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七在线网页版:尼克松评价江青：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缺乏风趣

据当时在场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回忆，江青跟维特克见面之后，便这样说道：

“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我谈的都可以发表。”

“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

“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江青的态度如此明确，当然使维特克深为喜悦。

尽管周恩来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维特克见面，就谈了六个小时。

既然一个愿意谈，一个愿意写，谈六个小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合写一本书的意念”既已明确，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诺”长谈。江青要飞往广州休养，她要把维特克也接往那里。

周恩来得知，加以劝阻。他通过外交部接待人员向江青传达：“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维特克后来曾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注：《〈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新观察》1988年第9期。)

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1972年8月25日至8月31日。

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曾奉命于1972年8月18日前往广州。江青限令他于8月25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张清化说：“江青于8月25日将维接到广州，维到后，当夜江青就与她开始谈话，之后，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谈五六小时左右，长者达八九个小时，一直谈到8月31日。”

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前后共七次，六十小时。谈话时，有两位翻译，一个速记员，两个医生，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在跟维特克谈话时，维特克当场作笔记。另外，江青还安排工作人员录音。江青答应把录音带复制一份送给维特克，并送一份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回到北京之后，忙坏了江青手下的一批工作人员。七个人用了三天时间，把录音带上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稿。

江青看了文字稿甚不满意，嘱令作修改、补充。她自己也动手改。

江青曾打电话要姚文元参与修改。姚文元平素对她言听计从，这一回却打起“太极拳”。他深知这稿子非他能改的。每一回江青派人送来稿子，他只说看过，未改一字，连错别字也不改。

文稿经江青改定，排印。1973年3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共印十本。

江青把记录稿，派人送到了周恩来那里，也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

不久，周恩来召集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是参加过接待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谈话记录稿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宣布：

“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

虽然没有得到江青组织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也没有得到复制录音带，维特克根据自己的笔记，在美国还是着手江青传记的写作。

据韩素音回忆，1973年4月，当她来到美国纽约时，她的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那时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黄华转告她，维特克希望跟她见面。

韩素音同意了。

韩素音提醒维特克：“中国的老百姓不大喜欢江青。你要小心点。”

维特克也说，她感到江青“有些专横跋扈”，她周围的一帮子人使她想到“慈禧太后”，“姚文元真像个太监”！但是，维特克认为：“江青将会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人物！”

维特克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亦即《江青同志》。这本书1977年在美国出版，封面上印着江青1945年在延安所摄一帧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特克的一首诗的手迹，那是江青题写在她所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的。全文如下：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

诗赠维特克夫人

1972年8月30日

那是江青在与维特克第一次见面后翌日，题赠维特克的。

这首诗和那帧照片，是江青最绝妙的自我写照。照片上的庐山汉阳峰，在江边弥漫的云雾中孤耸着一座山头——那便是江青的“形象”。

后来，在1974年夏，江青又把这首诗和那帧照片通过别人拿给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指令该刊发表。诗署名“琅玡台”。当时，江青再三叮咛编辑部为她保密，对谁也不准说，特别是不能泄露作者的姓名。

1974年年底，当《中国摄影》编辑部把这首诗排出的清样送给她看，她又突然变卦了，不许该刊发表。

直至江青倒台之后，《中国摄影》1977年第一期发表了《中国摄影》编辑部批判组所写《篡党夺权野心的自供状——评江青在照片上所配的一首黑诗》，披露了那帧照片和诗。

《江青同志》是在“四人帮”被捕后出版的。1977年由英国威德菲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公司第一次出版，印了三万五千册，然后又不断重印，并被译成好多种文字出版。许多西方报纸、杂志加以摘载、转载，一时间，江青在西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维特克的《江青同志》，曾被误为《红都女皇》。

据传，《红都女皇》在《江青同志》之前，在“文革”中由一家香港出版社出版。

《红都女皇》没有署名，是在维特克访问江青之后在香港出版的。

《红都女皇》鼓吹在毛泽东之后，江青必定“主宰”红都，成为中国的“女皇”。

令人不解的是，《红都女皇》中，有不少内容是江青跟维特克谈话的内容。是维特克回到美国之后，向外泄露了跟江青谈话的内容，还是中国方面有人泄露了谈话内容，不得而知。

毛泽东见了《红都女皇》，异常震怒。据云，毛泽东写下对江青的批示：

“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

关于《红都女皇》一书，传说是如此“有鼻子有眼”，然而经我多方查寻，却一直没有查到此书。香港的研究者在香港的诸多图书馆查找，也未能找到这本据说是在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

因此，《红都女皇》一书至今仍是一个谜。

还应提到的是，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范思译的维特克著《江青同志》中译本。为了吸引读者，封面上印着比书名更突出的“红都女皇”四字，使读者误以为这本书就是传说中的《红都女皇》。其实，这本书与传说中的《红都女皇》不相干。

不论《红都女皇》一书如何，不过，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她的“女皇梦”，在1972年越做越美。

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1972年4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