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澎：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 (4)

　　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金钱融为一体(开始于1992年，在2004年之后到达了让人震惊的程度)，这让部分人多少有些担心。然而，那些对历史无知的担心者应该看到，除了利用金钱或资本的力量，离开体制、或者体制不支持的艺术家还有什么有效的手段能够给自己提供发展的可能性？事实上，金钱与资本一直并主要作为腐蚀制度的工具存在着，在很大程度上讲，这是金钱与资本在90年代初期以来产生的真正历史作用。冷静的人当然能够看到正面与负面的问题：在4月9日香港会议与展览中心(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举办的索斯比拍卖会上，张晓刚的作品《血缘：大家庭3号》(1995年)仍然以超过600万美金的价格(含手续费)卖出。之前，在张的作品《天安门》(1993年)被以230万美金买出之后，有西方人担心这个与马克坦西(Mark Tansey)《圣威克特瓦山》(Mont Saint-Victoire)的300万美金有差距的价格会不会是泡沫 。同时，微妙的因素时有呈现，在之前一个月的美国拍卖会上，也许是次贷危机的原因，中国当代艺术的拍卖成绩让拍卖公司非常担忧。另外，在堂皇光亮的香港展览会上，此次为拍卖公司提供的110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几乎出自美国的一个收藏团体(Estella)，这个举动被给予了复杂的解读：究竟是西方收藏家从来就没有真正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兴趣而仅仅是为了赚取钱财，还是存在着西方人因中国艺术家随国家的“崛起”出现惊人的高价而伤害了西方人的傲慢与自尊心导致的不顾后果的抛售？无论如何，全球艺术市场出现调整有复杂的原因，另一种解读是，既然Estella专场的购买者有80%是亚洲收藏家，既然中国当代艺术在香港和北京显露出比伦敦和纽约更加可观的成绩，这难道不能够说明亚洲和中国在今天的重要性？

　　中国的确正在发生令人震惊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行动。复杂的历史当然导致复杂的现实：未来的中国将是什么样的国家？例如，中共十七大开始了行政体制的“大部制”改革，然而，那些在过去改革三十年里获得了超额利润的特殊利益集团会支持新的改革吗？谁是未来变革的真正推动者？什么路径将彻底改变旧有的体制而构成新的时代？同时，急促的变化也给艺术家提出了课题：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什么是中国艺术家的出发点和立场？2008年4月16日，雅昌艺术网发布了艺术家王广义与卢昊的声明：

　　鉴于法国对北京2008奥运会的抵制态度，我们决定退出2008年6月在法国巴黎马约尔美术馆的展览。特此声明。

　　这个迅速得到艺术家周春芽公开支持、张晓刚与岳敏君响应的声明被给予了复杂的解读，有人将其称之为一次“义和团式民族主义投机秀” 。基本的事实是，经历了三十年改革的中国人在财富上获得了积累，而这些知名的艺术家获得的声望与利益的确与改革的实际进程息息相关，尤其值得思考的是，这些被称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艺术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部分时间里表现出对“共同价值观”或者“普适价值”的追求，而今天却要以“民族”、“国家”甚至“种族”的概念发出声音。批评者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与“国家”？我们将如何去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样的情形真的难以解释吗？这使我们联想到90年前，那时，由于对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异常失望，部分知识分子愤怒地从“世界主义”转向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确，知识分子圈子中始终流行着普适价值观(或者共同价值观、或者世界主义、大同社会等等)与民族主义孰为前提的争论，对于那些在西方国家有较长生活与工作经历的艺术家来说，他们自信比那些通过文本和间接信息了解人类文明史的人，在“国家”、“民族”(甚至种族)以及“共同价值观”这些概念上有更深刻的理解与体会，他们的行动似乎再一次重复早期知识分子已经感受到严重问题：即便“共同价值观”不可争议，也必须通过民族与国家去实现，不存在着抽象的“共同价值观”，只存在着人类共处的历史真实性。的确，与“五四”前后时期的情形不同的是，21世纪的中国仍然处在一党执政的威权统治的现实中，“民主”与“自由”与类似“国家强大”或者“民族复兴”这样的口号混成复杂的涟漪而难以分辨界限。同时，“公平”与“正义”这类来自西方的词汇成为中国媒体中频繁出现的词汇，这表明中国的现实也急切地需要给予符合“共同价值观”的治理，但是，一个脱离历史与现实语境的治理、缺乏文化战略与策略的治理完全可能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