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二战胜利定义美国军队文化 最怕失去战争主动权

　　大战役，正如作者所定义的，是指那些军队对抗军队的战争。我将稳定与支援行动定义为这样一些行动，其中军队并非同另外一支军队作战，它的对手要么是对军队占领的积极或消极的抵抗者，要么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试图通过分散，无联系和局域化的战斗来打击占领者赢得胜利的决心。

　　对军队而言，是二次世界大战形成了它的思想，文化和风气。打一场大的战役成了军队全部存在的意义和解决一切的方式。

　　近来评估了一份军史中心提交的简报，主张保持当前军事组织的现状。令人吃惊的是，为论证保持现有军事组织的等级——也就是师、团和军等等的合理性，对于历史的选择性使用。这些论证之后的声明称这些为军队的传统组织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正确的。这正是令军队感到舒适的组织结构，但这些组织结构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期所演化形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组织结构代表了美国军队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舞台上作战行动的最高水准。而保留这些组织结构正好反映了军队在如何看待自身历史上近视的本质。

　　在美国军队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它所执行的都是我们称为稳定与支援性的行动：在美国边境巡逻，保护美国公民不受敌对政府威胁，代表美国政府的形象，包括最近的，保卫西德和朝鲜非军事区，以保持共产主义和民主政权之间脆弱的和平。

　　执行象保卫东西德边境和朝鲜非军事区之类的任务，的确需要设计来打大战役的大组织。然而大战役只构成了我们历史的20％不到，在柏林墙倒掉之后很久，军队仍然把目光停留在怎样打大战争上面。自越南战争之后，卷入长期的稳定和支援任务并同敌军打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关于这方面的思想在军中完全被禁止了。如何同叛乱者作战的任务留给了特种部队。

　　并不是说，我们需要一支不准备打大战争的军队。事实上，我们需要军队既能够打大战争，又能执行维和任务，为民选政府提供军事支持以及进行稳定和支援行动。现实是在最近的将来，没有一个国家会将美国卷入大战争。我们所面对的威胁并非来自其它国家，而是一些由同一意识形态组织起来，准备通过非对称战争来同西方国家作战的团体。他们不需要在战场上击败美国军队。正如在伊拉克所显示的，他们可以通过信息优势来击败我们——形成世界所看到的信息，不管这些信息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可以通过侵蚀国家坚持到底的意志来击败我们。海军陆战队在谈到战争的三种模式时他们已经理解了现代战场中的这种悖论。第一种模式中，你在打一场极其激烈的战争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第二种模式中，你在维护和平；第三种模式中，你将帮助人民重建家园。

　　当前军队的领袖成长于这样一种文化中，他们被教导的是思考什么，而不是如何去思考。除了在机降战争概念最初出现的短暂的时期内，创新思维是不被鼓励的。而且领袖们很快决定了通往成功的道路就是在框框范围内思考。

　　空地一体战的一条格言就是灵活，创造，深入和同步的必要性。它们同等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的能力（灵活性）和跳出框框思考的能力（创造性）越来越不受重视。而战争的艺术也让位于战争的科学。空降战斗所发展出的一项成果就是军事决策系统（MDMP）。最初发展这个系统是为指挥官和参谋部提供一个在分析中组织其思想的手段。最后变成了军事思考全部和一切。与其说提供了一种分析的帮助，不如说分析现在完全被粘在MDMP上了。

　　作为军队，我们被教导战争就是由数字表现的科学，而完全不能领悟到战争是意志之间的冲突——训练、动机和战争的理由都在军事动员中扮演著一个重要角色，不仅美国军队是如此，我们的敌人也是。

　　军队，像大多数美国社会团体一样，想要一个对其成功与否的即时评估；军队的文化，从每次行动之后立刻提交报告，发展到了立刻将反馈提供给在国家训练中心、战斗机动训练中心或联合备战训练中心的模拟战斗的参与者。行动后的报告强调MDMP和分析的深度与科学性。

　　今天，军队发现它在一种反叛乱环境中同敌人作战。这种环境中军事科学的重要性比不上看不到摸不着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这种环境中敌人喜欢同时在内线和外线作战，其中家庭、部落、宗教和共同的种族利益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环境中和我们作战的不止是本地的敌人，还有那些因为的世界观不同而想要摧毁西方世界的人。这些敌人和环境给指挥官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使他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战争本身而不仅仅是他是如何被训练的。

　　指挥官应当彻底理解所处的环境，以及在他行动区域内权力的关系。他应当把叛军首领看作争夺民众心灵和思想的对手，而不仅仅是敌军。

　　与其将注意力局限于对手所能做的最危险的事情，他更应该思考，“从反叛乱的角度，我所能做的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通过思考这些问题，一个指挥官会开始理解他是有赌注的，他的行动可能改善也可能恶化他在作战区域的处境。他的行动可以起到影响对手决策圈的作用并使他占上风。与其将注意力集中在战区内的敌人能做什么上，不如关注什么样的行动更能达到指挥官的目的以及什么样的行动会对反叛乱带来不利影响。

　　指挥官所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反思性的，而且他所寻找的答案往往并不显而易见。反叛乱作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耐心，要明白成功不是那么容易数量化的。同样指挥官应当全面了解他所处的环境和他战区内的社会关系。指挥官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知识同他对自己部队能力的了解同样重要。

　　指挥官或许会发现有时最好的行动就是什么也不做。但什么也不做是同美国军队的文化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不做什么，好像就会失去主动权，不能成为一个积极的领导者。我们生来习惯于对后果的即时评估，不仅在军队中，在美国社会中也是如此。我们希望知道自己正在胜利；我们没有等待并允许成功慢慢实现的耐心。

　　范例是个在军队中滥用了的词。每当有人怀疑一种思想只不过是重新包装了的陈词滥调，就要把这一类的术语拿出来秀一秀。军队确实需要思想上的转变。未来的战争将更象19世纪美国西部的战争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军队必需适应新的世界秩序，其中敌人将会按他们所选择的非传统方式与我们作战。在过去，我们的教条强调掌握敌人的决策方式。现在，敌人知道如何掌握我们的决策方式。他们能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发动攻击并且知道我们会如何反应。也许我们的行动是合理的，但这些解释抵消不了在网络世界中飞速传播的图像的影响。

　　有些军队中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我刚刚看完军队最主要的作战条例手册的最终版本草稿，包括FM-30“全领域作战”和FM-24“反叛乱作战”。这些文件让人感到吃惊，因为它们是革命性的。本人也是美国军队作战教条的培养出的产品，军事生涯开始于防御行动与空地一体战。空地一体战在当年是革命性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军队思考和作战的方式。从它最初公开起的二十多年里，军队一直按它所描述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其中正义的力量在德国边境以内集合起来对抗另一方的“邪恶帝国”。它所描述的世界和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空地一体战当初还服务于另外一个目的。它让军队摆脱了越南战争的噩梦，从所有形式的反叛乱战争中解脱出来，专注于主要的战斗行动而忽略其它的一切。

　　无论如何，通过专注于主要战斗行动，将反叛乱和他国内部防卫交给特种部队，军队培养了一整代的传统军官。他们完全是教条的俘虏，强调数量，火力和获得对敌人的压倒性优势。而经典的反叛乱理论却总是强调军事行动的经济合理性以及致力于确保叛乱者不能任意行事而不受惩罚。为民众提供安全保障比任何其它单独的行动更能削弱叛乱的正当性。胡志明在印度支那的反法战争中能成功，部分是因为他能在日本占领期间给民众提供安全保障，而法国却保不住自己的统治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法国没能提供给人民安全保障，而胡志明不仅被看作是解放者，同时也被看作人民的保护者。

　　当谈到安全时，不仅仅是指免于威胁的安全——当然这很重要——而是包括免于匮乏的安全，确保人们有电，汽油，食物和居所。如果叛乱者能说服民众相信政府没有向他们提供救济的能力，他们就能获得为主义而战的新皈依者，从而占据上风。显然，提供如上所说的安全，在反叛乱战争中具有和军事行动同等的重要性，甚至更重要。

　　事情正迫使军队的领导者认识到应向过去寻求当前行动的指导。这并不是说要放弃大的作战行动，而是说那只是军队应当准备执行的一种任务而已。其它的任务包括稳定与支援行动，其中反叛乱作战已经是很明显了，维和行动也是如此。未来可能包括国内外的防御和反叛乱作战。

　　军队的未来应当是鼓励创新和打破条条框框的未来。未来的现实情况将是：

　　1、我们并不是同“野蛮人”作战。我们的敌人均有内线和外线的优势——“敌人的敌人，仍然是我的敌人”。

　　2、我们的下一代领导者必需理解国家的目标，他们在其中作战的环境以及环境与作战行动间的联系。

　　3、我们与其说打大战争，不如说，每时每刻，每天，每月同从班到旅一级的小股敌人作战，直到叛乱被击败或清除。

　　4、冲突将需要指挥官在各个层次上运用外交（政治），军事，经济和信息权力。

　　5、我们所作所为是否正确不会即刻显现出来，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如果我们真正想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成功，我们必须适应一个与过去极为不同的未来。也许改变我们的组织结构仍然不足以应对。我们在执行当前和未来任务时，必须与过去决裂。

　　视频电话，会议和幻灯片展示，这就是五角大楼如何做决策的。没有一个决策不是以无数“行动指挥官”和他们的上级花无数时间制作和审阅幻灯片为基础的。没有一个决策不是在所有将军都到场的情况下做出的。没有一个决策不是在全体一致情况下做出的。参谋部的行动因为某个将军的新主意被发回制图室已经成了常例，让本来就慢的象蜗牛的决策过程进一步迟滞。整个系统不是设计来做快速决策的，最终决定不经过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就不能做出。决策系统是为和平时期的军队而设计的，不是为战争中的军队。

　　正如作者所说，军事革新将不只是组织结构的改变——要改变的是我们看待战争的方式。对军事革新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那些想倒转时钟指针，回到过去，让军队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战斗行动或大战争上，然后忽略其它一切的人。21世纪的战争将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国家和组织及团体之间的战争，这些组织和团体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文化和外观，对他们来说，国家和国家边界什么都不是。他们将打他们自己的战争，圣战或别的什么，在任何他们认为可以达到自己目标的地方，在大伊斯兰或世界各地。他们不会穿国家制服，也不会用传统军队的方式作战。21世纪的战争不会发生在欧洲大平原上和中东大沙漠。它们会发生在我们星球上飞速增长的城市郊区。它们将是争夺当地人民心和思想的战争，而在那里美国军队往往被看作入侵者和占领者而不是解放者。

　　为进行这样的战争，我们必需有一支具有高度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军队，军队的领导者必需在所有层次上理解我们国家的目的，知道如何在作战区域展示他们自身。军队必需有能力同时做到在一个地方镇压叛乱，在另一地区维持和平与次序，在第三个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要求军队及其领导有换档的能力。

　　21世纪的战场将更象美国早期的西部边疆，而战争更象中世纪的部落战争。不同的只是在处置敌人时所使用的武器更加现代化，更加致命。战争将再次回到我们的家园。作为军队，我们必需具有远征能力，能迅速对国家的不同需求做出反应。要打21世纪的战争，我们必需赢得我们国民的支持。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政治领袖决定在将军队送上战场之前不需要宣战。曾经有段时间，我认为宣战只是18世纪流行的外交上的谨慎，刚好我们的宪法形成于那一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认识到我们的国父在坚持只有国会有宣战权力这一点上的睿智。总统要求国会宣战，然后国会决定宣战的行为，能在任何实际的军事行动开始前，将整个国家的国民团结在一起。没有国会的宣战，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在战时对整个社会组织的动员，我们为国家利益所进行的长期战争就注定会遭到失败。

　　军队正在变革之中。为做到这一点，它不仅应当能参照过去来塑造自己的未来组织结构，更应当有能力与过去决裂以寻找新的道路。这不仅需要一个有适应力的军队，更需要一群有灵活性和智慧性的军事领导者。军队变革成功是否成功将不取决去军队到底是如何组织的，而取决于军事领导者们如何运用这些军队以及成功与否。这是一个还没有答案的问题——美国军队究竟能否同它的过去以及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决裂，以进行21世纪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