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宝蜂胶: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俞可平译）

　　在本文开头，我应当作一点说明，或许是一种辩解。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批判那种基本上按照经济发展来理解社会主义的倾向。

　　总的说来，自从十九世纪晚期后经济的判断标准和经济决定论就在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尽管如此，我想在中国读者面前提出我的批评，似乎仍有这样一种危险，即轻视中国过去45年，尤其是过去15年中所取得的非凡经济进步的重要性。这里不是一个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享受上层阶级优裕生活的人对经济欠发达国家的人民为达到起码的物质生活水准所做的努力进行说三道四的地方。这样做不啻是一种伪善，因此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导致了中国的贫穷。

　　尽管读者自己能从以下论述中推出本文的含义，但我还是想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赞同马克思的以下观点，即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条件必须被看作是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我认为，物质的进步是人类进步和历史进步的基本条件，高度的物质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当然还应当补充指出，高度的物质文明只是社会主义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一、理论与实践

　　再次重复下面这个老生常谈似乎有些陈腐：必须经常根据变化着的历史环境来反思和修正现存的思想范畴和理论假定。但不管陈腐与否，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仍然是一项特别紧迫的任务。这种紧迫性部分源自明显的政治需要和道德责任，即澄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与那些声称应用这些概念而产生的专制政治运动（尤其是那些归于“斯大林主义”名下的专制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这种需要甚至也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某些前提，尤其源于最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这一思想使得人们不能单纯地从理论的角度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它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一种历史现象，按照理论所力图解释和改变的历史环境来分析马克思主义。进而言之，它要求根据具体的政治时间和变化着的历史条件对理论所产生的意义来分析马克思主义。

　　历史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若赞同理论与实践的能动统一，那就可以避免象宗教教条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是检验一切价值和效用的永恒真理，同样，这样做还可以避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相容于“现代思潮”和“后现代”思潮。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其自身的理论前提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理论体系，它既是变化着的历史环境的创造者，又是这一环境的产物，这一理论体系中究竟多少东西能够改变，能变得与其原始前提相距多远及有多少东西仍与原来的理论维持着有机的联系，这是一个难题，对这一问题限于篇幅不能在此加以讨论。

　　从原则上说，极少有马克思主义者会否认重新思考（必要时修正）传统的马克思理论，以便使整个理论与其力图理解和改革的环境保持紧密联系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觉得显然有必要与马克思最初的学说或至少与那些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保持知识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系。事实证明，这两种需要之间并非始终容易协调，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运动都遭受两种灾难，一种是教条式的死守原来的理论（事实上它本身也有不同的解释），另一种是极端的修正主义，从最初的伯恩斯坦的意义上说，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或至少使马克思主义运动）去适应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很难说哪一种倾向更有害。在我看来，我所称的“极端修正主义”是今天最强大也是危害最大的倾向。它自身已经表明从伪装的“反思”传统理论跳跃到了坚决放弃这些理论。以这种方式被人们置于不顾的原始理论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当今被广泛地认为是过时了，这不是因为这种批判理论被深刻地加以“反思”，而是因此它一开始就被广泛地误解。那么，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与当今的社会主义者又有何种关系呢？

　　二、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误解

　　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依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本质上是经济性的。更具体地说，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性和社会化特征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过程的私人控制相矛盾。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仅与现代生产的社会性不相容，而且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按照这种观点，社会主义是对这一矛盾的解决，它运用合理的社会控制和计划解决了现代生产的集体性与生产过程私人控制之间的矛盾，从而消除了生产力增长的阻碍。

　　对于这种为人熟知的观点，值得指出的是，它认为历史的动力仅仅是经济的，也许实质上是技术的，现代生产力的增长被当作是技术进步和分工日益专门化的结果，正是这种现代生产力的增长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也正是这种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要求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上述矛盾的合理选择。（这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缺乏历史证据，但这一点在此对我们无关紧要）。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传统理解面临着双重困难。首先，在较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它滋生出经济决定论的信仰，认为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将是“客观”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这种历史规律则依照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发生其作用。这样的意识形态假定助长了政治上的消极性和对现存资本主义政权的自觉适应。对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在此我毋须多说。其次，经历了社会主义趋向的革命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这种传统观点不仅助长了片面追求现代经济发展，以此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而且也助长了运用狭隘的经济标准去判断社会进步的步伐。这后一种观点既非必然的，（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亦非有益的。因为其缺点之一在于忽视了如何协调社会主义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这一致命的难题。

　　这一经济主义的经典历史实例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支配苏联发展模式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基本教条，是假定共产党政权与迅速的工业化的统一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和逐渐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正统教条又部分地源于列宁在著名的社会主义等于“电器化加苏维埃”公式中所概述的技术主义倾向。显而易见，这些众所周知的观点带有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尽管它伴随着这样一种天真信仰，即认为巩固的政权必将服务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的。需要强调指出，与这些经济决定论意识形态相伴随的，是运用纯粹的经济标准去评判苏联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成就。例如，在50和60年代，相当通常的做法是简单地引用钢产量的年增长率来测定苏联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的进展。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讨论这种经济主义偏见对苏联社会历史或对这一体制的最终解体所起的作用。在此我们仅需要指出，这种经济主义的偏向历经危难而依然存在。今天，听到什么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单纯地促进现代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实在是习以为常的事。把追求经济和技术发展当做压倒一切的社会政策，也并不罕见。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支持所有这些倾向的共同的和基本的意识形态依据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质上当做是一种经济学的批判。

　　如前所述，这种解释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且对于批判资本主义来说也是非常脆弱的。不过必须承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些重要论述致使他们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或误解）。最经常被应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兹将其中部分论述转引如下：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起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从这段话中很容易得出一般性的经济决定论历史观，并运用经济标准去评估社会历史进程。从马克思主义的《导言》中所能够逻辑地推导出的结论，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有必要建立更高程度的一致性。它还表述了这样一个意思：只有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变得过时时，即只有当现存的生产关系变成在“旧社会的胎胞”中成长起来的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才能进步。应当指出，这种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特别相似于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理论（前者实际上是后者的知识先驱），这些“现代化”理论自从第二此世界大战后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中占据非常显著的位置，在政治目的上它们当然是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的。在大多数“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被当作是受客观的发展规律支配的无所不在的普遍过程。正像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一样，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知识生活的所有方面本质上都被当做是现代技术和工业发展的产物，“现代化”理论家也认为历史必将经过某些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取决于业已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最明显和最有影响的例证是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现代化”理论在有一点上不同于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即它不带有社会主义的目标，所以，“发展的阶段”最终截至于“现代化”理论家所生活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三、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为评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必要回顾马克思最初的假定，即人类本质上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因此，只有在创造性的工作中，而不是在产品的消费中，才能真正找到人类的欢乐和愉快，真正实现人类的潜能。比起作为一种分配方式的资本主义不平等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更依赖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非人道。资本主义所以遭到谴责，是因为对于那些作为生产者而生活的人们来说它是非自然的和非人道的。资本主义不仅剥夺工人的劳动成果，而且也剥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满足感。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比封建主义更加不人道。中世纪的手工业工人还可以从塑造产品（无论是商品还是贡品）中得到某种满足感，而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则没有这种满足感。关于资本主义的工业产品，恩格斯曾悲哀地指出：没有人能够说，因为我制造了这个产品，所以这是我的产品。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异化和非人道化归因于社会分工，更确切地说，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断加剧的那种可怕的极端分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邪恶方式”，不断制造出现存的分工，把工人变成附属物。

　　资本主义分工的非人道后果或许是马克思主义最初批判资本主义的最经常和最广泛的主题，它清晰地将“早期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与“成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了起来。例如，在其早期手稿中，马克思写道：

　　在资本主义方式条件下，“劳动者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无足轻重的商品；劳动者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正比；……。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随着实物世界的涨价，人类世界也正比例地落价。……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它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贯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和异己的力量同他对抗”（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43、44、45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对于工人来说，资本主义的工业分工“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般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变成了自动机，所以它在劳动过程中本身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一卷第（463—464页）。

　　马克思发现了这种现代奴役制的根源——通过由其自己的劳动创造的产品而支配劳改者，贬低和分裂人格，泯灭所有的工作乐趣——他把此称为“分工的邪恶结果”，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可恶的方式而加重的罪恶。马克思说，“正象耶和华的选民的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一样，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资本论》，第一卷，第399页）。

　　正因为马克思把分工看作是人类自由的大敌，所以他把职业的专门化视为静止的奴役形式，他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分工不仅扩展到了经济领域，还扩展到了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它为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以及为人的细分奠定了基础，“以至亚当·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曾经叫喊说：‘我们成了奴隶民族，我们中间没有自由人’”（马克思，同上，第394页）。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疯狂专门化“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像在拉普拉塔各洲人们为了得到生牲畜的皮或油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不仅各种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工具，这些，梅涅瓦·阿格利巴把人说成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语言就实现了”（马克思，同上，第399页）。

　　不仅劳动者成了职业专门化的牺牲品，剥削阶级亦成了牺牲品。恩格斯说：“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鼓励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机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甚至当这种专门机能纯粹是无所事事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主义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1页）。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最初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和伦理的批判，而非经济的批判。其核心关注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作为生产者的人的基本地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谴责资本主义，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体制的病态，它在贪婪地追逐最大利润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贬低劳动使劳动者非人化，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和局限性。的确，纯粹从经济方面看，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更多地是赞扬而不是批判。只需回忆一下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在现代历史上所起作用的赞美，就不难明白这一点，马克思曾经这样赞美资产阶级的“革命作为”：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话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因此，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解放生产力”，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解放生产者，因为资本主义确实用新的更加不人道的制度奴役生产者。

　　四、若干看法和问题

　　理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纠正流行的经济主义偏见，这对当代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意义。这首先是因为从某种意义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界定。在此，我仅限于简单提出几点看法，更多的是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而不是提供结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表明，我们更应当按照社会怎样组织和实施生产，而不是生产多少来思考和评估社会主义。因此，应当特别注意至今仍未发育健全的（现在则基本上被弃而不顾的）“劳动者的自我管理”经验，关注直接生产者能够控制其自己劳动及劳动产品的其他手段。

　　第二，“解放生产力”毕竟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一方面社会主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改造将消除资本主义自己的生产力所设置的“桎梏”，另一方面，这样的经济发展并非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任务。

　　第三，本文所述的这些观点强调正视社会主义的目的与手段相统一这一难题的重要性，不能将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经济手段与建设社会主义本身这一目的相混淆；尤其不能以前者代替后者。

　　第四，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把注意力放在分工的危害上，马克思把分工看作是历史上的主要罪恶，是人类自由的大敌。凡是赞同这一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不加思索地在经济效益的名义下去倡导分工的加强，不应当把所有减轻职业分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分裂的种种努力嘲笑为“荒诞的乌托邦”。

　　第五，充分肯定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把重点放在劳动和劳动者的非人化上，应当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劳动商品化的社会意义，认识到将劳动当做商品无论如何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

　　最后，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首先看作是一种社会批判而非简单的经济批判，也有助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更好地评估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传统。这些社会主义传统甚至比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运动更加敏感于现代经济发展给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更多地进行伦理性的思考，更自觉地正视社会主义的手段与目的相统一这一难题。

　　在这个经济主义的时代，上述这些思考或许有助于阻止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理论沦为一种最粗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现代化”理论。

　　（作者简介：莫里斯·迈斯纳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其著述《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毛泽东主义、乌托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被译成中文出版，产生广泛影响。本文系作者供本刊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