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大脑发育迟缓:1973年:毛泽东对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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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最初的考虑是,让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毛泽东对于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不过,毛泽东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面的: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1971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另外,毛泽东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毛泽东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到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庐山开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将之一,当时被调上庐山,和林彪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即1971年9月12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泽东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毛泽东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毛泽东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然,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
毛泽东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还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为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信号:“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因此,一时间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然而,新布局中很快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泽东在长沙的衣食住行。毛泽东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另一方面也是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不料,王洪文受到了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从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动摇……
华国锋被正式确认为接班人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李德生辞去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样,华国锋便成为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不过,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的代总理。这个“代”字,意味着毛泽东还要对华国锋能否全面领导这么一个大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华国锋尚处于“实习期”。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指责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于是,毛泽东下令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5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由于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这匹“黑马”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
据《邓小平改变中国》
毛泽东对于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不过,毛泽东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面的: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1971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另外,毛泽东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毛泽东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到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庐山开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将之一,当时被调上庐山,和林彪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即1971年9月12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泽东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毛泽东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毛泽东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然,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
毛泽东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还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为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信号:“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因此,一时间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然而,新布局中很快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泽东在长沙的衣食住行。毛泽东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另一方面也是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不料,王洪文受到了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从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动摇……
华国锋被正式确认为接班人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李德生辞去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样,华国锋便成为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不过,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的代总理。这个“代”字,意味着毛泽东还要对华国锋能否全面领导这么一个大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华国锋尚处于“实习期”。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指责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于是,毛泽东下令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5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由于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这匹“黑马”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
据《邓小平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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