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之内打胎两次:历史上的今天（11月23日）

附录1：

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 

11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邹鲁、戴季陶、谢持等人即在北京集会，联名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要求“清党”。2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急电李大钊、王法勤、于右任等，指斥林森等人的分裂行为，要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切实查明。11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急电李大钊等人，取消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邹鲁的代表职权及名义，并将他交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查办。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他们的进一步活动。23日，会议如期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叶楚伧、居正、沈定一、邵元冲、石瑛、邹鲁、林森、覃振、石青阳，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共13人。林森、邹鲁分别担任会议主席。

会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分别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党籍。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取消政治委员案》等决议。会议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

“西山会议”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方等地设立地方党部，1926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处分了邹鲁、谢持等人。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南京成立国民党政府后，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集团合流，继续反共反人民。

附录2：

“七君子”事件 

沈钧儒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迅速沦亡。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严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了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各地群众性的爱国救亡组织纷纷成立。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全国20多个大城市，50多个团体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大会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

同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表示赞同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

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在1936年11月23日晨，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因为这七人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并且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为爱国而被捕入狱的，所以人们把这个事件称为“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领袖被捕，震动了国内外，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何香凝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摧残爱国运动，违法逮捕沈钧儒等七人。各地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也来信来电向沈钧儒等7人表示同情、支持和慰问，要求国民党政府恢复“七君子”的自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内出现了和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救国会所努力争取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局面开始出现，人们都以为沈钧儒等“七君子”必然能无罪释放。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继续把一切爱国运动视为“危害民国”，继续对“七君子”进行迫害。

1937年4月3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顾全国人民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呼吁，竟然宣布对他们7人正式提起公诉，并通辑在美国讲学的教育家陶行知等七人。随后国民党反动派于6月11日和25日在苏州两次开庭对“七君子”进行审讯。

“七君子”在狱中，为了坚持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发表《答辩状》，逐条驳斥《起诉书》中的诬陷，要求依法判决无罪，“以雪冤狱，而申正义。”“七君子”在苏州法庭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据理驳斥司法当局的诬控，把审判长驳得理屈词穷，十分狼狈。审判以审判者的失败，被审者的胜利而告终。

在法院对“七君子”案提起公诉和审判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函电和评论，举行群众集会，开展了更加广泛的营救运动。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还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宋庆龄亲自到关押“七君子”的苏州监狱，要求和他们一块坐牢，以示抗议。由于“七君子”坚持斗争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声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出狱。“七君子”事件到此宣告结束。

日军是“七君子事件”幕后黑手

2004年3月26日上午，再现“七君子事件”七主角形象的大型青铜塑像在上海福寿园落成。

揭幕仪式结束后，邹韬奋女儿、中国韬奋基金会秘书长邹嘉骊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说，现在我们的史书在涉及“七君子事件”时，都说是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但从日本友人提供的1936年日本驻华外交人员给日本陆海军头目的八封密电中可以发现，“七君子事件”的黑手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正是他们的幕后施压，才造成了“七君子事件”。

邹嘉骊还向记者出示了1936年日本军令部（当时日本海军最高统帅机关）的一份内部文件，这是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提供的，因为这些密电时过半个多世纪，在日本得以解密，从而使一些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文件内有当时日本陆海军参谋总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来往的23封密电，其中有八封密电涉及了“七君子事件”。这些密电铁证如山，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幕后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施加了种种压力，并指名道姓地要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这才迫使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七君子事件”。

幕后黑手是日本军国主义

邹嘉骊说，这些密电终于揭开了一个历史的谜团，证实了“七君子事件”的主使者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七君子”被捕前，上海市秘书长俞鸿钧曾对日方表示，沈钧儒等人早已在监视之中，但是要有确凿证据才能加以逮捕。而日本领事寺崎却说“要等确凿证据那将遥遥无期”，必须立即动手，并且以正在待命的日本陆战队相威胁，说“倘使今后再惹起同样事态，说不定将发生不测的情况。”“七君子”被捕后，俞鸿钧立即通知了日方，市长吴铁城还向日方诉说了逮捕之苦心。邹嘉骊出示的这些证据，推翻了过去历史上对于“七君子事件”的传统说法，揭露了日军是这起事件幕后黑手。

日军密电摘录

“七君子”是1936年11月22日相继被捕的，从密电中可以发现，日本参与了“七君子事件”的全过程。在事件发生前4天，密电就称：

“18日下午寺崎（日本驻沪领事）往访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就已发电531号所述与之指出：……（一）逮捕除抗日救国会后台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沈钧儒（律师）李公朴外尚有5人……”。从当时这一密电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日方唆使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23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致本国陆海军电十七（机密第352号）：……今日凌晨已在静安寺路署辖区与法租界分别将李公朴、沉钧儒、王造时三人（都有大学校长名义）及史良（女律师）秘密逮捕……”。同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若杉总领事致本国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第550号密电中指出：“23日上海俞鸿钧就已发电537号（一）项谓寺崎云：救国会后台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邹韬奋、沙千里已于昨22日夜一举逮捕。……”（人民网）

“七君子”的归宿

 “七君子”中，邹韬奋后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于1942年11月到达苏北解放区。然而，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使邹韬奋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邹韬奋于次年秘密到上海治病，后于1944年7月24日与世长辞，终年49岁。1944年9月中共中央致电他的家属，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李公朴于1946年7月与闻一多一起在昆明先后被暗杀，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葵彰为讨好蒋介石派人干的。历史上曾一度认为是军统特务干的。

沈钧儒是光绪进士，“七君子”的领头人，也是“七君子”中最幸运的一个。1949年9月，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举行开国大典时，沈钧儒以新中国首任最高法院院长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病逝。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中，沈钧儒曾被周恩来称为“左派的旗帜”。

1952年8月，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以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建国会副主席。他曾提出“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章乃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笼统地提两面性，不利于调动工商界的积极性，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1957年6月5日起，他的言论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本人也于一夜之间由著名的爱国人士变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1958年1月31日前后，章乃器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仅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后来又被撤销了政协委员的头衔。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0岁。他逝世时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只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当时，“七君子”中的两位健存者——史良和沙千里出席了追悼会。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章乃器的“右派”冤案终于在1980年6月平反昭雪。

沙千里，字重远，上海市人，人称“沙僧”——毛泽东就曾这样称呼过他。1938年，沙千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他随军南下，参加了接管上海市的工作，任上海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9月，他作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等职。1982年4月26日，沙千里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1949年6月，史良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她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路线干扰，刚开始建立的法制遭到破坏，司法部被撤销，史良由司法部长改任人大常委委员。十年内乱开始后，史良也受到冲击，由于周恩来的保护，才免遭厄运。解放后，她将自己在1948年承办一件大遗产案所获得的报酬即在上海的十余幢房屋全部献给国家，另一栋三层楼的60余间房屋则拨给民盟上海市委作办公用。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身后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

在当年的“七君子”中，解放后活下来的有五人，其中王造时是命运最悲惨的一个。王造时在“七君子”中年龄最小。1949年后，王造时的名字曾长期被湮没，与“七君子”中其他人的身居高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是中央对他1941年致斯大林的公开信问题“存有误会”。当年，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苏日中立条约》签定后，他站在中国人民和爱国的立场上，感到“莫大的遗憾”，及时对苏日条约及其宣言中关系到我国领土主权问题表明了态度。解放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建交，两国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和加强，“公开信”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了。

1949年5月，史良北上前夕特地看望他，并透露因为这封公开信的问题“共产党对他有误会”。另外与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一个发言也有关系:“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正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这应该是当时在政协大会上最精彩最有价值的发言，《人民日报》也曾全文刊载。但随后他落了个“自比魏征，向党进攻”的罪名。

因此，他只能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教授，1957年他成为右派。“文革”中（1966年11月2日），王造时被捕入狱，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入狱。1971年8月5日病逝于狱中，骨灰盒上写着他的原名“王雄生”。7年后（1978年2月31日），他获得平反，接着，“右派”也“改正”了。

附录3：

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

2001年11月23日，日本著名左翼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井上清因患肺炎医治无效在日本京都市去世，享年87岁。

井上清是日本近代史和现代史研究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1913年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高知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院国史系。二战期间，他参与了文部省的维新史料和帝国学士院的帝室制度史的编纂工作。战后成为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等组成的历史学研究会的重要领导成员。1950年，他加入刚刚成立不久的日本学术会议。1954年，井上就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副教授，1961至1977年期间担任教授。

井上主张“人民的历史学”，反对国家主义史观。退休后，他热衷于推动日中两国的学术交流事业，为加强日中友好和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作出了贡献。到1985年9月止，他28次访问中国。井上积极参与市民团体的和平反战运动，痛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并且坚决抗议不正视甚至歪曲日本近、现代史与修改历史教科书等行为，被国内外进步舆论誉为日本有良知的历史学家。

井上著作颇丰，他的《日本女性史》、《日本的近代史》、《日本的历史》、《天皇·天皇制的历史》、《部落的历史和解放理论》及《日本的军国主义》等都是学习日本史和研究日本的重要资料。

附录4：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

（建交时的国名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阿尔巴尼亚地图 

建交时的阿尔巴尼亚国旗 现在的阿尔巴尼亚国旗  建交时的阿尔巴尼亚国徽  

现在的阿尔巴尼亚国徽 

阿尔巴尼亚首都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货币 列克 

阿尔巴尼亚石头城

都拉斯亚得里亚海 

萨兰达天然海湾 

布特林特古城内的古剧场遗址 

阿尔巴尼亚风光