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允文允武于2010年2月02日在〖中国京剧论坛〗发表

     2010年10月15日，国家京剧院举办了离退休老人的联谊会。在席间遇到了平日里并不长见面的上文作者-夏永泉。告诉他，我读了他上载文章的感受。并问他是哪位把这篇大作，挂到网上的。他说-其文写了好多年了，直到今天也不晓得是哪位把它挂到网上的。我希望他-“依此为纲，进行再次的细化。把当时更多有关李少春的往事继续披露出来------”的建议。希望他能做到，真的-实在是太缺乏这方面的，真实的材料了！！！——?     戏外博乐

               春红凋落太匆匆—忆李少春先生                   
                         夏永泉

       北池子大街北口路东，有一所四套不同平房组合起来的院落，这里曾是中国京剧院旧址。1959年我们由中国戏曲学校毕业，分配在这里工作。一进大门是个小礼堂，每天便在这里练功。一天，我们都在压腿，不知谁喊了一声:“李少春来了!”大家便一窝蜂地飞奔到各个敞开的窗口上，争着探出脑袋向外张望。他中等身材，穿着一套笔挺的驼色西装，一头乌发整齐地向后背去，头较常人大些，但不失协调，金丝眼镜闪闪发光，刚刚刮过的络腮胡须泛着淡淡的兰色光泽，使那张生动的脸更加容光焕发。他两手直插在衣袋里，腰板挺着笔直，两腿径自向前迈去。他像漫不经心地看着什么，嘴里轻轻地哼着，头部不时晃动，显然在他心中已经开戏了。啊!这就是名扬四海的李少春!真帅呀!从他进胡同开始，我们一直目送他拐弯进了中院，‘嗦’的一声我们离开了窗口，随后便卷起了一阵李少春的狂风，从他《响马传》的“趟马”到《美猴王》的“走边"，从《白毛女》的〔西皮〕到《打金砖》的〔二黄〕足足折腾了一气。那时我们年轻人都有自己崇拜的对象，而李少春则是我们共同祟拜的艺术家。

     李先生在一团，我在四团，行当又不同，本来业务上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况且一开始李先生在我心目中像尊神一样，神秘而遥远。怎么也不敢想像，毕业后的第一出戏竟是派我去和李先生等一些大艺术家合作，我简直恐慌不知所措了。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院里推出了由梅兰芳院长领衔主演的《穆桂英挂帅》。参加排练的有李少春、袁世海、李和曾、李金泉、李世霖、孙盛武等老一辈，年轻人有杨秋玲、李嘉林和我。我演杨文广，这个角色贯串始终，有文有武，相当吃重。尤其第一次和这些老艺术家一起，当时我精神负担很重，总想把重担推给别人。彩排前未进行认真刻苦地练习，所以第一次彩排时，一套“对刀”打的拖泥带水，几乎使我失去了上台的勇气。有一次在后院迎面碰上了李先生。“千什么去?“他停住脚步严肃地问。“没事，踏踏。”“还跑哪?你要犯错误!”他用一个手指很有力地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木在哪里不知所措。他把手缩回插入衣袋:“起码每天耍二百个大刀花儿，耍了没有?”还没有。”我喃喃地回答。“来，现在就练。”说着领我进了练功棚，从墙边抄起一把大刀扔给了我:“给，先耍二百个，要自觉。”我脱下衣服耍了起来，以后每天如此。后来每次演出下来，李先生都及时地指出我的不足。最后一场演出后，他边卸妆边对我说:“我天天在台上看你，真是功夫不饶人，现在比开始进步多啦。”对李先生的严格批评及热心教诲我终身难忘。

      那时的中国京剧院有很好的院风，特别是一些大艺术家严格律己的工作态度，对青年人更是起到楷模的作用。排《穆》剧时，从梅院长到各位老师都是准时到场，导演一声“开始”，马上进入创作状态。梅院长虽然早已上演此剧，但依然一丝不苟地和大家对台词，并且仔细地倾听这些新搭档对角色的艺术处理。李先生拿到刚发下来的剧本便能很流畅地念出韵白，甚至看着文字便能随口唱出音域不宽，但变化多端的〔流水板〕，这都使我们青年人大开眼界。《穆》剧的初次排练，实在是令人难忘!梅院长在没有胡琴伴奏的情况下，竟然能和演出时一样，放开喉咙唱了大段〔西皮慢板〕，导演急忙劝阻，梅院长却说:“这戏我是熟的，大家是生的，我把台上的表演拿出来让大家看清楚，大家心里才能有底。”李先生、袁先生这些艺术家同样端带、将髯、走脚步，演出该什么样是什么样，一丝一苟。这里没有“过戏”，没有吊儿郎当。在这些艺术家的带动下，几天就把戏排了出来，成为国庆十周年的重点剧目。

演出时，李先生每次都是很早便到后台。安排好服装后，便在后台一块空地上来回踱步，同时做着各种开声练习。寇准这个角色对他来说，简直可以“一挥而就”，然而这位艺术家每次都是郑重其事地准备，严肃认真地登台;多年形成的习惯已造成他一进后台便把全副身心交给了艺术的条件反射。

    梅院长的“捧印”一场精彩极了，每次演到这里后台两侧都挤满了人来饱眼福，而人群中总少不了李先生的身影。有一次演到精采处，我身后竟有人叫起好来，“好!”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李先生，他忙搬动我的膀子往台上一扭:“快看!”一直等梅院长唱完了〔流水板〕，台下爆发了满堂彩后，李先生才小声对我说:“这才是梅兰芳!”有时李先生一句话包含很多的道理，他并不把话讲透，让你自己去理解，通过这句话，后来我渐渐悟出了不少道理。

   五年后我又一次派往一团参加《山村花正红》的排练，李先生演老院长，我演一个医生。在此之前，李先生已创作过不少现代人物形象，如《白毛女》中的杨白劳，《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柯山红日》中的司令员及《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对于李先生现代人物的创作才华，人们都是有口皆碑。李先生接到《山》剧本子后，早已在家把唱腔设计完毕。记得第一次排练李先生就拍着板眼和胡琴记起腔儿来。他是一团团长，尤其在排练场上要求自己非常严格。他很少讲话，但对执行排练的同志非常尊重，连排前排后的站队集和他都做的十分认真。那时我做排练场上的宣传鼓动工作，每天都有不少人向我提供表扬李先生的事例。记得有一次我用“顺口溜”的形式这样念道:“李团长是带头人，‘立正’‘稍息’有精神，为了‘红花’结硕果，浇水施肥多勤奋。”可惜的是，“红花”终未结硕果，各种运动便接踵而来，李先生舞台生涯中的最后一个形象，也如“红花”一样被运动的狂风吹落了。那年他才四十五岁。从此他便告别了舞台生活。

         不少人认为当时李先生已被折磨成痴呆症了，其实不然。我认为李先生至死依然有着一副完全清醒的头脑。且不说他还有能力为《红》剧中洪常青设计过不少的精彩优美的唱腔及身段，就是在生活中，他一旦感觉无需顾及时，他的真实自我马上显现出来。他那艺术家的敏感、智慧，依然焕发着诱人的光彩。那时排戏，喋喋不休的就是那几句话，什么“首长指示”、“革命激情”、“不许走样”，而对于戏曲表演的艺术分析及探讨则是讳莫如深的，只能和知己朋友关起门来密谈。有一天我们又在聊戏，忽然想到为什么不把李先生请来?说着我推开了对面的房门，“李老师，请您来一下”。我把他拉进屋里。他见还有别人，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把门一关:“请您来给我们讲讲戏曲中眼神的运用。”他这才松弛地坐下，随手抽出一支烟叼在嘴里。“过去学戏时，有的老师主张出场亮相眼神要看准一个地方：后面的入场门。可是这样做了效果也不见得好，您是怎样做的哪?”他眨着眼睛仔细地听完我的话，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随着吐出的烟雾，他的两眼逐渐放出了光芒。“盯住一个地方太死，光放不出去；没有适度的角度又发散。我在台上是既看又什么都没看见，像这样—”他边说边表演，那不断变化的炯炯目光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当年他在舞台上那迷人表演的遐想之中。

   还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谈到了余叔岩先生，他转动手中的香烟喃喃说道：“说老戏不讲表演，不对。余叔岩先生一个人物一样，比如《卖马》他是这样表演的—”他麻利地把右腿搭在左腿上，不假思索地一口气表演了半出《卖马》，把秦琼英雄落魄的神情维妙维肖地刻画出来，而且口齿清楚、韵味醇厚。后来谈多了，有时李先生也会不约而至。他说：“现在有些演员开打后累得呼哧带喘，唱起来上气不接下气，毛病在开打时憋住气了，不管动作多么激烈，要始终保持呼吸平稳，一口气憋住了，越来气越短，我就是这样：开打时保持呼吸通畅，开打后不‘拉风箱’，唱起来嗓子更痛快，因为声带已经热开了。”还有一次谈到“样板戏”不许走样的问题。他轻轻地摇着头：“不许走样?怎么叫不走样?他个儿大走三步，我个儿小就得多走，他‘山膀’拉在这儿好看，我就得拉在这。”他激动地放下‘山膀’，然后看着烟头自言自语地：“不理解呀，还要好好的学习……”这都说明他不但头脑清醒，而且善于思考，他的自制力使他谨慎地开启心扉，怎么做，会引出怎样的效果，他心中一直有数。

    又是一次令人脊背发冷的大会。“上 面”点名要李先生做为(人大) 代表，但同时宣布一条:必须首先“劝其退D”！听完传达后我回到三楼，正遇到李先生刚进行完个别谈话走出门来，他惨白的脸上挂着冷冷的苦笑，嘴唇在微微颤动，似乎在说着什么，他正吃力地扶着墙壁一步一步挪回宿舍。第二天一早，他忽然跌跌撞撞打扫起楼道来，大家抢过扫帚急忙搀他回去，一问才知，他把这天误当成星期六了。因为星期六是他的卫生值日，又是放假回家的日子。不言而喻，他昨天回到屋里后吃了大量的安眠药，想熬过这夜急切回家，盼望以骨肉之情来温暖一下他那冰冷欲碎的心!

     一个人如果对生活完全绝望了，大概多一天也不肯活下去。李先生并不是悲观主义者，你会在他不时闪现的智慧中，发现他那极为可贵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甚至有办法创造出一种颇有诗意的情趣。比如音乐创作组有架电唱机，为了做资料，找来不少外国名曲。有时唱片一转，李先生常常陷入童话般的遐想。有一次他兴致大发，随着那动听却陌生的曲词，根据旋律及节奏的不断变化，他竟像宋世雄那样，即兴地讲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不但有头有尾，有细节，有动作，并且与音乐的演奏完全合拍，富有逻辑性。他偶而表现出来的幽默感常能令人拍案叫绝。在一次晚间“突出政治”学习会上，李先生做了一次绝妙而又无可指责的发言。他把香烟举在嘴前，边吸边说：“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啊……现在大讲‘突出政治’，啊??…可我们哪?啊……业务活动有夜宵，啊，五毛钱，是不是?可政治学习哪?没有，没有夜宵，啊……这能是说突出政治吗?啊……”大家听了后，面面相观，组长只好宣布散会。

    李先生患有多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周身骨刺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加上这突然的打击及长期的郁闷，他终于倒下了。有一天晚上散会后，楼道里突然响起一阵茶缸落地滚动的声音，然后水泥地面传来‘扑’的一声闷响，大家纷纷闻声而至。啊！李先生已经一动不动倒在血泊之中了。我们急忙把他扶起，只见他满脸是血，上嘴唇完全裂开，一颗白牙钻出唇外；左上眼皮裂开，像小孩嘴一样张着往外吐鲜血。李庆福同志伏身背起毫无知觉的李先生，登上小汽车直往北京医院。路上，我紧紧抱住他那随车摇晃的躯体，他似乎有了知觉，快到天安M时他开始感到疼痛了。他摸着脸，摸着嘴，突然一下把钻出唇外的牙揪了出来，然后在黑暗中费力地看着，他问道:“这是什么?”“牙……””我心里一阵抽搐。“牙?谁的…“您的牙，散会后您摔倒了。”他慢慢回忆着:“我的牙，……摔倒了……”汽车开进了北京医院。

   “你们是哪儿的?怎么往这儿送?”几个医务人员见到满脸是血的病人面有难色地问道。“我们是中国京剧院的，他是李少春!他的病历在这儿”。我急忙向他们说着。医务人员交换了一下目光:“他是不是自杀?”言下之意是自杀可不管。“不，不!他是工作累得晕倒了摔成这样，他没问题”。我正在解释时，院里负责人已经赶到。详细证明了他的身份后，这才收留住院。别前我和李文华同志一再托咐院方，要用细线缝合，保住他的面容，他还要上台呀。

     数月后，李先生出院了。见到我紧紧抓住我的手使劲拉着:“感谢，感谢!感谢大家保住我这张脸。你看，完好如初，完全可以上台吧l”我真佩服医生的高超技术，眼皮及嘴唇竟未留下半点痕迹。是的，他想上台，他有一身的本领呀!而残酷的现实是他早已被剥夺了上台的权利，更何况他的体质继续虚弱下去，走起路来都一步三晃，上台?大概……“没问题，根本看不出来。您千万要当心哪!”我不无凄楚地安慰他。他收敛了笑容，点燃一支烟，不住地吸起来。

     1959年我第一次见到李少春先生是在北池子；想不到，十六年后我们最后一次交谈也在北池子。这时京剧院旧址早已成为家属宿舍，李先生和我都住这里。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挨整，苦苦地挣扎了一年终于病倒了，于1975年在家吃起‘劳保’;李先生此时也已离开京剧院去到艺校教学，虽然工作不在一起了，但每星期放假还能见面。有一次我向他讲起了我的病情，那是长期郁闷使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弄得我苦不堪言，当时心情极度不好。他抽着烟默默听我唠叨着，我们相对片刻，他忽然把烟一丢；“走，路上走走去。”他一把抓住我的膀子向外走去，刚一转身，他另一只手也搭在了我的肩上，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他的身体更加不行了。我只感觉他的脚似乎没着地，他把全身重量都加在了我的身上，我像背着一个十分沉重的包袱，吃力地拖着他出了胡同，顺北池子大街往南走去。“没关系，算不了什么……”他有些气喘，“要挺住啊!多想想别的事，分散分散……你看我，现在天天跟孩子们在一起，孩子们心里纯洁，跟他们在一起很好玩儿，很快乐呀。”他的话一阵高一阵低，字音有些含糊，但语气却是加重的;说时，他的右手还不住地在空间挥舞，幅度之大常引起路人回顾。我知李先生是受过大灾大难的人，我很想了解他是如何对待无妄之灾的，我当时太需要精神支持了。所以我冒失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时您被揪出挨斗，受了那么多人的人身侮辱，您是怎么对待的?现在还想不想?”话刚出唇我便后悔了，这样会不会戳痛他的心?或者使他出于戒心难于表露真情?当我再要开口时，他蓦然停住了脚步，然后慢慢从我腋下把手抽回，双肩微微一耸，鼻子‘哼’了一声。然后转过身来停了片刻，双手逐渐在我俩之间比成一个圆圈:“我的脑袋只有这么大，世界上的事太多，太复杂了，我的脑袋装不下!”啊，多么熟悉的李少春风格!“这才是梅兰芳!”使我悟出了不少艺术真谛，这番话又使我在为人处事上得到了更大的启发。在那种年代，面对我的唐突提问，李先生的回答真是妙极了!他什么都没告诉我，然而，又把什么都说了出来。每思此及，我由衷钦佩李少春先生的智慧、才华。

     我把李先生送到家，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就在这里，十六年前，当我们那些年轻人钻出脑袋在窗口上出神地望着李少春的丰采时，他是何等的英俊和潇洒!一场浩劫夺走了他的一切!真不敢想像，刚才依我而行的蹒跚老者竟然也是他!

      就在那次谈话后不久，李先生突然发病倒下，从此再也没起来，流水落花春去也，带着忧伤、苦痛…

注：纪念李少春先生诞辰91周年，特转抄此文。

怀念！

李少春先生女儿李洪玲在《怀念父亲李少春》一文中，写道：

   “父亲去世多少年来我很久不想看京剧，更提不上去学京剧。其实不是不爱，明白这是国粹。在我心中总有一种痛，尤其不敢听《野猪林》唱腔，听了就想落泪，文化大革命那些原是懒于回忆的事，父亲的悲苦无奈的经历又浮在眼前，似乎林冲的遭遇就是他的翻版。他挨过批斗、住过牛棚、扫过大街，剃光头骑平板车拉砖……。平时不爱说话的他，精神更是遭到很大的打击，变得更加孤独和无奈，在家中总有战战兢兢，心有余悸的感觉。父亲终于扛不住胸中的巨大压力不幸病倒在家中。他在昏迷中被送到积水潭医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有名的艺术家并没得到及时的确诊，治疗和护理。究竟是脑溢血还是脑血栓都没搞清楚，前者要收缩血管后者是舒张血管，病人送去赶上周末，没能及时抽骨髓，几天后才知道最初的诊断是错误的治反了。致使昏迷不醒的父亲在病榻受尽了折磨痛苦，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我们。没过多久痛不欲生的母亲患了食道癌，住进302医院，一年后她也撒手人寰。很长时间我脑海中总出现父亲文革中那种愣愣痴痴一脸无辜无助又无奈的表情，原本平日就寡言少语的他，有时一个星期竟不说一句话，我们只能尽量找话题转移他的注意力，我们尽量劝慰他，陪他多出去走走散散心……面对发生的这一切正向我宝春弟弟所写的“我们除了心里的酸痛，话与记忆似乎都已被残杀得支离破碎，连梗咽都是挖了好久好久断断续续的成不了一个声音……””

李少春先生女儿李洪玲与父亲李少春的合影

看了此文章心情很悲愤，文革害了多少好人那！但愿此类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也向夏永泉先生表示问候和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我想当今有谁敢把文革这段丑恶的历史拍成大型的历史剧流传给后世看，这个人将会成为中国最受尊敬的人之一。

看这些真心酸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