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的不同命运：仅两人站上天安门城楼

核心提示：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政党，而最初这十三名代表，以及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们，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洋房内召开，这座房子是“一大”上海代表李汉俊的家，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元老，1921年春天他刚买下了这栋公馆，而此时李书城有事外出恰好不在，代表们在李公馆感觉相当自由，会议进行到7月30日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突然闯入，给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

解说：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举行了第六次会议，马林在大会发言，他说话声如洪钟，这时突然有人闯入会场。

包惠僧回忆那个人“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他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那是个“陌生人”。

张玉菡（中共一大纪念馆副研究馆员）：7月30日晚上，发生了一点事情，那就是代表开会的时候呢，有人就是说有人闯进来，就说他要找隔壁社联的王先生。

解说：此人叫程子卿，是青帮“悟”字辈人物，1905年入法国巡捕房，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

张玉菡：马林听说了之后呢就说，赶紧地，就说把这个会散了吧，让大家呢就开始代表都分头从前后门都出去了。

解说：代表中只有陈公博不想走，他后来在《寒风集》中这样解释了自己当时的心态。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张）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李）汉俊为难，现在有了警报又张惶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对他有这样的恶感。

解说：陈公博没想到代表们刚走，就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兵，三个翻译，他形容那个法国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

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它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

张玉菡：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日本，日本警视厅呢已经得到情报，就说上海有可能召开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召集各地代表召开一次会议，而且其中可能还有日本人，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法租界巡捕，就问他问陈公博你是日本人吗，可能就是说跟他们事先得到这么一个情报来源有关系的。

解说：侦探们搜了一圈没看见什么重要的东西，只见李汉俊家书架上满是社会主义理论著作，侦探微笑着对李汉俊说。

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后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吧，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长，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吧，连看也不看。

张玉菡：当时的这个巡捕呢，他的注意点在什么地方呢，他可能呢就我们现在推测啊，因为这个在法租界内呢，还是比较注重言论自由的，那么它对于这种纸头啊，对于这种主张啊方面，它是允许你说、允许你写的，但是你不能搞这个暗杀，不能有武器，他们可能呢就是，我们推测可能更重要的是想找武器。
解说：密谈们仔仔细细搜查了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张玉菡：被询问之后，实际上也吓得不轻，然后他就是出去之后呢，还兜了几个弯，然后回到大东旅社，然后把他自己所带来的一些材料，赶紧都烧了。就是说在31号早晨的时候，他的隔壁房间又发生了一桩人命案。

解说：陈公博回到大东旅社辗转难眠，加上当时极其闷热至凌晨四时才睡着，而五点他又被隔壁四十一号的枪声和尖叫声吵醒。

张玉菡：后来根据这个报纸的报道，知道呢是一桩就是男女情杀案，其中这个两个人呢约定好，就是一起要去自杀的，这个男的呢把女的枪杀了之后呢，自己不愿意（死），不愿意自杀了，自己就拿着钱跑了，这个陈公博也被吓得不轻，第二天呢他就说，那我赶紧就跟李达交代一下这个情况，他就带着太太呢一起到这个杭州去旅游去了。

解说：剩下的代表们商量必须改换会议地点，恰好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因此决定第二天到离上海较近的嘉兴县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

张玉菡：所以就想在哪里开会，有的人认为到杭州去，就觉得杭州那里游人太多，也挺远，也不大合适，那么这个王会悟呢，她就说那到个南湖去，因为她在南湖也读过书，说那个地方游人也很少，而且离上海也很近。

解说：1921年7月31日，马林等两个外国人没有随代表们到嘉兴，因为他们目标太大怕被跟踪，上午十一时左右，中共一大代表们在画舫上召开了“一大”最后一次会议，为了安全，代表们带着乐器、麻将牌，船舱桌上还摆着酒菜，以游客的身份作掩护，张国焘这样回忆。

我们的大画艇在湖中环游一遍之后，便或行或止任由它在幽静的湖上荡漾，我们不约而同的加速讨论，很少长篇大论地发言。

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下午六时左右，大会在游船上闭幕，代表们乘火车到达上海时已是深夜。

“一大”代表们刚刚离开，次日一场台风就袭击了嘉兴。

本月一日，午后五时许，嘉兴突然阴云蔽日，狂风大作，房舍多有损坏，最惨者南湖中之避暑游船，被风吹覆者四五艘，而溺毙者竟有三人。

解说：中共一大代表们回到上海不久，就纷纷回到各地，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回日本时，他的恋人杨淑慧也决定与他一起私奔，而正是杨淑慧在多年以后找到并确定了当年“一大”的会址，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外马甲（民间学者）：到后来解放以后，要找这个“一大”会址，毛泽东也记不清了，毛泽东他去上海，到大上海都转晕了，几十年前去的那个胡同谁还记得住，根本不知道，他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董必武活着，董必武他也是外地去的人，他也不知道，他也记不住，所以说就弄不清地址在哪里，然后李书城，就是李汉俊的哥哥还活着，那是他的房子，但是李书城不知道这个事啊，他根本不知道说是他的房子，在他的房子开的（一大）呀，然后不知道这事，后来呢想来想去，只有这个杨淑慧还记得。

解说：此时的杨淑慧因为周佛海在抗战时成为汪伪政权的汉奸而正在坐牢。

王外马甲：这个杨淑慧在哪呢，她关在上海监狱里头呢，就把她给提出来，然后她就记得，因为她那时候正年轻，老在这里来来去去，所以说她带着转一圈，哪里哪里，就把这个旧址找到了。

陈晓楠：用实力的观点来看待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注定要有点失望的，在1920到1921年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且呢是处于秘密状态之下，在社会上乃至在工人中间都还根本形不成任何的势力和影响，财政上也没法独立，从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中共的全部收入为一万七千元，其中呢只有一千元是自筹的，其他全部来自共产国际的支持。

但也正是这样一个不气眼的政党，日后主宰了中国的命运。

解说：1921年盛暑，中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的十三个代表多数是知识分子，年龄多在二十五岁以下，他们的职业有教授、律师、杂志主编、新闻记者和学生，他们所代表的党只有五十三名党员，其中并无工人和农民，而日后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政党，而最初这十三名代表，以及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以及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们，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顾则徐（民间学者）：打破既有格局的任何一种政治运动，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开创者往往是被淘汰的，被淘汰的概率很高，历史的筛选性啊是非常强烈的，退出，这是一个选择，死亡，死亡的比例通常跟你这种政治运动或者政治活动的激烈程度相对应的，就是你这种政治动越是激烈的，越是倾向于暴力的，那么你的死亡率自然就越高。解说：中国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中，北京代表张国焘日后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并创立了鄂豫皖根据地，成为中共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1935年6月，他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后，发生了“北上南下”之争，导致红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单方面宣称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人党籍。

1936年，南下损兵折将的张国焘被共产国际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张被迫回到延安，之后他被边缘化，并遭到批判，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投奔国民党，周恩来赶到汉口，多次与张协商未果，中共中央将张开除党籍。

顾则徐：他是自动离开中共，但离开之后张国焘并没有出卖他手头的掌握的大量的情报，现在为止还没有拿得出硬朗的证据说，张国焘出卖了什么情报，现在大家说张国焘到了国民党那里混得不好，在中共这么地位的人，到了国民党那里等于现在像，等于一个相当于处级干部没引起重视，没有什么重用，当然它不能重用，因为他跟蒋介石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实质性的交易。

所谓“叛徒”，不能按照离开这个队伍，或者不离开这个队伍来判断。

解说：张国焘1948年举家迁到台北，1949年冬又移居香港，1968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于加拿大多伦多病逝，终年八十二岁。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1960年10月，曾对来访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另一名“一大”北京代表刘仁静，日后赴苏联学习，转向托派了，被中共开除党籍。

张玉菡：刘仁静中间呢，因为他到苏联去留学，接触了这个托洛茨基主义，他在回国的时候呢还专程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回到我们国家之后，他就从思想上呢，就是基本上转向了这个方面，那么就是说参加了托派，但是他和托派之间的人关系也不好。

解说：刘仁静1967年被关入秦城监狱，1979年被释放，1987年刘仁静在北京因车祸丧生，享年八十五岁。

上海代表李达后来因为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分歧，自动脱党，长期从事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1958年李达曾在武汉东湖同毛泽东就主观能动性问题发生争论，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唯心论，1966年李达作为“三家村”黑帮受到公开批判和声讨，受到武汉大学红卫兵的残酷批斗，8月24日死在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上海“一大”代表李汉俊，后来与陈独秀、张国焘不和，赴武昌教书，1924年被开除党籍，北伐期间他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秘书，国共分裂后他反对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迫害，被捕后被桂系军阀杀害。

张玉菡：有的人呢是为革命献身了，你比方说这个陈潭秋、邓恩铭，还有何叔衡，陈潭秋呢是在，在新疆被杀了，邓恩铭呢1931年的时候在山东，然后何叔衡呢后来因为红军长征了嘛，长征呢他就是作为留守人员，跑到这个福建的时候，所以他就被打死了。

然后呢还有这个王尽美呢，应该说呢他是属于病死的，他是死得最早的一个人，因为也是一直在为革命在奔波，在青岛病死了。

解说：广东代表包惠僧，国共合作期间参加了北伐，国共分裂后他脱离了中共。

张玉菡：包惠僧呢，他在大革命当中呢，他呢又说我找不到组织了，所以我就自动地脱党了，脱党之后他后来因为跟这个蒋介石有过一定的交情，所以他就到这个国民党政府中呢谋了一份差事，在1949年的时候跑到澳门去了，然后到了澳门呢他又想我还是回来吧，然后就给周恩来写信，我能回来吗，然后周恩来说你回来吧，然后就从澳门又跑回来了，做这种国务院的参事，主要写了这个《包惠僧回忆录》，也算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关于早期建党的不少资料。

解说：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和广东代表陈公博后来都脱离了中共，两人在抗战期间成为汪伪政权要员。

张玉菡：这两个人是做汉奸了，周佛海、陈公博这两个人，周佛海呢是因为当时说呢，他觉得不愿意交党费，说党费因为我们的党费是根据个人的收入比例的，因为他的收入可能比较高一点，他不愿意交党费那么说呢我就脱党了。

他跟这个蒋介石的关系还很好，那么后来他参加汪伪政府的时候，蒋介石好像还生气，恼羞成怒。

那么陈公博呢，他一直就是有个想法呢，就是他想到美国去留学，准备了之后呢就是到这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然后去读书去了。

回国之后呢就参加了这个国民党，参加了汪伪政权成为汪伪政权里面比较有名的人物，最后在四十年代末的时候，然后被枪毙了。顾则徐：陈公博是抗战以后枪毙的，跟他参加中共没关系，是跟他后来走上了汉奸道路有关系，而且他们退出中共也是自由的，不存在叫什么叛徒不叛徒，这个是在建党初期，大家在政治选择上还有可以选择的余地，后来中共极左了，把凡是退党的，离开中共队伍的都看作是叛徒，这是不对的。

解说：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1938年因托派嫌疑被捕，1943年被斯大林清洗，终年四十五岁。

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回到荷兰后与共产党决裂，自组政党后来一直从事荷兰工人运动，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荷兰，马林组织游击队抗击德国侵略，1942年他被德军抓获后枪决。临刑前他仍高唱国际歌。

没有参加“一大”的中共早期主要创始人李大钊，1925年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被北洋政府通缉，李大钊躲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发现大量军火及苏俄进行颠覆中华民国的活动证据。

顾则徐：当时苏联人也好，李大钊也好，他们都认为你不敢来抓我的，所以根本没防备，结果被张作霖拿去大量的证据材料，不光是武器了，本身就不允许的，这已经够杀头了，还有那些秘密文件，策反中国各个派系，然后进行内斗怎么弄，苏联，这些东西被张作霖拿到了，张作霖当时来不及翻译，就是拼命地抓紧时间翻译了一点，公布了一些材料，整个国家崩开了。

解说：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搜出的文件共七大卡车，后张将此批文件择要编辑为《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李大钊由于为人忠厚，被捕后各方纷纷营救，张作霖压力很大，为此他给政府前方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人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覆，其余将领都主张立即正法。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被以“和苏俄里通国外”为罪名绞刑处决，时年三十八岁。

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共产国际不满，自动脱党，1929年11月16日他被开除党籍。

黄修荣（专家）：共产国际一说大革命失败，大革命的问题就推给陈独秀，它是为了自己解脱，以某种程度上是把陈独秀呀作为一个替罪羊来来，否则它自己不好解释，对国内也不好解释，对国外也不好解释，那陈独秀呢因为种种原因，也最后是给党开除了，他是咱们党内的五任的总书记，从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都是他在领导，那么“一大”的时候我们党内党员总共才五十多人，到五大已经五万多人了，发展了多少倍呀，对吧，那么这个这个成绩我想除了全党的努力以外，应该跟陈独秀有关系，因为他毕竟是一号领导嘛，一号人物嘛。

解说：陈独秀是少数经过三十年代还幸存下来的中共领袖之一，但对自己所创建的政党，他已经再也不能产生任何影响。

黄修荣：到了晚年，尽管他生活非常艰辛，非常艰苦，但宁愿病死，宁愿穷死，他不要国民党给他的钱，我说这个气质、气节，这方面还是可以的是吧，还是可以的，所以我将来我说呢对陈独秀啊，应该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评价。

解说：陈最后的岁月是在四川江津度过的，他隐居着，拒绝了一切政治势力向他伸出的援手，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陈在晚年发表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阶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把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王来棣（《中共创始人专访录》作者）：陈独秀到三十年代才知道，他们这个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意思，苏联“十月革命”后一个月，苏联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为“契卡”，开始了这个血腥统治，1918年，几个月之内杀了五万多人。

这些情况如果当时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么个样的，那谁敢啊。

耿云志（学者）：在晚年到四川穷愁潦倒的时候，他才，他才认识到原来呢，他那个思想有很多是走过了，他觉得这个自由啊民主啊，那些基本原则啊，包括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是没有什么，没什么不一样的，他对斯大林的肃反啊什么很有一些批判性的认识。

解说：“一大”的北京代表张国焘，在晚年回忆录中，对他和“一大”代表们的命运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这一切确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开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会怎样，那位充当中共产妇的陈独秀先生，当时绝没想到，后来会被他的莫斯科同志们和他的一些门徒们，把他当做共产主义的罪人。

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中，最终见证了成功和胜利的，只有湖南代表毛泽东和湖北代表董必武，1949年他们两人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了万众的欢呼。

陈晓楠：1936年2月，时值深冬，毛泽东和他的红军刚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并且东渡黄河，他眺望着白雪笼罩的黄土高原写下了《沁园春.雪》，在这里我们愿意引用这首词当中的几个段落，作为本片的结束。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惧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