗马尼亚激起了街头“枪战”。继而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20多万党员纷纷辞职，其中70%以上为工人。这便从根本上动摇了该党的执政地位。当基督教民主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经过一系列涉及东西德合并的“二加四会谈”。1990年7月1日，两德货币统一，最终导致两德完全合并。

　　1991年12月25日，作为“雅尔塔格局”的东方领袖苏联正式解体，全世界所有电视观众都在跳跃闪烁的荧光屏上，目视了本世纪最令人震惊，然而也是最让人心酸的一幕——苏联国旗从克理姆林宫旗杆之巅缓缓而降。那一刻，全球许许多多列宁主义者不禁心潮澎湃，悄然泪下。此时此景，人们不禁想起爱因斯坦曾写给苏联科学家的一封信：“我们还是不应当错误地把一切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的祸害都归咎于资本主义，也不应当错误地假定，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就足以医治人类的一切社会和政治的痼疾。这样一种信仰所必然有的危险，首先在于它鼓励‘忠实的信徒’的狂热的偏狭性，从而把一种可行的社会组织形式变成了一种像教会那样的东西，把一切不属于他的人都污蔑为叛逆或者是为非作歹的坏分子。一旦到了这种地步，谅解‘非忠实信徒’的行为和信念的能力也就完全消失了。我深信你们从历史上一定知道，那些坚持这样一类顽固信仰的人，曾使人类遭受了多少不必要的痛苦。”随后，东欧所有列宁主义国家纷纷走向不归路，整个世界开始了一个历史圆和运动法则注定的重新洗牌动荡中。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提出了缓和东西对抗的“新思维”，并单方宣布“冷战的结束”。美国总统也积极回应，立即宣布“新时代开始”。之后，苏联进一步表示了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和平愿望，又单方宣布裁军、销核计划以及撤离阿富汗、不干涉东欧各国内部事务的积极外交政策。马耳他会晤时，戈尔巴乔夫郑重向布什总统表示，苏联将不再把美国视为敌人。稍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重申：现在“应当是我们两国关系走向新阶段的情况下的新信任”。随着苏共领导提出的“新构想”，苏联逐步确定了新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哲学，即把全人类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高于一切，国家关系需要也有可能“非意识形态化”，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使命就是“确立全人类价值在世界上的优先地位”，在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只能牺牲前者。紧接着美国与西方亦步亦超地表示友善 、裁军与给予经济贷款。至此冷战结束，两级告终。

　　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从此改变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两次世界大战、两种反人类对抗和一场全球冷战的相互分裂、自我消耗的对抗性历史。世界冷战的嘎然而止，引发了全球性的大反思，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可以对事物做出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判断。有的人认为柏林墙的倒塌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失败，“共产主义的死亡将是人类留给20世纪的一大遗产”；有人解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对抗将在相互同化的趋势中消失”。更有人力主“东欧变革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苏联红旗倒地仅仅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暂时挫折”。然而，21世纪已经到来的今天，人类社会似乎尚未全面、系统、客观、理性地对冷战的产生、发展与结束做出令人信服的科学回答。

　　二  资本的反题：一个“幽灵”的诞生

　　——冷战产生的客观条件

　　当以蒸汽为动力的机械圆工具，推动着资本的世界性扩张时，一个资本反向性运动的政治“幽灵”——《共产党宣言》发表了。它激烈地抨击了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张用暴力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埋藏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计划经济，并要让资产阶级在这场革命面前发抖。这一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潮，不久便演义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诞生，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之震惊。资本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们，本能地受制于圆动工具发展趋势的驱策，不遗余力地纠集起自己的军队，仅仅在71天之内就将这个最早的“无产阶级政权”消灭于血泊中。

　　然而，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梯也尔声称“共产主义从此消灭了”不久，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主张发动世界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问世了。于是，它真的使整个资本主义“发抖”了。

　　作为资本自由扩张的反题——“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受自然力量的驱策，它是不会让资本扩张那样不受限制，那样简单、直线而顺利地实现它自己的。因而无论是丘吉尔率领14国武装征讨，还是希特勒闪电般进攻，都没有能把新生的苏维埃扼杀在摇篮之中。它是注定要走向社会舞台，成为扼制资本扩张的另一极，而把人类推向全球大分裂巅峰的。否则辩证法的脚步就不会圆回来。由此可见，以“ 雅尔塔体系”为基准的美苏争霸全球大冷战，也就不再难以理解了。以下我们从贯串历史发展的三个主线，即生产工具发展、经济关系发展与人的认识发展的三个角度来剖析和回答冷战之所以能够产生的客观原因。

　　所谓冷战，是指全球性两大国家阵营之间进行的一场社会制度敌视、意识形态对抗和军备竞赛。这是一场美苏两国采用一切非直接武装攻击之外，争夺世界领导权的较量。从本质上看，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就是两种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制度、两种价值观念和各自为政的两大圆工具发展体系孕育的武器能力的对抗与竞争。这就是我们剖析解读人类为什么会走过漫长苦难的大分裂、大对抗之路，从热战向冷战的三个角度。

　　首先，冷战是两种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制度之间的对抗。这是构成能够演化为全球范畴内两大阵营冲突的经济原因。人类使用什么样创造财富的生产工具，就会结成什么样的财富生产与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发展“普遍和谐法则”所决定的。当人类以自然力推动圆工具创造财富的历史，走向了以蒸汽和电能推动机械化圆工具创造财富的历史时，由这种工业革命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方式， 便不可避免地要向世界扩张。尽管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是那样的残酷和不公，但它却是自然的、不可逆转的、代表了经济运动正题发展方向。然而，正是由于这一过程的残酷和不公，才会激发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产生集体选择行为上的分裂：一部分人的意志选择，适应了这一自然过程发展的要求，成为资本扩张的历史担当者和代表者；另一部分人则选择了背弃自然发展规律的立场，意图凭借人的能动性和良好愿望，在资本生产方式尚处于上升阶段就要扼制和变革它，由此所导致的社会批判运动便构成了资本扩张方向的反题.。

　　人类历史上所有消灭私有制与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与计划经济为目的建立起的制度，都是作为资本世界化运动的反题存在在那里的。由此，作为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分权制度与作为计划经济所要求的集权制度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也就是从心理法则上理解的社会自然力与自由力之间的冲突。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以它为样板建立起的“计划经济”国家集团，注定要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集团构成狼与羊的关系。这实质上就是资本的世界扩张与反资本的世界扩张的冲突关系；是由自然力量驱策的自由市场经济与由主观意志驱策的反自由市场经济的对立关系。这也就是东西对抗之所以能够席卷全球的根本原因。

　　其二、冷战又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配关系的反映，是形成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构成的。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着这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认知水平，受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状态制约。人类社会自从人与人对抗的历史产生之后，由于社会的四种异化，导致人类陷于全面的分裂与战争，进而激发了二次世界大战、二大反人类逆流，加之资本原始积累与扩张和工业强国用坚舰利炮拓展殖民地的残酷与野蛮，把人们的民族对抗与阶级对抗意识推向了巅峰。发端于西方的“一分为二”矛盾哲学，不仅统治了工业社会的西方，也导致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世界性传播。“柏林墙”的矗立，就是这一思维方式的现实塑雕。华约、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就是“一分为二”哲学的实践注解；而两大阵营军火库里的核弹头，则正是人们对抗意识的现实沉积。借助力量对比的对抗性斗争维护和赢得利益，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共同崇信的价值准则。这就为冷战的爆发，准备了精神上的条件。东西方两大阵营都在信守自己政治理念的同时，在意识上把对方“加工”成敌人。

　　作为资本扩张的反题力量——当时所有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宗旨，就是要发动世界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让资产阶级在这场革命面前“发抖”。因而资本主义世界也就必然要把社会主义国家视为死敌和心头大患。早在1945年3月，丘吉尔就阐述过了他对苏联的政策：“苏俄已经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他要求资本主义世界联合起来，抵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张”。随后便有了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由此可见，二战后人类各自为政条件下对抗意识的世界化发展，是冷战之所以能产生的认识条件。

　　其三，圆动工具的发展是东西对抗保持在冷战状态的物理原因。圆动工具高科技性能的发展，不仅创造了火车、轮船与航天器，也推动了武器的不断更新，导致了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原子武器应有尽有。冷战的历史，就是这种圆动工具科学技术所推动的军备竞赛的历史。从1945年到1949年，拥有最先进圆动工具体系的美国，一度垄断了核武器。从1949年到50年代中期，美国曾单方拥有向对方领土发动一次大规模核进攻的能力；此后20年，美国一直保持着这种核威慑优势。但从70年代中后期以来，苏联在第一次战略武器方面已取得了与美国势钧力敌的业绩，甚至苏联的运载工具和核弹头总量已超过了美国。到70年代末期，美苏两国所拥有的核弹头总量可以把地球毁灭七次半。因此人类开始恐怖“核冬天”的到来。这种圆动工具推动的武器发展，借人类的对抗意识把人类推向了毁灭的前沿。

　　在核大战中，不可能再有胜利者。因为任何主动攻击的一方，都不可能凭借第一次核打击消灭对方的所有核力量，而被打击的一方，肯定会扩大规模施以核报负，往复几次，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共同毁灭。这种武器发展势钧力敌的现实，致使最凶残的战争狂人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也就是东西方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但却始终保持在冷战状态的物理原因。由此可见，冷战的产生与发展，始终是圆动工具推动着的武器装备的后防较量。

　　三  走出壕沟：天涯若比邻

　　——冷战结束的客观条件

　　冷战的产生，是工具发展、经济关系发展和认识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冷战的结束，也是受制于这三方面力量交互作用下的综合结局。

　　首先，人类在驱动圆动工具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不仅生产了原子弹，也创造了卫星和电脑为标志的全球圆转动工具体系。当武器的发展最终把人类推向要么共同毁灭，要么共同妥协的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迎来了卫星全球转动，电脑世界联网，资讯信息全面开放的高科技时代。这种反映人类智能水平的工具状态飞速发展，本能地要求推翻屏障，结束对抗，使人类结为一体，按同样的程序接受指令，交换信息，共同使用全球转动圆工具创造财富，均等分配。由此可见，这种圆动工具发展的自然力量，必将冲破相互封闭，各自为政的社会结构，把全球经济串为一体，从而导致世界主权淡化，国界开放，阶级分野模糊，冷战最终结束，人类进入全球裁军时代。

　　作为人脑与四肢延伸与扩张的当代圆动工具发展，已经推动了世界进入一个从生产到生活全面开放与转动的时代。开始了生产上的国际分工，生活上的相互依存。用英国数学家柯尼施的话说：“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早晨可能用英国制的刀片刮脸，喝巴西产的咖啡，开德国制造的汽车上班，听朝鲜做的录音带。”冷战后期的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上。发展中国家同样也要依赖国际市场才能生存与发展。据当时的资料统计，1950年到1986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增长了35倍，而“亚洲四小龙”则增长了60多倍。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间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30多个国家翻了两番；而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参与国际竞争，到1990年进出口贸易已达1154亿美元，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1/3，居世界12位。

　　在一个人们可以乘坐号称“空中客车”的宽体喷汽客机跨国上下班的时代；

　　在一种电脑全球联网，资讯世界畅通，“天涯若比邻”的信息时代；

　　在人们站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电子显示牌前，看着同时发生在全球各大金融市场股票交易情况的闪烁数字时代；

　　在全世界可以同样使用高倍望远镜和显微镜，洞熟无穷天体运动和物质微粒变化而致使宇宙在科学面前越来越透明的时代；

　　那种各自为政、相互封闭、分裂对抗、扩军备战的时代还能持续下去吗？那条伸延500多公里的柏林墙一壁之隔，还能再把一个浓缩、变小了的太空船劈成东西两半吗？

　　由此可见，圆动工具的全球化发展，是导致冷战结束的物质原因。

　　其二，在一个资本扩张推动的世界性经济发展运动中，实行市场与计划这一人类选择意义上的冲突，不仅在苏联、在中国和在发展中国家不断引发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泛起浪花。二战后联邦德国曾一度实行计划统制的经济模式；法国70年代和80年代都为关于要不要经济计划、怎样计划的政策取向争论；日本在70年代时也爆发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意见冲突；南韩70代末也出现了一阵政府干预市场的短期躁动。但最终都被资本的自由扩张力量所击溃，走向了稳健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使生产力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并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国家实力。

　　在东方，以苏联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则试图超越经济发展的自然力量，实行长官意志决定下的计划经济，虽然曾一度调动起人们的主观热情，创造了短时期的高效率，但由于它违背了经济运动的自然规律，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结果纷纷走向穷途末路，致使人民贫穷、国力衰竭。苏联到8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率只有1%到3%，已陷入了粮食、肉类不能自给，住房不足，工业出口总值还不如新加坡的困难境地。到1990年，苏联人均国民总值约5000多美元，还远远低于不发达国家西班牙（11020美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情况大致如此。这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开始纷纷瓦解，不得不转而实行“改革开放”，向资本化的国际大市场求救，因而也就不得不承认，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转。那么，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与资本的世界性扩张较量还怎么可以不偃旗息鼓，寿终正寝呢？这也就是冷战之所以会结束的经济原因。

　　其三，芬兰作家佩克、库西在《人这个世界》一书的结束语中这样写道：“我们生存的目标要求发展人类的团结和合作，以便我们能够起而指导我们自身的进化，然而这是可能的吗？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说这的确是问题所在。如果我们不能懂得以爱和理解促进人类的团结与合作，我们就将不能指导我们的进化，进化就会把我们毁灭。”这就是人类在认识上走过各自为政、封闭对抗时代，呼吁全球共同利益的时代强音。世界在面临共同毁灭与共同妥协的最终决断时，猛然醒悟：对抗没有出路。

　　冷战末期的卓越政治家尼克松断言：“东西方关系对抗的时代已经让位于谈判的时代了。”这是人类建立在“为了一个西瓜而撕打成团”历史基础上的一次认知上的大飞跃，即从对抗取利过度到合作取利的认知时代。冷战末期各国战略家，无不在战争的壕沟中痛定思痛：政治对抗和军备竞赛，是一条通往人类分裂、资源浪费、生命消耗，背离自然节约发展的死胡同。只有对话与谈判，借助共同妥协，按“满足需要而不满足贪婪”的原则切割西瓜，利益均沾，才能保证人类自身的进化符合大宇宙的圆和运动。人类伴随着圆动工具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扩张的世界化走势，认识上也开始了一场从对抗到合作的战略性变革。这就决定了人类的“第二创造”——谈判的国际化时代的到来。由此可见，人类谈判意识的日臻成熟，是破解冷战死结的精神力量。

　　四  二战后美苏实力对比与扩张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拥有了全球工业产量的60%，黄金储备的60%，对外贸易总额的33%，谷物收获量的33%。它不但控制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债权国，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生产国和当时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控制了整个太平洋地区，接管了原来属于日本的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单独占领了日本，驻军朝鲜半岛南方，并间接控制了中国的国民党政权。

　　苏联在战争中从美国获得了100多亿美元的租借物资，战后又从德国获得了100余亿美元的战争赔款，疆土扩大了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2000万，还有200万战俘在苏联帮助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苏联还控制了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变鄂霍次克海为自己的内海，从此可以自由地进入太平洋。更重要的是，苏联凭借意志调动起人民的暂时热情，在战争结束后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迅速地完成了战时经济向和平建设的转轨，用4年零3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恢复了国民经济，其中工业总产值比战前增长了73%。1949年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

　　美苏随着经济、军事力量的增长，开始了争夺世界霸权和划分势力范畴的冷较量。整个20世纪50年代前后 ，全球都笼罩在美苏将战，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以爆发的恐怖中。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上台提出要与西方“和平竞争”的新政策。他认为和平共处是“整个当代生活的基本法则”。东西方关系相对缓和。

　　这一时期，也发生了两次剑拔弩张的军事冲突事件。一次是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提出本着东西方和解的精神，签订对德和约，正式承认两个德国，结束美国、英国、法国对西柏林的占领状态。但过了4天，即发生了美军3辆卡车在柏林郊区被苏军扣留8个多小时的事件。11月17日，苏联照会美国，要求举行柏林问题谈判，提出所有的占领军限6个月从柏林撤出。将西柏林变成一个在联合国管辖下的“自由城市”。但遭到了美国的断然拒绝，美国代表其西方盟国宣布：如果民主德国控制通道不让西方车辆抵达西柏林，北约将采取报复行动。1961年8月13日，苏联和民主德国单方面沿着东西柏林的分界线构筑了柏林墙，切断了东西柏林的人员来往。美国总统肯尼迪立即派他的副总统约翰逊访问西柏林，同时派出了一个1500人组成的美国坦克机械化部队,沿着高速公路通过民主德国检查站，直奔西柏林，还用卡车撞毁了部分柏林墙。这次柏林危机发生后，双方都出动了坦克，形成了军事对峙局面。8月30日赫鲁晓夫宣布恢复核试验，9月肯尼迪也下令恢复核试验。

　　第二次冲突事件发生于1962年，赫鲁晓夫为了改变苏联核武器运载工具方面的落后状态，冒险地把30余枚中程导弹部署在古巴。美国立即以战争相威胁，并出动军舰拦阻和检查苏联货船。这就是风靡一时的导弹危机。赫鲁晓夫见对美国的核讹诈不成，以全部撤出在古巴的导弹为交换条件，换取美国撤走其部署在土耳其的核武器，危机解除。

　　世界进入70年代后，美苏争霸与对抗进入高峰，其经济实力与军事势力已旗鼓相当。两国随之对外扩张，争夺实力范围的较量也相继而来。

　　按照美国官方的估计，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60年只为美国的45%，1965年为美国的48%，1970年增加到53%，1975年又增加到59%。根据苏联的官方资料：苏联的国民收入1950年相当于美国的31%，1957年相当于50%，1965年相当于59%，1975年上升到67%；苏联工业总产值1950年相当于美国的30%，1957年相当于47%，1965年相当于62%，1975年猛增到80%；苏联农业总产值1950年以前的5年平均数相当于美国同期的55%，1957年相当于70%，1965年相当于75%，1975年上升为85%。苏联还在不少的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超过了美国。到1975年，苏联的粗钢产量达到14499.6万吨，美国只有6181.2万吨;苏联的原油产量达到49100.4万吨,美国只有41308.8万吨;苏联的化学化纤产量达到95.5万吨,美国只有33.96万吨。

　　在军事方面，美苏的差距也明显缩小，在某些方面苏联甚至超过了美国，双方的军费开支都在1000多亿美元，但总兵力苏联超过美国100余万。在战略核武器方面，苏联的运载工具和核弹头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虽然苏联的核弹头总数和命中精确度落后于美国，但是双方都不再可能通过第一次核打击彻底摧毁对方，使对方完全丧失还击能力，从面形成了一种核恐怖均势。在战术核武器方面，美国虽然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欧洲地区苏联同美国及其盟国相比却占有优势。在常规力量方面，苏联的陆军占有明显的优势，具备了实施高速度、大纵深的连续突击的能力；苏联空军的质量虽然不如美国，但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双方的海军各有特点，美国拥有庞大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机动性强，而苏联则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潜水艇舰队，攻击能力大；双方空中突击力量亦各有优劣，美国的机降能力优于苏联，苏联的伞降能力则胜过美国，战略防空力量苏联优于美国；登陆作战能力，特别是所拥有的国外海空军基地，苏联落后于美国。

　　美苏两国凭借各自的经济、军事实力相互较劲，对外扩张。1975年1月葡萄牙殖民地当局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达成了关于安哥拉独立的阿沃尔协议。这三个民族解放组织在美国、苏联的分别支持和挑动下，成立了临时过渡政府后，不久便开始了内战。人民解放运动军队在苏联顾问、军火和1万多名古巴军队的帮助下，先后在北部击溃了解放阵线的军队，在南部把安盟的军队赶出了城市。建立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陆续得到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承认，被接纳为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但安盟游击队在美国军火的援助下和南非军队的参战下，一口气同政府军和古巴军队打了十几年，苏联为援助安哥拉政府和供养古巴军队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1975年9月5日，苏联通过利比亚支持的苏丹乌玛党、联合民主党、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组织联合组成苏丹民族阵线，并发动推翻美国支持的总统尼迈里的政变，当天即告失败。1976年7月2日，苏丹民族阵线在苏联和利比亚的直接支持下，再一次发动武装政变，经过两天激战，又告失败。1977年3月和1978年5月，苏联又武装扎伊尔雇用军，两次攻入扎伊尔的沙巴省，但在美国、法国的干预和比利时的出兵下，均被扎伊尔政府军击溃。苏在插手他国事务与美争霸过程中连连受挫。

　　1977年苏联让古巴出面，为扼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红海出口处，建议北也门和南也门合并为红海联邦，受到了北也门领导人的反对。南也门总统鲁巴伊也不甚积极。于是，苏联1978年6月就在南北也门策划了一箭双雕的政变。6月24日北也门总统加什米被南也门总统特使携带的邮件炸弹炸死，26日苏联支持的南也门执政党总书记伊斯梅尔和总理纳赛尔嫁祸于鲁马伊，发动政变，杀死了鲁巴伊，伊斯梅尔控制了南也门政权，苏联的这一恶劣行动，大大败坏了其国家的形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阿富汗的势力衰落，美国乘虚而入，取而代之。苏联为了改变阿明政权迅速使阿富汗倒向美国的发展趋势，决定武装干涉阿富汗，直接与美国支持下的军事力量较量。此后，阿富汗战场陷入了你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的僵持状态，一直持续到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为止。在此期间，苏军不但每天都有人员伤亡，而且光维持苏军在阿富汗的战费每天就要开销600万美元，另外还要向被连年战乱弄得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阿富汗政权提供大批的经济、财政和军事援助。

　　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耗尽了人民的革命热情。官方凭借意志操纵发动世界革命，强行推行集权政治与计划经济，以及扼制资本自由扩张的经济结果，到80年代中后期已经很明朗了。根据苏联自己公布的数字，它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在70年代为5%，1987年下降到3%，1982年又下降到2%；它的社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在1961年至1970年期间为6.9% ，1971年至1980年期间降为5.3%，1981年至1985年期间猛跌为2.8%；它的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在1961年至1975年期间为8.5%，在1971至1975年期间为7.4%，1976年至1980年期间为4.4%，1981年至1985年期间为3.7%；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在1971年至1975年期间为2.5%，1976年至1980年期间为1.7%，1981年至1985年期间为1.1%。苏联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在1955年为美国的33%，1975年上升为55%，可是到1985年还是保持在这个水平上。由此可见，苏联在逆自然发展而动的争霸世界过程中，已耗尽力自己的底气。

　　五 谁击垮了苏联：美国赢了吗？

　　——冷战结局的新解读

　　面对柏林墙倒塌的事实，即使做梦都想使“列宁的故乡”回归自由世界的西方政治家们也未曾怀疑，苏联的政治制度至少能再运作50年。想不到那个震惊世界的“8.19”政变，一夜之间致使雄居一方，拥有世界最强大核武器的多民族“红色帝国”，未经“敌人”一枪一炮，便与失去灵魂的“华约”集团一起，分崩离析，四散五裂了。于是“是谁击垮了苏联”，己成为冷战后的一个时代性的话题。

　　今天仍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苏联的解体，“华约”的走散，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实施“和平演变”的结果。如此说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联盟成功地应用了中国“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这岂不是太捧扬、太神化“美帝国主义”了吗？还是让我们用更冷静、更客观和更具说服力的理性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吧！

　　如前所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一再验证了这样一条“普遍和谐”的圆动规律：当人类自由意志所导致的行为选择（包括国家行为选择）推动的事业，适应了宇宙“节约法则”支配的不可改变、不可逆转的自然力趋势，与之构成和谐对立关系时，就会成功、通达；反之，人的行为选择（包括国家行为选择）推动的事业，背离了自然力的发展趋势，与之构成对抗性对立关系时，则最终会惨遭失败。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使用相对先进的圆动工具体系，是实力超强的工业大国。然而一个真正代表、体现了圆工具创新体系的发展方向与要求，适应了资本扩张的自然发展规律，按市场法则建立和完善起自己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制度，因此，即使冷战也未能完全扼制它的科技发展、信息进步和经济领先的势头；一个却在使用先进圆工具的同时，逆圆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要求而动，借长官意志推行计划经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致使国力衰退，民不聊生，国家分崩离析。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集团国家，是在自然力量的驱策下，建立起完全应合了资本扩张需要，体现了人性自由发展，遵循了市场平等互利、等价有偿规则，并相应建立起权力制衡、自由选举等政治制度。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却是从反资本“罪恶”的良好愿望出发，以人的主观意志派生出的信仰为基础，建立起一种逆经济规律而动，不尊重人性自由发展，少数人固定化、强制性垄断权力的僵化官僚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已经成为科技现代化所带来的民主现代化的桎梏。

　　除此之外，苏共在长达近半个世纪来，执行了一种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圆工具体系及资本方式生产财富的代表者争夺世界霸主地位，对外扩张，输出革命的错误路线。这一错误路线，一方面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结成联盟，集中力量对付、扼制苏联；另一方面由于不顾人民疾苦，穷兵黩武 ，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为发展高科技尖端武器，耗尽了国力，拖垮了人民，致使民愤沸腾，怨声载道。而苏共为维护安定，不得不执行高压政策，强求一致，排除异已，镇压不同政见者，完全背离了现代大工业生产所要求的管理民主化的历史趋势。更有甚者，苏共长期以来，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也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他国跟其指挥捧转。南斯拉夫领导人很早就认识到“苏联的种种做法很像一个傲慢的帝国主义大国，而不象一个同志式的共产党国家”。当时，谁在执行政策上有异样，谁就会遭到苏共的打击报负，曾先后“讨伐”过南斯拉夫与中国，并出兵东德，镇压匈牙利，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干涉波兰内政。结果却在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高峰时，首先导致了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当时，美国领导的松散联盟，由于遵循了自然主义的价值观而保持了它的团结；苏东联盟却主观臆造政治信仰，强求一致，结果不到20年就分裂了。资本主义阵营同共产主义阵营的等级森严、教条主义和脆弱的共性相比，有较大的灵活性。民主的联盟有共同的人性价值观，却没有拘泥于形式的教条格式。共产主义阵营强调教条的统一性，只有一个中心说了算，因而这种高度的统一性较之松散的联合更难维持。

　　由于苏联从政治领域到经济政策，所走的是一条超越自然规律，违背人性自由，导致自身能量消耗与浪费的道路，与社会客观发展趋势构成了对抗性矛盾，不符合社会运动的“节约法则”，因而在这场东西两条发展道路的冷战较量中，西方集团未发一枪一炮，东方集团便首先从内部瓦解了。资本的世界性自然扩张力量，最终击溃了自由意志支配着的“暴力革命”扩张力量。于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最终消解、溶汇、综合了资本运动的反题——计划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便是由社会“节约发展法则”决定着的必然结果，而决非是美国人的政治英明和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所能解释的。

　　然而，问题不仅如此，人们还应当反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因与苏联争霸而扩军备战，耗费了大量保贵的时间、人力和资源，挥霍了人民无穷的血汗，限制了资本自由扩张的能力，并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更大提高。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理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这同样也是有悖于社会发展圆和运动法则的。因此，这也是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冷战后期，提出以对话代替对抗的战略性调整的自然原因。

　　人类社会自19世纪末以来至20世纪末的百年发展史，从经济运动的角度理解，就是资本扩张与反资本扩张的历史；从政治角度理解，就是管理民主化与反管理民主化的历史；从文化角度理解，就是崇尚人性自由与反人性自由的历史。冷战产生、发展与结束的历史，无可置疑地宣告了这样一个真理：受自然法则支配，反映人类智能水平的圆动工具发展及其生产方式的变革，从不需要政治领袖的“设计”与“引航”。人类一旦拥有了先进的圆动工具体系，就得按它的原理去应用、去管理、去创造，去形成适应它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由此才能促进圆动工具及其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更快、更多、更好地创造出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需要；反之则会受到惩罚，惨遭失败。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至今强大不衰，苏联为什么分崩离析，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的科学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