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中级职称挂靠风险:毛泽东诗词的气韵和境界

一
毛泽东（1893-1976）同志是伟大的政治家。

三
毛泽东诗词气势的表现之二是豪气。对待革命征途中的艰难险阻，对待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毛泽东总是用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来看待。在他的笔下，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显示出藐视一切困难的冲天豪气。连绵数千里的“逶迤”的“五岭”只是几波“细浪”，高耸入云的“磅礴”的“乌蒙”山更是脚底下的几颗“泥丸”。（《七律·长征》）“真如铁”的“雄关”娄山关难以阻挡红军长征的脚步，“而今迈步从头越”。（《忆秦娥·娄山关》）“虎豹”“熊罴”这些猛兽算得了什么？“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七律·冬云》）万里长城路途虽远，但是消磨不了革命者的顽强斗志，“不到长城非好汉”。（《清平乐·六盘山》）滔滔湘江水又其奈我何？“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沁园春·长沙》）在革命者“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壮志面前，一切艰难险阻都是那么微不足道。
被称为豪放派的领军人物的苏东坡，在遭遇佞臣陷害，被流放异地，以至在中秋月圆之时，却不能与家人团聚的挫折面前，也只能徒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的豪放比起毛泽东的豪气来，也就不值得一提了。
对待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毛泽东依然显露出不屑一顾的豪气。衰老有什么可怕？“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清平乐·会昌》）即使生命完结了也没有什么，“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七律·到韶山》）四海为家的革命者，即使客死他乡，也无须有什么怨言，“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
叶剑英元帅在他的《八十述怀》的七言律诗里，曾写道：“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这种对生老病死的达观态度，一定程度上来自毛泽东诗词中的豪气对他的影响。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让陆游生活在毛泽东同一时代或以后的话，那么他的《卜算子·咏梅》词就该是另外一种写法了。又怎么会有“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哀鸣呢？

四
毛泽东诗词气势的表现之三是定气。与作为军事家的指挥若定相适应的，是毛泽东诗词中流露出来的那种在危难面前从容不迫、稳如泰山、坚如磐石的定气。蒋介石的大军将弹丸之地的井冈山围得水泄不通，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李贺《雁门太守行》）的危难面前，毛泽东仍是那么的悠闲，仿佛当年端坐在空城城楼前面抚琴的诸葛孔明，吟咏着“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天塌下来有什么？自有擎天柱顶着。不信请看，“山，刺破青天锷末残。天欲坠，赖以柱其间。”（《十六字令三首》）共产党人就是在危难面前的擎天柱。风吹浪打更算不上什么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水调歌头·游泳》）
毛泽东诗词里的定气，并不是“夜郎自大”式的盲目乐观，而是来源于对形势的准确分析和对实力的正确估计。井冈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蜀道难》）的天险和井冈山军民“众志成城”的信念，使毛泽东坚信井冈山保卫战必定获得成功。在湘江、长江等大江大河畅泳的经历，更使他不把一点小风浪看在眼里。遵义会议之后的力挽狂澜，则充分展示了毛泽东作为擎天柱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毛泽东诗词中定气的实力基础。

五
毛泽东诗词气势的表现之四是霸气。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没有什么绝对的神圣和权威，没有皇帝和救世主，显露出目空一切、舍我其谁的霸道气势。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他的词作《沁园春·雪》，在这首词作里，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卓有成效的帝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尽管他们在武功方面即以武力统御天下方面成效卓著，但他们在文治方面明显不足。而能把“武功”与“文治”这两者结合起来的，除了我还能有谁呢？“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里的“风流人物”，有人说指的是当今的人民大众，谬矣！
其实，早在1925年，在毛泽东的另一首词《沁园春·长沙》中，就已经流露出目空一切的霸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什么“万户侯”，在他的眼里只是一堆“粪土”而已。因此，在此词上阕末尾发出的疑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答案非常明显，主“苍茫大地”的“沉浮”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词人自己。
“五帝三皇”的故事流传至今，可以说是有口皆碑。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它们就没有那么神圣了。在毛泽东看来，“五帝三皇”故事的影响是误导了后世的许多文人墨客，“骗了无涯过客”。（《贺新郎·读史》）既然“五帝三皇神圣事”（《贺新郎·读史》）都没有什么，那还有什么权威与救世主呢？

在花卉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菊花和梅花，有词作《采桑子·重阳》《卜算子·咏梅》和诗作《七律·冬云》为证。毛泽东之所以喜爱菊花，认为“战地黄花分外香”（《采桑子·重阳》），正是因为菊花具有“我花开后百花杀”（黄巢《菊花》）的傲视群芳的霸气。同样，毛泽东之所以喜爱梅花，绝不是因为其“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梅花》）的幽雅情趣，而是因为它有“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傲视群芳的霸气。
毛泽东早就断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因此，在建国初期的一片反华声中，他发出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呐喊，全然不把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放在眼里，充分显示了他的霸气。
曹操当年和刘备一起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曾说出过这样的话：“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以曹操的霸道，尚且不敢说出“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话。曹操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毛泽东说出来了。而且以事实证明，他就是独一无二的“天下英雄”。

六
如何评价毛泽东诗词中的这些气势呢？
贵为九五之尊，而能填词赋诗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屈指可数，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已经用于政治方面，在文学修养方面有欠缺情有可原。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要么“略输文采”，要么“稍逊风骚”，要么“只识弯弓射大雕”。能把治理国家与填词赋诗结合起来的，历史上除了一个曹操之外，尚有一个李煜。曹操诗写得不错，政治上也挺有作为。他那“汉大丞相”的职位和“魏武帝”的谥号，绝不是凭空得来的。
与曹操文学与政治上的作为形成对比的是李煜。李煜的词写得很好，文学上的成就很高。但在政治上是一个低能儿。由于耽于声色与文学，而疏于对国家的治理，最终使南唐走向了灭亡，他自己也成了“亡国之君”，过着整天以泪洗面的“阶下囚”的生活。
除了曹操和李煜外，当推毛泽东了。毛泽东在政治方面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得力于他的诗人气势。
首先，毛泽东诗词的气势，使得他能永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即使革命斗争的条件再艰苦，革命者的处境再恶劣，也丝毫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在他的眼前，永远展现着“风卷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的壮美图景，永远充盈着“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的战斗豪情。
其次，毛泽东诗词的气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军事斗争策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为了拖延时间，积蓄力量卷土重来，抛出了“和谈”的烟雾弹。毛泽东凭着他“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气势，及时地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并且用诗的形式告诫同志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在这种军事斗争策略的指引下，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再次，毛泽东诗词的气势，也间接地影响着他的“铁腕政治”的推行。在动乱的年代，推行“铁腕政治”是十分必要的。曹操的成功就在于他推行了“铁腕政治”，李煜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推行“铁腕政治”。毛泽东吸取了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硬的态度。他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英明决策，使革命力量迅速壮大。他的“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念奴娇·鸟儿问答》）的强硬态度，更给了国际上的反华势力以沉重的一击。

七
毛泽东诗词中的气势，也为他在建国以后的一系列治国策略的失误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
毛泽东早年写过一首《咏蛙》诗，其中有这么两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够有“霸气”的吧？但这就为他晚年搞“一言堂”埋下了隐患。在关于“大跃进”的问题上，党内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内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毛泽东根本就听不进这不同的意见，反而在庐山会议上把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彭德怀等人给处理掉了。
毛泽东晚年的最大失误，就在于倡导阶级斗争学说，发动人与人之间互相斗争的文化大革命。而这种错误决策早在1917年至1918年间写的四言诗《奋斗》中就已经萌芽了。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没错，说“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也没错，它们反映了革命者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但是再加上“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不大对了。当然，与军阀斗，与日本侵略者斗，与国民党反动派斗，这些都没错。新中国成立后，敌对势力基本上消亡了，如果还要这么斗下去的话，那天下肯定大乱。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证。
搞经济建设，必须依照经济规律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少做或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通如斯的毛泽东，不会不知道这个哲学方面的基本道理。但他的诗人气质盖过了他的理智，因而作出了一个违背经济规律的“大炼钢铁”的决定。在他看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只要人肯去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办成。“大炼钢铁”办成了没有？没办成。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都是气势惹的祸”。
搞经济建设，必须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一步登天，这愿望固然是好，但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正因为毛泽东有着诗人的气势，使得他产生了急于事功的心理。在他看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以及“大跃进”的措施纷纷出笼。这种急躁冒进的违背自然规律的行经，理所当然地遭遇到了失败。
对孔子，对儒家学说，毛泽东也抱有偏见。这源于他目空一切的“霸气”。在《七律·读〈封建论〉》中，他写道“孔学名高实秕糠”。后来发生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批林”的同时把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也一概加以否定，这就有点文化虚无主义的味道了。
应该承认，在建国之初，苏联对我们的支持还是挺大的。中国人民对苏联的援助的感激，都凝聚在“苏联老大哥”的称呼之中。但就是这么一对亲兄弟，说翻脸就翻脸。就这样，我们失去了一位很好的近邻与盟友，在国际上一度非常孤立，而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害，曾使我们一度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跟人家打口水仗，“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念奴娇·鸟儿问答》）未免有点乐观得过了头。

八
下面附带谈谈诗人与政治家的关系。
诗人需要一种激情、一种狂热。有的诗人因为写诗太投入了，最终把自己变成了疯子。而政治家恰恰相反，它需要的是一种冷静，一种理智。从这个角度来看，诗人与政治家是对立的。
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历史上，诗人而兼政治家的是那么寥寥。也正因为如此，唐玄宗看中了李白的诗才，却不愿意让他参与政治。
因此，有人反对“诗人干政”，主张把诗人请出政坛，以免造成祸害。这又未免太绝对了。“诗人干政”有成功的，如曹操；也有失败的，如李煜；还有成败各半的，如毛泽东。从这个角度来看，诗人与政治家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当然，诗人与政治家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为什么曹操干政会成功？为什么毛泽东建国之前干政会成功？因为他们都身处乱世。治理乱世需要的是激情与狂热，需要的是强权与铁腕。而这些气质诗人就具备。因此，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地反对诗人干政，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政治家必须有两手，一手硬，一手软。治理乱世时用硬的一手，治理治平之世时用软的一手。在“硬”和“软”之间要学会变通。这一点在诗人身上却很难统一起来。他们要么是硬，如曹操。要么是软，如李煜。毛泽东在乱世时采用的硬的一套，却沿用到了建国之后的治平之世，这就难免要出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